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与哈耶克的功利主义

经济学是功利主义科学，在经济学中，对错真伪善恶都是功利主义概念，使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是因为经济学是一门功利主义的科学。虽然米塞斯与哈耶克都是功利主义经济学家，但还是有所区别，下文将予以说明。

在说明米塞斯与哈耶克的功利主义之前，首先比较一下奥派与主流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奥派的功利主义更多的是形式化的或逻辑功利主义，而不是基于计算总效用思想之上的功利主义。奥派并不假设效用可比较和加总。奥派没有效用函数概念，但主流经济学中，个体可以被简化为效用函数，并且有帕累托最优与福利经济学等以社会总效用为基础的概念。在主流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政策基于总效用思想。一种政策被选取，是因为它有助于社会效用（公共利益）。如美联储采取量化宽松或低利率政策，是因为它认为这样做有助于公共利益，很多经济学家也这样认为。还有，科斯在解释制度时，也是采取这种功利主义方法，认为一种制度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它的社会总收益大于社会总成本。可以说，主流经济学的功利主义是最大化的、均衡的功利主义。相比之下，奥派是一种过程的、演化的功利主义。或者说，主流和奥派的功利主义有着不同的方法论基础。

哈耶克强调“演化”，他认为有效率的制度是在演化过程中筛选出来,这被称为文化选择。在他看来，有助于公共利益的制度不是某个人设计出来，而是无数个体行动的非意图结果，因此社会是“有机的”而非“机械的”。社会科学的存在，是因为其研究的对象是这个有机的过程。

米塞斯的功利主义强调的是个体的“认识”，而非制度的演化。一种制度是否对自己有利，要经过个体的判断。制度进入个体的目的-手段框架，是个体的选择对象。但个体不是与生俱来就知道什么制度对自己有利，他需要借助于“知识”（经济学提供的因果关系）才能知道这一点。这种知识的获得，使个体具有了理性。这与哈耶克相区别，因为哈耶克认为个体遵循演化产生的规则获得了理性。米塞斯是更强调个体要运用自己的理性，个体不是盲目接受经验产生的规则，这是一种更为主动的理性观，这一点哈耶克似乎并不怎么强调，他的理性观是比较被动的。

由于个体的利益在于分工合作。因此，最重要的是了解有助于分工合作的法则，有关这种法则的知识是经济学提供的。了解这种法则，是正确认识自己利益的条件。如个体不能了解这种法则，也势必无法对不同的制度是否有利于自己做出判断。可以说，文明的含义就是一个社会中的个体知道什么规则有助于自己的利益，相反，野蛮或愚昧就是对此无知。

米塞斯强调的是“理性”，而哈耶克强调的是“无知”，但两者并不冲突。人的无知性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对具体的或经验意义上的无知本身不构成人类改善福利的威胁，而是分工合作的条件。相反，只有对人类分工合作法则的无知才是威胁。这种意义上的无知是应该避免的，也是可以避免的。

这样就区分了法则和具体的规则。法则是先于个体认识和行动而存在的，是经济学（行动学）揭示的，是先验性的，而这里说的规则是行动的结果，是经验性的。对法则的认识也是形成“好”的规则的前提，米塞斯更强调这个前提，他不会否定具体的规则是经验的，也不是可以人为设计出来的，在这点上他与哈耶克肯定是一致的。法则的重要性在于揭示了“社会的因果”，如门格尔所意识到的，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是人类繁荣的原因，这种因果关系既包括自然科学的因果关系，也包括社会科学的因果关系。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出现的“好”结果是遵循了市场经济的法则（私有产权制度）的结果。我们可以想象，如继续坚持计划经济时代的产权制度，国人再怎么行动也不会演变出“好”这结果。只有当先验的法则得到认识并被遵循时，好的规则与好的结果才会以超出个体预期的方式不断涌现出来。

哈耶克不仅强调演化产生的规则，也是强调普遍的或抽象的规则的，如他认为政府不能垄断某种服务，应该允许市场主体和政府平等竞争，这可以视为一个法则。还有，如他的《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中也强调了“原则”。不过，他是在经验层面说明这种普遍意义上的规则，而不像米塞斯那样，在主观主义的和先验的层面上说明。

根据米塞斯的功利主义思想，理性不能理解为“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这其实是对理性的否定，也可以看做奥派与芝加哥学派的一个重要区别。试想在计划经济时代，那些在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从一般意义上说，他们的利益怎么可能和市场经济时代相比？或者说，他们在计划经济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并不是理性的，这会强化这种对他们不利的制度。他们的理性应该是努力去改变计划经济。

在米塞斯看来，有助于自己利益的制度并不是自动演化出来的，或者说，不是行动的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认识”社会合作原理的结果。如一个国家的国民缺乏这种认识，那么即便几千年下来，它的制度演进也是停滞的，也演变不出好的制度来。相比之下，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全面揭示了这种原理，从而产生英美现代文明。在这点上，奥派不仅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有相同的认识，并且为他们提供了理论支持。

米塞斯与哈耶克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确实，像哈耶克说的那样，个体事先并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结果，但是，如要出现“好的”结果，必须首先认识“法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社会合作原理。如在大跃进开始时，人们以为会出现好的结果，但出现的是非常坏的结果，这是由于缺乏对法则的认识。由于缺乏这种认识，导致瞎干蛮干，这样自然不会有好的结果。相比之下，在改革开放开始时，人们也不知道后来会出现这么好的结果，但由于是遵循了市场法则，这种“好”的结果也是必然会出现的。因此，如想出现好的结果，其手段并不是去直接追求那个结果，而是认识和遵循法则，这样“好”的结果自然会出现。

注：朱海就的《真正的市场》一书结合了米塞斯与哈耶克的思想，提出了“行动与规则”的分析方法。各大电商平台都有售，先知书店有签名版。该书由张维迎与哥本哈根商学院福斯教授作序，共17章，35万字，《财经》杂志和《南方周末》等刊载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