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的无用功

社会并不是可以任意建构的对象，而是有原理的。如果一个社会要想繁荣，那么就必须遵循这样的原理，而不能无视它。这个原理就是自发秩序的原理。一个增进个体幸福的社会，是以自发秩序为特征的。传统的知识人不明白这个原理，导致他们几千年来都是做无用功。

传统知识人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他们把社会视为“制度”（道德、伦理和法律）概念，而不是“自发秩序”概念，即只看到看得见的，没有看见后面这个抽象的事物。他们认为社会的“好”“坏”在于制度（如道德伦理），而意识不到制度要与原理相符，这就导致了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解释或建构制度，或保留他们认为的“好”传统。他们所认为的“好”制度或“好”传统，可能只是维持了一个给定的社会秩序，而与自发秩序的要求相冲突，这最终会导致社会的停滞。

他们不清楚，在“制度”或“传统”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原理，所有的制度或传统，都要与这个原理相符，这个原理就是自发秩序的原理。与自发秩序不符的制度或传统是野蛮的，因为生活在这个制度或传统中的个体，他们的境况是不能得以改善的，所以，重要的并不是制度或传统本身，而是与自发秩序的原理相符的制度或传统。因此，如果只是保留了某种制度或传统，那不是什么功绩，使制度和传统朝着增进个体幸福的方向改善，才是功绩。

他们不断地在制度（如儒家在道德伦理，法家在国家的管理制度）上做文章，但并没有使制度朝着改善个体境况的方向改善，这是由于他们对自发秩序的原理无知导致的，对这一原理的无知，使一代代的知识人都做了无用功。

二是他们使用的是历史主义方法。他们不是使用一种确切的理论（那种使自发秩序得以可能的经济学）来解释世界，而是根据经验来解释世界，这种解释是没有理论依据的，必然具有任意性，如他们根据自己认为的“好”，或服务于自己或某个人的目的来进行解释。这种历史主义方法指向建构主义，而建构主义的同义词是“制造乌托邦”，其结果是文明的停滞。

传统知识人虽然在不断地解释历史，但他们只是让历史不断重复，这是由他们所使用的历史主义方法决定的。只有跳出历史主义的方法，而转向用自发秩序的理论来解释或理解历史时，传统才能朝着与自发秩序相符的方向转化。

要让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生活得好，就不能任意地、根据自己认为的“好”来建构制度，把这种制度施加于社会，这等于对上述“原理”的无视。社会的本质特征，不是制度（道德、伦理、法律和文化等等），当然更不是生产力、科技，而是那个使自发秩序得以可能的原理。

当这样的原理被认识和遵循，使得一个社会的制度不断地朝着符合这一原理方向演化时，一个以自发秩序为特征的社会的出现才是可能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体的幸福才有不断增进的可能，这样一种个体幸福不断增进的状态，才有理由被称为文明。因此，对文明的“经验性”解释将是损害文明的，对文明的理解必须建立在上述“原理”之上。

只有看到社会的“原理”，才能看到社会的“整体”，看到一个社会朝着那个方面演化，才是增进大众幸福的。而传统知识人，他们是“经验性”地认识世界，这导致了瞎子摸象，他们不清楚一个社会朝着自发秩序的方向演进才是合理的，因此，所有的制度都应该放到是否有助于自发秩序这样一个背景下来审视。

如果无视这样一个背景，那么他们对于建构或保留何种制度的建议都将是“盲目的”和“任意的”，他们所建构或保留的制度，极有可能阻碍一个社会朝着更加靠近自发秩序的方向演进，使个体的幸福不能得以增进。这样，这个社会的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进步都会受阻，因为所有这些进步事实上其实都是自发秩序的产物，你阻碍了自发秩序，当然也就阻碍了所有这些方面的进步。

文明最终是正确认知的结果。传统知识人对社会何以可能与存在的原理（自发秩序的原理）是无知的，这导致他们对社会的任意建构和任意地保留传统。

与这种原理相关的知识是至关重要的，但它却被忽视了。比如国人很重视科技方面的知识，但完全无视这种知识的存在，他们以为，一个社会可以在无视这种知识，不遵循这种原理的情况下得到发展，这是完全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