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改名之际，说几句不合时宜的话

2020年8月1日，在新中国的法治媒体史上，注定将留下一些印迹。

就在这一天，老牌法治类官方报纸、一直以“中央政法委机关报”自我标榜的《法制日报》，在其创刊40周年之际，正式改名为《法治日报》。

正如其20世纪八十年代末将报名从《中国法制报》改为《法制日报》一样，这次的改名同样是为了适应新形势和新业务的需要。

说得更直白一些：“法制”已经过时了，现在是“法治”当道，当然要改名了。

本来，一张官方报纸的改名，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尤其一张以某某机关报而自我标榜的报纸，就更是如此了。

然而，作为一位曾经在几年间每日出入于这家报社并在这张报纸上留下过若干涂鸦的自媒体人，我还是感觉不吐不快，想说上几句不合时宜的话。

我最早接触法制日报之时，还是个热血的文艺青年。细节就不多说了，总之是，我有两年的时间以实习生的身份参与了这份报纸的日常运营，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实际负责了法制日报一个固定板块的组稿和编辑工作。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我亲身体验了体制内媒体工作者的日常工作状态，见证了一茬茬名校实习生的到来和离去。留下来的小伙伴，现在基本都已成为报社的骨干力量，因为有过当年那段“患难与共”的经历，至今大家也都是好朋友。所以，这篇不合时宜的文字，是一个“逃兵”对老东家的一份期许和祝福吧。

在我看来，法制日报的自我标榜和她的日常营运是存在着张力的，这种张力来自于体制定位，也来自于市场压力。

法制日报是“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日常由司法部主管），就体制定位而言当然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中央权威新闻媒体，这份定位是荣光也是责任，因为它意味着，法制日报应该成为国内法治新闻报道的领头羊，成为表率和权威，惟其如此，才对得起其“机关报”的门楣。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事实是，法制日报似乎并没有发挥这种领头羊的作用，它距离成为“国内法治新闻媒体一哥”还有非常漫长的距离。

一些市场化的媒体，像澎湃、财新等等不必说，法制日报在新闻的即时性、选题的深度和胆色上都完败。

即使是体制内的兄弟媒体，法制日报比之也并无多少相对优势。

这种不温不火的尴尬局面的形成，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发行量这个紧箍咒。

和所有官方媒体一样，法制日报的发行并未全部市场化，而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方政法系统的支持力道。然而，政法系统本身并非铁板一块，更“要命”的是，公安、检察、法院三家都有各自的报纸——公安系统有人民公安报，检察院系统有检察日报，法院系统有人民法院报……

法制日报虽然名义上是中央政法委的机关报，但它的日常主管机关却是司法部，这也就意味着，在地方上，政法委体系和司法行政系统是法制日报订阅的主力军。至于公检法三家，订不订阅，订阅多少，就要看地方领导卖不卖、卖多少面子了。

既然在发行上受制于地方和行业系统，则在报道的内容上就不可避免地也要照顾到地方和行业系统的“面子”。于是，本该进行的媒体监督常常就变成了不痛不痒甚至是隔靴搔痒，针对地方法治动态的日常报道也常常沦为地方政府和政法系统的自我宣传。

在当前这种体制格局和经营“迷思”之下，希望法治日报成为中国法治报道的先锋和表率，成为中国具体法治的称职监督者，当然不现实。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前述的很多问题，不仅仅在法制日报这一家官媒存在，很多都是官媒的行业通病。但，谁让哥们对法制日报有革命感情呢，所谓爱之深，自然会有恨之切。

我是真心希望法制日报能够对得起自己头顶这块金字招牌，尤其现在又改名为更加高大上的“法治日报”，这种希望和期许就更甚了。最后，算是恭贺法制日报的改名之喜，提两条建议——虽然觉得不现实，但还是写出来吧。

我仍然期待法治日报能够名副其实，成为中国法治领域最权威和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如果能从以下两方面来努力，这个目标还是有可能达成的：

其一，多发监督性、批评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少发或不发地方的宣传稿和表扬性报道，杜绝关系稿和人情稿。一句话，靠谱多一点，扯淡少一点。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归根到底，还必须结合下面这条——

其二，向澎湃等新兴媒体看齐，转型为有竞争力的市场化媒体。用稿件的质量和报道的成色来形成口碑和影响力，而不是用“某某机关报”的自我标榜来招摇过市。

要实现这一点，就要破除发行量这个迷思。有点魄力，那种传统的与地方和行业系统纠缠在一起的发行格局，宁可打掉重练。

惟其如此，日报的记者在做地方报道和媒体监督时才能底气十足，而不是恰恰相反，像现在这样，束手束脚，不痛不痒。

期待有点高，建议有点猛， 如果因此惊吓到了报社的老同事和老领导，这里跟各位说声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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