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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学问的三方面

钱穆 政治哲学与思想史

讲到学问,应有个大范围,如我们坐在此礼堂,每人只占一坐位,只在此礼堂中的一把椅子上。学问应有大的天地,或学工,或学商,或学理科,或文科,一人也只占一个坐位。但外面大的天地,我们不得不先知道一些。我下面所讲,已经把此大天地缩小范围,只讲今天大学中文学院方面的。从前中国古人讲学问,把来分成为三个部门。一称义理之学,一称考据之学,一称辞章之学。今天文学院里文、史、哲三科,正与此三部门相应。这个分法,并不包括自然科学在内。提出此学问三分法的,乃在清代乾隆时,有两位可说是当时的大学者,一是戴震东原,一是姚鼐姬传。戴震是经学家,姚鼐是古文学家。他们同时都说学问应有此三方面,即义理、考据、辞章。因那时清代学者,自名他们所讲是汉学,来反对宋代的理学。汉学重考据,理学重义理。我们也可说,在西方学问没有到中国来以前,中国近一千年来的学术上,有此宋学与汉学的两大分野,一是义理之学,一是考据之学,而同时又另有文章之学,学问就如此分成了三部门。

 

但姚、戴两人又有同样一个意见,说此三者不可偏废。如讲义理之学,不能废了考据、辞章之学。讲考据之学,也不能废了义理、辞章之学。但此是否即是戴、姚两人的意见,此层还得分说。我想三者不可偏废,应可有两个讲法。一是说学问之类别,如说此人喜讲义理之学,此人喜讲考据之学,又有人专讲文学。如诸位进文学院,分选文学、史学、哲学三系,学问正可分此三大类。不能专有此一类而偏废了其他的两类。此是从学问类别上讲。但亦可从学问之成分上讲,任何一项学问中,定涵有义理、考据、辞章三个主要的成分。此三者,合则成美,偏则成病。如治文学,不能没有义理,诗文写得尽好,不合义理总不成。同时也不能无考据,一字字都该有来历,这亦即是考据。如讲史学,当然要考据,讲历史上每一事,都该有考有据,但亦不能讲来无义理。又该讲得清楚明白,有条理,有分寸,这即是辞章之学。所以任何一项学问,只要成其为学问,则必包括此三成分。

 

照理讲,义理之学似乎所占地位最高。我此处所讲义理,并不即如我们今天讲思想。义理当然要思想,但思想并不即成为义理。义理也不即如西方人所讲的哲学,双方也有些不同,今天不能在此细讲。

 

中国人讲义理之学,主要都推尊孔孟。孔子一生梦寐以求者,有一个周公。孔子说:“甚矣我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年龄老了,精力衰了,晚上不再梦到周公了,可见他对周公是一辈子心向往之的,那不要一番考据工夫吗?孟子说:“乃我所愿,则学孔子。”孟子距孔子,已三代一百年,不也要一番考据来了解孔子的所言所行吗?其实老子、庄子、墨子、先秦各位大思想家,都有他们一套考据。他们的思想言论,也各有来历,各有根据,都不是凭空而来。那亦即是考据。

 

至于所谓辞章,诸位当知,一番义理,即是一番思想,思想即如一番不开口的讲话。中国古人说:“有德必有言”,言就该是辞章。试举一很易了解的往事。在民国十七、八年时,我家住来一个小学生,这小学生此刻亦在台北。四十年前,他姐姐带他到我住的那城市来读书,即住在我的家。这小学生下了课,姐姐督促他用功,督促甚紧。那小学生有些不开心,或说是生气了,在他笔记本上连写“打倒”“打倒”几行字。姐姐看见了,不断啜泣,乃至大哭。我问她为何哭泣,她把事情告诉我。我说你不能了解你弟弟,他心里有些不开心,何必过分计较。她说不开心尽可,不该要打倒我。我说这因他在学校里所学得的文字不够用。他心里不开心,只能用“打倒”二字来表达。你看外边满街满巷贴的标语,不都用“打倒”二字吗?他心里不开心,或许有些讨厌你,不懂得该怎么说,就说了这“打倒”二字。在你看来很严重,在他到处见此二字,不觉得严重,这是你误会了他。经我此番解释,他姐姐还是好好地督教她弟弟,后来她弟弟进了大学,又到美国去留学。直到两年前我来台北,他特地来看我,问我还记得有他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可是这“打倒”二字,在当时已成为学术界一口头禅,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上一番大而真的流行思想,发生了绝大影响,绝大作用。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心中丢不掉此两字,甚且在无意中每易见之于事实。

 

诸位当知思想亦都从文字说话来。一个人的文章和说话,慢慢到另一个人脑子里,会变成为思想。所以我们用一个字,讲一句话,总该有分寸,有界限。称赞人,不要称赞得过了份。批评人,也不要批评得过了份。这是讲话作文的义理。有人主张文化自谴,但自谴得过了份,也成一大病。到此刻,却很难救药。

 

中国一向自称为是一个文教之邦。文亦有教,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全世界各民族讲话,能行得最远的,只有中国。中国人讲一句话,论其幅员之广,则像一个欧洲。远如黑龙江、云南、福建、新疆,都行得到。若论年代,自周公、孔子传至如今,已越三千年。若从古就流行着“打倒”二字,你要打倒我,我要打倒你,哪能有今天的中国?中国古人早懂得讲话要有义理,也可说讲话要有艺术。写文章当然更如此,不能拿起笔来随便写。写白话文,当然是可以,但白话也得成文,也得有艺术,有义理。讲话又要有本有据,那是考据之学。讲话要恰到分寸上,即是辞章之学。说中国是个封建社会,要设法改进,此亦是一说。若迳呼打倒,则竟不知将如何般去打。又如说孔孟儒家思想有些不合时宜,此当逐项提出,研究讨论,却不该便说要打倒。何况说:“打倒孔家店”,究嫌轻薄了。又说:“只手独打”,此便看事太易。又说:“只手独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此似施耐庵《水浒传》中语。学问思想,究贵严肃细密,与说部中的英雄行径不同。《水浒传》是元、明以来说部中第一流作品,但元、明、清三代治文学的,终不以《水浒传》与李、杜诗、韩、柳文相提并论。此中亦自有一番义理,自有一番分别。今人却又要说打倒旧文学,打倒死文学,于是又进而说要打倒旧文化。打倒二字挂在嘴边,但到底还是打不倒,然而影响却大。那些影响,又却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我此刻讲辞章之学,“修辞立其诚”,正是一主要项目。诸位莫认为口里讲的,写出便可是文学。老子说:“直而不肆”,说话要直,固不错,但不该肆。肆则无忌惮,《中庸》称之为小人。所以我说讲义理之学,应该同时要有考据有辞章。至于史学,自要考据。即如今天报上一条新闻,也该有考据,不能凭空捏造。史学主要在一个是非,有事实上之是非,有评判上之是非。要是非不谬,那都有关于义理。不辨是非,如何来讲历史。历史又很复杂,小说上说一枝笔不能同时写两件事,多方面的史事,能一条线讲下,此处便要辞章之学。

 

文学辞章之内容,主要在人之情感。今人喜欢说纯文学,但纯文学正也不能缺了情感。情感上有哀有乐,一天内有哀有乐,一生中有哀有乐。情感有真无伪,乐须是真乐,哀须是真哀,否则成为无情感的冷血动物。无情感,还讲什么文学史学。乃至于理学。即学自然科学,也要有情感,只把情感寄放在实验室里。文学情感则表现在人群社会中。但情感也不可以偏而不正。情感过了份,也是要不得。故中国古人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快乐过了份,便称淫。悲哀过了份,便称伤。不仅伤了自己,也会伤了别人。所以情感该有分寸。把情感表达在文字上,文字也该有分寸。如“哀而不伤”这四字,用白话来说,便有些麻烦。因白话把“哀”“伤”两字连用,便辨不出其间之分寸。此刻我们大家使用白话文,也该有人来把运用白话的方法仔细下工夫,好指导人一条可遵循的路。当知辞章之学之背后,便有个更高的义理。没有义理,不成文学。而文字混淆,则义理亦混淆。说话亦得有一番义理,说话中所用字,亦该有考究。如我上举那小学生用“打倒”二字,实非他内心情感上之真意义。误用文字,会使人失其本心,误入歧途。中国人一向所讲的“文教”与“名教”,确曾在此方面下了不少工夫。

 

至于辞章之学何以亦要考据,此层亦得稍加阐说。中国文学源自《诗经》,《诗经》中有赋、比、兴三个表达方式。赋是直书其事,比、兴较难讲。诗人不肯坦率直书其事,乃用比、兴。如一个十七八岁年轻女孩要出嫁,诗人不肯直说,却要把另一事来作比,来作一领头,来兴起那年轻女孩出嫁之事。不肯直率说你正是一恰好要出嫁的年龄呀!如此说来,不适合文学情感,因其太直率。于是用一个比仿说,你看这树桃花开得多好呀!“桃之夭夭,其叶蓁蓁”,如此般一接下来,才说到“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这不是一种巧言饰说,乃是诗人心中一番温柔敦厚真情感之表达。花尽多,但可把来比一个十七八岁女孩的,却须挑选。梅花、菊花只可比高士,不合适来比一年轻女孩子。中国古诗人,单把桃花来比年轻女孩,却是恰切有情。又如两人分别,把什么情景来穿插?中国诗人爱用杨柳,决不用松柏枫树等。诗人胸襟宽大,眼光活泼,自然界一切事物景色,都在他脑里,而且懂得很深很透,很富情趣。遇到作诗,随手运用,宇宙人生,一拍即合。孔子说,学诗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凡所接触,不论动植物,它的姿态性情,生活状况,一切在胸中,那是文学家的修养。他的天地大了,生活情趣活泼丰富。心情出吐属,吐属见心情。否则便觉得枯燥单薄。诗人比、兴,也正是一种考据。“考据”二字该活看,不该死看。所以我很佩服戴、姚两人提出这个义理、考据、辞章学问三成分的说法。

 

后来,曾国藩涤生又在三者外,再加进一项经济。此属广义的,要有经国济世之用才叫做经济。诸位学史学,要知得学了不能经国济世,此则终非所学之最高境界,不免仍成空论,非实学。这样的学问,只是死学问,空学问。又要在死的空的学问上轻易发高论,那真要不得。又何况无学问而发高论,那就更要不得。

 

诸位当知,学问必有“体”有“用”。如这个桌子茶杯,便是各有各的体,同时桌子茶杯亦必各有各的用。更如我人有此身,便是体,但必该有身之用。眼睛便有眼睛之用。诸位说眼睛用来看,但要问看些什么?若尽用两个眼睛来看麻将牌,此有何用?诸位不要太不看重自己这两个眼睛。人生必有一番精神,也如两目两耳,不要不得其用,或未尽其用。该用得的当,用得到家,不该浪费。不要拿人生浪费了,更不要把我们青年这个最重要最有用的时期浪费了。诸位今天来从事学问,不是来浪费人生,消遣人生。今天的社会,却到处只见个消遣。

 

诸位学一项学问,要有体有用,这才叫做经济之学。若只把学问作谋职业之准备,用得太小,那亦是浪费。曾文正在戴、姚两人学问三部门之外,再加进经济一项,这意义很紧要。但我想,这也不是在学问中再加一类别,或再加一成分。只要真懂得义理、考据、辞章,则自然有经济之用。倘使三者缺一,甚或缺二,则将不成为一项学问,不仅没有用,而且还可以有很多的反作用。

 

中国人讲人,便要完成一个人。讲一套学问,便要完成一套学问。等于做一张桌子,定要完成一张桌子。造一所房屋,要完成一所房屋。此事明白易知。做人做学问,则其事不易知。不是一生下来便可说我已成了一个人,学校毕业便说我已完成了学问。当知学问并不即是学校中的课程。课程可以毕业,学问不易毕业。我希望诸位能把一辈子兴趣放在你所研究的这一项学问上,要求完成,则定是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备。如此为学,乃始不是浪费。自然便成为一种经济之学。

 

从前中国古人,又把学问分成经、史、子、集四大类。史学应重考据,若说中国历史两千年来是个专制政治,是个封建社会,但翻尽二十五史十通,却无此“专制政治”“封建社会”八个字。若说此是新思想,但思想究不是历史。马克斯所讲的是西方社会,他还懂得谨慎,他不清楚东方社会是如何,他并未认为中国社会和西方相同。讲历史该有考据,不能仅凭思想。子学属思想,不论孔、孟、庄、老,诸子百家讲思想,都该归于义理。我们只认孔子义理讲得高,老子讲的比较差,或说低一点,可是他们所讲都是义理。今天却只重思想,不重义理。固然义理必出于思想,但思想亦必归宿到义理。义理有一目标,必归宿到实际人生上。孔孟思想之可贵正在此。其次讲到集部,即辞章之学。诗也好,文也好,一切也仍归宿到人生上。所以子、史集三部门学问,皆以人生为本。

 

但中国人讲学,首先必重经学。经学之可贵,不为它是最古的,而为它是会通着子、史、集三部的。文学必先推到《诗经》,它是中国文学的老祖宗。但诗三百首是经学,若只称它为文学,则易使人由此以下楚辞汉赋一路只限在文学上。必称它为经学,则治《诗》自然会旁及于《书》,那就由文通史。中国古人教人学文学,兼要懂一点历史,如孔孟教人,必兼重《诗》《书》。后人不称此为文史之学,而必称之曰经学。因说到经学,则《诗》《书》之外又有《易》《春秋》。《春秋》还是史学,《易》则转入哲学。《诗》《书》《易》《春秋》外又有《三礼》,则可归入今所称之社会学方面去。所以中国有经学,并不是要我们都来用功古代的六经,乃是要我们做学问有一会通大体。学文学,不能不通史学。学文史之学,又不能不通义理哲学,乃及社会礼学方面去。要把学问上这几个成分都包括在内,而完成一大体。有此一大体,自可用来经国济世,对大群人生有实用。汉儒所谓“通经致用”,其大意只如此。而亦有历史事实可证,并不是一句空话或高论。

 

先秦有墨家,也讲经学,但没有像孔子般讲得通。庄老道家则要废去一切旧传统,自然不再讲经学。他们的见解,因此究竟也浅了些。在中国学术史上,治孔孟的无不兼通庄老,因庄老站在孔孟之反面,自成一套,正可用来补偏救弊。大体讲来,中国人讲学,所以重经学,而占据了一切学问之首座,其意义只如此。今天诸位来学史学,将来定要读到《尚书》《春秋》,也会注意到《诗》《易》《三礼》,因其同归在经学一类中。中国的经书,在类别上,则包括了义理、考据、辞章。在成分上,每一经又各自兼此三部门。所以中国后来学问发展,虽已超过了五经,而仍必推尊五经以为是学问本原所在。今天我们做学问,则都要做专家。但照中国人旧传统,做一专家,仍有此共同本原。离开了此共同本原而只成一专家,此专家亦不足贵。

 

如西汉扬雄子云,年轻时只佩服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乃汉代一辞赋家,扬子云所作辞赋,几可与司马相如媲美。但到晚年他自悔了,他说孔门若用辞赋,“贾生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这三句话,却可说明从来中国人做学问一番共同意见。为学必遵孔子,正为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备。辞赋家则究是太专又太偏了,因此也并不能认为是辞章学之正宗。

 

刚才说过,做一切学问,都该通辞章,辞章之学至少能因辞达意。使用文字,也该如使用金钱般能经济。诸位不要嫌钱少,当要养成习惯,一文钱有一文钱之用,如此则不致常嫌钱少。若说一文钱不当一文钱用,则钱绝不会有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资本主义社会最懂得用钱,他们钱虽多,都用得最节省,能把钱用在分寸上。中国向来是个文教之邦,却最懂得使用文字。从小孩起,便训练他一字字,一句句底读,每字每句都有其意义与价值,都有用。现在我们变了,把文字生吞活剥。今天诸位进大学,我怕诸位读书,也不会一字一句地读,因此也不会一心一意读,不会正襟危坐凝神静气读。如此则只会读报章小说,读报章也只喜读小新闻,不会读大新闻。如此则如何能读文读史,乃至读一切真有价值的书?

 

诸位进文学院,第一本领要训练自己能读书,要能一字字一句句地读。如上引扬雄所说“贾谊升堂,相如入室”这八个字,表里精粗,实不易读。当细读《文选》所收贾、马两人各赋,才知为何一个只跑上堂,一个却跑进室?扬子云这一批评,草草读过,哪能领略。今天尽讲大众化,但学问有时不能大众化。如大学,岂能开着大门让大家进?所以扬子云又说,著书要使知者知,不能使大家都知。一个大学教授毕生献身学问,他所著书乃及讲话,岂能定要大家懂?如今提倡科学,科学也不能全叫大家懂。还是科学易见标准,可有不及格,文学院标准不易见,但总不能主张大众化,以易读为佳。此“贾谊升堂,相如入室”八字,实不易读。又云:“如其不用何”,此五字更难读。孔子门下亦有文学,但如汉代辞赋,必遭孔子排斥。若使孔子生在汉代,绝不会学司马相如作辞赋。扬子云这番话实是讲得对。但辞赋为何无大价值,至少在它里面不能加进许多义理情感。贾谊辞赋不如司马相如,正为他辞赋里还是有义理思想情感,不如司马相如的辞赋是纯净化了。扬子云懂得这道理,但后来自悔所学,回头来要学孔子。学《论语》作《法言》,学《易经》作《太玄》。他说司马相如那一套,等于雕虫小技,大丈夫所不为。他那番话,实表现出中国人讲学问一极高境界,但扬子云的儒学,实亦尚未到家。

 

今问:为什么一部《文选》里许多诗人,最被后人重视的是一个阮嗣宗,一个陶渊明?又如陶、谢并称,何以谢灵运终不能比陶渊明?一部《全唐诗》,作者何限,何以后人只推李白、杜甫?而两人相比,李白地位终是差一点。所以说,杜甫诗之圣,李白诗之仙。不能叫大家学仙人,圣人则大家可学,所以仙不如圣,但此非今人大众化之谓。韩愈、柳宗元以古文齐称,但柳终比不上韩。《西厢记》《水浒传》未尝不是很高级的文学作品,然而不列为文学之正宗。这里有中国学术史上讲文学的共通意见。今日又说要重新评定一切价值,但不知将由何标准来评定。苟无实学,则一切皆成空论。空论过高,流弊更大。

 

我们此刻再来讲中国以往学术,应知它自有一套特有精神。生为一中国人,在中国社会中,应该懂得从前人那一番道理,否则为学做人,试问如何入门?诸位学史学,二十五史十通,乃及其他一切史书,如何学起,还不是应该先懂得中国史学已往那一套基本大道理所在。史学的基本大道理,仍不能离开上面所举每一项学问中之四个成分,义理、辞章、考据、经济。文学也一样。

 

中国古代又有小学、大学之分。小学亦称幼学,大学则是大人之学。诸位今天年龄在十八到二十这一阶段,正已进入了大学,应该是要学大人之学。但我先请诸位要做一番补修小学的工夫。外国人的教育理想,似乎主张一段一段切开,小学一套,中学一套,大学又一套。中国从前教育,主张一贯下来。也可说,外国人把小孩当作小孩看,中国人看小孩早当一个大人看。这里是非得失暂不讲,但总该有一标准。不该把标准尽降低来迁就,老怕小孩不懂,无兴趣,降低标准,变成无标准。如说中国文字难学,要创简体字。但若小孩对简体字仍无兴趣,岂能创出一套无字教育来?如一切运动,便是无字教育,但篮球棒球等,亦各有标准。标准定得高,定得难,反而能激发兴趣,增长智慧。当前我们的优秀青年只爱学理科,正为理科可以显聪明,见才智,也非定为将来出路问题。文科日求低浅,将成为愚人之学。今天要提倡文科,莫如学理科般,只教人去迁就标准,不许毁了标准来迁就人。若要把今天大学文科标准提高,则自见小学文科教育不够。进入大学学文科的,义理之学且勿论,辞章之学也谈不上。只能听讲,不能自读书。中国人一向只称求学为读书,不闻求学只是听讲。此刻中小学文科教育该如何改进,此是一件事,但诸位已进入了大学,而小学阶段基本准备工夫实嫌不够,首先应该培养自己义理观念。事有是非,人有高下,此层不可不知,否则如何来研究历史?第二应先培养自己读书能力。若不能自读书,只在讲堂听讲,将永走不上学问之路。

 

义理教我们德行,辞章培养我们情感,考据增进我们之知识。须德行、情感、知识三方皆备,才得称为一成人。学问皆由人做,人品高,学问境界亦会随而高。人品低,不能期望其学问境界之高。如一无德行无情感之人,一意来求历史知识,究其所得,实也决不足称为是历史知识。一切知识,并非全摆在书本上,主要乃在学者本人之自身自心上。一切知识,应以德行、情感为基本。一切考据之学,应以义理、辞章为基本。一言一行不苟且,此是义理学开始。一字一句不苟且,此是辞章学开始。预备了这两项条件,才能来读历史治史学。此是我卑之毋甚高论来说实话,务期诸位勿忽略。先把基础放实放稳,才能从事一切学问,史学亦不例外。诸位且先求得史学入门,莫遽想为史学专家。今天只讲到此,语有未尽,留待下面继续。

 

本文收入钱穆:《中国史学发微》(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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