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依靠理论界、新闻界和从事实际工作同志的紧密配合，这场讨论终于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在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四十周年之际，观点流推送《走进新时代的序曲 | 真理标准讨论纪概》系列连载，一方面是再次重温这段历史；另一方面，也愿国人在今后能继续弘扬该文的精神，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美更强。

本期推出第五篇连载《本报内部消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的前前后后（下）》，后续内容将在本公号上以连载形式呈现，请点击上方蓝字关注“观点流”公众号接收后续内容。

本报内部消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的前前后后（下）

△  文章修改的前前后后（2）

怎么办？恰巧这时胡福明从南京来到北京参加一个理论讨论会，报社决定请他本人来修改。恰在这时，杨西光的得意门生、复旦大学毕业的江春泽，抽调到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筹备组工作，江春泽前来给杨西光通风报信，说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正在着手撰写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于是决定请孙长江、胡福明一起来商讨。

1978年4月13日晚，在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杨西光、胡福明、孙长江、马沛文、王强华围坐在一起，议论风生。胡福明和孙长江二人，看上去年龄相差甚大：胡的头发已花白，有的牙齿已脱落；孙是一头黑发，显得年轻。其实，二人年岁差不多；胡福明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系并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时，孙长江已在研究班毕业留校任助教了。所以胡福明见到孙长江时，常常要叫一声“孙老师”。可惜，当时没有派员作记录。不过，王强华当时还是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杨西光的发言要点：

完全、准确毛泽东思想体系。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就有。我们党的历史上王明路线。

提高一些。毛——想继承符合马列原理。同时也是发展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本身的作用也要讲。指出寻找真理的明灯。途径。本身不是检验标准。理论本身。理论实践关系。

本文讲了三部分：理论；本身；现实；可以讲得更明确些。结构。最后一部分放在什么地方。高潮。在揭批“四人帮”中间出现的问题。流毒的尾巴仍在最后。例子本身少一些，论述多一些。例子太长，就有些沉闷。如何对待经典著作。联共党史的话。真理、路线与实践。明朗：真正高举毛主席旗帜。注意：完整、准确毛——想。二条  符合基本原理。实践检验。怎样研究探讨毛——想。

两个凡是。理论作用。

这记录虽然残残缺缺，但看得出来，思路还满清晰和完整的。

大家商定，稿子仍由胡福明自己修改。他于4月15日把改写的稿子送到了《光明日报》，就回南京去了。这可算是第6次修改了。所改的稿子增加了批判“四人帮”的内容，增加了阐述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的内容，但文章仍保留了原来的三大段结构，没有能把4月13日大家议论的意见充分反映出来。马沛文、王强华只好在4月28日又修改出一个稿子，即第7稿。这一稿将文章的结构由原来的三大段改为四大段。

第一段：论述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

第二段：论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第三段：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怎样用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

第四段：论述是否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是否正确执行马克思主义路线，都要由实践来检验。

修改过程中，曾一次次打出小样，每次小样都在理论部部分同志中传阅、征求意见。当时不同意发表这篇文章的只有一人。他认为，“观点我同意，但是不能发，发出去就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

据马沛文后来说，当时这批编辑真理标准文章的人，自己也正处在探求真理的激情里。这个意见没有影响文章的发表：只是提醒我们把文章改得再好一些，改得无懈可击。

4月23日、24日，杨西光、马沛文再次讨论了20日的改稿，并作了修改。这已是第8次修改。第七八两次修改的稿子都送给了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和当时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

第七八次修改的稿子，基本上反映了4月13日晚大家讨论的意见：

——文章从题目到内容都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别无其他标准。与此同时，孙长江也在20日的改稿上把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把题目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主题进一步深化了。

——文章突出了邓小平关于要完整地、全面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观点，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20日修改稿的第三部分，在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45年中，一直根据实践来检验《宣言》的时候，增加了这样的话：“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后来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在23、24日的改稿中，改得比较含蓄：“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定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结论都不能改变”。

——文章阐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指出了理论的巨大作用，又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们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

——文章的结尾部分明确指出，“科学无禁区。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强调现在确有“禁区”，有待于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来把它冲破。

△  文章修改的前前后后（3）

在第8稿送给当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的吴江和孙长江之后，杨西光又到中央党校与吴江、孙长江交谈，之后三人对文章的基本观点认识一致，都说修改后的第7、第8稿写得有勇气，但理论逻辑上差些，要把它理好，并加以提高，还要进一步突出马克思主义有生命力，要永葆青春的思想。接着商定，为扩大文章的影响，定稿后，先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因为凡是在《理论动态》发表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的审阅。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见报。这个意见后来由吴江请示了胡耀邦。胡耀邦爽快地答应了。当时，中央报纸上许多重要文章，如以社论或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要送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审阅，那就很难通过；而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可以避免送审。而且，这个名义还隐含着文章出自某权威人士之手的意味，很受读者注意。再者，文章论及的是如此重要的问题，再用个人署名就不合适了。

与此同时，杨西光又分别拜访了首都新闻界的负责人胡绩伟、曾涛、华楠，向他们通报了这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得到了这几位同行的支持。并商定：《光明日报》发表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第二天转载，新华社转发通稿。

随后，孙长江在吴江的指导下，以第8次改稿和他们原拟写的文章的构思为基础，并根据这次讨论的意见，又作了一次修改和润色。这已经是第9次修改了。这次修改，与第8次修改比较，改动的地方有：

对第8次改稿作了较多的文字删削，约有一半多的段落是改写和重新调整过的，使文章的逻辑更加清楚，文章叙述更加精确流畅；

对真理和社会实践作了简洁说明，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

增加了毛泽东在1958年修改他3年前写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个别提法的例子。这个论据的补充，不仅使文章的说理更显充分，而且显得无懈可击；

加写了文章的最后一段，指出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强调不能“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要求大家“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研究新问题，进行新的伟大长征。

文章还分段加了小标题，使读者一眼就能抓住每段的中心。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孙长江修改完毕后，吴江在阅完此稿时又作了一些增改，并于4月27日在稿子第一页的天头上注明：“请即排印十五份［送胡（耀邦）、杨（西光）、作者——航空发出］五月十日那期用。”

胡耀邦审完后，5月10日的《理论动态》第60期就全文发表了。原来文末注有“《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本刊作了些修改”字样，并照此印发一部分。在印的过程中，中央党校有同志提出意见，认为文章不少段落已经重写，修改过程中胡福明又没有参加，听取他的意见也来不及了，而且其中有些重要观点已是历次修改人的，再署原作者名字已不恰当。经再三斟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决定将原注改为“《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

1978年5月11日，这篇历时7个月，前后修订10次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一版下辟栏位置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出后，在当时引起了怎样的社会反响？“一个严厉的电话”又是怎么回事？

请继续关注下期《一石激起千层浪 | 真理标准讨论纪概（六）》。

【未完待续】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陶铠 张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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