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式公意，经不起推敲

近代世界人民主权的潮流，一般都认为源于法国革命，而法国革命的政治理想又多源自于卢梭。除了正面的意义，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他们的负面作用。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发表于1762年，法国大革命和人权宣言发生于1789年，法国第一部宪法制定于1891年，随后又有1893年版宪法。

但是期间和其后的一百多年，一直好走高调理论和暴力极端，折腾不休，并不是我们一般宣传的那样一路顺风顺水地进步。

暴力革命、共和制和帝制复辟，交替出现，每一次每一方无不自称“公意”的代表，对公权无不用尽其极，直到暴力的普遍化。对内是这样，对外扩张和征战也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即使常常屡战屡败。实际上直到二战以后的第五共和国，才形成比较稳定和成熟的局面。

由此可见启蒙运动的老家也是出了大问题，那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是如何高调标榜的：

1.“公意”绝对高于“个意”。

2.人民在组成国家的契约中把自己个人的权利全部让渡于全体。

3.代表公意和人民的国家，因此万能而不受限制。

4.国家愈万能，愈不受限制，人民愈幸福，因为国家或公益的本身就是代表了人民的福利。

5.相反，任何团体或个人皆不得行使人民未明白授予的权利。

6.社会差别只能建立在公益基础之上。

7.政府侵害人民权利时，人民有革命之权。

审视他们的理论，对照历史的教训，我们来逐条分析批判。

1.离开具体的“个意”，和可操作、可统计的“众意”，根本不存在人格化和神圣化的“公意”和国家意志，“此乃玄想家自欺欺人之词，为事实上绝不可能。”（张奚若文集）

2.每一个个人通过社会契约，让渡给集体或国家的权利，只能是自己所决定的一部分而不可能是全部，家庭生活、职业赚钱、文化娱乐、社会自治等等都不可能全部让渡给国家。而且在温饱之后，个人的价值系统，既复杂又先后排序各不相同，怎么可能进行简单的加法汇总而成为所谓的“公意”。

3. 他们没有区分抽象的国家和具体的政府之间的区别。个人希望通过政府获取的利益既然是有限的，就不可能赋予它无限的权力，而必然只赋予他相应的有限的权力。

4.既然不存在人格化的神圣化的国家意志，既然已经区别了抽象的国家与具体的政府，那么人们都知道由具体的个人所组成的政府怎么可能是万能的，这不仅是因为组成每届政府的具体人的素质不可能十全十美，而且因为政府规则的不完美性和财政收入的有限性等等。

一个能力有限而且一定存在自身缺陷的政府，其权力如果不受限制，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千百年的历史教训早已证明了。

5.不受限制的权力一定会走向它良好初衷的反面。政府的权力应是有限的，只能在法律所赋予的范围内，所谓“权力在法治下”；而个人权利是无限的，只要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所谓“法不禁即自由”。而不能完全把二层关系颠倒过来。

6.人类只要有社会，有市场交易，就会有差别，其中的许多差别，包括收入差别，是中性的，既不伤害别人，也未必直接有利公众，只要遵循不损害别人的法律即可。更何况市场经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隐形地促进公共的利益。如果在反对身份制和特权造成的不平等时，极端地认为，凡是社会差别只能建立在公益基础之上，那么社会生活就必须处处经受权力的审查和判断，因为只有他们有代表公益的话语权，和定夺的权力。如此，就是“均贫富”的全面管控和计划经济。

事实上19世纪中叶，巴黎就办了大型的官办工坊，最后以失败告终。

7.“公意”的绝对至上，以及强硬和暴力的行政贯彻，自然不允许对政府权力进行日常、细致的限制和监督，也就放弃了及时的批评反馈和纠错，有意或无意地、间接或直接地，放任政府犯错，甚至打击异己和各种批评。直到矛盾总爆发，只能用暴力革命或起义的过激方式，进行你死我活的改朝换代，那就于时已晚，两败俱伤了。

还好还有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的批评。但是历次共和，也是跌跌撞撞、进进退退，好不折腾。其国民性陋习难改，一方面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喜欢包罗万相的玄学和宏愿，浪漫和热情有余，热衷短期的一次性运动。缺乏低调的、可操作、可落实的持续努力和改进，包括司法的坚守。无论官方和学者喜好居高领下，高调宣告，依仗全能强权的大行政，而缺乏横向平等的政治和市场竞争。缺乏个人和团体的自主、自立和分域自治；缺乏平视竞争对手，与对手立契、守信的耐心和韧劲。

相比之下看英国，从1215年“大宪章”之后，就逐渐摸索出一套权力平衡和日常的、可操作的法治道路。尤其是从1689年光荣革命和制定“权利法案”之后，一直比较稳健地进行改良式发展：努力通过契约和司法，去消除具体的罪恶和苦难，建立一个公正的法治环境，让百姓发挥自己的能力去更好的追求自己的幸福，而不是谋求扩大行政手段去引领和代替他们，去建立宏大的幸福。在这一点上也就是自力和他力的关系，英国的国家属于新教，更强调个人的自主自力，自负因果；而法国的国教是天主教，更依赖从上而下的强势的外力作用。

让我们来看一个保障个人权利的例子。与法国不同，英国历来更注重于具体落实每一个案例的司法公正，即著名的“普通法”系统。

古老的“人身保护令”就是这样一种法律手段，无论何时，只要有人称某英国人或外国人被非法剥夺人身自由，法院就会签发令状，把受侵害者带到法院，如果他有权享有自由，法院就会将他释放。任何对权利的侵犯，都必然使侵害者遭受监禁或者罚款；无论何人，也无论他是否受刑事指控，只要涉嫌被非法监禁，而且有某个人愿意站出来为他申冤，他就一定能让案件得到公正调查，如果确属冤枉，即可恢复人身自由。（参见英国法学家戴雪《英国宪法研究导论》）

同样在这样的环境下，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之一伏尔泰被迫害的不幸遭遇就不会发生，或很快就会被纠正。事实上也正是有了这样一个环境，卢梭本人在本国遇到迫害时也去英国避难。甚至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党人，也是在本国受到迫害在法国被流放之后去了英国，并在那里安居下来，并成就了他们的事业，恩格斯为此还写了诗句“向自由的英国致敬吧”。

这充分验证了“个人权利及其争取，并不是宪法规定的，而是宪法产生的基础”，个人的人身安全、财产保障是这样，个人的出版、结社自由也是这样，因为在英国法律里面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限制，所以自然就是自由的，只要不违反其他一般性的规则。法国启蒙运动的一些著作，在国内受查禁，还是在英国得以正常出版的。

在这样的法治环境下，才产生了英国那个时期井喷式的科学和技术发明，才保障了层出不穷的企业家，消除了他们利用新发明和扩大再生产去冒险的后顾之忧，才发生了世界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在现代文明中起了火车头的作用。

我国的政治传统与法国更相似，即使五四以来的启蒙运动，都深受法国的影响，自然缺乏对卢梭等法国启蒙思想和制度的反思和批判，也较少受英国的影响。所以一路走来也是磕磕碰碰，曲折艰难，直到改革开放。

大家都知道，启蒙运动给我们带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却不知道还应该有另外两位先生：法治和市场经济，所以至少应该是“四位先生”。

可幸的是近几年国内理论研究发生重要的调整，对休谟、亚当·斯密、洛克、柏克、孟德斯鸠、波普尔、哈耶克、米塞斯等人及其理论，以及相应的历史阶段和正反教训，重新深入研究和深刻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