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福利的穷人不是懒就是蠢？这种看法完全经不起推敲！
本文转自微信公号：美国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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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临风
人们心目中的“福利大妈”多半是黑人。
“社安网”（social safety net，“社会安全网”）是美国联邦政府保障居民生命和福利的辅助机制。美国的社福制度（社会福利）则是“社安网”中重要的一环。社福是辅助穷人的机制，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三大类项目（细节可参考《维基》：Social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社安网”的项目，除了社福外，还包括老人福利、失业救济、医疗健保和收容无家可归，等等。
在美国我经常听到这类抱怨：那批“福利大妈”（welfare queens）比我还高档，用粮食券（food stamp）购买龙虾、牛排。政府凭什么拿纳税人的钱养活这批寄生虫？
我在微信上也看到类似的论调：“吃福利的就像是被宠坏的孩子：我不想辛苦读书、工作，因此落入贫困之中，我酗酒、吸毒，但社会应该供应我一切需要。我有尝试各种生活方式的自由，但社会应该为我提供一切生活所需。如果我因此患上致命疾病，社会就应该尽力医治我，哪怕医疗费用达到天文数字。”
这类话背后通常有四点含义：第一，吃福利的人多半是少数民族。第二，贫穷是懒惰造成的；第三，社福奖励懒惰、惩罚勤劳，造成“巨婴心态”；第四，社福是政府财政的沉重负担。 本文的目的就是在指出，这四点都是迷思。其它迷思，例如非法移民吃福利。基本上，非法移民没有领社福的权利，在此不多讨论。
首先，这个世界肯定有人因懒惰而贫穷，也肯定有穷人滥用社福，福利制度肯定也并不完善，无法完全避免舞弊。不过，若是认为：“贫穷是个道德问题”或是“社福败坏穷人”，这些观点就值得商榷了。
民主党与共和党对富裕与贫穷原因看法的对照。
从上面皮尤2017年的民调我们看出，保守人士（conservatives，以共和党为主）认为问题出在穷人本身。例如，众议长保罗·莱恩在2014年，以及2012年总统竞选人罗姆尼都曾多次如此表态。开明人士（liberals，以民主党为主）则相反，认为贫穷是环境的产物，个人能够改变的有限。
主张自由至上主义的茶党（共和党内一支）立场更为尖锐，以《钟形曲线》的作者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为代表，他认为社福是许多社会问题的罪魁，从青年失业到婚外生子。
凯瑟家族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和《华盛顿邮报》2017年6月的民调发现，基督徒比其他人更容易认为，贫穷的因素是不努力（46%对29%），白人福音派持这种看法的比例则更高（53%）。骨子里，蔑视、仇视领取福利的人，这种心态或许反映一个更深的理念：社福是与所谓“新教伦理”（韦伯）相违背的。
教会外面的布告：“懒惰和贫穷是表兄弟”。
现在让我们逐条分析上面四点观念。
吃福利的多半是少数民族吗？
“福利大妈”这个词是里根1976年竞选总统时编造，用来嘲笑芝加哥贫民区（黑人）吃福利的穷人。事实上，如果城市里的贫民是以少数民族为主，那么，乡镇里的贫民就以白人为主了。以粮食券为例，领粮食券的各色人种都有。从下面图表看出来，白种人的总人数并不少。原来“福利大妈”并不一定是黑人。
各种族拿粮食券的人数（农业部，2013）。
事实上，在目前经济结构之下，乡村白种蓝领阶级的问题尤其严重，他们属于科技发达和全球化下被遗忘的“底层人口”。他们不但经济上依赖社福生存，而且前途黑暗，家庭破裂、酗酒、毒品、自杀的比例很高，这是因为白种人的期望值高。今天，药物成瘾和过量的受害者大多是白种的蓝领阶级。
俄亥俄州一对年轻夫妇药物过量，开车途中昏倒，孩子在后座（2016年9月）。
经过2017年的税改，联邦赤字增加。为了减缩开支，国会很可能要大力缩减“社会安全网”的支出，穷人将会首当其冲。
贫穷是懒惰造成的吗？
教宗额我略一世将“傲慢、嫉妒、愤怒、懒惰、贪婪、暴食、色欲”定为“七宗致死的罪”。自从第六世纪起，西方世界把懒惰看成是一种严重的道德缺陷。除了那些身体有残疾的人以外，如果贫穷是懒惰的孩子，那么，穷人岂不都是道德有缺陷的人吗？
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雷玛·汉娜（Rema Hanna）与三位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仁于2015年在哈佛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题目是：“推翻‘领社福的是懒人’的刻板印象”。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政府的金钱补助不会减低受众的工作意愿。他们研究的对象包括6个中南美和亚洲国家。
从实际法规来看，美国“按需求补助”的社福措施，例如：“妇女，婴儿和儿童特别补充营养计划（WIC）”、粮食券（SNAP）、“贫困家庭临时援助计划（TANF）”，这些都有很严格的限制。
例如，TANF是1996年克林顿总统签署颁布的“福利改革法案”设立的。接受TANF的人必须在接受补助两年内找到工作，单亲家庭的父母必须每周工作30小时，双亲家庭的父母必须每周工作35-55小时。个人终身最多领取五年。
接受社福补助的穷人的工作分布，有52%在速食店打工。
很多穷人不是不愿意工作，而是缺乏技能，或是工资太低。
社福制造“巨婴心态”吗？
很多人以为，接受社福的人滥用毒品。然而，好几个研究证实，这个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例如，2014年，田纳西州开始检验那批申请补助的人，发现800人中只有1位是使用毒品的。这个数字远低于社会平均。滥用毒品不是社福造成的。
2016年，一个保守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与《洛杉矶时报》的共同民调发现：
有87%赞成，穷人应当去找工作或参与训练课程，穷人有81%也如此认为。
有65%认为大多数穷人工作努力，穷人有72%认为穷人工作努力。
有57%认为穷人工作难找，穷人有71%认为工作难找。
将近一半的人（包括穷人）认为，因为设计不善，政府的补助使得情况更糟。
今天的实际问题并非大面积的懒惰，而可能是蓝领阶级的工资太低，往往需要打好几份工维生，压力太大。社福法令需要修订，鼓励人进修转业，减少打工者的负担，等等。这些是治标。
更重要的是设法坚固穷人的家庭结构，增强社区的社会资本，避免恶性循环。这些是治本。
社福是联邦政府的沉重负担吗？
让我们先研究一下，美国联邦支出的分布情形：
川普上台前，2016年联邦支出分布图。
第一，“社会安全保险”（Social Security）支出占24%，这是支付给退休老人的生活费。理论上，该款项来自退休者在就业期间长期缴付的“社会安全保险税”，这个税像是长期存款，从每个月薪金中扣除。退休时开始支取，所以不应当归类为社会救济。
它今天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联邦政府透支，长期从“社会安全信托基金”挪用（高达数兆元），掏空了信托基金。因此，它今天实际的运作是：用今天就业人员所交付的保费去支付退休老人。但由于人口的老龄化，粥少僧多，“社会安全保险”的支出逐渐成为联邦政府的负担。
第二，占26%的健康保险项目中有四大类：“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的款项来自就业者每月缴付的税金，主要用来支付退休老人的医疗；“医疗补助”（Medicaid）是用来补助贫困者的医疗费用；加上“儿童健保”（CHIP）和奥巴马全民健保。这四大类开支是文明社会的良心必须，可以微调，但是不能取消。这是为什么自川普总统上台以来，虽经过无数努力，仍然无法废除奥巴马健保的原因。
第三, 真正属于社福的项目占联邦支出的9%，仅比退伍军人和联邦雇员的退休金多出1%。
如果从GDP的角度比较“社会支出”的花费，根据《卫报》的调查，美国在发达国家中的排名相当低，只占GDP的19.4%。这里，“社会支出”除了社福项目以外还包括“社会安全保险”，以及“联邦医疗保险”，等其它大项。
“社会支出”占GDP的百分比。（英国卫报，2013）
不但如此，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局的估计，社福的花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会逐年下降。真正威胁联邦透支的是“社会安全保险”（人口老龄化），“联邦医疗保险”（医疗费用飙升），以及川普政府不断调高的军事费用。因为事关票源，国会或许不敢大肆裁减老年人的福利，因此社福受到裁减的可能性最大。
大陆出身的一些华人，或许因为自己从来就没享受过国家提供的保险和福利，因此一味地嘲笑这类支出，认为它纵容穷人、老人，儿童和残疾人，这种酸葡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而不可解的是，一面自己接父母来享受福利，一面又批评穷人和难民。
社福与“新教伦理”相悖吗？
社会学家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提出了“新教伦理”的概念。以清教徒的加尔文主义职场观为代表，韦伯用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讲道与著作为依据，说明基督徒不可浪费上帝所赐的生命与光阴。基督徒一方面看重劳动的价值，一方面重视节制。更由于职业是上帝的呼召，职业的目的是：荣耀上帝并对个人生活有利。这就是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的工作观。
那么，是否努力工作的人就应当，或比较容易排斥“周济穷人和弱小”，认为穷人咎由自取呢？答案是否定的。
法国人托克维尔在1840年出版《美国的民主》的第二册中写道：“我曾看到美国人为了共同的福祉做出极大、极真诚的牺牲。而且，我至少有一百次看到，只要有必要，他们几乎都会忠实地彼此扶持。”他认为，由于新教信仰的缘故，美国人远比欧洲大陆要慷慨，要热心公益。显然，“新教伦理”没有抹杀人的同情心和怜悯心。这种自发自动的乐善好施的情怀正是美国文化的特质。
那么，既然基督教影响了美国私人和非政府机构的乐善好施，政府该当如何处理贫穷问题？这就是政治理念间的差异，也就是保守和开明间的分野。
那么，哪一个更接近基督教的信仰原则呢？
在新约圣经的写作时代，犹太人是被统治的族群，所以并无前例可循。不过，旧约时代的犹太人是“政教一体”的。那么，作为领导，摩西是如何吩咐的？居住在迦南地的犹太人是怎样对待那些非犹太人的？
根据“美国希伯来语会众联合会”出版的《妥拉》（The Torah，即基督教的《摩西五经》）的解释，在近东的历史记载中，照顾孤儿寡妇是各民族统一的习俗。所谓照顾孤儿寡妇，也就是照顾那个时代社会上的“穷亲戚”。
不过，去照顾那些寄居异地，无所依靠的异乡人，也就是照顾那个时代中那些非亲非故的居民，这是《妥拉》的特色，也就是后来犹太国的特色。
根据《妥拉》上的注释，“怜爱寄居”的观念，在整个旧约里至少提到过36次。所谓“寄居的”，也就是“非我族类”的非犹太人。
摩西提醒犹太人，你们曾经也是寄居的（移民），因此必要记住寄居者的困境。
第一次提到这个概念是在《出埃及记》23章第9节：“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作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
接着，《利未记》19章33-34节：“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不但是“不欺负他”，而是“爱他如己”！
另外，《申命记》10章18-19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这里“孤儿”应当翻译为“无父之人”）
摩西至终没能进入迦南地，但他重复交代后代子孙，要他们注意照顾衣食无着的外乡人。《妥拉》中唯一另外重复提到的观念就是：“爱上帝”。可见，在犹太社会中，这两点是最重要的律令。
这种信仰传统一直传递到耶稣的时代，耶稣用“这些事（照顾穷人）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这个比喻来着重地表达同样的理念。并且说，那些不照顾穷人的人应当受到上帝的审判。也就是说，从耶稣来看，不懂得尊重、照顾穷人，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社会是失职的，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的本性。
使徒约翰晚年也劝告人们：“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约翰一书》3章17节）
今天那种声称穷人、残疾者、难民和异族人不值得受到照顾的说法，肯定不是从基督教来的。有这样想法的人或许并不了解基督教，或者他们的政治归属高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眼中没有“小弟兄”，他们只看见“福利大妈”和“龙虾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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