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

编者按：本文收入广东省东莞市政协主编：《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第186-200页。

荫麟是一个那样生命力充实，意志力坚强的人，他的名字与死几乎可说是两个不相容的概念。然而他的死耗竟传来了!竟无可怀疑地自各方面证实了!死神毫不容情地在我们中间劫夺去了一个最值得生存的人的生命。我不仅感觉悲痛，我同时感觉愤恨。我痛恨那些使得他不能永其天年的因素。

他的死耗固然是突如其来，出乎意外。但我也并不是毫无预感。自从他于民国二十九年七月底离开昆明到遵义后，我就没有得着他一封亲切有意趣的信。所接到的两三封，大都是替《思想与时代》索稿的信，对于他的生活情形，努力方向，一字不提。那信札之短简潦草，墨迹之枯淡，总令我感得那是精力短绌，神志不旺的征象。后来听说他曾大淌鼻血一次，又听说他在贵阳中央医院治病，我便料想他的病必不轻。故此次因由昆来渝之便，特由公路顺便到遵义一探视。那是本年八月十三日的下午，我在遵义文庙街五号他的寓所内晤见他了。当时见得他形容消瘦，颜色不佳，为之吃一大惊，觉得他陷入了病的深渊，颇有黯然神伤之感。我当时便忍不住很凄然地问他道：“你的颜色很不好，何以你的身体会弄得这样坏?”他立即取出镜子来照，并自己辩解道，脸色不算环，又说他睡得很好，胃口颇佳。病与梁任公相同，但轻得多，我又看见他当着我面前，用白水吃了三个烧饼。而且谈起来，也还有精神。说着说着，他又在骂人了。又说他对人是如何忠厚.谈得大概有一个多钟头，我心下又稍觉宽释些。那知这次晤谈，就是我们最末一次的晤谈呢!

荫麟平日身体很好，也少得病，他常自信至少可活七八十岁。我常觉我休弱多病，不会享高寿，记得有一次说笑时，他曾经许了我于我死后，为我写篇传，因为当学生时代在毕业纪念册上，他曾经为我写了一篇很有趣致的小传，在寥寥百余字中，他把我的弱点和性情都描述无遗。我也尝想，假如我死后，能得荫麟的文笔，替我写篇传记，真是我的至荣奇福了。那知我没有这种福气和荣耀!如今不是他哭我，而是我哭他。不是他为我写传记，而要我来综叙他的生平。命运这样颠倒错差，直令我执管欷献，不知所云了。

荫麟的生活最堪回忆的是他的学生时代。他于民国十二年的秋季考入清华中等科三年级。他是一个天天进图书馆的学生。在别的同学往体育馆运动，或在操场上打球的时间，他大概总仍在图书馆里。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清瘦而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里钻研的青年。记得有一天晚上在梁任公的：中国文化史演讲班上,梁任公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在听众中问张荫麟是那一位。荫麟当即起立致敬。这时我才初次认识他。原来他写信去质问梁任公前次演讲中的某一点，梁任公在讲台上当众答覆他。他那时已在《学衡》杂志上登过一篇文章，批评梁任公对于老子的考证。那时他还是年仅十七、初进清华的新生，《学衡》的编者便以为他是清华的国学教授。那知这位在学生时代质问梁任公批评梁任公的荫麟，后来会成为承继梁任公学术志业的传人。

我因为认得与荫麟同寝室的一位同学，特地托他介绍。所以我虽然比他高三级，他在中等科，我在高等科，但他进清华不到半年，便与我时相过从了。我们共同的兴趣是听梁任公的演讲。记得有一次梁任公讲文史学家之修养一题，还是荫麟和我共同作笔记，联名发表的。但他决不愿意拜访人。直到民国十五年的夏初，我才第——次陪着他去拜谒梁任公。梁先生异常欢喜，勉励有加，当面称赞他“有作学者的资格”，但此后两三年中，他却从未再去谒见过梁任公。他很想请梁任公写字作纪念，也终于没有去请。所以当时许多清华同学，都得着有梁任公手书的对联或条幅，而他竟未得只字。他对他所最向往追踪的人，形迹尚如此疏简，则他之不理会一般人的态度，可以想见了。及至民国十八年，梁任公逝世，全国报章杂志，纪念追悼他的文章，寂然无闻。独有荫麟由美国写了一篇《史学家的梁任公先生》寄给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这文恐怕至今仍是最能表彰梁任公的史学的文章，也最足以表现他与梁任公在学术史上的关系。

民国十四年，吴宓(雨僧)先生初到清华，任研究院主任，无疑地，吴宓先生是当时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他开了一班“翻译”的课程，选习的人并不多。有时课堂上，只有荫麟、陈铨和我三人。我们三人也常往吴先生住的西工字厅去谈论。记得有一次全体学生正在酝酿罢课的大风潮，我们三人提出建议几点，密请吴先生转达学校当局。经吴先生转达后，学校当局立即采纳施行，于是轩然大波，顿即平息。在吴先生鼓励下,荫麟译了不少的西洋诗。据我所读过的，除零星短诗外，他曾译了史考德的长诗“幸福的女郎。”这诗是用七言古诗译的，声凋好，诗的境界也高，曾在文学副刊发表过。他曾经加以修改，剪贴好了寄给我一份。他。自己曾说过，他的文学兴趣是雨僧先生启发的。我尝举出诗教、礼教，理学为中国学人应有的学养，他也常以他具有诗教的陶养，引为自慰。他对于古文，也很用了一番工夫。我那时曾写信恭维过他，说他的古文“没有章太炎的晦涩，没有梁任公的堆砌，没有章士钊的生硬，而另具有独特的风格。”但他并不有意地想作一个古文家。而且后来多年内，(大约在留美期间，及在北平期间)他反而常写白话文。他的白话文亦一样地认真不苟，有其独到的风格。他要努力使他的文章字斟句酌，条理谨严，无浮词废话，纯粹是朴素的学术文字，但又要保持一些文学风味，于组织结构上用一番文学的匠心。他常说作文章要具有“作家的尊严”(the dignity of an author)。他认为许多人随便说话，东拉西扯，写出来的文章连作家的尊严都没有。“作家的尊严”一语，确是他作文甘苦有得之言，颇值得玩味。我想至少包括有个性，有独到处，有风格，够学术水准等意思在内。

民国十四年秋季，我任《清华周刊》总编辑，荫麟主持书报介绍副刊，陈铨主持文艺副刊。他们特别热心，每月各出单行本一册，半年之内共出书报介绍副刊四册，文艺副刊四册，内容异常精彩充实，害得我时常向学校当局交涉增加印刷经费。我虽任总编辑，但我写的文章，要先经他看过才发表。记得有一次我写一篇短文，经他批驳得体无完肤，我只好自己将稿子撕掉了。又记得我有一次为清华学生会起草一篇文言文的宣言，他看了，说太没有力量，引：说我的古文太缺乏根底，于是只有偏劳他起草宣言，我自己回到屋子里多读几篇古文。这些地方虽小，颇足表示他对文字的认真，对朋友的直爽，也足以表示他与朋友共事合作的精神。这种合作精神，是中国一般旧式学者所少有，而是他所最特有的。凡是后来与他共过事的人，都可以知道他的确具有合作负责的热忱。这是他的一种值得大书特书的美德。我们当时同办《清华周刊》，有一个根本主张，就是想藉周刊的力量，一扫清华有教会学校风气的耻辱。我们各写了两篇文字，攻击教会风气。他的文章尤其精干有力。结果使得那年的清华基督青年会没有增加一个新会员。清华教会化或洋化的风气，也扫除不少。

我因与他接近，淡学问办周刊，种种经验，觉得思想学问真得益不少。感佩之余，以素不会做诗的我，也不能自己地写了下面这样一首诗：“四海寻畏友，所得惟两人。一是东莞张，一是富顺陈。张脑有如金钢石，钻研精透无比伦。陈心好似大明镜，万事万理无遁形。张口默如磬，终日静沉沉，不叩永不鸣。陈言利似刃，斩金截铁解纠纷，判析毫芒惊鬼补。我思本混沌，资质亦鲁顿，自得二君后，神志渐清明。性懒喜浅尝，不欲探幽深，切磋砥励余，勇气觉倍增。好友相挟持，欲罢也刁；能。”这的确是我受他的’益处之真诚的自白。若不是雨僧先生看后，批了“状二友甚工肖”几个字，连在这里我也不敢发表。

他平时总不多说话。对生人更不愿说话。但说起话来总是诚恳朴直，知无不言，出言必有斤两。批评人指斥人，毫不客气。他不喜欢交际应酬，更不会敷衍客套。朋友相处一熟，他总是忘形迹无拘束。辩论起来,更决不相让。记得有一天，他在我屋子内谈论。我提出一个意见，他不赞成。我同他辩论，他生气向桌子上一巴掌，他的手掌恰巧打在一颗小钉上，皮破血流。于是我只好叫工友去买一包花生米请他吃，以表示歉意。又记得十五年夏天，我已考试完毕，正准备留美。有一天晚上，他同我谈得很久，意思多不合，言语间也有冲突的地方。我疑心他也许心存芥蒂。那知次晨他却亲自交来一个信封，内中乃是他送别我留美的一首诗。这诗我一直保留至现在，兹抄录在下面：

 “人生散与聚，有若风前絮。

 三载共晨昧，此乐胡能再。

 世途各奔迈，远别何足悔。

 志合神相依，岂必聆謦颏。

 折柳歌阳关，古人徒吁慨。

 而我犹随俗，赠言不厌剀。

 毋为妁妁态，坚毅恒其德。

 君质是沉潜，立身期刚克。

 温良益威重，可与履圣域。

 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

 审问思辨行，四者虑映二。

 愧缀陈腐语，不足壮行色。

 丙寅夏六月荫麟。”

他这首赠别诗，才算奠定了我们的终身友谊。因为我正在恐惧着，以为他或许心存芥蒂，友谊上有了裂痕，而他反以古人学行相励的高风来作诗送别。那时他不过是年仅二十的青年，对于学行有这种识见，对于朋友有这种雅量和这种忠于友道的精神。我后来在学问上能摸着一点门径，我不能不感谢他所给我的真挚的友情和剀直的劝勉。

荫麟幼年丧母，十五年的夏天，他的父亲又复去世。这时他父母双亡，又无兄长，不惟他自己学费的来源断绝，而且他还须担负弟妹求学的费用。师友中有知道他家庭窘况的人，莫不向他表示，愿意尽力予以帮助。但是他打定了自立谋生的主意。此后数年间，他求学费用的来源，主要的是靠向《东方杂志》，《清华学报》，《大公报•文学副刊》三处投稿的稿费。他因丁艰，须回家料理丧葬事宜。我因须往沪，准备留学。于是我们便于七月内搭海船同路到上海。他再由沪搭轮返粤。在上海黄浦码头上握别时，他又谆谆以埋头学问，少写肤浅的文章发表相勖勉。并且很痛切地说：“没有学问的人，到处都要受人轻视的。”他说这话的声音姿态，我都仿佛记得如昨日事。他这话诉诸人的自尊心，鞭策着我，—使我几年在外国，不敢不在学问上多努力。我想他这话不仅是对我一个人讲的。我要替他广播到全国青年都知道。没有学问的人，无论你做多大的官，发多大的财，随处都是要被人轻视的。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也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

此次我们分别，一别就是七年半之久。在这几年之中，我们都喜欢写长信。他初到美国时，曾给我写过英文长信，在我留德期间，我们又通过两封德文信。这种朋友通信论学之乐，至今回想起来，，每愈增慎楚。在他十八年初到美国时，那封英文长信里，他把他过去三年内的两件大事告诉我了：第一就是在他出国前一两年内，他曾堕入了情网，对伦小姐(即他后来的夫人)发生了恋爱。他因作家庭教师，教授伦小姐的国文，于是他这个充满热情的青年对于广个女子初次激动起诚挚纯洁的爱慕。然而对方却没有接受他的爱。在痛楚之余，他仍然“死心踏地”去追，以为对方终有觉悟爱他的可能。在他出国之前，经友人从旁提醒，劝他勿再迷恋。在失恋后，他曾写有忏悔录式的日记，以志他的情思与痛苦。(他说了要把日记寄给我，但终于没有寄来)。所以他说他心上带有一个很大的伤痕而出国。好得他是有点学养和精神生活的人，不然，这次失恋的打击，就会使得他消沉，甚或会牺牲他的性命。

第二，从那信里，知道他的政治思想，随北伐成功之后，也有了新的发展。最初他的政治见解，可以说是单纯的民族主义。这乃是对于民族文化的忠爱与维护。他之反对教会化，洋化，和反对离开传统文化而淡政治谈革命的人，即系基于此种立场。因为他的思想接近民族主义，所以有许多讲国家主义的同学也很想拉拢他。及至北伐成功后，他乃由民族主义的思想，进而赞成一种近似英国费边式的社会主义。他意在站在文士学者的超然立场，尽量鼓吹改善贫苦阶级的经济生活。这时他颇有社会改革家的怀抱，且勉我多读费边社会主义的书，并谓此后应勿太偏于理论，且须兼顾到实行。由民族文化的维护，进而注意到平民实际生活的改善，这是他思想上的一大进展。这使得他在美国斯丹福大学于研究哲学逻辑之外，又费了一两年工夫去旁涉社会科学的书籍。从此以后，直至他的死，他所发表的短篇的关于政治和时事的文章，几乎没有一篇离开了这个宗旨。他曾在《大公报》发表过改良士兵生活的建议，即在《修明政治》一文中，亦归结到提高下层政治人员(即所谓书办、差役之类)的生活水准，使上层和下层政治人员的经济生活，不要太相悬绝。即在他的主要著作《中国史纲》里，他每叙述到历代大政治家的社会政策或社会改革思想时，如对子产，墨子、王莽、王安石等人的思想，亦每加以同情的解释和着重的发挥。所以《中国史纲》一书，不仅是他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整理与发扬，这里面实寄寓着他对于现在和将来的贫苦大众的羌限同情。他这些见解与言论，完全出于他个人的爱国爱民的至性至情，和他对社会现状、世界潮流的观察和研究的心得。他纯是站在学者超然的立场说话，没有政党的偏见，希望他这方面的言论应可得到普遍的重视。

他到美国进的美国西部的斯丹福大学：专攻哲学。他进斯丹福大学的主要理由，系因西部生活程度低，可以节省一些美金，汇回国内供给他的弟弟读书。他在斯丹福大学一直住了四年(中间曾往加州大学作过短期研究)，完成他的学士、硕士学位，并履行了博士考试的手续，只有博士论文尚未写成缴进。他因想提早得到学位，选习的功课异常繁重，而他平日的生活却又异常孤寂。哲学和逻辑方面的教授，也不能令他满意。我那时在哈佛大学，屡次写信劝他东来，他都以节省金钱以免弟弟失学为理由，而未东来。他在理论上素来是反对家庭制度的，所以他平日绝口不谈家庭事。然而他实在是笃于兄弟之情，多年来不断地供给他弟弟的学费，并严厉教导督责其向学，费心血不少，牺牲也不小。

他的生平志事虽在史学，特别国史的研究，然而在留学期间他却专研究哲学，意在为史学奠广博深厚的基础。他治哲学所取的途径，比较偏重数理哲学，所以他读了不少关于数理逻辑的课程。对于与史学有密切联系的历史哲学，文化哲学或哲学史，他却不甚措意。后来我曾对他说过笑话：“胡适之什么专家都赞成惟有不赞成哲学专家。(因为适之先生在北平常提倡专家主义，但X常说哲学是坏的科学，哲学要关门，哲学没有饭吃等议论)张荫麟什么历史都研究，惟有不研究哲学史。”在美国最后一两年，他又广涉及社会科学及伦理学。他的硕士论文是关于摩尔(G．E．Moore)的伦理思想的题目。他曾经读过康德。读康德后，他曾写了一篇谈中国书艺的文章，寄回国内发表，此文用批评的态度，分析中国书艺所包含的美学原则，显得受了康德的方法的影响。

当他在美国最末一年时，他来信提到他打算写一本哲学概论，以清算他几年来研究哲学的收获。并说俟将这册哲学概论写成时，他便要与哲学告别了。我当时便觉得哲学之为物，不与之发史关系则已，一与之发生真切的关系，便不能说告别的话，只能终身以之，老而弥笃。不过他的意思乃是指由哲学又回到史学的研究而言。他的哲学概论终于没有写成，他也并没有与哲学告别。但其中的大意，大约散见于他在《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中所发表的一些短文，及许多篇《戴东原乩语选录》里。他这时期的哲学思想大约是一种极端的经验主义，不承认有先天的理则。他大概认为所谓“理”，所谓“共相”，都不过是些随经验事物而有的名词，并非普遍必然的客观真实。他尝自称他的思想为“名号论”(Nom—inalism，他新造名号论一名词以译西洋中世纪的唯名沦)。在《戴东原乩语选录》里，他用清晰有趣的笔调，从批评冯友兰先生的理学出发，他坚决反对冯先生“未有飞机之前已有飞机之理”的理学，引起不少的讨论，似乎也无效果。后来在新理学里我们便没有听见同样的话头之重提了。他常对我说：“冯芝生讲理学，我已经刁；赞成，你要兼讲理学与心学，合心学，理学为一冶，我更不赞成了!”这句话很明白表示他的哲学思想的取径了。所以在哲学讨论会里，他常发言公开反对我的思想，与我辩难，反而赞助芝生先生的思想。他的哲学思想与我不合，我引为最大的遗憾。记得民国二十年，我在回国以前，曾自德国写了一封长信给他，提出八九条发展此后中国哲学的方案。他回信说了赞成其中的一条“介绍并译述西洋典型哲学家”外，其余的他逐条都驳复了。自此以后，在哲学上我与他只能说是志同而道不合。我一个人回到国内，孤掌难鸣，殊悲负荷之难，至今感得寂寞。而他呢，又过于注重“气”<他曾发表两篇论文，谓朱子的“心”只是气，周子的“太极”亦是气)，而忽视“理”，过分用力于向外钻研追求，而甚少返本于心性。

他持经验主义原不失史学家的本色。盖史学家自当注重经验，实事求是。不过他的经验主义与他在形式逻辑那里得来的形式主义似有些不调协。所以在他逝世前一年内，发表纪念柏格森一文说到国内近年来哲学空气似偏重形式主义，应矫正之以有内容有血肉的哲学，而深有取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盖柏格森乃反对形式主义、反对理智主义的健将，亦可以说是代表一种注重内心生活体验的经验主义，与荫麟的思想自有契合的地方。如果他不早死循此路线，由自然的重感官经验的经验主义，进而到精神的重内心体验的经验主义，再进而由精神生活的体验以体察出人生宇宙的永恒理则，历史演变的必然节奏，使他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不冲突，这样便同康德很接近了。据幼伟兄说，他近一两年来的思想渐渐折入康德一路，这确是很自然的演进，足见他随时都在不断地求进步了。

从民国十八年到二十二年秋季，他在斯丹福大学住了四年—结束了他的留美生活。他由美国西部到美国东部游览一周，渡大西洋又游历英国及欧洲大陆，由南欧乘海船，经地叫中海东归。于二十二年冬在香港上岸。他本来有五年官费留美的机会，何以会提早回国呢?据我现在推测，第一，因“九•一八”事变后，他常常系念国事，常常写文章论学的和沦时事的，寄回国内发表。他的心，思大半寄托在国内，所以亟想早些回国。第二，西洋哲学的研究既非他的志事所在，亟想结束哲学的研究，回国来回复到国史的研究，第三，就是从前不理会他，令他失恋抱着创痕的伦慧珠女士，后来又继续同他通信，恢复了爱情，他想回国结婚。所以当他在香港上岸时，伦女士便在码头上迎接他。在港粤逗留不久，便一同搭轮北上，于年底达到北平，住在燕京大学容希白教授家。我记得那是二十三年的元旦，他偕伦女：亡及容希白的儿女，逛了厂甸之后，于下午同来我的寓所。这是我同他阔别七年多的初次见面厂我觉得他身体比前健康，态度比前开展，也比前喜欢说话，而且也学会抽纸烟了。这次会晤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费尽心情去追求的这位伦女士，休质很弱，面带愁容，一到我家，立刻就感得头昏痛。荫麟立即从身边取出药品来给她吃。我素来觉得荫麟心思专注在学问上，不善于照顾自己的生活，需要一个善于体贴他看护他的内助。今荫麟反而须得体贴看护他所“死心塌地”爱过的人，养成他勤谨看护，耐烦家庭琐事的能力。这是前此书呆子式的荫麟所绝不能办到的。所以这初次会晤在我家所表演的一幕，深令我感觉到爱情对寸：人的品性真有锻炼的作用，真可以收变化气质的功效。

不久，伦女士又患肺病，在北平城内一家肺病疗养院里医治了半年多。荫麟每星期课毕时都要进城来看望她的病。大概由他看护细心，所以她的病也好得很快。到她病愈后，于二十四年四月初，他们才正式结婚。我现在尚记得他结婚的日期，因为那几天中国哲学会正在北平举行第一届年会。荫麟上午在年会里宣读了一篇论文，引起许多辩论，下午他就举行结婚典礼了。

他回国后，即在母校清华任教，兼授历史和哲学两系的课程。同时复在北大，兼授了一门历史哲学的功课。他初任教时，最喜欢与学生接近，常招待学生在茶馆喝茶或点心铺喝豆浆。无聊时，且常喜与助教谈笑，一点也不知道摆教授的架子。他这种办法对于学生确有不小的影响。他在清华任教尚不到两年，便应某机关之聘编著高中历史教科书，于是向清华告假，放弃教职，专心致志于《中国史纲》之撰述。他仍住在清华教员住宅区，一面可利用清华图书馆，一面对清华史学系学生亦可尽一部分指导的责任。他这时写文章，养成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每写一篇文章，总是几晚不睡觉，直至文章一气呵成时，然后才大睡几天，大吃几顿，或进城来逛书摊，买书籍，找朋友谈笑开心。这种看书写文章至夜深不睡的习惯，可以说是他不寿的主因。

卢沟桥事变后，他只身南下得很早，参加过浙江大学，曾短期在天目山讲授。冬间又曾到过长沙。及联大迁滇，他又回到广东故乡住了些时候，于廿七年夏初来到昆明，住在安宁的温泉山上。大概自这年秋季始，他方向清华销假，在联大任教。在这个期间，他似很感烦闷与不安定。那时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商洽借聘我一年前往任教。我当时迟疑不决，曾去函与他相商，他回信劝我不妨应聘前去，试一变换环境。并说他也想往重庆，也许我可为他“导夫先路”。及我到重庆不满三日，出我意料之外，他忽然也到重庆来了。这事的经过情形甚为有趣，似不可以不记。在学期末，他忽然接到当时政治部长陈辞修先生一个很客气的电报，说是愿“敬聆教言”，请他命驾飞渝。他应约到渝后，辞修先生曾邀他长谈一次。据说谈得有三个多钟头。他说至紧要处，陈先生还亲自笔记下来。此外并介绍他见到政府中其他的人。蒋委员长也曾召见一次，询以曾否研究逻辑，似有请他在中央训练团讲授逻辑的意思。最初他颇为兴奋，以为对于政治或略有效献的机会。他在政治部住了几个月，读了几种蒋委员长的演讲集，如《庐山训练集》、《峨眉训练集》之类。当时尚是密本，并未公开发行。他似写了一两种宣传册子，大都非经心之作。他读了不少的诗集，似曾辑了一册《爱国诗歌选》。他看完了《象山集》，写了一篇关于陆象山的文字，在《中国青年》月刊上发表，这文表示他对象山为人的气魄和直觉的思想都有领悟处，这可以作他后来何以会深契柏格森哲学的注脚。他似乎曾上了辞修先生一个意见书。指出宜传应注意之点。我有次在他那里曾读到这个意见书的草稿，记得他；特别注重要使宣传有效，须力求改善民众的生活。平民在生活方面，如果得着政府的实益实惠，则不期然而然地自易接受主义的宣传。

至于他这次所以被电邀赴渝，据说有一段很有趣的文字因缘：当荫麟在北平时，曾用“素痴”的笔名，在《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戴东原乩语选录》，内中有批评政府特别有讥刺汪精卫的话。那时张厉生先生主持北平方面的党务工作，曾深切注意到素痴这篇文章，并曾用党部名义，致函《大公报》予作者以警告。但厉生先生又深觉这篇文章，就文章而论实在很。好，作者很有才气。因此便紧记着素痴的名字，常常向人打听。当他任政治副部长时，他确切探询出素痴是谁及其所在地后，便：推荐于辞修部长之前，因而遂有荫麟被电邀来渝的一幕了。

到了夏天，他因感到留在重庆无适宜的正作，亦乏贡献所长的机会，适逢我在政校，一年期满，须返联大。于是于七月中旬，我们又同路乘公路车离渝，经贵阳，回到昆明。一回到昆明，他生活上最紧张的一幕，最严重的危机便开始了。

他回昆明后，住在欧美同学会，地址幽僻，与同事少来往。使得他与y小姐十年多潜伏着的爱苗，因而长成．这位小姐十年来不断地与他有通信及见面的机会，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忠诚钦仰者。她的文章和译品常经过荫麟精心校改。荫麟历年来所给她的片纸只字，她都当如至宝般珍藏着。但直至这时他们才明白互吐倾爱之意。正在他热恋的高潮，他却又写信去叫他的太太携带儿女由广州来昆明，记得那是十月间一个有大月亮的晚上。我因要到滇越车站去接一个朋友的车，他又适于那晚要去接他太太的车，于是我们便约同于晚饭后步行到车站，直等候至夜深车方到。在候车时间，我们便在车站旁边的草地上淡天。他不能自禁地，便把他同y小姐恋爱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他对这位小姐衷心表示感恩的情绪。他说，想不到他这样的人，会有这样好的女子特垂青眼去相爱。他说话时，声音似乎有点颤抖。“然而”，他转句话说：“她早已订婚了，她的未婚夫在北平。我劝她回北平与他结婚。”他心里似乎又很镇静。我发现这是真挚爱的表现，不是普通的邪淫。他尝说：“作爱是要有一番精神的，爱的生活异常紧张，不是好玩的事”。我知道他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我也知道他们两人间已有十，年以上的友谊，他们之发生爱情是毫不足怪，异常自然的事。同时，凡是了解近代浪漫精神的人，都知道求爱与求真，殉情与殉道有同等的价值。我实在扳不起面孔，用狭义的道德名词世俗眼光来责备他警告他唤醒他迷恋女子的幻梦。另一方面，因他接家眷来昆明，劝对方回北平，说得那样超脱，我也没有感觉到危机的重大。

他的太太到昆明，除带了他们的一儿一女同来外，她的母亲和她的姨侄女也一同来了。以性情相当怪，生活习惯相当奇特，决不肯牵就人的荫麟，忽然置身于这样膨涨的家庭中，自不免多少感到一种压迫或束缚。以他这时的家庭生活与他过去几个月内享受的自由恋爱的生活，两相对比，就可知他必不免有些烦躁不安了。他的太太对他过去的行径，当然也不无责难与不满。因此，不惟未能使他回复到宁静的心思，有时反而刺激他与她“斗气”。致使他在家庭，卜竟发泄他所有的原始暴躁不驯的脾气。在几个月内，他们夫妇间听说共吵闹了六七次。有时吵闹得很厉害，须要楼上的冯芝生太太出来调解。对于他从前曾经“死心塌地”爱过的女人，时常这样吵闹，他行为的矛盾，精神的痛苦，可想而知了。结果，伦女士带着与她同来的几个人，仍然离开他回到广东。不久之后，y小姐也离开昆明往北平去了。这样便成了他生活中最不幸的悲剧。自己的妻子带起自己所钟爱的儿女远走了。所爱的女子亦与他断绝来往回北平去了。经济上受了很大的损失，他多年来的积蓄，差不多有五千元(约当现在五十万元的购买力，在当时朋友中最称宽裕)，也因伦女士之来和去，耗费罄尽了。反落得众人，特别许多同事的太太们，背地里对他的非笑与指责。现在我们可以说一句公平话，荫麟始终对伦女土很厚道。他们的吵闹也并不始于在昆明时期，实在是为性格所决定，出于不得已，他们自己也无法克制，别人也无法劝解。即在斗气与分离之中亦有最初的一线情谊在维系着。兹试公布一段伦女于荫麟逝世后给我的信，便可以见出他们的真正关系，和他感人之深了：

“……荫麟的死耗，我在廿七日《大公报》看到．当时晕过去有十多分钟。醒来后我希望这是一个梦。但可惜却是一个永远不能挽救的事实．它所给予我的悲哀与创痛，是在今生的任何事都不能填补的了。无论如何，在他的生前，我曾经爱过他，恨过他。爱曾一度消灭；但因他的一死，恨也随之而逝。到现在我依然爱他。我觉得万分对他不起，我不曾尽了我的职责．我们把有限和宝贵的韶光辜负了。他憎恨着我，我仇视着他，以为还有个无限的未来给我们斗气呢！结果彼此抱恨终身!这一切都咎由自得，怨谁? 现在我不断质问着自己，这次应该死的是我不应是他。他是这般有用，而我早已就厌倦人世了．……在十月二日我刚到曲江时就写了封信给荫麟，阿匡也有一封信，另附相片两张。谁知这信今天退回来了，外面写着“此人病故退回”。但由邮局印记看得，此信在二十号已到遵义，赶得及在荫麟死前看看他的儿女及信。谁人竟做了这件遗憾的事，把信退回。命定了今生我不能再见着他，倘若我能早得一点关于他病的消息，我一定还来得及和他最后一诀。现在什么都完了，只剩下这无尽期的悲痛，令我懊悔，自嗟，自怨!……”

他经过这番家庭波折后，精神当然不快乐，也思变换一下环境。同时中央大学及浙江大学两处都有函电来，商洽聘请的事。而他对于清华似又有一些留恋，但又感觉清华对他的待遇有点不公平。他的月薪仅三百元，那时常有七折。而许多与他同资历，甚或稍晚的人的待遇，已经较他为高，据说是因为清华照定章，凡销假回校的教授，一律支请假时的原薪。他因编著《中国史纲》请假数年，及抗战后回到清华仍支四年前的原薪。(而当他前此编著《中国史纲》时，除月薪四百元外，每年另有三千元购书费，他每月的收入约在六百元以上)于是他曾向清华当局提出，希望与同资历的人待遇相同的要求。但当局坚守校章，未加允许，反而引起许多人讥笑他自己争薪水。因此更坚他的去志，同时也更使他去得不痛快。，于是他乃决计应浙大之聘；往遵义去。

当他于廿九年七月底独自离开昆明的前夕，我曾同他谈到夜深。对他的处境我诚不胜其感慨，殊难以为怀。然而他仍有信心，有勇气，对俗事毫不介怀，对到浙大后的著述工作，有所筹划。我那时深信他去到浙大，有晓峰兄他们一班朋友的切磋鼓励，又无室家之累，他必能发愤著述，移其爱女子之真忱，以鞠躬尽瘁于学术，而开创一种新途径。及《思想与时代》月刊的刊行，他也异常感兴味，果然向着大家所期望于他的方面进展，我颇觉欣慰。那知他竟因读书写著，用心思过度，致使身体亏损，遂至不起他的死使我感得特殊的悲痛。因为我同他认识最早，与他接近的时间也最久。我得了他许多宝贵的助益。而我对于他的困难他的危机却没有什么补救与援助，深觉自己对于友道的亏欠。我勉强写成这篇文字，挂漏甚多，说不上纪念他，表扬他的好处，不过藉以抒写自己的哀情与歉院罢了。

他不是没有短处。他的短处在于太下通人情吐故，不易适存于现社会，太任性，太过于自信，不求人助益，不听人劝告。他常常集中其精神，灌注于于一事，或偏向于一点，而忘怀其他一切，不问其他一切。他的短处，也就是他的个性倔强的所在。这只是对于他自己不利，使他的金钱，名誉，健康，地位受损失；对于别人却是无损的。而他的长处的发挥，却是对于国家对于学术的贡献，和对于朋友的助益。综结起来，我们可以说，他睥睨一世，独往独来，一任性情，独抒己见。他生平精力所集中，心神所寄托，约有三事：一为真纯爱情。前期对伦女士之爱，后期对y女士之爱，天真纯洁，出于至性至情，牺牲一切，在所不惜。一为平民福利。举凡农工，士兵，贫苦大众，低级公务员，及学校教师之生活的改善，社会福利的增进，构成他政治的改革与建设的中心思想。一为学术研究。在学术钻研方面，他博学不厌，勤勉奋发，从未稍懈，他立志作第一等人，终能在史学界取得第一流的地位。他的《中国史纲》，虽仅部分完成，是他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书中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与识见。

《思想与时代》月刊，第二十期，194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