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你还好吗？——5138位高校青椒接受调查，揭示背后沉重问题
——正如廉思的新作《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所呈现的那样，关于“如何认知自身社会地位”的问卷调查，5138位受访高校青年教师中，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其中，36%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13.7%认为自己处于“底层”，仅有14.1%认为自己处于“中上层”，0.8%认为自己处于“上层”，另有0.6%的受访者未回答此问题。
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精神贵族还是知识工人？
唐小兵
2017年3月15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年仅36岁的青年学者张晖的突然病故，让所有认识或不认识他的关心青年知识分子生存处境的人都痛感惋惜，这一事件在中国知识界和媒体持续发酵。
张晖身后留下弱妻稚子老父，更是让很多在生存困境中苦苦挣扎的同道中人感同身受。当然，我们不能将张晖的病逝简化为职称、住房、收入等物质性指标，若如此则无疑是矮化和窄化了拥有广阔精神世界的张晖的学术生涯。但张晖在博士毕业后的这几年又确实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境地，这种焦虑敲骨吸髓般压榨了一个青年学者的心力、体力与脑力。
张晖在南京大学念书时的硕士导师张宏生教授在纪念文章中特别指出了这一点：“工作以后，对生活的压力，做事的艰难，他（指张晖）越来越有痛切的感受。近些年来，每一次见面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无奈，感受到他的那种深深的无助感，那是一种有所感觉，却又无法明言的东西。”
这或许是每一个从校园走向社会的青年人都要面临的共同处境，但是高校青年教师这个群体，因其在学术链条中的低端位置而伴随的低收入和高强度的工作量，以及他们因知识追求而形成的高度敏感个性，这群人除非内心特别强大的或者极度超脱的（比如皈依佛门等），容易感受到在生存境地与社会（包括家庭等）期待之间触目的落差，以及由此带来的无助感甚至屈辱感。
毫无疑问，张晖是一个内心精神世界强韧的个人。他曾在2012年底新书发布会的演讲中感慨道：
好的人文学术，是研究者能通过最严谨的学术方式，将个人怀抱、生命体验、社会关怀等融入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最终以学术的方式将时代的问题和紧张感加以呈现。
目前来讲，有识之士都已经感觉到现有的古典文学研究陷入了困境，陈陈相因不说，选题僵硬没有生气、没有时代感，已经进入死胡同。
与此同时，有理想抱负的研究者在学术体制中开展学术活动的时候，会感受到很多不如意，甚或有一些较大的不满，但学者没有将这些不满内化为学术研究的动力，提升学术研究中的思考能力，反而是都通过酒桌上的牢骚或者做课题捞钱等简单的方式发泄掉了、转移开了。
更多的人却是在牢骚满腹中步履蹒跚地在学院中蹉跎一生。
正如廉思的新作《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所呈现的那样，关于“如何认知自身社会地位”的问卷调查，5138位受访高校青年教师中，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其中，36%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13.7%认为自己处于“底层”，仅有14.1%认为自己处于“中上层”，0.8%认为自己处于“上层”，另有0.6%的受访者未回答此问题。
虽说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之间会存在一些差异，但这些数字仍旧让我们震惊，一个被誉为象牙塔里的精神贵族的群体，本来应该是引领社会文化风潮的群体，结果却普遍地将自己归位在社会中下层，归位为转型中国的“学术民工”，以如此的自我认知和精神状态，如何可能在“金权主义”成为主流价值观的今日中国，为自己开创出一片自主的天空？
一个充满挫败感和下行感（所谓中产的下流化）的知识群体，非但不会有梁漱溟所言的“吾曹不出如苍生”的士大夫精神，也不会有丁文江1920年代在燕京大学演讲《少数人的责任》时倡导的精英意识，无法自我提振的精神世界自然就会在主义与消费主义两股潮流的挤压之下而日渐崩解，自利性的犬儒主义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心态。就此而言，经济上的独立确实是人格独立的前提。
正如社会学者应星在《且看今日学界“新父”之朽败》中指出的那样：
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自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央财力的大大增强，国家调整了对学界的治理技术，一方面加大了对学界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通过‘数目字的管理’，以包括各类各级课题、基地、学位点、奖项等在内的各种专项资金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界。如今，大学已经成了一个新的淘金之地。如果说新父们当年还能够咬紧牙关克服清贫的话，那么，面对大量可以用学术成果去争取的资源，他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十分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持久的资源争夺战。
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一批名利双收的学术新贵，他们不仅头上顶满了各种头衔和荣誉，而且住上了豪宅，开上了名车。然而，在这些耀眼的光辉背后，却是空前的堕落：虽然他们著作等身，但在课题学术的引导下却是言不及义，空洞无物，且剽窃成风，学风败坏；虽然他们荣誉环绕，却是以彻底破坏避嫌原则或启动利益交换及平衡的‘潜规则’为代价的；虽然他们争来了博士点、重点基地、重点学科，却是以赤裸裸的行贿为铺路石的。
学界腐败之深已不亚于商界和政界，而尤有过之的是，学界的腐败却很少得到体制的追究。
被应星所批评的这种现象，确实是支配当代中国学院和科研机构的基本逻辑。青年教师正是处于这种坚硬的现实之中。在这种数目字管理的驱逐之下，高校已经公司化，以竞争体制内资源为主要目标，高校青年教师就成为学术生产的主力军。更为隐蔽的是支配学院的具有压制性的文化模式和人际关系结构，应星对新三级的批评，也正在1950年代出生的较具自我反思精神的学者那里得到回应。
学者许纪霖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一文中曾尖锐地指出：“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很少有感恩之心，觉得自己是时代骄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觉的自恋意识，得意于自己是超级成功者。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是幸运儿，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文革’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断层，我们不过赶上了好时代而已。这十年留给我们一大段空白，差不多在世纪之交，当十七年一代人逐渐退休时，我们这一代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全面接班，成为最资深的领军人物。这不是我们这代人炉火纯青，有了这个实力，而只是时代的阴差阳错。但这代人自我感觉太好，缺乏反思精神。
被揭露出有抄袭、腐败的丑行，第一个反应不是自我反思，而是自我辩护，一口咬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代人缺乏道德感。在观念的启蒙上是有功的，但是没有留下道德遗产，很少像民国那代知识分子那样有德高望重之誉。”
青年教师就生活在由刚性的课题管理体制和柔性的父权式（家长式）人际结构构成的学院文化之中，他们在学术上和精神上要实现双重的突围何其困难！
高校青年教师在这个体制化的过程之中，迅速地分化、分层甚至分道扬镳，一些人迅速地熟悉体制运作的逻辑，如鱼得水地在学院体制里“上行”，获取各种类型的课题、人才计划等，形成了良性循环，这其中有一些青年学者仍旧是对学术抱有敬意的个人，他们倡导一种布迪厄所言的“用国家的金钱，做独立的研究”，尽量与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但这种研究取向往往不太容易得到鼓励。
另外一群人对课题、项目的运作逻辑或有高人指点豁然开朗，或者潜移默化无师自通，壮士断腕般与学生阶段的学术理想切割，迅速向课题指南之类倡导的所谓“应用性研究”靠拢，对于那些学术含金量甚低的学术研究课题，照样乐此不疲地追逐。这是完全被“升官发财”的主流社会逻辑所渗透的一个群体，是一群道貌岸然而斯文扫地的生产伪学术的体制知识分子。
当今中国大学对知识分子的分而治之的策略，正如应星等学者分析指出的那样是非常有效的，它构成一种与1980年代的大学校园（更不要说民国大学）完全不同的学院文化，后者往往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同人共同体，自由散漫和理想主义的气质相互交融，学术和文化生活被赋予一定的神圣感，虽然那时候也常有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压制，可是这种压制恰恰在知识人尤其是青年知识人引起强烈的反弹，反抗政治压制构成自我证成的特殊渠道，而在这种既疏离又反抗体制的集体心态中，形成的是一种相对松弛而自足的精神世界。
1990年代以后的学院体制，完全以另一种面目呈现，工具理性开始主导学院体制，追求美好生活成为学院里的主流价值，有信仰和操守的知识人几乎是沉沦在一个找不到敌人的“无物之阵”之中，以竞争为理由大学陷溺在疯狂的资源竞赛之中。
而如今的青年教师则正好处于这种不断强化的趋势之中，可以说面对这种急剧态势，作为个人的青年教师要整体性扭转这种趋势基本上不太可能，洁身自好又会被认为是这套竞争机制的落败者、酸葡萄者。
因此，我认为当今高校青年教师面临的困境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压力，当然，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而且相当一部分是乡村底层出身，必须思虑在故土的年迈父母的养老、医疗问题，而在道义上必须承担直系亲人面临突发事故时的道德义务，可以说青年教师的常规性生活似乎尚可维系，但这种家庭结构和经济收入水准，往往不足以防范那些突发性的事件，比如亲人的重病等，家庭的抗风险能力极弱，身边好几位同事就是被这种突然的变故限制在一种极其艰难的经济状况之中。
个体的贫困，也许可以以颜回式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来化解，但是面对至亲的苦难，却没有多少人能够铁石心肠掉头不顾的。大学绩效工资改革呼喊了很多年，但整体的收入分配仍旧是对年轻人不利。从平均意义上，这些年青年教师的收入确实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作为刚性的基本工资收入其实仍旧是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无论是跟港台还是欧美日等国家的同等状况的青年教师相比），而浮动的可操控的项目、课题、计划等虽然数额水涨船高，又不是每个人或者说大多数青年教师可以获取的，它成为悬浮在面前的体制性的诱惑，永远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也永远维持着不断滚雪球递增的可能性。这似乎成为一个无法退出的“游戏”。换言之，利益已经取代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方式。
文章来源：爱思想网，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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