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旭｜认知翻译学：翻译研究的新范式

来源：翻译学通讯

作者简介：文旭，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书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获得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认知语言学理论建设与汉语的认知研究”首席专家；国际学术期刊Cognitive Linguistic Studies及Asian-Pacific Journal of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主编；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中国语用学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市外文学会会长。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出版专著或教材20余部。研究兴趣为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及外语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认知语言学理论建设与汉语的认知研究”(15ZDB099)的阶段性成果。

文旭教授

摘  要:翻译学是一门研究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和翻译现象的学科,具有跨学科、多学科的性质,涉及语言学、哲学、文化学、传播学、文学等领域。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是翻译学的一个主要领域。近年来,随着认知科学尤其是认知语言学的发展,把认知语言学与翻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已成为一大趋势,并形成了一种新范式。本文从翻译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入手,基于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语言观/工作假设及表征方法,探讨了认知翻译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期望本研究能对认知翻译学有所裨益。

关键词:翻译学；认知；认知翻译学；认知语言学

（本文发表在《英语研究》2018年第八辑第103-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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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翻译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是科学与艺术的统一。翻译是一项复杂、多维的人类认知活动。按照英国文艺批评家理查兹(I. A. Richards)的说法, “很可能是整个宇宙进化过程中迄今为止最复杂的一种活动”(卞建华,2005:42)。

翻译直接与语言相关,是不同语言或语言变体之间的范畴转换。“由于语言在翻译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传统观点现在已经有了坚实的科学依据,因此当代翻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语言学视角的翻译理论”(科米萨诺夫, 2006:9)。刘宓庆(1999:16)认为:“五十年代以前的科学水平及语言学研究水平不可能使翻译理论家突破传统论的有限视界。事实上,正是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使翻译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翻译实践,使翻译学的建设远远落后于翻译实践的需要。”因此,用语言学理论去探讨翻译问题,必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将从翻译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入手,基于认知语言学的哲学观、语言观/工作假设和表征方法,探讨认知翻译学的有关问题,尤其是解释某些翻译现象的原因。若有不当之处,请方家批评指正。

1.翻译: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把翻译纳入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只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实际上,大多数语言学重要著作,包括语言学教科书,至今仍然不提翻译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二(科米萨诺夫,2006:10-11): ①20世纪上半叶,许多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感兴趣,这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有着密切的关系。那时的语言学家力图对语言进行客观描写,使语言学接近“精密”科学,他们响应索绪尔的号召,“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索绪尔,1996:323),将研究只局限于“语言”(langue)而非“言语”(parole),即语言系统的内部结构。②翻译家或译者也怀疑语言学理论能否在翻译中发挥作用,他们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语言因素并不占重要地位,翻译不是纯语言活动,而语言学对翻译理论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但不可否认,语言学毕竟与翻译学最终走到了一起,不过,这是20世纪下半叶初期的事情。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科米萨诺夫, 2006:11-15):

第一,全世界翻译活动规模的扩大。全球化时代,随着科学技术、新媒体的发展,跨语言交际非常频繁,非文学翻译占据了翻译的主导地位,而文学翻译则居于次要地位。非文学翻译中所遇到的主要困难就是两种语言的语言单位或结构在意义和功能方面的差异,以及在建构语句和语篇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别。

 第二, 语言学家开始关注翻译活动的变化,而语言学自身的发展也不得不把翻译纳入自身的研究领域。20世纪中叶以来,语言学的研究取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语言学不只研究“语言”,更注重“言语”的研究,不只是“共时”研究,也注重“历时”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语言学的许多分支学科应运而生。语言学对翻译的研究超越了人们的想象,现在翻译的许多方面都可以用语言学的术语和理论来加以描述和解释。并且,语言学家进行翻译研究后发现,语言学不但可以为翻译理论做出巨大贡献,而且翻译也可以为语言学提出一些真知灼见,使语言学理论更加现实化和科学化。

第三,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脑科学、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语言学视角的翻译理论的发展。机器翻译已不再是神话,但要使机器像人一样顺利地翻译,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人是如何进行翻译的？翻译的认知过程怎样？翻译中有什么认知机制和神经机制在起作用？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还没有定论。于是,很多研究机器翻译问题的语言学家便把注意力转向了“人类”翻译的认知过程,力图通过这种研究找到克服翻译困难的办法。

第四,语言学与翻译的结合还有另外一个因素。现在培养翻译人员的主要是大学或一些培训机构,任教的大部分是外语教师、语言学家或语文学家。正是他们首先意识到要对翻译活动进行理论思考,也正是他们开始尝试用自己学科的方法来研究翻译学和翻译现象。

虽然翻译涉及诸多方面,但其最重要的方面还是语言。世界上的语言千差万别,大约有五六千种,语言变体更是不胜枚举。正是语言的复杂性和使用特点决定了翻译的必要性,决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遇到的翻译困难,也决定了克服这些困难的可能性。20世纪5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雅柯布逊(R. Jakobson)发表了著名论文《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1959),奠定了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英国爱丁堡大学应用语言学院教授卡特福德(J. C. Catford)出版了《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这是一本探讨翻译理论的开创性著作。作者在第一章就开宗明义:“翻译是一项对语言进行操作的工作,是用一种语言的语篇去代替另一种语言的语篇的过程。显然,任何翻译理论都必须依附于语言的理论,即普通语言学的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语言学理论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文体学、语用学、语篇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学科。这些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都或多或少地被应用于翻译研究,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如国外的加扎拉(Ghazala)(2011)、格特(Gutt)(2004)、哈特姆(Hatim)(2001)、哈特姆和梅森(Hatim & Mason)(2001)、希基(Hickey)(2001)、施韦特和费雷拉(Schwieter & Ferreira)(2017)等,国内相关研究成果更是不胜枚举。我们可以断言: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翻译是有充分科学根据的,在实践上也是卓有成效的。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在翻译研究中还未得到充分体现,一种全新的翻译学范式还亟待我们去探索。

2.语言学范式的嬗变与翻译研究

 每门学科都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新假说和新理论的诞生都是为了克服和解决上一个发展阶段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语言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先学科,也不断向前发展,但其进步受到社会发展、人类认知和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制约。

语言学范式的嬗变主要经历了以下六个阶段:语文学→传统语法→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语言学→生成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言学范式的嬗变,体现了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其研究路向也从最初的规定到后来的描写再到今天的解释,这也是语言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不但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正如斯潘塞(H. Spencer, Synthetic Philosophy, 1893)所言:“科学的最高成就在于解释现象的种种规律。”(郭兰英,2010:146)笔者认为,语言学也应该如此。语言学范式的嬗变对翻译研究也必然会产生很大影响。翻译研究的路向似乎也可以这样:规定→描写→解释,即应该怎样翻译→翻译实际上是怎样→为什么要那样翻译。下面作简要说明:

第一,规定,即应该怎样翻译,这是一个有关how的问题:如翻译的原则、标准、技巧、方法等。这些都可以是规定性的,即规定译者如何翻译文本才能实现正确有效的翻译。规定性的优点是,能使译者“有规可循”“有法可依”,但不足的是,这种规定会束缚译者的手脚,难以发挥自己的翻译水平,难以应对翻译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因为规定性的东西始终是有限的。

第二,描写,即翻译实际上是怎样,这是一个有关what的问题:如对翻译学的学科性质、模式、任务、原则、标准、机制、方法等的描写。描述具体的翻译事实和现象,弄清译语与原语之间的实际关系,如等值等效,描写翻译的认知过程等。这种描写当然是基于具体的研究、实践和经验,是有理可据的。

第三,解释,即为什么要那样翻译,这是一个有关why的问题:解释翻译及翻译学所涉及的问题,如为什么要使用那样的翻译方法、语言表达式、意象等,为什么翻译要异化或归化。通过解释,可以了解译者的心理、认知因素,以及译文背后的社会、文化理据。

当然,翻译及翻译学研究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规定、描写、解释融为一体,把what、why、how 这三个问题结合起来,只有这样,翻译学自身才能更加完善、更加科学。

3.认知语言学的哲学观与翻译研究

 认知语言学是认知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语言学中的一种新范式。其哲学基础和工作假设都与传统语言学和主流语言学有显著的差别。这些差别给语言学带来了一场新的认知革命。作为一种新的语言学范式,如果其研究目的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探讨认知语言学的应用问题,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其自身发展的使然。

哲学是智慧的学问,科学之科学。可以说任何一门学问都有其哲学基础,也离不开哲学的思考。就翻译学而言,不论是翻译的文化观,还是翻译的语言观,离开了哲学,就难以想象。因为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是在文化整体中起主导作用的,而语言及语言学研究就更离不开哲学了。诚然,我们不可能像对待科学成果那样将哲学家的成果拿来就用,因为哲学的生命不在于结果而在于思考。那么,认知语言学的哲学观对翻译学有什么启示呢？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观是体验主义哲学,也称新经验主义。它是认知语言学思想和方法的基础。其主要观点为:

       3.1 思维或认知是具身的

思维或认知是具身的(embodied),也就是说,我们概念系统的结构来自于身体经验,并依据身体经验而有意义；此外,概念系统的核心直接建立在人类的感知、身体运动和经验的基础之上。人类的经验结构是否相同？人类的概念结构是否一致？反映概念结构的语言结构是否相同？这些都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语言总是在言语社团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民族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其语言和文化必然打上自己经验结构的烙印。如果经验结构不同,必然会影响概念结构,从而使语言结构有异。例如,太平洋岛屿上的一些土著居民分辨不同潮汐的视觉能力是相当惊人的,但奇怪的是,他们无法分辨蓝色与绿色,这就可能与他们的生活经验有关。

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给翻译研究有什么启示呢？我们认为,在翻译中不但要考虑语言结构,也要考虑概念结构或经验结构,即在翻译过程中要考虑原语的概念结构或经验结构。如果只考虑语言结构,有时会望文生义,造成误译。但若考虑概念结构或经验结构,这就会涉及直译和意译的问题、等值或等效问题、异化和归化问题等。所以,在翻译中我们更应该关心概念结构或经验结构的再现,寻求概念结构的对等,这样才不会出现误译。成语和谚语的翻译最能说明这样的问题。如:

(1) as white as snow, as strong as a horse

(2) go to Reno

(3) Faint heart never won fair lady. (None but the brave deserve the fair. Fortune favors the bold.)

 例(1)中的“as white as snow”,因为人们对雪的颜色的感知是相同的,所以翻译成“像雪一样白”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把“as strong as a horse”翻译成“壮如马”或者“像马一样壮”,这在语言上没有问题,但是这样的译文不符合汉文化习惯,因为我们觉得牛耕田力气大,外国人觉得马拉车力气大。“go to Reno”怎么翻译呢？如果翻译成“去利诺”,估计没有多少汉语读者能懂其真正涵义。“Reno”是美国内华达州西部一城市,有“离婚城市之称”,只要在该市住三个月,就可依法实现离婚之目的。例(3)是一句谚语,应该说中英文都有同样的认知体验,所以完全可译为:“懦夫难得美人心”或“只有英雄配美人”。

       3.2 思维是富有想象力的

思维是富有想象力的,因为一些非直接来源于经验的概念往往是运用隐喻、转喻和心理意象的结果,所有这些概念都超越了对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或表征。正是这种想象力才产生了“抽象”思维,并使心智超越了我们所看到和感知到的一切。这种想象力也是不能脱离身体的,因为隐喻、转喻和意象都是以经验(通常是体验)为基础。在翻译中,我们如何处理那些非客观现实直接反映的产物？翻译必须研究原文作者的隐喻思维和转喻思维等问题。例如:

(4) A: Where is the fresh salad sitting?

     B: He’s sitting by the door.

(5) A: Can I look at your Shakespeare?

     B: Sure, it’s on the shelf over there.

这里的“salad”不是指“沙拉”本身,而是指点了“沙拉”的顾客；“Shakespeare”不是指莎士比亚本人,而是指莎士比亚的某一作品。这两个例子是转喻,是转喻思维。因此在翻译时如何处理这样的原文,这是很讲究的。如果要保持原文的转喻,就得直译,如果要意译,原文的转喻思维就不复存在了。

       3.3 思维具有完形特征

思维具有完形特征,因此不是原子结构式的；概念有一个总的结构,而不是仅仅根据一般规则只搭概念“积木”。人类认知是一种心理活动,反映的是事物的整体属性,受我们的身体经验、爱好、态度、信念、兴趣、价值观、知识结构等的影响。因此,翻译应该遵循人类的认知规律,首先从整体上把握原文结构和意义,原文中不重要的东西可以适当删减。所以,翻译可以称为是一种再创造。例如:

 (6) 春思

贾至(唐)

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历乱李花香。

东风不为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长。

The Pains of Love

By Jia Zhi

The yellow willow waves above;

the grass is green below.

The peach and pear blossoms

in massed fragrance grow.

The east wind does not bear away

the sorrow at my heart.

Spring’s growing days but lengthen out

my still increasing woe.

    —— By W. J. B. Fletcher(吕叔湘,1980:42)

贾至的《春思》载于《全唐诗》卷二百三十五。这首诗大概是他因事贬为岳州司马期间所写。诗中所表达的愁恨可不是一般的闲愁闲恨,而是因他当时的心境产生出的流人之愁、逐客之恨。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可以说从整体上把握了诗歌的真正涵义,把“春思”译为“The Pains of Love”,非常贴切。

4.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与翻译研究

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持不同的观点,如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任意的符号系统。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建立在我们对世界的经验基础之上的,是组织、加工和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或工作假设主要有(Lakoff,1987; Lakoff & Johnson, 1999):

 1)语言能力是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故语言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其描写必须参照认知过程。这一观点对翻译至关重要,因为翻译时译者接触的不是语言体系,而是言语作品。翻译必须考虑作者/发话人的认知过程,也必须研究译者的认知过程,同时要对翻译过程进行科学的描写和解释。近年来,对翻译认知过程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人们开始利用眼动仪、ERP等仪器设备研究翻译的认知过程,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参见肖开容、文旭,2012:5-10)。

2)语言结构与人类的概念知识、身体经验以及话语的功能有关,并以它们为理据。因此,翻译必须考虑语言结构背后的理据,即语言结构背后的概念知识、身体经验以及话语功能。认知语言学中对象似性(iconicity)的研究,给予翻译很多启示。所谓象似性,是指语言结构与人的经验结构或概念结构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联系。语言结构的象似性在句法结构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其中主要包括距离象似性、复杂象似性(或曰数量象似性)、范畴化象似性和顺序象似性等(文旭,2010:20-23)。如:

    (7)原文:As Miss Sharp’s father had been an artist and a drunkard, and her French mother an opera girl,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Rebecca asserted she had never been a girl——she had been a woman since she was eight years old.

      译文:由于她父亲曾经是一名画家和酒鬼,她的法国籍母亲是一名歌剧演员,无怪乎丽贝卡说自己从来也没有做过孩子——她八岁起就成了操持家务的成年妇女了。                                                               (萨克雷《名利场》,林洁 译,2007)

以上英语原文和汉语译文都遵循了顺序象似性原则,即原因分句在主句之前。

3)句法不是一个自足的组成部分,而是与语义、词汇密不可分,也就是说,词汇、形态和句法形成一个符号单位的连续体,这个连续体只是任意地被分成了单独的成分；语法结构本质上是象征的,并使概念内容象征化。翻译只注重结构对应是不完备的,还必须考虑词汇对应和语义对应等问题。不过,要做到一一对应很难,因为语言具有相对性,存在着范畴错位、词汇空缺、语义空缺、功能错位等问题。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就认为,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部分或全部地由他们的语言结构所决定,这就是语言相对性。这一假说曾经引起了极大的争论,随后一段时间又销声匿迹了。但随着认知语言学诞生和发展,该假说获得了新的生命,语言与认知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更加精细深入的研究。威尔斯(Wilss)(2001)也认为:“语言乃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各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各民族的精神也就是它们的语言”。不同民族会有不同的文化和认知方式,这在语言上必然会留下印记。例如,一些文化内容很丰富的词语,如果直译,恐怕很难让译语读者理解。如汉文化中的“风水”,如果译为“wind and water”,译语与原语简直就是南辕北辙,译语读者恐怕也很难知晓汉语 “风水”的真正涵义,所以一些词典干脆就用汉语拼音“feng shui”。

4)语义不只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还与人的主观认识密切相关；用以真值条件为基础的形式语义学来分析语词的语义是不充分的。认知语言学明确地承诺要把意义的身体维度、文化维度以及想象维度结合起来。语义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核心。研究语言实际上就是研究语义。认知语言学特别强调语义的视角特征、动态特征、百科知识特征以及使用和经验特征。一个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其实就是概念化的结果。

翻译与语义最为密切,是翻译学研究的焦点。但从语义的这些特征来看,其翻译的难度不难想象,涉及认知、语用、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例如:

(8)原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论语》)

译文:The wise man likes the water; the pious man the hills.

The wise man delights in water, the good man delights in mountains.

(9)原文: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                           (李煜 《浪淘沙》）

译文: Falling petals and flowing water

        All is over with the fair spring

        Am I still dreaming or not?

        Is it on Earth or in Heaven?

这两个汉语例子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社会背景和认知特点,要将其翻译好实为不易。这里所提供的英译也只是一种参考,基本能传递原文之意。由此可见,翻译并非易事！所以,意大利批评家克洛契(Benedetto Croce)曾直截了当地说:“凡属纯文学的作品是不可译的。”(朱光潜 译,2007)他还说:“纯文学的翻译,都不是翻译,而是创造。”18世纪的英国大文豪约翰逊(Dr. Johnson)甚至断言:“你可以正确地把科学书籍翻译出来。你也可以翻译历史,只要历史里没有点缀着演说,因为演说是带有诗意的。至于诗,那是没有法子翻译的。”(张平功,2013)当然,笔者并不完全认同他们的观点。我们认为,任何文本都可翻译,只是原文的语义及各种特征能否完全传递,这才是个问题。也就是说,翻译其实是一个程度问题,具有相对性。

5.认知语言学的表征方法与翻译研究

当今的认知语言学研究主要通过三种方法表征,即三个路径:经验观(experiential view)、突显观(prominence view)和注意观(attentional view)。这三种方法对翻译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5.1 经验观与翻译

经验观基于心理学对范畴化过程的研究以及对典型效应的揭示,认为语言学研究不应仅仅依靠逻辑推理和自省式思维来划定语法规则、提出客观定义,而该走一条更加实际、更具有实验性质的路子。该观点认为,语言使用者对事物的描写不只是局限于客观的描写,还会对它们的意义提供更丰富、更自然的描写,也包括隐喻、转喻和意象图式等。例如,对一辆轿车的描写,人们不但会说轿车的形状像一个盒子,有车轮、门、窗、方向盘、加速器、刹车、座位等；还可能会提到轿车坐起来舒服,跑得快,是社会地位的象征,等等；有的人甚至会把轿车与其初恋联系起来,与其曾经历过的车祸联系起来。后面这些特征显然与人们的经验有关,远远超出了客观的描写。

认知语言学的经验观告诉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如果译者与作者对某事、某物有同样的经验,就能准确理解作者的意图,做到准确的翻译。经验观视角下的范畴化理论、范畴化的层次理论、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理论对翻译的本质、原则、标准、方法以及译文的评价等都有启发意义。例如,关于翻译的标准,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严复的“信达雅”论,钱钟书的“化境”论,傅雷的“神似”论以及奈达的 “等效”论等等(姜治文、文军,2000)。林语堂在论翻译时也谈到了翻译的标准问题:一是忠实标准,二是通顺标准,三是美的标准(罗新璋,1984: 418),这是对“信达雅”论的发展。泰特勒(Tytler)(1978: 16)也提出过翻译的三条法则(laws of translation):译文应完全传达原文的意思；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一致；译文应像原文一样流畅。英国学者西奥多·萨瓦利(Theodore Savory) 在其The Art of Translation(1957)一书中归纳了12条不同的意见(见表1)。

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者的个人经验以及对翻译标准的不同看法,是经验之谈、思考之果。但总的来说都大同小异,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每个人突显了不同的方面。但我们认为,“信”或者“忠实”是绝对的首位标准。

 5.2 突显观与翻译

认知语言学的突显观认为,语言结构中信息的选择与安排是由信息的突显程度决定的。最著名的观点则是来自心理学中的图形—背景理论(figure-ground theory)。该理论最先由丹麦心理学家鲁宾(Rubin)提出,后来被格式塔心理学家借鉴用来研究知觉及描写空间组织的方式。这一理论后来被认知语言学家塔尔米(Talmy)(2000)运用到语言学研究中。如要描写一辆车撞在一棵树上这一情景,句子“The car crashed into the tree”就比“The tree was hit by the car”更自然,因为在整个情景中,运动着的车是最有趣、最突显的部分,故我们倾向于把车放在句首。认知语言学的突显观对翻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言语中信息的突显程度不同,因此在翻译时应处理好重要信息与非重要信息、主要信息与次要信息。对译者来说,语言中最起码有50%的冗余信息,突显的信息在翻译时一定要突显,不突显、不重要的信息不要突显,甚至可省略。如:

（10）原文:When I did well, I heard it never; when I did ill, I heard it ever.

           译文:行善无人讲,作恶有人传。              (爱迪生,汪淑钧 译,1983:12)  

  (11)原文:What sculpture is to a block of marble, education is to the soul.

        译文:心灵需要教育就像大理石需要雕刻一样。 

                                                                          (爱迪生,蒋一帆 译,1997:46)

 例(10)中的“I”没有翻译出来,因为这是一种类指用法,其信息不突显。例(11)其实是一种构式,即“What A is to B, X is to Y”或者“A is to B what X is to Y”,其构式义为“A对于B就像X对于Y一样”。在该构式里,“what”是一个关系代名词,其意义不突显,只是起到了联结的作用。

5.3 注意观与翻译

注意观认为,我们用语言所表达的实际上只反映了事件中引起我们注意的那些部分。例如上面提到的“The car crashed into the tree”只是描写了整个车祸中引起我们注意的一部分,而其他部分,如小车突然转向、冲出了马路等却未表达出来,尽管这些部分均发生在车撞在树上之前。这很像“鸡尾酒现象”,人们有能力选择性地把注意力集中到某些刺激上而忽视其他刺激,即选择性地注意突显的环境或信息。认知语言学中的注意观给翻译有什么启示呢？例如,原文中作者没有表达出来的东西,在翻译时是否需要补充出来？这就是翻译中的增译问题。如:

    (12)原文:The world is like a mirror: Frown at it and it frowns at you; smile, and it smiles too.——H. L. Samuel

           译文:世界像一面镜子:你对它皱眉,它也对你皱眉；你微笑,它也微笑。                                                                                           (刘原 等,2005:47)

在这里原文中有很多省略现象,但翻译成汉语时,省略的成分都得以补充。

6.认知翻译学:翻译研究的新趋势

认知翻译学是翻译学的一种新范式,是在认知科学的框架下研究翻译理论、翻译实践以及翻译现象的相关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翻译作为语言学研究对象的现状与原因,以及语言学范式的嬗变与翻译之间的问题,然后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下,从认知语言学的哲学观、语言观、表征方法等方面论述了认知翻译及认知翻译学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分析了一些“为什么”的问题。此外,我们认为,翻译就是一种认知过程,是不同语言或语言变体之间的范畴转换,这种转换涉及人类认知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突显和注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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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编辑：语言学通讯特约编辑  上海理工大学 孙雨

参考文献略。

本文由编辑部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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