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寻找一名凉山童工 ，我远赴千里做了49天洗碗工 | 谷雨故事
编者按
齐红的四川凉山之行，只是他“中国社会观察行”计划的其中一站。他采访彝族童工家庭，看望艾滋病患者，了解彝区扶贫政策……在与一个彝族女孩交谈后，他决定帮助她寻找在外打工失联的弟弟。于是远赴山东威海一家餐厅边做洗碗工边找人，最后找到了彝族女孩的弟弟，并且解救出他们同族被逼迫卖淫的另外两位女孩……
齐红的计划还在继续，三年多来他骑行数万公里，观察走访十几个省份及多个少数民族居住区。为细致观察乡村基层生活，体验野外生存极限，他当街乞食上千次并长期露宿户外。此文是齐红远赴千里做洗碗工，救助凉山流浪童工的故事。
洗碗工就是我，我在威海一家韩餐厅做了四十九天洗碗工。另外，我还是一个自由撰稿人。
2015年12月19日的晚上我还在四川凉山州腹地昭觉县汽车站前的长街上手拿照相机寻访。彝族新年过去后，成群结队打工的人要经这里走出大凉山奔赴全国各地。半夜了汽车站前边的大街上还聚集了好几百彝族人等待乘车，每隔一会就冲过来一辆被尘土包裹的客车拉上人又嘶叫着离去。我要寻访的对象是那些三五成群坐在拉杆箱上、穿着时尚、有着机警又朴素眼神的年轻姑娘。
这些衣着风格和表情几乎一致的姑娘们大多十六、七岁，她们在几年前刚满十二、三岁时就被父母催着在中介人的带领下、从西昌或楚雄坐在火车硬座上到东部沿海城市去打工。可以说她们都是有三、四年打工经历的“老工人”了。
那个夜晚我抢时间和数十个“老工人”交流，想尽可能详细了解她们在几年前还是孩子时就到为全世界贡献产品的江、浙、广工厂打工的情况；我想知道她们的经历、遭遇以及不为这个繁荣世界所知的痛楚一一做一个童工的感受。
当我和最后一个叫乌曲布亚的姑娘交谈时，天已露出了青白色，有人已赶着猪在街上吆喝。乌曲布亚告诉我两年前比自己小一岁的弟弟乌曲布江也出去打工一直未见面，她很着急和担心。她说弟弟上个月在山东威海与自己通过电话，似乎是在一个餐厅打工。乌曲布亚垂着眼睛告诉我，父母都因患艾滋病去逝了，在叔叔家还寄养着两个妹妹。我凝视着乌曲布亚，一弯彝族人特有的长长眼睫毛下，黑白分明又清澈的眼睛像是基督教堂里的灯光令我肃然。在一刹那间我决定去帮她找到弟弟。
在我决定帮乌曲布亚找到她弟弟的前三天，我在昭觉四开乡寻访因患艾滋病父母双亡的孤儿时从山上滚下来摔伤了脚，我原计划在昭觉再走访几天即回烟台疗伤，烟台离威海只有一百公里。
在告别了乌曲布亚哀伤的眼神三分钟后，我挤上了去西昌的客车，到西昌后我还要把寄存在火车站的自行车通过铁路运到威海；我从烟台到大凉山大部分的路程是骑行，在翻越秦岭时差点与世界告别。
坐了三天的火车我到了山东威海，下车后即在迷茫大雪中找了家医院往脚上打了针“封闭”，这让我可以扔掉拐杖不再跛脚走路了。然而到了乌曲布亚弟弟在电话里告诉姐姐的打工地时，我打给乌曲布江的电话却是一个远在江苏的人接的。他告诉我半个月前还与乌曲布江在一起，乌曲布江和另一个伙伴留在一个叫威高广场的美食街打工。
威高广场是一组建筑，近百家餐厅分布在三个独立的大厦中，我不知道乌曲布江如水滴样的眼神能否鼓励着我找到她的弟弟。但我想，对于一个敢骑行两千公里去大凉山，,路上乞讨过上百次饭的我，一定能找到那个彝族少年。
我用了五天时间挨个餐厅问是否有一个或两个彝族青年在这里打工，得到的回答是一盆盆冷水。然而在一家云南餐厅，我还是嗅到了乌曲布江的痕迹，店老板告诉我前段时间曾有四、五个我描述的青年来问过打工的事儿，老板觉得他们汉语说的不好就没用。店老板分析那几个黑皮肤的青年肯定还在这里，因为威高刚开业急需工人，他们或许找到了其它工作。老板说在这里有上千人打工慢慢找吧。
一周后我干脆在这里一家韩餐厅找了个洗碗的活干，这样既可以找人又有了吃饭睡觉的地方，我自嘲地想，可以写个鲁宾逊洗碗记了。上工的这天是2016年元旦。
我以为餐厅的洗碗工是个没技术又相对有空闲的工作，可以让我有时间去找乌曲布江。可是在上工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了没有技术含量的洗碗工作并不只是洗碗，身形像舞蹈演员的老板娘告诉我要干的还有摘菜、切菜、打扫卫生以及必要时再干点厨师的活儿。她机敏的眼神像在冰箱里冻过，让我突然想到那一群群从大凉山里走进汉族世界的彝族孩子将如何感受他们所在国家的另一些人。后来我问过乌曲布江由南到北深入到汉族社会的感触，他说汉族人霸道、狡猾、有钱。
威高广场中所有的餐厅工作时间都不少于十二个小时，在两餐之间没有客人时，我就在大厦里转悠寻找我没见过的乌曲布江。我想象他们皮肤黑黝，身体消瘦，个子也不高，眼神与众不同较容易区别，前十天我没发现什么。
有一天晚上十点多了我下班，一楼大门已关闭只能从地下二层货运通道出去。当经过垃圾站时，看到有几个工人在把一桶桶垃圾往车上搬，我感觉到乌曲布江就在其中。我走近他们，立即就发现了彝族人的眼神，断定最瘦小的那个就是乌曲布江。
我帮他们装完车后乌曲布江告诉我，他和另一个伙伴最终找到了运送垃圾的工作，而且都是在夜间干活。我看着他们被厨房垃圾弄的浑身油腻的衣裳，问他工资是多少。他告诉我每天七十块钱，但有免费的饭和免费的床睡觉，我的月工资比乌曲布江还多两百块钱。我问他认识汉字吗？他说学校教汉语和汉字，但只读完小学就出来打工了。我找到乌曲布江时他还不到十五岁，我问他十五岁怎么能找到工作，他说为了好找工作花三百块钱通过中介给换成了十八岁的假身份证。乌曲布江告诉我，他们十几个人被中介带到深圳去打工，那边工厂很严格，识破了假身份证，后来他们几个人辗转到了浙江和江苏，最后再到山东威海。
我问乌曲布江为什么不买个手机，他说挣钱少还要把钱寄给两个妹妹。我问政府每个月给孤儿六百块钱生活费的事，乌曲布江说都让村长和叔叔拿走了。我拿出手机让乌曲布江给姐姐打电话，手机里传来的是乌曲布亚惊喜的哭喊声。
找到乌曲布江后的第二天，我请示老板娘调休一天，准备带乌曲布江和他的伙伴去买个手机及给他俩买上棉衣棉鞋，老板娘不同意。她说春节临近客人多忙不过来。老板娘规定厨师每月休息四天，而洗碗工每月只能休息两天。我对穿着韩式西装气势汹汹陈列着乳沟的老板娘说：你另找人我要辞工。我知道春节前招工特别难。老板娘的眼睫毛扑闪了几个回合后咬牙切齿地同意了。那个片刻雄壮的国际歌突然回荡在我的脑海中。
找到乌曲布江后我每天下班都要到垃圾站和他见上一面，装车等待的间隔里我就和乌曲布江及他的伙伴雄亚聊天。雄亚和乌曲布江同一个村子，他的父亲因吸毒染上了艾滋病，在病情越来越严重后，雄亚的爷爷让村里的人把还有气息的父亲抬到山洞中让他自己死去。父亲去世后，母亲也改嫁了。按彝族习俗女人改嫁不能带孩子，雄亚和两个妹妹跟着大伯一家生活。说这些事时乌曲布江和雄亚的神情很平静，雄亚拿着香烟的手也没因讲述激动的颤抖，像野兽一样活着的人对死亡不会去想地狱和天堂。
在昭觉我曾和几个大学生村官交流过，他们对大凉山里的乡村现状很悲观，告诉我国家以往对大凉山这种落后地区的政策日益失去作用，几百亿扶贫款就如石头扔进了山谷里没有回荡声。村官们说，国家下拨的专项扶贫资金大部分被当地政府搞了城市基础建设，剩下的钱成为了按人头发的救济款经层层截留后发到村里所剩无几。
2012年以后，央视有专题栏目连连发问国家历年给凉山州的专项扶贫款都去哪儿了？当地民政局一个女性副局长出面回答资金均按规定下发到了乡村，并指出乡村对扶贫资金有贪污。官方对央视责问的回应立时激起乡村基层的一片指责。村官们说，乡、村两级是有截留贪污问题。
我在大凉山走访过程中问过几百个彝族父母为什么让十二、三岁的孩子出去打工，他们很惊讶我的问话，“孩子去打工能吃饱饭，能寄钱回来帮助家里。做父母的说在家里一天只有两顿洋芋（土豆）还吃不饱。”
▲走访的彝族家庭之一
打工后的乌曲布江和雄亚都学会了抽烟，我去过他俩的免费宿舍，在床底下发现了很多啤酒瓶。喝啤酒是大凉山彝族男性的天生喜好，他们会把家里仅有的洋芋或玉米拿到集上换成啤酒。吸毒也是大凉山里遗留的民族喜好，在六十年前解放军结束了那里的奴隶制社会后，鸦片烟的余香仍回绕在山顶上隐现的村庄中。改革开放后缅甸的毒品经云南流向内地，大凉山又成了毒品的必经之地。毒品不但可以显示人的财富地位，还用来招待亲朋好友以获取尊重。
乌曲布江和雄亚每月用在吸烟、喝酒的钱大约是三百多块。烟是三块钱一包最便宜的石门牌香烟，酒也是买一块多钱一瓶的啤酒。我问过他俩为什么宁肯吸烟喝酒也不去买个便宜手机和亲人通话，他俩回答没什么好说的。有一次我给乌曲布亚打电话讲了她弟弟的近况，她问我乌曲布江没有偷东西吧？她担心在外面打工不顺的弟弟也去偷窃。她告诉我很多彝族人找不到工作去偷窃被抓进了监狱，我理解乌曲布亚的担心。在昭觉我曾和一个警官聊天，他说大量的彝族孩子们出去打工，其中很多人变成了找不到工作的氓流，他们偷盗抢劫被判刑入狱。警官戏笑地说，爬到九层高楼入室盗窃的纪录是彝族人干的，在全国很多城市的居民小区都公开通告警惕彝族小偷。他告诉我彝族是全国少数民族中犯罪率最高的。
在西安、成都、昆明和珠三角城市，我都目睹过彝族青年在大街上公开行窃。我告诉鸟曲布亚我已和朋友说好了，过了春节乌曲布江和雄亚可以去农场工作，在农场让他俩学习维修农机具。
在找到乌曲布江后我问过他俩可以到山东蓝翔技校学习技术，学费国家有补贴，我可以让朋友们支持他俩的生活费，有了技术不但好找工作挣钱也多些。乌曲布江不愿去，他说自己是彝族人又没有文化。
春节临近，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浓了，威高广场是城市的商业中心，购物、吃饭的人川流不息。我这个洗碗工每天都面对堆积如山的餐具，还要帮厨洗菜切肉，我真正体会到了马克思大爷的剩余价值理论。
一天我下班后又去了垃圾站，乌曲布江犹豫着说是否能帮雄亚一个忙。雄亚说他的表姐半年前也来到威海打工，开始时在一个电子厂找到了工作，可后来被骗到了文登，在胁迫下做了小姐，被逼做小姐的还有另一个彝族姑娘。雄亚说他去过表姐工作的地方想带她们离开，但是被当地的人打了一顿赶走了。乌曲布江说他们不能扔下自己的同族不管，他俩一直在想办法救出雄亚的表姐。
我通过一个熟人找到他做警察的亲戚，警察说这种事情很难办，如果直接去抓人，很难证明雄亚的表姐是被胁迫做小姐的。他告诉我，去年当地警方破获一个组织卖淫案，被抓的小姐中就有彝族女性，结果都被法院判了。
为解救雄亚的表姐，我和朋友们用手机开了几次电话会议，但都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最后我通过一个熟悉的村长找到他做地产开发商的表兄帮忙，我把自己珍藏的七世活佛热振加持的一条礼佛送给他，地产开发商立即派人去把雄亚的表姐和另一个姑娘要了出来。地产开发商在当地很有势力而且迷信，他手捧热振活佛加持过的礼佛激动万分，非要送我两瓶茅台酒。我让他不如把酒变作钱给俩个姑娘，地产开发商照办了还让手下带她们去商场买了新衣服。
救出雄亚的表姐后，乌曲布江和雄亚告诉我他俩也要辞工和雄亚的表姐她们一同去山东潍坊打工，那里有几个老乡在养鸭场工作，说工资两千六百多块还管吃住。
送乌曲布江他们上火车那天我艰难地向老板娘要了一个调休，但交换条件是我必须帮前厅服务员收拾客人用过的餐具。我看着老板娘精致的脸和频频眨动的假眼睫毛，心想握有资本的老板娘总是胜方。
把乌曲布江他们一行四人送到火车站进站口我被工作人员拦住，我看一眼如冰块一般闪光的天空，对乌曲布江说：记住，你还有个姐姐，别忘了经常给她打个电话。
四个从大凉山出来寻求改变命运的年轻人像汉族人那样给我鞠躬，把我逗笑了。我对他们说如果遇到困难给我打电话，我还会帮忙的。
我在昭觉时曾进入艾滋病救治中心走访，在一个病房里有三个年轻的彝族女性在接受治疗。三个患有艾滋病的病人都很漂亮，她们的眼睛即使是在痛苦与绝望中也和汉族不同：她们质朴、简单，眼神像水滴一样落入我的眼里直击到心脏，令我小心翼翼地和她们聊天。她们告诉我了自己经历的一切，吸毒，卖淫，还有防止被抓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迁徙；她们没要求我同情她们在出生时就紧紧缠绕住自己的命运，她们根本不知道以什么撞开命运的缺口冲出去。那天在病房里，我跑出去买来最好的饭菜陪她们一块吃饭，医生以为我是她们的亲人，很惊讶。我私下问医生她们的病能治好么，医生迟疑了一下说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例治愈艾滋病的报告。
那天我与她们道别，三个年轻女性都伸出手要和我握手，可当我伸出手时她们却收回五指以拳与我的手相触。那一瞬间我极为震动，她们知道自己的去向。我张开手请求她们同意我轻吻她们的脸颊。
帕斯卡尔说过，关在屋子里的寂寞比死亡更可怕。什么还有比艾滋病房更沉寂的？
送乌曲布江他们进火车站前，我有意帮俩个彝族姑娘整理了围巾，我只是想告诉她俩别因自己的遭遇恨汉族，命运的另一面是不分民族的。
在我做洗碗工到第四十九天时，背影优雅的老板娘通知我被辞退了。
上周前我正在洗碗，老板娘走过来将身体靠在我右肩并伸出纤细的手指从收回来的餐具中挑起一块顾客没动过的烤排骨像玫瑰花般晃动，吩咐我把顾客没动过的烤排骨、玫瑰紫薯泥、芝士南瓜酱以及切成条放在餐盒中的橙子送到备料桌那儿。以往这些顾客剩下的东西都作为垃圾扔掉了。她说如此漂亮的食物扔了多可惜，完全可以再利用。我坚决反对。
在前些时老板娘为降低成本已将芝士海鲜锅里的主料牛心菜换成了大白菜，把鱼饼由五十克变成了四十克，还把崔字牌香油换成了十元一斤的桶装香油，当时后厨的师傅们认为香油十元一斤如此便宜一定是地沟油做的。而且为节省用水老板娘还取消了用“84”消毒液给餐具消毒。更令人惊愕的是卖给顾客的酸梅汁改为直接用自来水调制，两勺酸梅粉加半斤自来水用勺子一搅和就卖十二块。当时有个大学毕业不久在前厅当服务员的小张说天上怎么不来道闪电惩罚老板娘啊。
我成为了老板娘降低成本改革事业的绊脚石，所以把我辞退了。马克思大爷说商人为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就可以挺而走险，老板娘成本三毛钱一杯的酸梅汁卖出是十二块钱，天上该落下多少道闪电和滚雷呀，哥伦比亚的毒枭知道了一定会金盆洗手去卖酸梅汁。
我的洗碗工生涯结束了，在一家韩餐厅里洗了四十几天碗也叫生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