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以来神话在西方心理学中的作用
神话最早表现出了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黑格尔说，斯芬克司之谜代表了一种高贵的传统，这是人在向精神呼吁要认识自己。人类从此开始了对自身的无尽运思。“正是通过神的形象，人才第一次发现这种自我意识。通过他对神之直觉这个媒介，他将作为能动主体的自身同活动的单纯内容及物质产物分离开来。”当这种自我意识经由笛卡尔的“我思”主体演进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之际，遭遇了深重的危机，由此进入“哲学终结”的时代。“欧洲近代哲学留给现代思想的一个众所周知的难题是：主客体关系以及相关的二元思维模式，这个模式在其他的古代文化中（包括在古希腊的文化中）都没有出现过。”在心理学正在成长成形的时代，现代心理学之父冯特未经反思便将其吸纳进内省心理学中，由此铸成传统心理学一直未能超越的前结构。我们尝试在弗洛伊德之后神话学的界限中解构这一难题，并以此探讨以神话消解理性形而上学的抽象主体如何可能，从而寻求作为其他可能选择的心理学新形态。
主体形而上学
的先行奠基
笛卡尔在哲学史上确立了自我是一个真正的、独立的存在，并把它“规定为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这种作为晚近历史建构的主体被赋予了超越历史和空间的普适性质。海德格尔在其《尼采》中指出，笛卡尔式主体的发明是人的解放需求的内在必然。因为新兴力量需要一种全新的确定性，以取代基督教的天启真理，从而将自己从宗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笛卡尔运用理性批判的绝对怀疑方法论为建构我们的知识找到了一个绝对可靠的阿基米德点（Archimedes' Point）。“有一件事是确实的，那就是我怀疑或思维，对此是不能怀疑的。”一切可疑，惟有“我思”主体是不能被怀疑的。其本身是一种不需要说明的先验和终极之物。质言之，笛卡尔理性批判的思想形变代表了一种根本性的范式转移。
它意味着人类整体及其历史趋向将从基督教思辨性的基于信仰的真理形式中解放出来，走向一种建立在主体形而上学境遇中的以存在者之被表征形态为枢轴的全新的真理观念。恰恰正是根据这种被表征状态的本质基础，现代人在世界图景中的统治地位才成为可能。笛卡尔通过其彻底的理性批判确立了人类纯粹根据自身，而不是包括上帝在内的其他任何假设来决定自己本质的尝试的极端可能性。人成了一个除了自身存在之外别无依傍之物。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的完成。
“怀疑意味着存在一个怀疑者，思维意味着存在一个思维者，即一个思维着的东西或精神实体。”思维者既是守护现代科学的“主体”，又是其研究“客体”。“人以模糊的形象出现了，作为认知和知识的客体,被奴役的君主，被观察的观察者，他处在属于国王的位置。”这就是从笛卡尔以降影响深远的主体形而上学的内在诉求。在冯特那里它被发展成意识心理学，从而开创了作为现代科学的心理学。其实无论是欧陆的理性论还是英伦的经验论，都凸现出这种主体形而上学的特质。它预设了逻格斯的终极在场。世界由此被分裂成感性世界与概念世界，现象的事物与本质的事物。在此视域中，“语言表达的意义被归结为由说话的主体指向客体：或指向感性的对象，或指向抽象的概念，总之，都是指向在场的东西，前者是变动不居的在场，后者是永恒的在场。”意义的产生必须以在场性为最根本的条件。故而没有任何对象的无意识，或者不符合逻辑概念神话，在其看来都是没有意义的。同时主体形而上学把主体想象为一种先验实在，也就把现实的文化错误地理念化了。
质言之，理性主义的人类学之梦就是塑造作为主体的人。这种人的形象是由基础主义、表征主义和普遍主义铸模成型的。作为现代性的根本特质之一，表征主义以理性的和知识的态度看待一切并赋予其绝对的优先权。
上手状态/在手状态之纠缠
但实际上，我们日常所与的对象看起来似乎是与主体彼此对立的、预先摆置在主体面前可以直接现成把握的作为“在手状态”（Vorhandenheit，presence-at-hand）的无声客体，然而实际上支撑起这一切的恰是隐藏其后的，更为根本和基始的我们始终浸淫于其中的“上手状态”（Zuhandenheit，readiness-to-hand）。这种并非单纯在场的人与之打交道的东西，使可以直观的某种具体在场之物成为可能。故而意识对在场的存在者的表征始终是不完全的。当代具身认知研究的新进展发现思维大都是无意识的，存在是在世的（being-in-the-world），世界是肉身的（flesh of world），故而表征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并无一一对应之关系。这种在场的主体形而上学忽视了无意识现象、忽视了不完全表征、忽视了主体（理性）的历史文化属性，因而遭遇了深重的危机。
心理学中
的主体幽灵
质言之，这场危机在于笛卡尔式的主体形而上学走向了“终结”。 恩格斯说：“自然科学家满足于旧形而上学的残渣，使哲学还得以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正如文德尔班敏锐地指出的那样，此时的哲学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他将财富都分给了女儿们，自己却被放逐到荒原之上。“19世纪中叶，传统哲学中的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都已成为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的专门研究领域，并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关于人的精神的、心理的、认识的活动，关于人的本性，关于人的实践等研究领域，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科学’还没有成为实证科学”。而正是冯特致力于把恩格斯的预言变成现实，通过心理学实现了“历史科学”的实证化。
自然科学以实证主义的名义轻松摆脱了形而上学的紧张思辨，但是心理学不得不接过被“终结”的哲学抛来的烫手山芋—“意识”。冯特认为心理学的任务是研究意识并探索控制心灵的独特规律。但是这里的“意识”实际上不过是笛卡尔“心灵实体”在近代心理学中的新变种。“冯特意义上的德国心理学是对传统哲学心理学思想的直接继承。它对它所研究的意识(经验)的理解，本质上是传统哲学的，那就是近代以来无论经验论还是唯理论的哲学，将意识视为某种独立于身体而自足的实体存在的那种理解方式，亦即笛卡尔哲学关于心灵实体的设定。在理论本体论意义上，笛卡尔的心灵实体是不可能与物质的身体发生相互作用的。”
冯特的心理学之梦是面对自然科学对他所理解的传统形而上学的巨大冲击，在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承诺层面上主动接纳现代自然科学的理想图景，创建一种能够描述和说明人类心理生活的全新理论体系，以此应对思辨哲学的“终结”。为反驳胡塞尔等人将心理学家逐出哲学系的呼声，他认真地做出自辩式的回应，而其“全部论证的基础，即他的这样一个学术理念：(实验)心理学乃是本来意义上的哲学。传统的思辨哲学必须接受改造、并被改造成(实验)心理学才能成为科学，才能取得进展”。这样冯特就给心理学带来了两个潘多拉的盒子：科技在心理学中异化为意识形态，这种决定性结构已经预设了所有心理学问题的可能答案；掩蔽了近代哲学危机的实质，屡使笛卡尔的心灵实体假科学之名义借尸还魂。
现代认知心理学吸收人工智能、认知神经科学等新兴自然科学成果，以计算机模拟或联结主义模型探究认知过程，这在心理学研究方法上是一次重要的突破。然而它是在传统内省心理学意识观的基础上引入了现代科学技术和研究方法，并且仅仅是引入某种先进“方法”，所以其革命意义只是方法论上的。“有些心理学家认为现代认知心理学是实验心理学在推翻行为主义的统治后向早期实验心理学的回归”。这种回归如果缺乏对冯特乃至主体形而上学意识观的批判，其出路不外有二。一是再次被另一种形式的行为主义取代；二是完成加尔颅相学的现代形态蜕变，将心理活动的定位从颅骨转移进大脑皮层乃至基因尺度，这就为美国心理学家丘奇兰（Paul Churchland & Patricia Churchland）夫妇所代表的科学主义形式搭好了跳板，“神经生理学将取代和废除心理学”。心理学依旧深陷重围。
认知被计算主义者描述成仅仅是人类头脑中的符号信息处理过程。它虽然发明了一堆时髦的现代术语，然而质言之，仍不过是笛卡尔以降由冯特在心理学中确立的心灵实体的现代翻版。认知科学难逃一种新心灵主义的责难。事实上，在50多年的认知科学的发展中，人们一直致力于思考人类认知的本质，破解主观的意识经验如何可能与可被客观描述的自然事件相关联这个“世界之结”。其消解有赖于在哲学视域清理笛卡尔以来给心理学深刻影响的“我思”主体观念。于今心理学确实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了，但是相当多的误解是把这种独立视为自此与哲学分道扬镳。心理学从1879年诞生以来危机频仍，我们可以看到其根源在于不是认为心理学与哲学殊途同归，就是认为心理学与哲学互不相容。
冯特以来的心理学家鲜能在哲学视域考量心理学得以成立的前提与界限，所以他们或者直接接受了冯特的意识观（从铁钦纳构造主义到奈塞尔的认知心理学），或者完全否弃了冯特的意识观（比如华生的行为主义），从而深深陷进了冯特预设的前结构，始终处在不祥之夜。冯特终于没能完成取消“我思”主体这个使命。黎黑公允地总结道：“与精神分析和适应心理学不同，意识心理学已不再与我们共存了……在它的发源地，意识心理学在试图把自己建成一门独立学科时屡遭挫折。”
后主体时代
的神话向度
弗洛伊德之后的神话学研究呈现出与主体形而上学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迥异的理论旨趣。米哈伊尔·巴赫金曾将心理学划分为两个维度，即以冯特为代表的主观心理学和以华生为代表的客观心理学。但是两者都未能给心理学提供合法的学科起点。而弗洛伊德被单独列出，尽管是在批评的意义上，因为弗洛伊德别树一帜，将语言引入了深度心理学。“弗洛伊德的整个心理学结构，其基础是建立在人的语言话语之上的……他力图在话语本身中发现行为的真正动机：病人本身应该把深层‘无意识’告诉他。”倡言“回到弗洛伊德”的拉康使语言和无意识的关系更为紧密，他的著名警句是“无意识是像语言那样被结构起来的”。诸如语言、神话和原始文化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体系中具有颇为特殊的地位。
他在《梦的解析》之第三版序言中直接指认了这些思想资源的重要意义：“我也许要大胆地预言此书(如果需要的话)以后改变的方向会和现在有何不同；它们会和想象的著作、神话、民间传说，语言的大量材料有更密切的关联。”这预示了一种作为其他可能选择的心理学形态。
从笛卡尔等人起直到康德的哲学，主要地甚至唯一地以数学、物理学等作为知识典范。这种以逻辑的思维为枢轴的知识型认为自身代表了人类最根本的思维方式乃至存在状态。笛卡尔就是以“我思”主体这惟一不能怀疑的终极在者为逻辑起点，效仿数学的方法去把握清晰明确的知识，由此建立了理性主义的水晶宫。如此一切为这种思维方式先行奠基的存在都被搁置了，逻辑的思维自身就是一切。“正在思考的我不能是疯的”，人可能发疯，但思想（作为以观察真理为己任的至上主体的运作）却决不能是疯的。于是真理只存在于理性的界限内。
水晶宫——理性主义的胜利纪念碑
“这种在近代的笛卡尔主义中得到加强的理性主义否认任何前逻辑的理解……无视在前古典时代的神话的丰富意味以及在理性话语中的神话因素……”天性敏感而善于咏歌的诗人，对之也许更为痛心疾首：
难道不是吗？所有的魅力都要消失
如果只和冷冰冰的哲学为伴……
哲学会把天使的翅膀剪断，
用规则和方法把所有的神秘洞穿，
天上不再有鬼魂，地下不再有地精
彩虹也不再飘扬。（《普赛克颂》节选）
理性主义的独断，不但使心灵变得日益琐碎和苍白，而且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济慈在这首诗中，对希腊神话中的女神普赛克这一心理学的词源表达了无比崇敬，并以此寄托他对以神话作为理解自身的方式的世界、对古希腊人虔诚的爱的怀念。同时他还以一种难得的快乐主义精神表达了他渴望超越现实和理性的决心。即使终日浸淫于概念分析和抽象思维中的哲学家，对理性主义高度紧张的逻辑的思维有时候也是忍无可忍。罗素说他逃出黑格尔的阴影后终于懂得欣赏树木葱郁、鸟鸣啾啾。
事实上，“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我与其他所有既定、确定物的区分，并不是由笼统、尚未分化的生命感向自我意识发展的过程中所取的唯一形式”。以主客二元对立为逻辑思维的阿基米德点的思想进路，绝非是自我意识历史发展的不二途径。“自从纯思维赢得了自己的领地和自己的自主性法则，神话世界似乎已被超越和遗忘了。”建基于理性批判的“一般认识论，以其传统的形式和局限，并没有为人文研究提供一个充分的方法论基础。要使认识论的这种不充分性能够得到改善，认识论的全部计划就必须被扩大”。一旦把哲学思考引向神话等领域，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异其趣的文化景观。
卡西尔将理性批判的救赎置于对神话世界的重返之上。与理性的批判所倚重的逻辑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神话的重要特质就在其以“隐喻思维”(metaphorical thinking)为拱心石的“神话思维”之中。这里被卡西尔带到前台的隐喻思维较之于逻辑思维更为根本和源始。神话思维同样也具备形成概念的功能，不过其运转的不是逻辑思维那样的“抽象概念”，而是生动的、具身的“具体概念”。神话（Mythos）指涉的乃是“活生生的世界”，是一种艺术性的、直接的生命的“体验”；而逻辑思维（Logos）建构的则是只有血管没有血液的“概念”的“体系”，一个试图吞没现实的“空洞的容器”，一只写在黑板上的黑格尔式的不会叫的狗。逻格斯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空无化、概念化的世界，使神话世界中水乳交融的“思－在”同一关系彻底分化，彼此对立，“在”成了“思”的对象，而“思”自身成了“空”“无”——乃至“不存在”。
“‘语言’这一人类思维的‘器官’就其本质而言首先就是‘隐喻的’(语言是与神话相伴才发展起来的)，语言的逻辑思维功能和抽象概念实际上只是在神话的隐喻思维和具体概念的基础上才得以形成和发展的。这就意味着，人类的全部知识和全部文化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建立在逻辑概念和逻辑思维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隐喻思维这种‘先于逻辑的(prelogical)概念和表达方式’之上。”弗洛伊德使心理学进入了神话和语言等被逻格斯长期掩蔽的领域，并启发人们采用解释学、知识考古学、话语分析等时间性方法重塑了心理学的新形态，成为人文科学研究的重要范式。如果说逻格斯及其在心理学中的表现一直以心理学科学化的主导力量自居，致力于通过追逐客观知识整合心理学，并以科学之名放逐了神话，专注于可以实验操作和测量的人格、智商、脑功能和结构等等。那么作为文化批判源头之一的神话，则启示我们追问以神话作为人类理解自身之方式的传统是怎样消失的，以及精神科学认识的真理诉求怎样由此而受到那种对它来说本质上是异化的现代科学方法论尺度的支配。
以概念和心理表征为基础将世界对象化的主体形而上学思考绝不是自有永有的自然形式。世界之存在恰恰没有主体化思考那样的心理表征，然后供数学将之表征为真理。神话呼唤着人回归自身的本真始源，实现人的无法化约为概念的生命张力，它预设了一种向源初的存在趋近的本质力量，以拒斥科学同一性逻辑的收编。神话避免预设任何固定和现成之物，而且由于它的前概念、前范畴、前反思的性质，其自身也根本不是某种现成之物。恰恰相反，它要把所有现成的、固定的死结重新解开。它不是闭锁，而是开启。它是一种疏松的、流动的、多孔的褶皱。主体逐渐成为一张传统理性主义的干枯沙滩上被神话的潮水冲刷得愈加模糊的面孔。
弗洛伊德曾说：“精神分析代表了对人类自尊的第三次打击。第一次打击是哥白尼论证了人类并不生活在宇宙的中心；第二次打击是达尔文证明了人类像其他任何动物一样，是自然的一部分……第三次打击是他自己提出的论证，即人类的自我不是他本身的主宰。”弗洛伊德击碎了笛卡尔式的自我理性自律的神话，人不再是一种理性的高贵动物，而是被某种无意识欲望构造出来的症候。
弗洛伊德实际上继承并实现了尼采所瞩望的解放神话时代的野性的企盼。作为晚近历史建构的主体的消解为作为野性之表征的身体的解放打开了藉由溢出的理论缝隙。在主体形而上学的视阈中，身体不过是生理学意义的作为心灵实体暂栖之所的躯体（corpus），一种惰性的、被动的、机械的皮囊。然而实际上，身体是比心灵实体更为基本和源初的存在。它的构造方式决定了我们怎样认识世界。这种力比多（libido）的洞见促使弗洛伊德将冯特那里的躯体重新转换成野性而肉感的身体。对应于“形而上学的精力的消耗殆尽”，力比多学说使笛卡尔以来灵魂的高度紧张得到了释放，身体得以有可能挣脱理念的枷锁复归于神话时代的野性与力量。尽管有自我的调节与超我的限制，但本我“还是以其野性的力量在西方世界泛滥开来了，而人类则成为一种患上了神经官能症的动物。”主体死了，我们发现了身体。弗洛伊德解放野性的呼唤在西方思想界引起了广泛的回响，他在几乎每一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冯特试图以内省心理学回应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却旋即被胡塞尔等人强烈呼吁赶出哲学系。而弗洛伊德则敏锐地直面这场哲学危机的核心问题，开创了独领风骚的文化时代，于风云际会之时成为文化英雄。“精神分析学不同于意识心理学，它幸存下来了。”
转载自“人心哲学”
微信号：psychosophy
排版｜段文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