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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绝大部分人都认同古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但若问中国经济今后是靠投资拉动还是消费拉动好，大概都会说后者。其实，在大部分人的理解中，投资即渔，消费是鱼。虽然投资也被称为是“拉动内需”，但多不属于“最终需求”，投资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增加供给，但若需求不足，则供给过剩。那么，在这轮疫情冲击之下，大家多呼吁基建投资要大干快上，以此来稳经济和保就业。对此，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当前经济环境下供给和需求的基本状况。
每逢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候，大家都对政府的逆周期政策给予厚望，其中基建投资的政府抓手，但2019年基础设施投资名义增速只有3.8%，而年初不少卖方预期可增长10%。记得2013-2017年，基建投资增速始终维持近20%的高增长，也是为了稳增长而采取的逆周期政策。但是，经济减速是自然规律，因为经济存量越来越大了，增量的占比不可能不下降。投资也是如此，之前对GDP的贡献很大，就像一家人买了新房之后，主要开支在装修和买家具家电等，之后的家庭开支主要在日常消费了，如吃穿、文化教育和休闲旅游等。不可能每年都要把地板撬了再铺一次。再者，2013-17年基建投资增速的高增长都不能把GDP增速拉上去，如今，靠基建来拉动经济就更不现实了。看看发达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就知道了，服务业的占比一般都在80%左右，投资对GDP的贡献一般在20%，中国的投资对GDP的贡献是从2013的44%，下降到如今的30%左右。我国拉动基础设施投资，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时间点，分别是在1999年和2009年，前一次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后一次是为了应对美国次贷危机。那么，从逻辑上讲，这次应该是为了应对疫情。但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是否会产生“过剩”问题呢？两年前，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设计了“人均基础设施相对量”这个指标，尝试进行省级比较。对大陆地区31个省区市的铁路营业里程、供水总量、用电量、城市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城市实有道路长度和移动电话用户数等指标来大致刻画基础设施的存量，并根据该省市区常住人口数量，计算基础设施存量的人均水平。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人均基础设施相对量比较（2006-2016）资料来源：WIND，各省市区统计公报，中泰证券研究所
发现，截至2016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人均基础设施相对量分别较2006年增长了90.6%、121.3%、127.3%、84.3%。毫无疑问，中西部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主战场，就人均水平来看，十年间，中部与东部的差距明显缩小，两者比值从61%攀升到了71%；而西部人均基础设施相对量要领先于其他地区，并且领先优势大幅拉大，西部与东部的比例从113.9%大幅拉大至135.3%。也就是说，东部的GDP总量要占全国50%以上，人均GDP也要比西部高很多，但基建投资方面，则西部的人均水平要超出东部很多。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存在基建投资的结构性失衡呢？结构性失衡不等于结构性过剩。但是，从我们的人口流向看，从区域经济比重的变化看，长三角和珠三角无疑是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和GDP比重不断提升的两大区域。这就意味着，有些非经济热点区域的基础设施存在“闲置”的风险。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这些区域被称为“铁锈地带”。因此，基础设施的结构性过剩问题，应该已经出现了。那么，某些基础设施的总量是否也出现了过剩呢？抛开疫情因素不谈，仅从2019年的数据看，我认为某些基础设施还是存在总量过剩的。例如，2019年我国旅客运输总量出现负增长（-1.9%），这与中国流动人口数量的持续下降是相关的。这其中，是否存在二级以下的低等级公路总里程的过剩问题、非核心地区的机场数量过剩问题？此外，还存在经济发展阶段与基础设施之间的匹配问题，基础设施建设太超前了，不仅不产生收益，而且还得付出维护费。从今后的趋势看，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线上服务、快递业务等会越来越发达，如2019年我国邮政行业业务总量比上年增长31.5%，电信业务总量比上年增长62.9%，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比上年增长19.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比上年提高2.3个百分点。因此，基础设施投资肯定是需要的，但得注意结构和趋势变化了。拉动经济增长和提供就业岗位固然重要，但还是要把钱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人口流和货物流的下降或放缓，都与经济增速下降相匹配的，中国存量经济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不太可能以基础设施投资10%以上的增长，来匹配5%甚至更低的GDP增速吧？
最近大家都在热议新基建。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新型基础设施的概念，指出要“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指与高技术产业相关的基础设施。如今，有关文件中的新基建包含了7个行业：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实际上，国家统计局早就把基建投资定义为包括交通运输、邮政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也已经包含了新基建的内容。可见，新基建实际上包含狭义和广义的两重定义：狭义的新基建以科技为核心，重在为即将到来的物联网时代打下基础，主要包括5G基站、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新能源充电桩等；广义的新基建则是“老基建”在新领域的延伸，强调补短板，具体包括城市轨交、特高压、环保等。根据我们对PPP项目投向的梳理，以交通、市政建设为代表的传统基建项目投资额占比在70%以上，仍是基建投资的主力；而狭义新基建的投资额仅占0.5%左右，广义新基建投资额占比约16%，占比并不高。换算成规模的话，2019年狭义新基建的体量仅在880亿左右，且占比相对稳定；广义新基建规模差不多在2.9万亿，在基建中的占比有所提升。 因此，新基建对于GDP的拉动作用是有限的，而且也不能为了拉动GDP而刻意增加新基建投资规模。过去我国有过不少各地一哄而上投资新项目的案例，导致严重过剩。以电信的基站建设为例，过去三大电信运营商都各自建基站，从2G到4G都是如此，导致资源浪费。因此，如今建5G基站，希望能够合理布局，共建共享。
古代的时候，捕捞技术差，鱼多而渔少，因此，授人以渔是合理的。如今，由于过度捕捞，野生鱼类越来越少，大部分都靠养殖，如我国的淡水鱼产量占全球50%以上，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并非是因为鱼太多了，而是有效需求不足，即还是有不少家庭吃不起鱼。我国已成为淡水产品和海产品的出口的第一大国，出口的绝大部分都是养殖的水产品，2018年人均水产品产量高达46千克，然而人均消费量仅有14.3千克，人均消费量同样也远低于其他水产品大国。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显示，韩国、日本、挪威的人均年水产品消费量级在50千克左右，美国、加拿大的人均年水产品消费量级在20千克左右，皆高于我国。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水产品消费量只有7.8千克，然而仅仅是城镇居民消费量的1/2左右，可见，授农村居民以鱼是何等重要。当然，这个“鱼”是广义的，在我国恩格尔系统不断下行的趋势下，居民需要消费升级，如满足休闲娱乐、医疗保健等需求。受疫情影响，我国很多企业都出现客户大幅减少、供应链中断、订单不足等困难，亟需纾困；但另一方面，企业开工不足或歇业，劳动者的收入也会减少，甚至出现就业困难。从前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看，针对企业的各种补助和扶持还是比较多，但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这种救助也只能救一时。因为即便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平均生存周期还是偏短，有说3-5年，也有说只有两年半，还有人说个体工商户的平均生命周期只有一年半，故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就自然会出现，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性的难题，说明授人以渔最好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实施。但授人以鱼——通过补贴居民来提高最终需求，当需求扩大之后，企业的产能就可以释放，企业活过来了，就业人数可以增加，就容易形成正反馈。美国在此次疫情中，也采取了授人以鱼的方式：7.5万美元/年<单身收入<9.9万美元/年，或者15万美元/年< 家庭收入<19.8万美元/年，均可获得补贴；每名儿童可以获得500美元的补贴，一个家庭最多2个名额。英国政府将为受疫情影响而无法领到薪酬的人员支付80%的薪资，每月最高2500英镑；英国的公司还将得到12个月的无利息贷款；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为法国居民减免生活费用，房租、电费、税费、燃气费及税等全免交。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拿出2000亿欧元（20%的GDP）用于缓解疫情的影响，且个体商业免税一年。可见，西方国家为了应对疫情，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方式都有。对于我国而言，授人以渔的难度较大，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企业都能被救助，选择哪些企业救助，哪些企业不救助，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执行效果往往不佳。而我国过去很少采用“授人以鱼”的方式，因为一涉及全体居民的补贴问题，争议会很大，即所谓的“不患贫而患不均”。但是，今年我国经济最大的压力恐怕就是就业，即便没有疫情，中央去年所提出的“六稳”，也是把稳就业放在第一位。中国经济已经从过去的投资驱动，转型为消费驱动，而消费多少取决于收入多少。因此，我建议当前应该加快和加大“授人以鱼”的力度，过度偏重“授人以渔”，可能风险较大，做的不好，还会“竭泽而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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