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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姆士乐队:温柔与荒谬

刘丹 城市OurCity 2020-10-11



永驻越来越怀疑“身份”这件事。“我不屑你给我的东西,我可以决定我自己的身份。”表姐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只比他大四五岁,刚到台湾也自顾不暇,却给永驻买了吉他。“她非常勇敢,对自己也是,甚至个性有点讨厌。”


这样的姐姐,为了留在台湾而结婚,很快又离婚。姐姐告诉他,我不害怕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并非不能理解姐姐的选择,只不过永驻不想接受这样的规则。“你的笑让我无法/无法沉默作答。”他为姐姐写下《我不希望你孤单地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姐姐值得被爱,他们值得更好的获得身份的方式。


作者 | 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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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康姆士乐队在第二季《乐队的夏天》的两支“初印象”视频都与主唱永驻的口音有关,“普通话烫嘴,分不清平翘舌”。节目中有三支来自台湾的乐队,唯独永驻的口音尤其明显。


或者说是复杂。通过《乐队的夏天》及《乐队我做东》里的几个瞬间,能够拼凑出一条模糊的轨迹:李永驻,祖籍云南,生于缅甸,现居台湾,也常去福州。


滇缅公路龙陵至腊戌段全长732公里,是永驻家三代人至今没有跨越的距离。永驻的祖父辈是云南龙陵人,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末期跟随败退的国军来到缅甸,而后滞留在泰缅边境的山区中,台湾当局宣称他们抗命自主,在国际上与之划清界限。


等待这些人的是被“消失”的20年,他们从大陆流亡,没办法去台湾,又被缅甸视为外敌,被称作“孤军”。上映于1990年的台湾电影《异域》就讲述了泰北孤军的故事,片尾曲用了台湾歌手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永驻的父母都生于缅甸,在腊戌成家,当地过半居民都是华人。在永驻心里,父亲是一个传奇,“从什么都没有变成什么都有。”母亲也总回忆起两个人的恋爱,他个子很高,拍结婚照的时候要坐在椅子上面,才能和她背对背地靠在一起。


这像是能通过他的音乐想象出的浪漫画面。浪漫背后,生活还充斥着游行、镇压、战争以及死亡,那些平静之下的疯狂,温柔背后的荒谬。



1987年,缅甸政府突然废除面值不能被9整除的纸钞,父母辛苦攒下的钱只能给永驻当贴纸。1988年,大规模抗议运动爆发,遭到强硬镇压。腊戌陷入大火,永驻父亲为了救家里的租客遇难,租客丢下他逃跑,却也死在了别的地方。


大火过后,听到街上人们呼喊的口号,永驻也冲上前,觉得特别酷。“那时候太小了,根本不懂他们在追求什么。”


缅甸东西北三面群山与高原环绕,气候受南部的季风影响,有夏季、雨季和冬季,没有春季。永驻的家人在缅甸延续了三代,依然保留着乡音,说云南话。


当年的孤军或许还抱有“回家”的希望,把台湾或者云南视作家,几十年后,他们的儿女开始接受自己所在的地方。


永驻的母亲常常感慨,父亲名字里带个“春”字,这个名字不好,春天太短暂了。她搬到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把永驻送进当地一所几乎没有华人的中学,决心让孩子们融入缅甸。


他成为异类,同学拿他的语言和长相开玩笑。“那时候你意识不到自己被霸凌了,你只会觉得,原来我不属于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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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导演赵德胤拍摄了许多聚焦缅甸的电影,他多次提起缅甸华人的“台湾梦”。


赵德胤在16岁时通过侨生考试从腊戌来到台湾,电影《再见瓦城》的故事就取材自他的家乡。1992年,一个男人杀死了新婚妻子后自杀。赵德胤回访当事人家属后得知,当年两人偷渡到泰国打工,女方想通过假结婚去台湾,男方不允许,婚后女方还想回泰国,命案由此发生。


“对于当时在缅甸的我来说,能来台湾是一个像中乐透一样的命运安排,我是非常幸运的人。”2016年,《再见瓦城》获得威尼斯影展欧盟电影联盟大奖,赵德胤在颁奖典上这样说。


放在当年,像赵德胤这样以侨生身份进入台湾的机会极其有限。永驻本打算去台湾读大学,突然听说往后不收缅甸华侨了,赶紧报考,让已经去到台湾的表姐帮他随便填了志愿,进入高雄的一所高中。隔年,招收侨生的政策果然开始收紧。


“因为要自己打工赚学费,所以大部分人都去台北,只有笨蛋才会选择高雄。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我到学校一个星期,连学校名字都不知道。”


口音再次成为问题。缅甸学校教的是英式英语,台湾同学大多说美式英语辅修日文,“唯独你不知道卡哇伊是什么意思”。比如永驻说,“你大明大白地走进来。”他想说“光明正大”,但意识不到自己用了云南话的表述方法,别人也听不懂。老师问他:大明跟大白是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永驻觉得,自己既不是缅甸人,也不是台湾人。“我努力让自己不那么特别,我想跟大家一样”。永驻用《一样》这首歌写了自己刚到台湾的心情,“我想要飞去那月亮去躲黑夜的悲伤。”


这句歌词改编自朋友的一句话,两个人交集不算多,共同的目标就是玩音乐、拿台湾身份证。后者是前提,没有这个身份,他们很难就业,还可能被遣返。其实那时候的缅甸华人大多得先借口去打工来到泰国,再通过假护照转化身份,在灰色地带生存。


有一天朋友突然跟永驻告别,说自己得了癌症,想回缅甸死去。永驻说,好。这就是两人最后的告别。


再次想起这位朋友时,永驻听说朋友的姐姐也患癌住院。永驻记得有一次朋友骑着旧机车,上不去桥,只能推着车走。永驻嘲笑,你也太悲惨了吧。朋友说,艺术就是这样,要从苦难中去寻找感受。朋友还说,想去台北读导演系,拿硕士学位,要找一个能白头到老的女人。


“他是那么胆小又那么脆弱。他那么努力,为了活下去,跟大家一样。”他至死也没能拿到身份证。



歌词中的追问仍未得到回答。2008年7月3日,400多名无法取得台湾身份证的泰缅孤军后代在台湾中正纪念堂的广场前集结,齐唱《亚细亚的孤儿》。“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永驻越来越怀疑“身份”这件事。“我不屑你给我的东西,我可以决定我自己的身份。”表姐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只比他大四五岁,刚到台湾也自顾不暇,却给永驻买了吉他。“她非常勇敢,对自己也是,甚至个性有点讨厌。”


这样的姐姐,为了留在台湾而结婚,很快又离婚。姐姐告诉他,我不害怕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并非不能理解姐姐的选择,只不过永驻不想接受这样的规则。“你的笑让我无法/无法沉默作答。”他为姐姐写下《我不希望你孤单地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姐姐值得被爱,他们值得更好的获得身份的方式。


2014年11月18日,台湾移民与人口部颁布外国人永久居留权实施条例,想取得台湾身份证的缅甸华人有了可依循的政府法规。不想要身份证的永驻为了去大陆演出必须办身份证,拿到身份证后演出却办不成了。新身份要求他的第一件事是去服兵役。


永驻不在意自己的“不一样”,但过去与现在,缅甸与台湾,两个时空扭曲粘合成闭环。前方有路,路总有分岔。


所以,他努力拥抱生活的全部。2017年,永驻听说缅甸某地有金矿,有门路让他进去,就想去看看。矿在深山里,永驻先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再换乘七八个小时的汽车,中途遇到叛军,只能改骑机车、走山路。来到矿上,当晚,他被蚊子咬了,“脸肿得跟猪头一样。”


永驻决定回家。他避开叛军,走水路,明明是顺流而下,固定船板的四根龙筋突然断了三根,修好时已经是第二天上午。到曼德勒后,永驻浑身发抖,他得了疟疾。


问题又被提起:你是什么人?


他逃过了叛军、炸药、毒蚊子,捱到快得救的时候,医生却拒绝提供治疗。“缅甸医生发现你是外国人,不敢治你的病,他怕把你治死了就变成国际事件了。”为了就医,他穿上了当地人的服装。


换了身衣服,他就被视作“缅甸人”,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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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尽管如此,永驻依然把曼德勒描述得很美好,那是他长大的地方,曼德勒是家人,是母亲的怀抱。虽然他知道,“回忆都是会骗人的。”


搬到曼德勒后,永驻学会了骑自行车。那里的街道横平竖直,以数字命名,缅甸第一大河伊洛瓦底江从城市西边流过。他常常沿着数字增减的方向穿行在街道围成的方格之间,从不担心迷路。


城里有很多寺庙,人们许愿后就会敲钟。想安静下来的时候,永驻会躺在菩提树下,寺庙传来的钟声回荡在树林里,低频的“咚——咚——”声环绕城市。他把钟声放在《Mandalay》这首歌的开头。“全都是爱,全都是爱。”


永驻还提起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Kipling)的那首《曼德勒之路》(The Road to Mandalay):


这一切已是遥远的过去

也没有车载我从这里开到曼德勒

就像一个老兵在伦敦对我说

一旦听过东方的味道

再没有办法听到别的声音


这首诗向西方世界描绘了充满异国情调的东方城市,许多人慕名而来,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也曾追随《曼德勒之路》,在曼德勒受训加入殖民警察部队。置身其中,所感知到的就不再是诗歌里“梦幻般的乡愁”。诸如《动物庄园》《1984》等奥威尔式预言的诞生大多可以追溯至此。


“歌是比较美好的。”康姆士乐队的吉他手骏腾从未到过曼德勒,在音乐之外,他本能地感觉到,“现实可能没有那么美好。”


《Mandalay》原本写给《再见瓦城》,瓦城是曼德勒的别名,这部电影的英文名是《The Road to Mandalay》。“幸亏没用。”看过电影,永驻发现,里面根本没出现有关曼德勒的镜头,而且“这首歌我写的太美好了,它里面太悲哀太悲惨。”


真论起生活水平,曼德勒当然比不上台湾的城市,但永驻想从回忆中汲取希望,这也是康姆士第二张专辑的主题。永驻把自己的创作分两种:一种是过去他经历了什么,一种是未来他想要什么。这张专辑里面都是他渴望的东西。



《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这首歌的创作开始于南渡。南渡位于缅甸北部,曾有世界上最大的有色金属矿山,英国殖民时期在这里修建了东南亚最大的炼银厂。


2015年,永驻的母亲在南渡支教,教当地的小孩学中文。那时他即将入伍,被这件事搞得心情压抑,于是回到缅甸,在母亲身边待了几天。除去矿区,南渡的城镇面积很小,永驻把最热闹的一条街从头到尾逛过,只需要3分钟。


他在镇上无事可做,就来到25公里外的废弃银矿。这里没有街道,污染严重,成年人大多是矿场公务员,他们必须守着这里,生活被困在原地。孩子们在矿上踢球,十来岁的年纪,告诉永驻自己有糖吃,那其实是联合国发的营养棒。


“你们不想出去看看吗?”永驻问。


小孩说,不是不想,是不敢。永驻很想告诉孩子们,生活不只有一个样子。“不管是什么轮廓,不管是什么结果。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


从腊戌搬到曼德勒被永驻认为是母亲唯一做对的选择,“她也蛮支持我去台湾,支持我去外面看看。”他体验过各种生活,做各种兼职、上最好的高中、报考最差的大学、从英文系读到设计系、又玩音乐,组乐队。


他需要在不断的回望中自我确认。《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这首歌是在永驻服役期间完成的。他始终不能接受当兵这件事,也不喜欢里面的氛围,有人在军营中被虐待致死。他总想起了那位至死都没拿到台湾身份证的朋友。


这首歌最初的歌词是“别哭,往幸福的温度。”给在矿场遇到的孩子,后来改成“别哭,前面一定有路。”给自己。谈论幸福前,首先要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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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2018年,鼓手世翔加入康姆士。世翔是福州人,康姆士其他几位成员也常常往返于福州。永驻现在的生活围绕台湾、福州、缅甸三个地方打转。


“我从小看简体字长大,去台湾之后特地去学繁体,现在又回来看简体字。”


他把人生比作一个循环,喜剧其实是悲剧,悲剧发展为荒谬,也就成了喜剧。荒谬循环,“就像你在高级饭店里吃东西,外面有乞丐坐在寒风里。大家都是人,隔了一个玻璃为什么会差那么多。”这依然是在描述某种身份带来的隔阂。


《乐队的夏天》录制期间,工作人员问:你为什么总说相同的话?永驻说,这是我来上节目的原因,我怕你们没有播出来。


这两年,乐队阵容稳定下来,听众越来越多。去年巡演,康姆士和现场观众约好今年再次相见,没想到新冠爆发,乐队成员分隔在台湾和福州两地,不能见面,也没有线下演出。《乐队的夏天》是他们今年唯一的机会。


被永驻重复的是大段的、絮絮叨叨的独白,“我们活得好好的,我们还会更好。如果说你没有更好的话,没关系,继续加油,我们在前面一点等你,我们用更好的自己相见。”直到康姆士被淘汰,这些话还是没播出来。


康姆士的歌词里有许多的“你”和“我”, 发疟疾的时候、穿过战区的时候,他当然也会害怕,但他要用一种乐观的视角去连接自己与世界。“每个人遇到的问题是不同的,但大家孤单的情绪是相同的。”



永驻网易云签名是《一样》中的歌词。“在恐惧的地方,会藏着意想不到的宝藏。”


《一样》的一半写给那位去世的缅甸华人朋友,另一半写给一位台湾单亲妈妈。她教女儿游泳,女儿很怕,哭着往回跑。于是她对女儿说,“很多问题是需要自己去解决的,虽然我很心疼,但更想你知道,在恐惧的地方会藏着意想不到的宝藏。”这番话让永驻感受到力量。


从腊戌到曼德勒再到高雄,“走着走着就顺了。也不是顺了,就是不太在乎了。”永驻不再追求融入某个群体,他相信共情。


32年后,永驻在《乐队我做东》提起了父亲的离世,“我从小就觉得好像自己总是差人家一点。”说到这,永驻换了个故事,另一种悲伤被用来承接这种悲伤。刚到台湾,他曾连续七天吃不上饭,饿得出现幻觉,最后鼓起勇气去小吃店要到了食物。


“你只要愿意去尝试,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打败你的。”


如今永驻的大部分家人仍生活在缅甸,由于签证限制,永驻和家人总是短暂地相聚又分开。2017年永驻染上疟疾那次,母亲起初以为他在装病,下意识地说:“妈妈知道,你那么小我就让你一个人去台湾,你很生妈妈的气。”


大家都努力在不同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存在感。像是母亲在南渡支教两年,“她希望自己被需要,至少她的学生们在意她。”和她在一起的每一天,永驻都向她表达自己的爱,“我想告诉她,有一个人觉得她很重要。”


经历过那么多惊险的、传奇的事情,唯独这些日常片段被他视作生命中的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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