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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苏东坡传》4、天命不足畏——王安石变法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一个多星期没更新节目啦，其实不说你也肯定知道，那就是我阳了，全家都阳了。这一个多星期给我折腾的够呛，从来没得过这么厉害的“重感冒”。发烧40度，直接给我烧晕在床上昏睡了两天，我老婆每过一小时都要进来看看我还会不会喘气。退烧已经四五天了，虽然没有吞玻璃渣，但一直在咳嗽。好在家里孩子的症状比较轻，烧一天很快就好了，周围朋友家的孩子，普遍症状也都比较轻，现在家里人基本都好得差不多了。

如果你还没阳的话那多保重，虽然不太可能逃得掉，但越晚感染症状越轻。家里面除了退烧药之外就没有什么是必须的，连花清瘟对新冠肯定是没用的，买不到正好省钱了。就连抗原检测有没有都没关系，方便买到就用，买不到就算。

大部分人年轻人的在家里休息都可以自愈，但是家里有高龄老人和有基础病的人还是很危险的，同学们还是要非常小心，我们也陆陆续续看到不少高龄老人因病离世的消息。如果你是年轻人，但凡你还能自己站着进医院的，那大概率就是不用去医院凑那个热闹，遭那个罪了，在家好好休息就好了。

希望同学们都多保重，特别是照顾好家里的老人。想想再过几个月，春暖花开之时，就可以重新回归到3年疫情之前的正常生活，也还是满心期待的。

前情回顾

之前我们说到，苏轼得益于自己此前在科举和制科考试中有优异表现，踏入仕途的第一步，就出任凤翔府判官，相当于市政府办公厅主任。

去到凤翔府，年轻气盛的苏轼和自己的顶头上司陈太守不合，认为对方是在故意刁难和打压自己，于是借用写《凌虚台记》的机会报复暗讽陈希亮。陈希亮看过之后表示，苏轼年纪轻轻，就暴得大名，担心他恃才傲物毁了自己的前程，所以才以长辈的姿态，特地敲打。后来苏轼明白了陈太守的良苦用心，陈希亮死后，专门为其作传，以表敬意。

在凤翔期间，苏轼结识了自己后半生仕途上的命定克星——章惇。

苏轼在凤翔任满三年后回到京都，自己的妻子王弗与父亲苏洵接连亡故，苏氏兄弟再度辞官回家守孝。

妻子王弗是苏轼19岁进京赶考之前嫁给他的，王弗是一个知书明理，聪敏而不张扬的女人。二人相濡以沫，感情极好，王弗是位的贤内助，一直提醒与帮衬着苏轼，帮他明辨人情是非。可惜造化弄人，年纪轻轻26岁就撒手人寰，如果王弗能一直陪在苏轼左右，或许苏轼的后半生就不会如此的坎坷。

妻子离去十年之后，年近40的苏轼写下了感天动地的千古第一悼亡词“十年生死两茫茫……”

三年之后，守丧期满回到京都，等待苏式兄弟的是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这场政治风暴不仅影响了苏轼的一生沉浮，也决定了大宋王朝的国运，这便是王安石变法。

今天我们话题焦点就集中在王安石身上。了解王安石变法，以及变法所引发的朋党之争。

整体经济变革的绝唱

之前我们在解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的时候，专门有一期讲的就是王安石变法。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管仲、商鞅、汉武帝和王莽之后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所谓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就是三个最重要的经济问题，财政、货币和土地全部进行变革，这相当于是对整座经济大厦进行改梁换柱。

王安石变法之后北宋灭亡，南宋第一任皇帝宋高宗赵构重修历史。这场变法之前叫熙宁变法，是用宋神宗的年号命名的。但后来就改成了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因为闯下了大祸的，用朱熹的话说是“群奸肆虐，流毒四海”。怎么能让变法玷污了祖上神宗的英明，那就让王安石一个人顶着。

王安石变法成为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其惨烈的后果，让后来的治国者对激进改革望而却步，谁都不敢再动国家经济的整体结构。从此前的开放、进取与创新，转变为元、明、清的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闭关锁国。

细数历史上数次激进变法，结果都归于惨败，汉武帝最后搞得天下困弊，有亡秦之势，晚年不得已轮台罪己。王莽改革十余年，烽烟四起，人头落地，自己也被以乱臣贼子的名义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最成功的算是商鞅变法，他将整个国家打造成一个耕与战的二元社会，把所有秦朝的子民全部都绑在了国家的战争机器上。追求的是富国强兵，而非国富民强，人民只是强国路上的工具。尽管商鞅最后被五马分尸，而荡平四海的大秦帝国，15年也彻底崩溃。可是商鞅高效强国的手段，成为了始终萦绕在历代治国者心间的幽灵。

林语堂在书中留下了这样一句感叹：“我们必须注意，凡有集权主义提出，无论古今，基本上的呼声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在历史上，多少政治上的罪恶都是假借人民的名义而犯下的。”

熙宁变法

王安石为什么要变法？

宋太祖赵匡胤，吸取了大唐藩镇割据亡国的教训，一改此前的兵在藩镇，把军、政、财大权统统收归中央。这虽然保证了中央集权，但朝廷养兵140万，需要支出的军费规模空前。而且宋朝长期处在辽国、西夏的威胁之下，不得不每年交纳大量的白银、绢布和茶叶，换取短暂的和平。所以当时大宋的财政负担极重 。

宽厚的宋仁宗在苏轼任凤祥判官的时候就去世，宗英宗继位短短4年也去世了，没能有什么作为。苏轼为父亲守丧归来继承大位的是只有20岁的宋神宗。他雄心万丈，极欲富国强兵，于是在1069年，启用了48岁的王安石操刀变法。

变法的大幕一拉开，就遇到了空前的阻力。新法一出台，朝中大臣就因意见不同而分成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

王安石认为，就是要学习商鞅和汉武帝，进行高度集权的国家主义改革。司马光认为治国就应该轻徭薄赋，仁义施政，天下财富就这么多，国家多拿百姓就少拿，变法就是横征暴敛。王安石说我可以做到百姓不用多缴税，国家财政就可以充裕。而在司马光看来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现在我们知道王安石的说法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国家对于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确实可以增加国库收入。

随着变法开启，一旦遇到问题，反对派就开始指责拆台，这也迫使改革派越来越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于是逐渐形成了剧烈的政治斗争，两派各种相互打压报复。

宋神宗坚定的站在王安石一边，可以说是给予了皇权时代，一个皇帝能给与臣子的最大程度的支持与信任。哪怕是朝中的元老重臣，只要反对变法的，宋神宗都不会给好脸色看。

欧阳修对青苗法颇有微词，直接就让他提前退休回老家。司马光的好友范镇因抨击新政而被罢官，愤然上疏为其鸣不平，自己也请辞离开中央，退居洛阳写书《资治通鉴》。

还有三朝老臣韩琦，当年是保着宋英宗和宋神宗上位的，人家韩老丞相那可是有定策之功的。但是那又怎样，不支持变法就靠边，被撵到地方上去任官。

宋神宗对王安石的支持那真是到了六亲不认的程度，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不换思想，我们就换人，谁都不好使。”

当然，作为改革的推进者，无论是宋神宗还是王安石，都必须要有这样杀伐决断的魄力，坚决打击反对派。历代的改革家也都是如此，必须保证目标的明确性和改革队伍行动的一致性，改革才有可能取得成效。

新旧党争

但是这样一来，反对改革的人，引退的引退，罢官的罢官，外放的外放，司马光、韩琦这一类有道德操守的官员全部都被驱逐到了权力中枢以外，那用什么人来继续推进改革呢？王安石不得不大量地启用新人，于是很大一批见风使舵，以权谋私，钻营投机的宵小之辈，就趁机混入了变法队伍。

后来王安石新党一派，都是些什么人，吕惠卿、曾布、章惇、蔡卞、蔡京，这些人最后都写进了大宋王朝的奸臣录里面。

王安石颁布了几十条改革法令，在开始的时候确实令国库迅速地充盈了起来，但经过长时间的执行之后，却完全背离了当时制度设计的初衷。具体为何？同学们可以去听之前解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讲王安石变法的那一期。

当然了，变法失败，朝堂之上的一众宵小自然“功不可没”。

这次变法，王安石自己搞了几年，之后他被罢相，宋神宗自己操刀又搞了一段时间，前前后后加起来17年，国民经济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1085年，宋神宗驾崩。到这个时候，大宋是不是就能借此机会改弦更张，不再折腾，好好过日子发展经济可以吗？不行。

宋哲宗继位的时候只有10岁，实际掌权的是宋神宗的老母亲高太后。她一直觉得熙宁变法就是在胡闹，朗朗乾坤给搞得乌烟瘴气。她执政之后，尽废新法，新党倒台，旧党翻身，司马光被请回来主持大局，这段时期叫做元祐更化。意思是宋神宗元丰年间的做法有太多的弊端，现在需要用宋仁宗嘉佑时代的政策来补救。现在高太后上来，把原来做错的事情都更化改正，所以叫元祐更化。

8年之后，高太后去世，18岁的宋哲宗亲政。他上台之后，改元绍圣。意思是我要继承我老爸宋神宗的遗志，把他老人家没有完成的改革事业继续下去。于是新党再度翻身，旧党再次倒台。

没过几年，宋哲宗又死了，弟弟宋徽宗继位，宋神宗的老婆向太后摄政。改年号为建中靖国，意思就是我占个中立，你们新旧两党不要再争了，大家好好的让国家安定下来行不行？说是这么说，但这段时间既不建忠也不靖国，向太后还是倾向于旧党，又开始扶持旧党上台。

垂帘听政没搞几年，人又没了。宋徽宗亲自上来干，改元崇宁，被崇尚的这个宁，又是宋神宗熙宁变法的这个宁。我还是要坚持我爹的那一套，政治方向又转向新党。

所以，王安石变法之所以流毒不尽，不是他在经济层面造成的破坏有多严重，而是让整个北宋政坛陷入到无休无止的党争当中。就是翻烧饼，来来回回地折腾。而且在残酷的党争之下，整个官僚系统完全的堕落失效，哪里还有什么变革方针，对错是非，家国天下，统统都没有了。有的只是我上来了怎么弄死你，你上来了怎么让我永世不得翻身。

拗相公-王安石

在书中，林语堂给于王安石这样的评价。这个人非常的勤勉，是宋朝的重要诗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世之术，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

他是一个完全不注意自己饮食仪表的人，实在是邋遢得不成样子。苏洵在《辨奸论》说王安石是“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说他穿着奴仆的衣服，吃着猪狗的饲料，头发蓬乱得像囚犯，表情哭丧得像家里有人去世，却在大谈诗书。

宋仁宗也特别看不上他这点，说有一次，皇帝宴请大臣有美酒佳肴，同时大家需要在池塘中自己钓鱼，专门准备了鱼饵放在桌子上的金盘子里。王安石不喜欢钓鱼，他直接把盘子里的鱼饵吃得精光。宗仁总事后不高兴地说：“一个人也许会误食一粒鱼饵，但怎么可能把鱼饵全部吃光？非君子所为。”

其次，王安石是一个懂得为自己长期谋划的人。王安石21岁就考中进士，他得到宋神宗重用的时候已经48岁了，其中有20多年的时间他一直谢绝朝廷的提拔，甘愿在地方任官。

这二十几年来，王安石就成了一个传说，文章写得又好，在地方上政绩又出色。关于他的消息不断地传回京城。王安石每谢绝朝廷的一次提拔，他在朝中的声望就上涨一次。最后朝廷上的官员人人都想一睹王安石的真面目。他韬光养晦，等待隐忍，为自己积累了深厚的政治资本。

当时老一辈的大臣像是富弼，欧阳修都对王安石颇有好评。但苏洵和张方平却觉得认为王安石这样的人将来会成为国家的一大害，于是才写了那篇《辨奸论》。

其实在宋仁宗时期，王安石就曾上过万言书，系统阐释自己的改革思路。但仁宗皇帝看完之后便束之高阁了，之后才有了王安石一再拒绝进京为官。

在得到宋神宗的亲信，两人决定发动变法的时候，王安石就在宋神宗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他说一定会有人阻挠改革，即便是古代的圣君尧舜，身边都有“四凶”，四大奸臣。当年尧舜就是杀了这四大奸臣，他才能有所成就的。这个种子被种下之后，一旦有人出面反对变法，司马光也好，韩琦也好，苏轼也好，宋神宗脑子里首先想到的就是“四凶”。

所以，我们看到王安石是一个非常懂得长远谋划的人。

再有，王安石这个人冷酷无情。号称“拗相公”，容不得任何的反对意见。所谓“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但凡对变法有微词的，无论之前多好的交情，一律翻脸不人。前面我们说过的，欧阳修和韩琦，对王安石是有提携之恩的，但他掌权之后打击起这些老前辈，也毫不留情的。

还有一个叫韩维的，和王安石同一年考中同榜进士，两个人关系特别好，可以称得上是莫逆之交。宋神宗当太子的时候，韩维是太子师。经常和太子在一起议论朝政，每逢太子赞同的时候，韩维就说：“这并非是臣之意见，而是王安石的意见。”所以，宋神宗从做太子那会就非常的器重王安石。

但即便是这么好的关系，韩维对变法提了一点意见，王安石立刻就与韩维绝交，上书弹劾，贬出京城。甚至就连自己的弟弟王安国反对变法，当哥哥的那都是翻脸不认人。

对王安石的另一大指控，是他对御史台的肃清。

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构，作用就是代表舆论给当权者提点批评意见，有点像现代的新闻舆论监督。监察机构应该是能随时向皇帝进行告诫规劝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能宽宏纳谏，一个不高兴皇帝可以任意处置御史。所以他们个人是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的，却还要尽职尽责的进谏规劝，处境何其艰难。

变法启动之后，御史台不断地发言掣肘，王安石索性对御史台进行大清洗，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反对者统统下课，全部换成新法的支持者。

令人惋惜的变法失败者

从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副宰相，开始操刀变法。5年之后，到1074年的时候，激进变法的种种弊端显现，又赶上天灾，大量饥民流离失所。一个叫做郑侠的皇宫门吏，看到成群的流民从东北逃到了京都，他就把灾民的惨状画成了图，呈现给皇上。宋神宗看到有的灾民半裸着身体，忍饥挨饿，在狂风暴雨中艰难的跋涉，有的男女正在吃草根树皮，还有的戴着铁链，扛着瓦砖薪柴去卖了缴税，宋神宗眼泪都掉下来了，万没想到新法竟至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郑侠献《流民图》就成了变法失败的一个标志性转折事件，宋神宗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临走之时，王安石推荐一手提拔，非常信任的吕惠卿接替自己。可这个吕惠卿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他当了宰相之后，为了防止王安石东山再起，想尽办法要搞掉他。

先是诬陷王安石与一个亲王叛乱，后来又把与王安石多年的往来信件中，关于变法事宜有意隐瞒宋神宗的内容全部整理好，一并端到了宋神宗面前。这让王安石彻底失去了皇帝的信任，这也宣告王安石变法的彻底失败，他最终还是被自己一手提拔的小人所出卖。

王安石这个人，在道德上可以说是无可挑剔，他不贪婪权力，视富贵如浮云，即便当时大权独揽，也从来没有利用权力满足自己的私欲，可谓是公忠体国，志虑忠纯。王安石的悲剧也是无可奈何，他要把这么激进的变法付诸实践，就必须打击一切的反对者。

他始终有一个幻想，而他所做的一切，都以实现这个光辉灿烂的幻想为归依。他所追求的，不是太平繁荣的国家，而是富强有力的国家，向南向北，都要开疆拓土。他相信天意要使宋朝扩张发展，一如汉唐两代，而他自己便是上应天命成此大业之人。

王安石确实是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改革家，这样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却勤勤恳恳日以继夜的把国家引向了灭亡。他是一个困于雄心而不能自拔的人，成为自己梦想的牺牲者，王安石的美梦一开始发展扩张，而后破裂成浮光泡影，最后消失于虚无缥缈之中。

那这本书的主人公苏轼在王安石变法中遭遇了一些什么呢？下期节目，我们再继续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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