推倒摩托车的老人去世，责任追究还应继续丨九派时评

文/九派新闻特约评论员 梅明蕾

“整个事件定性清楚：老人涉嫌寻衅滋事或故意毁坏财物罪，限制行为能力人虽可从轻或减轻处罚，但其监护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现在老人已经去世，照理监护人更应立马行动起来，最起码也须尽快主动与陈先生联系，商量问题解决办法，而不应作驼鸟逃避作派。”

去年6月，上海陈先生的摩托车被一位老人故意推倒，车损过万元，事后老人态度强硬，监护人避而不见，陈先生遂坚持维权。而今年1月28日，陈先生从社区民警处得知，老人已于24日去世。陈先生称，事发至今，未见过老人家属，没有一句道歉，故将继续自己的维权。

据媒体此前报道，陈先生当时报警后，警方对老人作精神鉴定，其为限制行为能力者，但具备受审能力，后当地警方以寻衅滋事为由立案调查。去年10月，案件移交检察院并提起公诉，原定12月2日的庭审因故延期。陈先生坚持追究老人刑事责任，老人已被逮捕。

整个事件定性清楚：老人涉嫌寻衅滋事或故意毁坏财物罪，限制行为能力人虽可从轻或减轻处罚，但其监护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现在老人已经去世，照理监护人更应立马行动起来，最起码也须尽快主动与陈先生联系，商量问题解决办法，而不应作驼鸟逃避作派。

至于陈先生，支持他的维权之外，我更对其抱以同情。车损过万不说，维权半年多的时间里，身陷舆论旋涡，事项推进不力，因承受不同声音的压力，他也被迫搬离小区。如此算下来，其维权总成本恐怕已大大超过直接车损。

当代社会赋予每个人种种权利，而日常社会运行总会产生一些难以避免的摩擦或冲突，往往使人们的正当权利遭到侵害，因此维权便成为当代人最经常不过的行为。

维权行为难易有别，有的维权不涉及人身或财产侵害，只想“讨一个说法”；有的维权则依赖于公众舆论、仲裁部门乃至公检法系统等国家公器的支持。落实到作为维权主体的个人身上，也必须付出包括时间、精力、费用等相应成本。

某种意义上，个人维权成本的高低，是检验社会运转良性程度的指标。以当事人陈先生为例，事情本身其实并不复杂，却因为老人的监护人不出面接洽而导致无法推进。半年多过去了，仍无法打通最后一个环节，维权中的梗阻显而易见。

人们日常所见的类似维权问题不在少数。买到假货，告到消协没有下文；商家宰客，时有投诉无门之忧；更要命的是，有些事项，维权线路图明明白白，按图走下去却历尽千难万难，逼得你要么放弃，要么付出天价成本，维权最终成为一句空话。所以人们有时怕维权，说到底就是怕得不偿失。

维权行为的出现是国民法律意识的觉醒，也是社会的进步，而改善维权环境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政府部门的尽责尽力、社会舆论的良性导向、公众观念的适时转变等等，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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