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东南亚三年展延伸研究 | 提摩特斯•安格万•库斯诺：元库地研究中心（2013年至今）与爪哇斗虎仪式 （上）
编者按
本文为“首届泛东南亚三年展”委任研究项目“东南亚研究型艺术“系列的第二篇。（此推送为该研究的上篇，请持续关注下篇推送）
Caroline Ha Thuc博士是本次三年展合作研究员。她是一名独立写作者和策展人，专注研究亚洲当代艺术，定期为Art Press和艺源（Artomity）等艺术杂志撰稿。作为一名策展人，她积极促进来自不同文化的艺术家之间的对话，反思当代社会议题。在本系列研究中，她将从以下四方面进行个案分析，展现该地区研究&艺术交织而成的创作历程以及研究为激发创意、解放思想所贡献的关键动能：
·创作语境
·艺术作品描述、艺术家的创作目的和驱动力
·研究历程
·研究成果的艺术转化
作者关注的重点是“为艺术而开展的研究”，而非“对艺术的研究”、“通过艺术开展的研究”等与“研究型艺术”的讨论紧密相关的话题，尽管艺术作品的认知和表现维度亦是作者分析的重点。我们会看到，与我们所在的语境类似，出于自我教育及推敲正统叙事的冲动，艺术家对历史、档案和集体记忆进行探索。
当然，艺术实践的过程并非如“研究历程——艺术转化”一步步如此线性直接。“翻译”、论述、实践者与对象多向度的融合与共同表达……所谓“研究成果”，很难用单一维度来解释。如作者所言：“我们无法辨别哪些是艺术家的研究，哪些是研究成果的艺术转化，因为不同的环节相互交织、相辅相成。艺术家在创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创作。”研究型艺术也正是因为表现出此种模糊性而常受诟病。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搭建研究框架，让艺术实践能在自身的特定语境中得到更加深入透彻的分析和理解，直面艺术实践的复杂性——既关注艺术与研究相互纠葛与超越的可能性，亦不以“艺术”为名回避传统意义上的“研究”所涉及的方法和伦理问题。我们的目的是打开讨论，而非给出定义。
陆思培
提摩特斯•安格万•库斯诺：
元库地研究中心（2013年至今）与爪哇斗虎仪式
上篇
Timoteus Anggawan Kusno: the Centre for TanahRuncuk Studies (2013 - ) and the Rampog Macan Javanese rituals（Part I)
《群岛不为人知的故事》，2017。
查尔斯•艾舍（Charles Esche）与丽柯莎•艾菲雅迪（Riksa Afiaty）策展的“权力与其他：印度尼西亚及其艺术（1835年至今）”展览现场。布鲁塞尔艺术中心（Bozar），比利时，2017。由元库地研究中心和艺术家惠允。
出生于1989年的印度尼西亚艺术家提摩特斯•安格万•库斯诺（Timoteus Anggawan Kusno）在2013年创建了元库地研究中心（“元研中心”/CTRS）。此虚拟研究机构致力于研究东印度群岛中“凭空而起”的元库地，其明确地指向荷兰早先对印尼的殖民统治。元研中心结合艺术创作和史实材料——既收集了殖民时期真实的和艺术虚构档案材料（草图、绘画、照片、手工制品等），又集合了真实和虚构的学者所做的记录和文章。1
以元研中心之名策划的首展“元库地回忆录：来自‘被遗忘’之地的记录”（2014），其风格与民族志博物馆展览如出一辙：将所有艺术品展陈于玻璃柜中，并辅以拉丁语标识和科学描述。2比如说，元库地动植物的草图就会和描述当地人习俗、武器与神灵的素描陈列在一起。随着艺术家研究成果日渐丰满，元研中心也不断发展，他大部分的艺术创作都能契合研究中心的整体框架。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展出的“群岛不为人知的故事”（2017）依旧以转移民族志话语走向为主旨，其独特的策展方式将所有展品都变成了17世纪西方珍奇柜中的藏品。3同时，库斯诺还从殖民史上的特定主题中挖掘灵感来创作表演。 “老虎之死”（2017）正是源自艺术家对传统爪哇仪式及其殖民时期变体的调研，这些仪式背后的意识形态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印尼社会。
库斯诺将自己设定为在自身学术背景熏陶下、以民族志研究方法和机构手段开展创作的艺术家。他毕业于日惹（Yogyakarta）卡渣玛达大学（Gadjah Mada University）社会和政治科学专业，研究实践涵盖历史、民族志和博物馆学。他用自己的研究来回应印尼后殖民和后专制统治时期的特定语境：通过再生和伪造档案来质疑历史真相和史料编纂，揭示仍困扰着当今社会的被掩盖和被忽视的历史史实。因此，艺术家用自己的创作向当今沿袭欧洲知识生产和传播模式的传统宣战，并开辟了批判性和多元化解读印尼历史的新实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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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虚构及真实的藏品和出版物可在艺术家创建的元研中心网站上获取：
https://www.tanahruncuk.org展览于2014年11月在印尼日惹Kedai Kebun Forum画廊举行。
展览名为“权力与其他：印尼与艺术（1835年至今）”，由查尔斯•艾舍（Charles Esche）与丽珂莎•艾菲雅迪（Riksa Afiaty）策展，于2017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艺术中心（Bozar）举办。
本文以作者与艺术家于2019年9月至2020年7月间的交谈为创作蓝本。
创作语境和艺术驱动力
反对集中化的国家历史元叙述
沿着葡萄牙商人的足迹，荷兰人在16世纪踏上了东印度群岛的土地，并于1602年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VOC）。这间商业公司于1800年破产，其殖民地领土资产被荷兰政府国有化。5殖民政权主要走贸易路线，核心要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榨取利润，6但也会通过压迫和暴力手段来逼民众就范。整个殖民过程就是一个反复循环的模式： “和平接触——怀疑加剧——暴力冲突。”7曾任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的扬·皮特斯佐恩·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1587-1629）兴建了巴达维亚城（Batavia），将其作为荷兰东印度群岛的首府。这位荷兰人就是殖民暴力的代名词，他率兵血腥征服班达群岛（Banda Islands），并大肆剥削当地资源。在殖民年代，特别是在爪哇战争（1825-1830）期间，反对荷兰统治者的抵抗运动层出不穷，并涌现出一批闻名遐迩的民族英雄和深具领袖气质的领导者。8
金色半身像（灵感源自扬·皮特斯佐恩·科恩的肖像画），2017。由元库地研究中心和艺术家惠允。
关于那段历史的报导和档案资料大多出自荷兰或英国军官的证词，其编写目的自然是维护殖民者的利益。不过，印尼有一点和缅甸不同，因为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采用了印尼的本土视角。迪潘纳加拉（Dipanagara）、素拉帕蒂（Surapati）和阿贡苏丹（Sultan Agung）等抵抗运动领袖被荷方史书抹黑为反派人物，而印尼本土史料将他们正名为民族英雄9，虽然这么做是为了更好地建立民族认同。萨托诺•卡托德乔（Sartono Kartodirdjo，1921-2007）、王福涵（Ong Hok Ham，1933-2007）等出色的本国历史学家曾经研究过殖民政权。实际上，“自苏哈托（Suharto）倒台以来，重写和再构印尼历史就成为了许多印尼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10
尽管这些学者做了大量研究，但印度尼西亚视觉艺术档案馆（IVAA）11前执行馆长法拉·沃达尼（Farah Wardani）还是强调本土档案馆的缺乏，并表示一手档案都由殖民者收集，因此都存放在欧洲12；而且绝大多数档案都由荷兰语编写，对印尼学者不太友好。此外，据库斯诺所言，大部分现有档案是学者“够不着”的，它们或被归档保存，或被遗忘在仓库角落，而不是开放给公众。对他而言，“这些档案处于‘锁定’和‘睡眠’模式中，亟需唤醒、复活、重新解读并纳入当今的语境和讨论之中。” 1321世纪以来，印尼民众对档案的关注与日俱增，也充分意识到档案之于印尼、尤其是日惹不言而喻的重要性，而在日惹工作和生活的艺术家对档案研究的关注自然恰逢其时。印尼视觉艺术档案馆于2006年在日惹成立，而活跃的艺术家群体也正在深入研究档案材料和国家历史的编写。14
建构单一的历史叙述并非殖民者专享的特权。1945年印尼宣布自荷兰独立，并于1949年正式取得独立，而在结束殖民统治后的建国进程中，历任统治者仿佛都把书写历史作为权力合法化的工具。格克（Gerke）和埃弗斯（Evers）援引了印尼学者阿里尔·赫里安托（Ariel Heryanto）的话，并特别指出，“自独立以来，印尼的社会科学几乎完全为当权政府服务。”15教育体系和学校教科书通常也效忠于国家的政治议程，尤其是在苏哈托的新秩序专制政权时期（1966-1998），那时候只有唯一的、官方口径的国家历史。16
然而，印尼历史学家阿格斯·苏维格尼奥（Agus Suwignyo）觉得，不能把自我中心的集中化国家历史元叙述书写单单归咎于新秩序政权：苏哈托治下编纂的印尼史确实有所删减，甚至还有伪造成分，从而使政权合法化，但这种自我本位的印尼历史构建早在民族主义发展之初就已经抬头。在他看来，这种“印尼中心编史法”因民族主义运动而生，反对“所谓荷兰中心编史法”，旨在纠正迄今为止只从殖民者的单一视角出发来编写历史的方式。不过，作为政治和民族主义主张的工具，它还是照搬了荷兰的国家中心说和自上而下的视角。17
库斯诺从这一语境出发，超越了仅从民族主义视角来反对殖民主义视角的二分法，用自己的历史方法去呈现多元话语和多样观点。他结合真实存在和艺术虚构二者的档案，以期从更为批判性角度拓展人们的历史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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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进一步了解印尼的殖民历史，请参考Merle Calvin Ricklefs. “14世纪以来的现代印尼史(第二版)”. 贝辛斯托克/斯坦福, 加利福尼亚州: 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91.
Gert Oostindie. “荷兰殖民者对殖民帝国, 原住民文化和奴隶的态度”. 论坛: 18世纪荷兰共和国的城市文化, 1998:351.
Michael Wood.现代印尼的官方历史:新秩序感知和反对意见.布里尔出版社,2005:69.
请重点参考关于迪潘纳加拉王子的生平和奋斗史:Peter Carey.“预言的力量”.布里尔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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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Wood.“现代印尼的官方历史:新秩序感知和反对意见”.布里尔出版社,2005:41.
Agus Suwignyo.“后新秩序政权时代的印尼国家历史教科书:到底新在何处?”.东南亚人文及社会科学杂志.卷170.第1期(2014):114.
印尼视觉艺术档案馆（IVAA）的前身是2006年在日惹建立的切曼提艺术基金会（Cemeti Art Foundation）。
Farah Wardani.“为艺术档案找个落脚之处”.瓦札拿杂志(Wacana).卷20.第2期(2019):209-232.
2020年6月与艺术家的电邮交流。文中所有引用艺术家的表述都来自2019年9月至2020年7月间作者与艺术家的电邮交流。
Antariksa多年来研究日本占领印尼时期；Lifepatch是2012年成立的艺术家群体，曾赴荷兰不同的历史博物馆做研究，搜集殖民时期档案，特别是与“狮虎传说”这一艺术项目有关的资料。
Solvay Gerke和Hans-Dieter Evers.“地方知识的全球化:1970-2000年间关于东南亚的社会科学研究”.SOJOURN:东南亚社会问题研究杂志.卷21.第1期(2006):2.
有关新秩序政权和印尼历史的问题，请重点参考Michael Wood.“现代印尼的官方历史:新秩序感知和反对意见”.布里尔出版社,2005.
Agus Suwignyo.“后新秩序政权时代的印尼国家历史教科书:到底新在何处?”.东南亚人文及社会科学杂志.卷170.第1期(2014):114-115.
反对历史知识匮乏
“胜利女神与大地女神”，绘画研究——元库地学会，约1603年（元研中心收藏）。由元库地研究中心和艺术家惠允。
现在，大多数印尼人可以上网了解国家历史，用谷歌和维基百科来验证信息的真伪。印尼的公共机构和教育体系也积极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新动向看齐。可艺术家还是觉得，人们依旧无法平等地获取教育和历史知识。18
此外，自90年代以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简化历史的风潮，引发对过去的向往以及对殖民时代的迷恋。当下的社会不安、贫穷和动荡，使殖民时代被部分印尼人视作更好的年代，以及他们“逃避眼前困境”的出口。19这一趋势存在于公众和私人领域中，它能够催生新的旅游和设计主题，激发电影创作和时尚风范的灵感。当地人称之为“tempo doeloe”（对荷兰东印度群岛时期“美好过去”的向往）和“mooi indie”（美丽的印度群岛）。而库斯诺想知道，到底是哪些人觉得这个年代是美好的？而人们向往的又是哪一段殖民历史？他认为人们在不清楚历史全貌的前提下就去对历史妄加想象倒颇有讽刺意味。“倘使我们想象并浪漫化的历史错误一面会怎么样？”20正因为此，这些对历史的过分简化更需要我们对历史进行更深入、更多元和更细致的研读。
尽管库斯诺用艺术手段来研究历史，他还是会清晰无误地标注原始资料和参考文献，以便公众进一步了解艺术家提及的殖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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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与艺术家的电邮交流。
Ana Dragojlovic,Marieke Bloembergen和Henk Schulte Nordholt.“殖民往事:回忆,物件与表演”.东南亚人文及社会科学杂志.卷170.第4期(2014):438-39.
2020年6月与艺术家的电邮交流。
殖民和封建幽灵
由未知艺术家所绘的“元库地斗虎人地图”（元研中心收藏）。由元库地研究中心和艺术家惠允。
事实上，除去殖民历史本身，库诺斯的艺术实践中最至关重要的是这段过去的遗产，以及它如何仍然塑造今时今日的印尼。学者们指出，爪哇地区的集权统治，包括法律与法制体系，存在着制度连续性，它将殖民地与独立后的印尼衔接起来。21民族团结的产生也是因为人们认识到殖民统治者是大家共同面对的压迫者，这有助于建立民族认同和民族话语。22新秩序政权已经在二十年前倒台，而库斯诺发现，这些幽灵仍然困扰着社会的各个层面：“它们隐藏在人们习以为常的万事万物中——生活点滴、被制度化的流程、构建社会的元素、故弄玄虚的单一历史、纪念馆使我们牢记此而非彼、定义‘我们’和‘他们’、规定可言和不可言的内容。”23值得一提的是，昔日的封建制度在新秩序政权期间重获生机，不断地渗透于社会肌理，成为殖民主义发展的根基和亲密战友。
元研中心专注于这些纷繁交错的问题和传统，而“老虎之死”以及艺术家近期的研究工作则更具体地观照一种特定的爪哇仪式，从而证明在殖民时期乃至当下，暴力被系统性合法化的问题仍屡见不鲜。
主要发生在爪哇的斗虎仪式（Rampok Macan，其中“macan”在爪哇语中指老虎）始于1605年，一直到1906年才消失。24在这些政府举行的仪式中，三到四排手持长矛的士兵环绕在一只老虎的四周，在皇宫旁边的大广场上将其公然弑杀。老虎一般要连斗两场：先和水牛厮杀，胜利之后再与士兵的长矛较量一番。平时，这些老虎被展示在皇宫庭院的笼子里，象征着抵御敌人和征服自然的力量。
元库地老城（ Oude Stad Roentjoek），明信片复制品，2018。
档案纸版画，铝胶粘，330x500mm。由元库地研究中心和艺术家惠允。
荷兰历史学家彼得·布姆加德（Peter Boomgaard）指出，该仪式在1830至1870年之间数量倍增，导致爪哇虎几近灭绝。这一时期又恰逢荷兰施行强制栽培制度，加剧了对资源和劳动力的剥削，使印尼人民饱受饥荒和贫穷之苦。25面对民怨，试图巩固权威的荷兰殖民者将这一仪式挪为己用，不仅把它挪到殖民者“发明”出来的新“传统发源地”，还迫使仪式“沦为欧洲游客的消遣方式”。26
该仪式于20世纪初消失，残留于世也是为了服务国家权力而制度化的合法暴力行径。在1965年印尼大屠杀中，普通百姓和军人杀害了大量与印共有关的同胞27，艺术家虽然从未直接提到这场惨剧，但也暗示了国家常以和平与和谐之名来洗刷暴力的做法。如今，军队和民兵式组织仍在印尼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暴力行为也在印尼政坛重燃。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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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重点参考“旧国家,新社会:比较历史视角下的印尼新秩序”.亚洲研究杂志.卷42.第3期(1983年5月):477-496.
请参考Johan Meuleman.“在统一与差异之间:印尼国家建设”.欧洲东亚研究杂志,2006,卷5.第1期.2006:45-69.
艺术家关于“老虎之死和其他空位”的声明。由艺术家惠允。
如需进一步了解该仪式，请参考“爪哇宫廷的虎豹仪式1605-1906”.选自Peter Boomgaard著的“恐惧边界：马来世界的虎与人1600-1950”.耶鲁大学出版社,2001,145-166.
库斯诺.“走出黑暗即是光明”.元研中心网站撰文.
Peter Boomgaard.2001.同上.157.
不同消息源把死亡人数定在十万到两百万之间，但确切数字还是存疑。James T.Siegel强调“屠杀的常态化”，间接表明了暴力的合法化。James T.Siegel.“印度尼西亚：不完整评估”.康奈尔大学东南亚项目印尼索引.第100篇.(2015年10月):31.
Robert Cribb.“1965-1966印尼大屠杀悬而未决的问题”.亚洲调查.卷42.第4期(2002年7/8月):551.还请参考James T.Siegel在“雅加达犯罪新形式”一书中关于1983-1984年大屠杀的描述.杜伦&伦敦:杜克大学出版社,1998.
艺术家的研究维度
爪哇历史（2018）。由元库地研究中心和艺术家惠允。
对于库斯诺而言，研究和实践在不停歇的你来我往中齐头并进，得以给自己的思考和创作过程补充弹药。他不仅研究档案和文献，也从事田野调查，从而获取生活体验，开展深入讨论，用现实来对照学术研究。参与和协作也推动了他的艺术实践和工作方法。
作为档案管理员的艺术家
通过数次实地调研和线上研究，库斯诺不断收集印尼在荷兰殖民期间、尤其是爪哇仪式方面的档案资料，并以此为根基创立了元研中心。虽然档案中穿插着艺术作品，但它们仍是他展出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
在项目甫尔之时，元研中心的全部档案其实都是虚构的，而随着机构的不断发展，库斯诺开始收集真实的档案，并将其与虚构内容结合，进行艺术转化。2015年他在一家古董店里找到一张殖民年代的旧明信片，上面画着19世纪后期某仪式中一头受困的老虎，由此他得知了斗虎仪式。深为图片所吸引的艺术家开始进一步研究仪式及其背景，最终创作出了“老虎之死”这部作品。最初，他去荷兰皇家东南亚和加勒比研究院的在线档案中找寻信息29，后来又仔细探究了莱顿大学图书馆（Leiden University Library）档案库。那时，他关注老虎、相关信仰和仪式、殖民时期档案这几个方面的各类文字材料和图像，如照片、笔记、地图和视觉材料，可他也承认，琳琅满目的档案让他“分心”，令他“神往”。30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皇家视觉艺术学院（Rijksakademie）驻地期间，他还访问了热带博物馆（Tropenmuseum）和国立博物馆（Rijksmuseum）的档案和收藏。
谏义里市斗兽活动宴会，勿里达王宫广场，约1900年。
摄影：赫尔曼·萨兹韦德尔（Herman Salswedel），由三宝珑市（Semarang）马斯曼与斯特罗因克出版社出版。
艺术家抑或将这些档案呈现于展览的整体框架之下，抑或将其转化与其艺术作品相结合。元研中心网站收录了全部藏品，每件都配有标题、来源和日期。档案管理员苏•布莱克尔（Sue Breakell）强调档案理应具有客观维度，主张档案管理员应该“以中立的立场描述资料，记录他们对档案开展的工作，如果档案本身就有清晰可辨的脉络，便尽可能减少人为介入31。”档案策划其实就是介入档案内容，并将新话语引入本该保持中立的内容，档案转化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库斯诺并非将自己定位成一名档案管理员，只是借用了后者的工具和方法来质疑档案的权威性，挑战档案作为权力工具的地位。真实和虚构档案的并置使艺术家能够把研究材料从原始语境中剥离开来，同时为自己虚构的叙事编织恰当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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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是关于荷兰东印度群岛现存最大规模的收藏。大部分档案都是荷兰皇家东南亚及加勒比研究院自1890年开始收集的照片，目的是记录荷兰东/西印度群岛的生活。
可通过该链接在线浏览：https://digitalcollections.universiteitleiden.nl/imagecollection-kitlv
2020年6月与艺术家的电邮交流。
Sue Breakell.“视角:档案处理”.泰特论文集第9期,2008.链接:www.tate.org.uk/research/publications/tatepapers/09/perspectives-negotiating-the-archive(访问日期:2018年5月3日)
实地考察
《虎人档案》，2018。由元库地研究中心和艺术家惠允。
库斯诺读的是民族志学，所以无论在认识还是实践上，他都很熟悉现在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实地考察可以延伸并深化档案的内容，质疑档案的价值，从而与记忆和人民的现实情况产生碰撞。如何铭记并纪念历史，如何上演历史，甚至如何忘却历史……这些可通过与人们见面、一起讨论历史、讨论个人对过往和当下的见解而得到回应。艺术家希望能够松动官方叙述，纳入日常生活中被边缘化的个体声音。
在考察现场，艺术家虽未采用特定的工作方法，但他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受到民族志专业学习的启发。他与当地人交流、共处，观察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叙述，收集了不少民间故事，还把自己知晓的故事与当地人分享。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原住民的信仰、萨满教治疗术和仪式的相关典故，例如爪哇岛北海岸（Pantura）渔民在出海前后所举行的仪式。他还研究了不同社群的宇宙论（自然观）信仰，例如居住在嵋拉比山（Merapi Mountain）山坡上与火山建立起精神纽带的民族，又或是居住在日惹特区基杜尔山（Gunung Kidul）的村民。不过，这些研究成果并未出现在作品或元研中心里，鉴于此，艺术家并未如民族志学者一般去系统地描述特定的社区或人群。不过，这些发现源源不断地为艺术实践提供养分：它们不断积累和转化，为长期创作提供真知。
学术研究与文学作品
在艺术家的研究和实践中，文学作品和学术文章发挥关键作用，而以笔记、随笔或各类出版物等形式出现的叙述在元研中心随处可见，帮助人们更好地解读视觉作品。
爪哇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nta Toer）笔下的《布鲁岛四部曲》（Buru Quartet）32和荷兰作家穆尔塔图里（Multatuli）于1860年完成的反殖民主义经典小说《马克斯·哈弗拉尔》（Max Havelaar）都是艺术家的灵感源泉。两部作品清晰地勾勒出印尼错综复杂的历史，也阐明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是如何深刻影响印尼社会。库斯诺读本科时，在一个非正式书友会活动中，33他接触到了魔幻现实主义（Magic Realism）。这种文学流派将魔幻与现实融为一体，用魔幻来延展现实，而且经常与后殖民文学联系在一起。34对艺术家而言，这种文学风格具有“不言之，即言之”的可能和力量，35对自己的艺术选择有重要影响。实际上，整个元库地项目，再加上其多元叙事的发展，都散发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我们不妨把项目等同于一个提议，鼓励人们从更开阔的视角去解读现实和历史事件，让奇思妙想也有用武之地。艺术家虚实相间的做法尤其值得肯定，无比真实和科学的细节（包括拉丁名称）与虚构的人物相互照映，如同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一般，用一丝不苟的态度来描述现实中的荒诞不经。
除了文学作品，元研中心和库斯诺还经常参考用印尼语和英语撰写的各种学术著作，而且乐于向读者/观众公开。参考书目真可谓包罗万象，既有后殖民文本，也有针对印尼的具体研究，还有各类参考文献和人类学著作，如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詹姆斯·西格尔（James Siegel）的文章和参考书，洛尔·唐纳森（Laure Donaldson）的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批评，彼得·布姆加德和罗伯特·韦辛（Robert Wessing）关于老虎的重要研究。除此之外，书目中还有比较文学教授菲瑞·温蒂（Fairy Wendy）的随笔，以及擅长结合现实和虚构、直面政治敏感话题的印尼作家赛诺·古米拉·阿吉达马（Seno Gumira Ajidarma）的文章。
元库地未完成的探险，2018 。旧纸水彩，750x690mm。由元库地研究中心和艺术家惠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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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1925-2006）在印尼民族独立后因积极参与政治而闻名。他在狱中完成的《布鲁岛四部曲》曾被当局禁印多年，包括《人世间》、《万国之子》、《足迹》和《玻璃屋》四部作品。
书友会名为“石圈”（Lingkar Batu），参与者包括艺术家、音乐人或活动人士，每月共同出版一本名为“Repertoar”的影印版杂志。
如需进一步了解该文学流派，请参考Ursula Kluwick.“探究萨曼•拉什迪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2011.
2020年6月与艺术家的电邮交流。
协作性创作
在元研中心项目中，库斯诺联手学者，邀请他们用实名或笔名为中心网站的线上刊物撰稿，鼓励他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回应元库地这一虚拟世界的建构。元库地由此变成开放的平台，在这个“空洞的能指”中，学者可以启迪新思、分享所知、提出疑问。库斯诺自己也用真名或笔名写了许多文章，不过他的工作重心还是放在如何为参与性对话和合作提供空间这一方面。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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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艺术家与民族志学者/历史学家合作的首批产出，2017年出版的“圣传杂志”（Malalongke Journal）用一系列文章来呈现研究成果。艺术家与印尼理工学院研究员Pandu Yushina Adaba、帕拉威查雅大学人类学家Franciscus Apriwan、瑞利诺研究所历史学家Heri Kusuma、瑞利诺研究所研究员Albertus Harimurti、加札马达大学讲师Irham N.Anshari、作家兼记者Windu W.Jusuf等人开展合作，而且与历史学家G.Budi Subanar博士、历史学家Baskara TH.Wardaya博士、哲学家ST.Sunardi博士与民族志学家Tri Subagya博士开展讨论，并深受启发.
工作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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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研中心网站.浏览链接:https://www.tanahruncuk.org/about/#disclaimer
此篇研究为《提摩特斯•安格万•库斯诺：元库地研究中心（2013年至今）与爪哇斗虎仪式》的上篇，请持续关注下篇推送。
（翻译/校对：李承、陈燕馨、陆思培）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保留所有版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