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学问的三方面

讲到学问，应有个大范围，如我们坐在此礼堂，每人只占一坐位，只在此礼堂中的一把椅子上。学问应有大的天地，或学工，或学商，或学理科，或文科，一人也只占一个坐位。但外面大的天地，我们不得不先知道一些。我下面所讲，已经把此大天地缩小范围，只讲今天大学中文学院方面的。从前中国古人讲学问，把来分成为三个部门。一称义理之学，一称考据之学，一称辞章之学。今天文学院里文、史、哲三科，正与此三部门相应。这个分法，并不包括自然科学在内。提出此学问三分法的，乃在清代乾隆时，有两位可说是当时的大学者，一是戴震东原，一是姚鼐姬传。戴震是经学家，姚鼐是古文学家。他们同时都说学问应有此三方面，即义理、考据、辞章。因那时清代学者，自名他们所讲是汉学，来反对宋代的理学。汉学重考据，理学重义理。我们也可说，在西方学问没有到中国来以前，中国近一千年来的学术上，有此宋学与汉学的两大分野，一是义理之学，一是考据之学，而同时又另有文章之学，学问就如此分成了三部门。

但姚、戴两人又有同样一个意见，说此三者不可偏废。如讲义理之学，不能废了考据、辞章之学。讲考据之学，也不能废了义理、辞章之学。但此是否即是戴、姚两人的意见，此层还得分说。我想三者不可偏废，应可有两个讲法。一是说学问之类别，如说此人喜讲义理之学，此人喜讲考据之学，又有人专讲文学。如诸位进文学院，分选文学、史学、哲学三系，学问正可分此三大类。不能专有此一类而偏废了其他的两类。此是从学问类别上讲。但亦可从学问之成分上讲，任何一项学问中，定涵有义理、考据、辞章三个主要的成分。此三者，合则成美，偏则成病。如治文学，不能没有义理，诗文写得尽好，不合义理总不成。同时也不能无考据，一字字都该有来历，这亦即是考据。如讲史学，当然要考据，讲历史上每一事，都该有考有据，但亦不能讲来无义理。又该讲得清楚明白，有条理，有分寸，这即是辞章之学。所以任何一项学问，只要成其为学问，则必包括此三成分。

照理讲，义理之学似乎所占地位最高。我此处所讲义理，并不即如我们今天讲思想。义理当然要思想，但思想并不即成为义理。义理也不即如西方人所讲的哲学，双方也有些不同，今天不能在此细讲。

中国人讲义理之学，主要都推尊孔孟。孔子一生梦寐以求者，有一个周公。孔子说：“甚矣我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年龄老了，精力衰了，晚上不再梦到周公了，可见他对周公是一辈子心向往之的，那不要一番考据工夫吗？孟子说：“乃我所愿，则学孔子。”孟子距孔子，已三代一百年，不也要一番考据来了解孔子的所言所行吗？其实老子、庄子、墨子、先秦各位大思想家，都有他们一套考据。他们的思想言论，也各有来历，各有根据，都不是凭空而来。那亦即是考据。

至于所谓辞章，诸位当知，一番义理，即是一番思想，思想即如一番不开口的讲话。中国古人说：“有德必有言”，言就该是辞章。试举一很易了解的往事。在民国十七、八年时，我家住来一个小学生，这小学生此刻亦在台北。四十年前，他姐姐带他到我住的那城市来读书，即住在我的家。这小学生下了课，姐姐督促他用功，督促甚紧。那小学生有些不开心，或说是生气了，在他笔记本上连写“打倒”“打倒”几行字。姐姐看见了，不断啜泣，乃至大哭。我问她为何哭泣，她把事情告诉我。我说你不能了解你弟弟，他心里有些不开心，何必过分计较。她说不开心尽可，不该要打倒我。我说这因他在学校里所学得的文字不够用。他心里不开心，只能用“打倒”二字来表达。你看外边满街满巷贴的标语，不都用“打倒”二字吗？他心里不开心，或许有些讨厌你，不懂得该怎么说，就说了这“打倒”二字。在你看来很严重，在他到处见此二字，不觉得严重，这是你误会了他。经我此番解释，他姐姐还是好好地督教她弟弟，后来她弟弟进了大学，又到美国去留学。直到两年前我来台北，他特地来看我，问我还记得有他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可是这“打倒”二字，在当时已成为学术界一口头禅，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上一番大而真的流行思想，发生了绝大影响，绝大作用。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心中丢不掉此两字，甚且在无意中每易见之于事实。

诸位当知思想亦都从文字说话来。一个人的文章和说话，慢慢到另一个人脑子里，会变成为思想。所以我们用一个字，讲一句话，总该有分寸，有界限。称赞人，不要称赞得过了份。批评人，也不要批评得过了份。这是讲话作文的义理。有人主张文化自谴，但自谴得过了份，也成一大病。到此刻，却很难救药。

中国一向自称为是一个文教之邦。文亦有教，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全世界各民族讲话，能行得最远的，只有中国。中国人讲一句话，论其幅员之广，则像一个欧洲。远如黑龙江、云南、福建、新疆，都行得到。若论年代，自周公、孔子传至如今，已越三千年。若从古就流行着“打倒”二字，你要打倒我，我要打倒你，哪能有今天的中国？中国古人早懂得讲话要有义理，也可说讲话要有艺术。写文章当然更如此，不能拿起笔来随便写。写白话文，当然是可以，但白话也得成文，也得有艺术，有义理。讲话又要有本有据，那是考据之学。讲话要恰到分寸上，即是辞章之学。说中国是个封建社会，要设法改进，此亦是一说。若迳呼打倒，则竟不知将如何般去打。又如说孔孟儒家思想有些不合时宜，此当逐项提出，研究讨论，却不该便说要打倒。何况说：“打倒孔家店”，究嫌轻薄了。又说：“只手独打”，此便看事太易。又说：“只手独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此似施耐庵《水浒传》中语。学问思想，究贵严肃细密，与说部中的英雄行径不同。《水浒传》是元、明以来说部中第一流作品，但元、明、清三代治文学的，终不以《水浒传》与李、杜诗、韩、柳文相提并论。此中亦自有一番义理，自有一番分别。今人却又要说打倒旧文学，打倒死文学，于是又进而说要打倒旧文化。打倒二字挂在嘴边，但到底还是打不倒，然而影响却大。那些影响，又却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我此刻讲辞章之学，“修辞立其诚”，正是一主要项目。诸位莫认为口里讲的，写出便可是文学。老子说：“直而不肆”，说话要直，固不错，但不该肆。肆则无忌惮，《中庸》称之为小人。所以我说讲义理之学，应该同时要有考据有辞章。至于史学，自要考据。即如今天报上一条新闻，也该有考据，不能凭空捏造。史学主要在一个是非，有事实上之是非，有评判上之是非。要是非不谬，那都有关于义理。不辨是非，如何来讲历史。历史又很复杂，小说上说一枝笔不能同时写两件事，多方面的史事，能一条线讲下，此处便要辞章之学。

文学辞章之内容，主要在人之情感。今人喜欢说纯文学，但纯文学正也不能缺了情感。情感上有哀有乐，一天内有哀有乐，一生中有哀有乐。情感有真无伪，乐须是真乐，哀须是真哀，否则成为无情感的冷血动物。无情感，还讲什么文学史学。乃至于理学。即学自然科学，也要有情感，只把情感寄放在实验室里。文学情感则表现在人群社会中。但情感也不可以偏而不正。情感过了份，也是要不得。故中国古人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快乐过了份，便称淫。悲哀过了份，便称伤。不仅伤了自己，也会伤了别人。所以情感该有分寸。把情感表达在文字上，文字也该有分寸。如“哀而不伤”这四字，用白话来说，便有些麻烦。因白话把“哀”“伤”两字连用，便辨不出其间之分寸。此刻我们大家使用白话文，也该有人来把运用白话的方法仔细下工夫，好指导人一条可遵循的路。当知辞章之学之背后，便有个更高的义理。没有义理，不成文学。而文字混淆，则义理亦混淆。说话亦得有一番义理，说话中所用字，亦该有考究。如我上举那小学生用“打倒”二字，实非他内心情感上之真意义。误用文字，会使人失其本心，误入歧途。中国人一向所讲的“文教”与“名教”，确曾在此方面下了不少工夫。

至于辞章之学何以亦要考据，此层亦得稍加阐说。中国文学源自《诗经》，《诗经》中有赋、比、兴三个表达方式。赋是直书其事，比、兴较难讲。诗人不肯坦率直书其事，乃用比、兴。如一个十七八岁年轻女孩要出嫁，诗人不肯直说，却要把另一事来作比，来作一领头，来兴起那年轻女孩出嫁之事。不肯直率说你正是一恰好要出嫁的年龄呀！如此说来，不适合文学情感，因其太直率。于是用一个比仿说，你看这树桃花开得多好呀！“桃之夭夭，其叶蓁蓁”，如此般一接下来，才说到“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这不是一种巧言饰说，乃是诗人心中一番温柔敦厚真情感之表达。花尽多，但可把来比一个十七八岁女孩的，却须挑选。梅花、菊花只可比高士，不合适来比一年轻女孩子。中国古诗人，单把桃花来比年轻女孩，却是恰切有情。又如两人分别，把什么情景来穿插？中国诗人爱用杨柳，决不用松柏枫树等。诗人胸襟宽大，眼光活泼，自然界一切事物景色，都在他脑里，而且懂得很深很透，很富情趣。遇到作诗，随手运用，宇宙人生，一拍即合。孔子说，学诗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凡所接触，不论动植物，它的姿态性情，生活状况，一切在胸中，那是文学家的修养。他的天地大了，生活情趣活泼丰富。心情出吐属，吐属见心情。否则便觉得枯燥单薄。诗人比、兴，也正是一种考据。“考据”二字该活看，不该死看。所以我很佩服戴、姚两人提出这个义理、考据、辞章学问三成分的说法。

后来，曾国藩涤生又在三者外，再加进一项经济。此属广义的，要有经国济世之用才叫做经济。诸位学史学，要知得学了不能经国济世，此则终非所学之最高境界，不免仍成空论，非实学。这样的学问，只是死学问，空学问。又要在死的空的学问上轻易发高论，那真要不得。又何况无学问而发高论，那就更要不得。

诸位当知，学问必有“体”有“用”。如这个桌子茶杯，便是各有各的体，同时桌子茶杯亦必各有各的用。更如我人有此身，便是体，但必该有身之用。眼睛便有眼睛之用。诸位说眼睛用来看，但要问看些什么？若尽用两个眼睛来看麻将牌，此有何用？诸位不要太不看重自己这两个眼睛。人生必有一番精神，也如两目两耳，不要不得其用，或未尽其用。该用得的当，用得到家，不该浪费。不要拿人生浪费了，更不要把我们青年这个最重要最有用的时期浪费了。诸位今天来从事学问，不是来浪费人生，消遣人生。今天的社会，却到处只见个消遣。

诸位学一项学问，要有体有用，这才叫做经济之学。若只把学问作谋职业之准备，用得太小，那亦是浪费。曾文正在戴、姚两人学问三部门之外，再加进经济一项，这意义很紧要。但我想，这也不是在学问中再加一类别，或再加一成分。只要真懂得义理、考据、辞章，则自然有经济之用。倘使三者缺一，甚或缺二，则将不成为一项学问，不仅没有用，而且还可以有很多的反作用。

中国人讲人，便要完成一个人。讲一套学问，便要完成一套学问。等于做一张桌子，定要完成一张桌子。造一所房屋，要完成一所房屋。此事明白易知。做人做学问，则其事不易知。不是一生下来便可说我已成了一个人，学校毕业便说我已完成了学问。当知学问并不即是学校中的课程。课程可以毕业，学问不易毕业。我希望诸位能把一辈子兴趣放在你所研究的这一项学问上，要求完成，则定是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备。如此为学，乃始不是浪费。自然便成为一种经济之学。

从前中国古人，又把学问分成经、史、子、集四大类。史学应重考据，若说中国历史两千年来是个专制政治，是个封建社会，但翻尽二十五史十通，却无此“专制政治”“封建社会”八个字。若说此是新思想，但思想究不是历史。马克斯所讲的是西方社会，他还懂得谨慎，他不清楚东方社会是如何，他并未认为中国社会和西方相同。讲历史该有考据，不能仅凭思想。子学属思想，不论孔、孟、庄、老，诸子百家讲思想，都该归于义理。我们只认孔子义理讲得高，老子讲的比较差，或说低一点，可是他们所讲都是义理。今天却只重思想，不重义理。固然义理必出于思想，但思想亦必归宿到义理。义理有一目标，必归宿到实际人生上。孔孟思想之可贵正在此。其次讲到集部，即辞章之学。诗也好，文也好，一切也仍归宿到人生上。所以子、史集三部门学问，皆以人生为本。

但中国人讲学，首先必重经学。经学之可贵，不为它是最古的，而为它是会通着子、史、集三部的。文学必先推到《诗经》，它是中国文学的老祖宗。但诗三百首是经学，若只称它为文学，则易使人由此以下楚辞汉赋一路只限在文学上。必称它为经学，则治《诗》自然会旁及于《书》，那就由文通史。中国古人教人学文学，兼要懂一点历史，如孔孟教人，必兼重《诗》《书》。后人不称此为文史之学，而必称之曰经学。因说到经学，则《诗》《书》之外又有《易》《春秋》。《春秋》还是史学，《易》则转入哲学。《诗》《书》《易》《春秋》外又有《三礼》，则可归入今所称之社会学方面去。所以中国有经学，并不是要我们都来用功古代的六经，乃是要我们做学问有一会通大体。学文学，不能不通史学。学文史之学，又不能不通义理哲学，乃及社会礼学方面去。要把学问上这几个成分都包括在内，而完成一大体。有此一大体，自可用来经国济世，对大群人生有实用。汉儒所谓“通经致用”，其大意只如此。而亦有历史事实可证，并不是一句空话或高论。

先秦有墨家，也讲经学，但没有像孔子般讲得通。庄老道家则要废去一切旧传统，自然不再讲经学。他们的见解，因此究竟也浅了些。在中国学术史上，治孔孟的无不兼通庄老，因庄老站在孔孟之反面，自成一套，正可用来补偏救弊。大体讲来，中国人讲学，所以重经学，而占据了一切学问之首座，其意义只如此。今天诸位来学史学，将来定要读到《尚书》《春秋》，也会注意到《诗》《易》《三礼》，因其同归在经学一类中。中国的经书，在类别上，则包括了义理、考据、辞章。在成分上，每一经又各自兼此三部门。所以中国后来学问发展，虽已超过了五经，而仍必推尊五经以为是学问本原所在。今天我们做学问，则都要做专家。但照中国人旧传统，做一专家，仍有此共同本原。离开了此共同本原而只成一专家，此专家亦不足贵。

如西汉扬雄子云，年轻时只佩服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乃汉代一辞赋家，扬子云所作辞赋，几可与司马相如媲美。但到晚年他自悔了，他说孔门若用辞赋，“贾生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这三句话，却可说明从来中国人做学问一番共同意见。为学必遵孔子，正为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备。辞赋家则究是太专又太偏了，因此也并不能认为是辞章学之正宗。

刚才说过，做一切学问，都该通辞章，辞章之学至少能因辞达意。使用文字，也该如使用金钱般能经济。诸位不要嫌钱少，当要养成习惯，一文钱有一文钱之用，如此则不致常嫌钱少。若说一文钱不当一文钱用，则钱绝不会有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资本主义社会最懂得用钱，他们钱虽多，都用得最节省，能把钱用在分寸上。中国向来是个文教之邦，却最懂得使用文字。从小孩起，便训练他一字字，一句句底读，每字每句都有其意义与价值，都有用。现在我们变了，把文字生吞活剥。今天诸位进大学，我怕诸位读书，也不会一字一句地读，因此也不会一心一意读，不会正襟危坐凝神静气读。如此则只会读报章小说，读报章也只喜读小新闻，不会读大新闻。如此则如何能读文读史，乃至读一切真有价值的书？

诸位进文学院，第一本领要训练自己能读书，要能一字字一句句地读。如上引扬雄所说“贾谊升堂，相如入室”这八个字，表里精粗，实不易读。当细读《文选》所收贾、马两人各赋，才知为何一个只跑上堂，一个却跑进室？扬子云这一批评，草草读过，哪能领略。今天尽讲大众化，但学问有时不能大众化。如大学，岂能开着大门让大家进？所以扬子云又说，著书要使知者知，不能使大家都知。一个大学教授毕生献身学问，他所著书乃及讲话，岂能定要大家懂？如今提倡科学，科学也不能全叫大家懂。还是科学易见标准，可有不及格，文学院标准不易见，但总不能主张大众化，以易读为佳。此“贾谊升堂，相如入室”八字，实不易读。又云：“如其不用何”，此五字更难读。孔子门下亦有文学，但如汉代辞赋，必遭孔子排斥。若使孔子生在汉代，绝不会学司马相如作辞赋。扬子云这番话实是讲得对。但辞赋为何无大价值，至少在它里面不能加进许多义理情感。贾谊辞赋不如司马相如，正为他辞赋里还是有义理思想情感，不如司马相如的辞赋是纯净化了。扬子云懂得这道理，但后来自悔所学，回头来要学孔子。学《论语》作《法言》，学《易经》作《太玄》。他说司马相如那一套，等于雕虫小技，大丈夫所不为。他那番话，实表现出中国人讲学问一极高境界，但扬子云的儒学，实亦尚未到家。

今问：为什么一部《文选》里许多诗人，最被后人重视的是一个阮嗣宗，一个陶渊明？又如陶、谢并称，何以谢灵运终不能比陶渊明？一部《全唐诗》，作者何限，何以后人只推李白、杜甫？而两人相比，李白地位终是差一点。所以说，杜甫诗之圣，李白诗之仙。不能叫大家学仙人，圣人则大家可学，所以仙不如圣，但此非今人大众化之谓。韩愈、柳宗元以古文齐称，但柳终比不上韩。《西厢记》《水浒传》未尝不是很高级的文学作品，然而不列为文学之正宗。这里有中国学术史上讲文学的共通意见。今日又说要重新评定一切价值，但不知将由何标准来评定。苟无实学，则一切皆成空论。空论过高，流弊更大。

我们此刻再来讲中国以往学术，应知它自有一套特有精神。生为一中国人，在中国社会中，应该懂得从前人那一番道理，否则为学做人，试问如何入门？诸位学史学，二十五史十通，乃及其他一切史书，如何学起，还不是应该先懂得中国史学已往那一套基本大道理所在。史学的基本大道理，仍不能离开上面所举每一项学问中之四个成分，义理、辞章、考据、经济。文学也一样。

中国古代又有小学、大学之分。小学亦称幼学，大学则是大人之学。诸位今天年龄在十八到二十这一阶段，正已进入了大学，应该是要学大人之学。但我先请诸位要做一番补修小学的工夫。外国人的教育理想，似乎主张一段一段切开，小学一套，中学一套，大学又一套。中国从前教育，主张一贯下来。也可说，外国人把小孩当作小孩看，中国人看小孩早当一个大人看。这里是非得失暂不讲，但总该有一标准。不该把标准尽降低来迁就，老怕小孩不懂，无兴趣，降低标准，变成无标准。如说中国文字难学，要创简体字。但若小孩对简体字仍无兴趣，岂能创出一套无字教育来？如一切运动，便是无字教育，但篮球棒球等，亦各有标准。标准定得高，定得难，反而能激发兴趣，增长智慧。当前我们的优秀青年只爱学理科，正为理科可以显聪明，见才智，也非定为将来出路问题。文科日求低浅，将成为愚人之学。今天要提倡文科，莫如学理科般，只教人去迁就标准，不许毁了标准来迁就人。若要把今天大学文科标准提高，则自见小学文科教育不够。进入大学学文科的，义理之学且勿论，辞章之学也谈不上。只能听讲，不能自读书。中国人一向只称求学为读书，不闻求学只是听讲。此刻中小学文科教育该如何改进，此是一件事，但诸位已进入了大学，而小学阶段基本准备工夫实嫌不够，首先应该培养自己义理观念。事有是非，人有高下，此层不可不知，否则如何来研究历史？第二应先培养自己读书能力。若不能自读书，只在讲堂听讲，将永走不上学问之路。

义理教我们德行，辞章培养我们情感，考据增进我们之知识。须德行、情感、知识三方皆备，才得称为一成人。学问皆由人做，人品高，学问境界亦会随而高。人品低，不能期望其学问境界之高。如一无德行无情感之人，一意来求历史知识，究其所得，实也决不足称为是历史知识。一切知识，并非全摆在书本上，主要乃在学者本人之自身自心上。一切知识，应以德行、情感为基本。一切考据之学，应以义理、辞章为基本。一言一行不苟且，此是义理学开始。一字一句不苟且，此是辞章学开始。预备了这两项条件，才能来读历史治史学。此是我卑之毋甚高论来说实话，务期诸位勿忽略。先把基础放实放稳，才能从事一切学问，史学亦不例外。诸位且先求得史学入门，莫遽想为史学专家。今天只讲到此，语有未尽，留待下面继续。

本文收入钱穆：《中国史学发微》（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