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安门到五环：一个外来家庭的生存保卫战 | 谷雨推荐
编者按
1993年，许世佩追随姐夫离开安徽老家来京，开始摆摊谋生。五位亲兄妹陆续循踪而至，勾连起远亲近戚。随着大北京的拆迁改造和人口疏解，他们从初到北京的前门，一路撤退到眼下的东五环一间大杂院。二十多年过去，他们备尝辛苦，却从未能就地扎根，靠着小生意攀附在北京的生活圈边缘，似局外人那样生存。
2015年12月7日，雾霾最严重的一天，北京有史以来首次发布红色预警。天色蒙昧时，许世佩已经给三轮车装上蓄电池，载着堆尖冒梢的黑色大塑料袋包着的货物，驶离东五环货运铁路附近的大杂院。他需要在浓厚又含有一丝凛冽的雾霾中骑行七公里，到达朝阳区姚家园附近的一个早市，在马路边出摊售卖服装。像往常一样，他没有戴口罩。
和他一起骑三轮车离开院子的，是分头前往各个早市和路边摊点的小生意部队，天南地北的口音掺和在辚辚轮毂和电流的嘶嘶声中。人流中有不小的一股是许世佩的“自家人”：骑三轮车载货的有二弟、大妹夫；和自己一起去姚家园的大妹，以及前往各个小区“打游击”的小妹，因为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她们被称为“大双”和“小双”；此外，还有坐300路前往方庄市场的大姐和姐夫，以及带着两只大袋子、赶大巴前往三河展销会的三弟，还有其余的远亲近戚。
当三轮车和脚步的杂沓声响消逝后，大杂院安静下来，回到沉闷模样。此时，许世佩和大妹已经骑至姚家园市场外的公路，支好摊子，摆开服装和小货，两兄妹裹得严实地站在路边招徕顾客，不时跺脚走动。
许世佩的心情像天气一样晦涩。近来城管对路边摊查抄更严，下午无处出摊，有限的几个马路早市也面临关闭。尤其是大红门批发市场疏解外迁的消息，让他对自己的来年前景失去了信心，“回家”的念头不时涌上心头。这是他到北京二十余年以来少见的。
1993年，许世佩追随姐夫离开安徽老家来京，开始摆摊谋生。五位亲兄妹陆续循踪而至，勾连起远亲近戚。随着大北京的拆迁改造和人口疏解，他们从初到北京的前门，一路撤退到眼下的东五环一间大杂院。其间备尝辛苦，却从未能就地扎根，靠着小生意攀附在北京的生活圈边缘，似局外人那样生存。
如今，他们更可能彻底出局。
大杂院身世
大杂院总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来，比北京多数小区的作息早得多。
凌晨三点多，最先一拨人起身，他们是卖菜和水果的小贩，需要开车赶到新发地市场批货。一时间到处是面包车和小货车发动的呼呼声，院子东西头的两个大厕所也热闹了起来。小便池前，男人们列队射出的尿液热气和后半夜的严寒相激，凝成一种新鲜、温暖又凛冽的气息，刺激鼻孔。
紧跟着他们起身的是做早点的摊贩，他们拉亮大瓦数的电灯，在院子里炸油条、磨豆浆。各家捅开的煤炉子飘散着青烟，在纵横无序的平房屋顶结成一层薄雾，呛人鼻息。院子的公用水龙头整夜开着，不然会被严寒冻住，哗哗的流水声和豆浆机转动的呼呼声掺和在一起。待一切事毕，人们驾着改装的电动三轮车或面包车前往各个临近市场的路口。
赶路边早市的许世佩和弟妹们，是第三拨。他们出发后，天色才真正亮起来。在这处大杂院里，许世佩已经和五个亲姊妹一同居住了整十年，从开始时的一间房200块房租，涨到现在的每间400块左右。其间，弟妹们结婚、生子，繁衍了两代人口。他们从没喜欢过这里，却也想不到离开。
十年前，许世佩的长子许晓川放暑假和弟弟一起来探亲时，脑子里对首都的想象被大杂院彻底击碎了。
“很偏，很脏，很挤”。许晓川回忆。那年兄弟俩从西站坐了几个小时的车才到了大杂院，进门迎面是随处可见的垃圾、大便。父母租住的一间小屋碎砖铺地，要摆货还要生炉子做饭，晚上睡觉，十多平方米要容纳五个人：爸爸和许晓川睡一头，妈妈和弟弟一头，屋里临时支起的一副木板床，睡着爸妈雇的一个帮忙看摊的亲戚，只有一把吊扇驱走人体和气温混合的闷热。
眼下，许世佩夫妻的居住环境有所改善，在众多亲戚中算是最好的：增加了一间小屋供鼾声太猛的许世佩单独住，以及两个儿子偶尔来探望时过夜；床是买的，不像几个弟妹家用砖头垫起一块板；安了空调，添置了冰箱；最重要的是，他们花一千多元安装了简易暖气，给门外的煤球炉子加装一个管道装置，通到两间屋内的暖气片，生火做饭烧水时，屋里连带暖和起来。这是几家弟妹都没有的，许世佩说是自己“会享受”。
去年南皋一带的大杂院发生煤气中毒，死了一对小贩姐妹，派出所防范煤气中毒，以往在室内取暖的炉子被禁止了，每家屋里还有一个统一购买安装的煤气报警器。没有安装自制暖气的几户弟妹，屋中顿时近于冰窖，石棉瓦和牛毛毡屋顶以及碎砖墙皮，几乎没有保温作用。
比较好一些的大姐和姐夫、二弟和小妹家用电热毯，小妹还有一个对象送的电暖器，实在太冷时用一会儿。三弟和大妹两家夫妻则是硬扛着，晚上靠大被子御寒。2016年初的“世纪寒潮”里，院子里的水龙头周围堆结了半人高的冰柱，积雪压满了屋顶，化雪时家家漏水，在砖墙形成雨迹，只好在屋顶下加一层塑料布。但露水仍旧渗入，在塑料布缝隙处结成冰凌，一条条地垂挂。家里不能剩水，不管是洗脸盆还是毛巾的纤维里，水分都会结成冰块，毛巾像折叠的石板无法打开。罐子里的煤气也会冻住，需要在地上滚动敲打才能流到二手气灶里。入户排查煤炉的派出所警察感到吃惊，问大姐夫：你们不冷吗？
傍晚独自“打游击”的小妹回到家里，早上煮稀饭溢出的米汤已经结成薄冰，从桌子上揭下来。她没有打开电暖器——这里的电线是老板私人拉的，收费比居民电高得多，一度达到1.5元，仅仅充电瓶，每月就需要支出一百七八十元。给东家收电费的“小四川”是个抠门鬼，一有赊欠就断电。
她不想装暖气，她单身一人，家里人少，这临时栖身的大杂院不知道明年是否还存在。
大杂院像一个外来户一样身世不清白。它的地皮从前属于北京市电机厂，起初的房东是河北人，拿钱买下了倒闭的电机厂地皮30年产权，打了一口机井，建起了几排平房和一幢三层简易楼房对外出租，容纳了200多租户。近年电机厂又把所有地皮卖给了798艺术区，这块地皮的身份因此悬而未决。
建造大杂院的房东已于十余年前过世，继承产业的儿子委托岳父“小四川”打理日常，自己则忙于应付和各个部门的关系，在首都维稳和拆违的夹缝中寻求大杂院的生机。大杂院遭遇过封闭出路、断水断电，平房砖墙上刷上过醒目的“拆”字，但一次次奇怪地存活了下来。
前一段，大杂院遭遇了最近一次严重危机，断电一周，因为一些卖小吃地摊户在院中做点心，街道办认为有火灾隐患。断电后，靠电机从深井中抽取的自来水也停了，徐国能只好开着三轮车从农贸市场厕所拉水，或者向大杂院外边的街坊邻居借水，洗脸的次数减到一道，喝水都省着买，家里点上了蜡烛，三轮车的蓄电池也到亲戚熟人家交钱去充。都以为这次住不成了，不料房东到底打通了关节，恢复了水电，代价则是十几家做早点的摊贩被赶走，其余的人又有了“住一天算一天”的机会。
即使不遭取缔，一旦无生意可做的商户离开，大杂院也将失去生机。和许多北京五环与六环之间的“外来村”一样，它也像是一副随地铺开的摊子，依附在北京的边缘，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查抄收走。
直到中午，卖小吃的和一部分下午不出摊的摊贩归来，院子里才恢复了一些人气。傍晚，各家窗户陆续亮起灯光，封了一天的煤炉子再次捅开，飘散炒菜的气味和纷杂声响，还有翻倒煤气罐出气的响动，结冰的屋顶冒出水汽。
到了九点多钟，大多数人已经入睡。它不是老北京胡同里热闹的四合院，倒近于传说中远在燕郊和三河的“睡城”，只是还够不上单元房的层次。
摊在街边的生意
许世佩摊子上的货是各种外套、碎花棉袄、裤子。妹妹的则是手套、护膝、围巾这样的“小货”。每件货的毛利大约是40%左右，顾客砍价到三成以下，就只好作罢。
早上许世佩只卖了200多块钱的衣服，不到平时一半，“雾霾天，出来的人少”，许世佩说。旁边卖手套、护膝之类小货的大妹，生意倒要略好一些。大妹20岁那年来北京就是帮许世佩看摊，以后许世佩一直带着大妹设摊，两人的货配着卖。
好在这处早市是合法的，许世佩缴纳了每月800块两个摊位费，就可以放心摆摊。七点左右，早市和附近的农贸市场大约同步开张，一小时后，两位穿黑色大衣的男人过来收钱，一些临时摆摊的小贩，按日缴纳每天20块钱的散摊费用。相比起妹妹，这些人卖的是更小的货，从镜子、刮胡刀到小收音机之类。光顾这处早市的，既有老北京，也有外地打工族。临十二点关张之前，最后照顾许世佩生意的，是一对骑电动车的环卫工人夫妻，买了一件35元的碎花袄子。
雾霾天的好处是天气不是顶冷，冷的时候，“零下十度照样摆”。大姐夫李国胜双手双脚都长冻疮，溃烂流水，人只能不断地跺脚来暖和一点和止痒。遇到下雨，货物遮上塑料布，人披个雨衣站着，夏天则靠一把遮阳伞、一把大蒲扇，迟一些出摊，晚上到十点来钟才收。
上午十点半左右，早市收摊，许世佩和大妹收车回大杂院。旁边的安徽阜阳摊主下午去另一处马路市场，那里似乎没被城管盯上，但许世佩和大妹在那儿没有位置。他们以往下午摆摊的地点，在从住处往北走的京旺家园小区路边，但从2016年元旦开始，城管查得更紧，他们不敢再去。
本来周末城管不查，但上周日新来一个卖包小贩，想抢一个卖玩具的老摊户地盘，两人打起来，新来的小贩主动打电话向城管举报，大家只好赶紧撤退，出了摊却没做成生意。
“这两年，城管查得越来越紧，做不下去了。”许世佩抱怨。他连车带货被查抄过两次，每次都是交了罚款才取出来。去年APEC会议期间，妻子陈根娣一辆新电动摩托车被交警没收，1600元打了水漂。在老式小区里“打游击”的“小双”，前两年丈夫刚过世，一次连车带货被抄走，托了关系，过了一周才取出来。其他的兄弟姊妹也大多被抄过。
“城管来抄，‘群防’打头阵。”许世佩总结说，“群防”总在前面，负责锁定目标，城管再适时出场。“群防”看起来是近乎社会混子的年轻人，难于防范。
要小心应付的不仅是城管。许世佩每日骑三轮车往返十几公里，路过货运铁道的一截，车辆拥堵，车上货物堆得过高，为了防止翻车和撞车，许世佩只能下车推行过铁轨。他的上一辆车，就在前年一次交通事故中报废了。
那是许世佩第一次触碰到生死边界。当时他骑着三轮车在芍药居附近路上逆行，和一辆转弯避让面包车的大公交相撞，许世佩飞了出去，坠在马路上的一刻以为自己已经死了，但回过神来只是手破了皮，撒了一地的货物垫住了他的背。交警到场没收了三轮车，前来收购的人却嫌轱辘扭成麻花的车太破放弃了，许世佩得以拆下车上有用的蓄电池，装在了眼下这辆车上。公交车司机还给了许世佩200块医疗费，但许世佩觉得自己并没有伤，不想去医院，把钱退还给了司机。
日常的辛苦不值一提。夫妻各自出摊的时候，午饭都只能将就，一屉小笼包令爱吃肉的许世佩心满意足，相邻摆摊的一个河南小伙子，不断在数落小摊炸油条和肉包子不能吃，“里面的肉不知道哪里来的，想到恶心”，许世佩并不接话。傍晚收摊回家，两口子才能做顿像样的饭。有时候煤炉子没封好，火熄了，还要重新生火，饭到嘴时快睡觉了。
早年他一个人在北京，更是两头忙活。摆摊的中间，从来也不去上厕所，也不敢多喝水。被城管撵的时候，许世佩感觉自己“跟个乞丐差不多”。
除了早市和路边“打游击”，许世佩近来卖货的另一去处，是每逢周三、周日的集日，在朝阳区金盏乡的亿宏达农贸市场摆散摊。这是北京周边保留下来的少数集市之一，二弟夫妇和两个妹妹也去这里。
2015年底最后一个周日，亿宏达市场人群熙攘，生意多少好于路边早市，缴20块钱摊位费，一上午能卖三四百块钱。但在这个大集上，许世佩的生意仍旧低迷，倒是小妹的小货摊子有些忙不过来。头天她刚去了大红门进货，路太远没法骑电动车，提着几个黑色大塑料袋，跑了好几个市场，手上越来越重，回来搭的公交车上不仅多交三个人钱，还得领受旁人的白眼，好在集市的生意弥补了辛苦。
唯一没有来赶集的，是三弟夫妇，他们在三河县跑展销会。展销会由一个大老板发起，租下一块场地，招徕一二百家商户缴纳摊位租金，打出一个某某展销会的大牌子，名头响亮，周期十天半月。一般在北京的远郊区，有时也去到郊县和天津的地盘，一个地方结束了，再换地方，一拨人结伙跟着走。
展销会近年越来越少，展位费由一两千元上升到5000多元一期，几乎吃尽了商户利润，夫妻俩的两个展位缩成一个。前年，他们被小舅子拉下水卷入河南襄县的一场传销，一共交了十余万会费，相当于一年多都生意白做。不过他们对此深信不疑，为了拉亲戚入会，和许世佩还有别的亲戚都吵翻了，到眼下仍不大来往，成了众兄妹中游离的一家。
▲很多进城打工者选择租住在北京城乡结合部的破败平房，周边环境如何不重要，便宜才是首选要素。
从天安门到五环
23年前，许世佩第一次到北京投奔姐夫时，姐夫的摊点挂在北京的中心地带大栅栏路口，正对着天安门。
“租主人家一个门脸，东西都挂在墙上，天黑了寄存在房东家里。”李国胜说，那个地方是个十字路口，人流很大，但因为太拥挤，能站下来看货的不多。由于消防隐患，这种壁挂式摊点后来被取缔了。
大妹妹也在前门摆过摊，她进纪念堂去看过毛主席，“脸黄黄的，化着妆”，人太多走不动，穿着高跟鞋的她脚起泡了，回来时脱鞋赤脚走回家。2002年她离开前门时，大栅栏拆迁的风声已经很紧了。
许世佩的起步看起来更高端，在雅宝路做服装批发生意。他在市场里的摊位挂着服装样品，有人买货时就让小妹妹看摊，自己到天坛东门的红桥市场去赊购，批发给顾客后再还款。顾客大多是俄罗斯人，“我还学了几句俄语”。这种生意的利润比较高，但不稳定，可能很久不开张，需要本钱厚实。唯恐坐吃山空的许世佩只干了半年，不乏遗憾，“要有本钱，从浙江服装厂家直接搞货来卖，能发大财”。
从雅宝路离开后，许世佩转入“地下”，在地铁军博站站台上摆摊卖百货，这也是重复大姐夫以前在西单和前门地铁的路数。来北京过暑假的许晓川常跟着父母在地铁站台上玩，“在摊点中间窜，看地铁跑过去，一阵凉风刮过来，觉得很有意思。”大妹结婚后返京，也追随许世佩辗转各地铁站台，此外，还有经营失败回乡后再次来京、在五棵松地铁卖货的二弟和弟媳，以及晚了四五年最迟出来的三弟和弟媳，直到2004年6月，地铁站台摊点被市政府禁止。
离开地铁的许世佩，正赶上北京大面积拆迁路旁违章建筑，索性带着大妹和妹夫卖起了“拆迁货”，打听到哪里要拆迁，就去租一个门面，卖上十天半月，打着“拆迁甩货”的名义，销量比平时能翻倍，“这是心理作用，实际价格和平时差不多。”到卖不动的时候，房子也到了拆迁期限，于是换下一个地点继续“甩货”。那几年是许世佩生意的黄金时期，每年能存下三四万元，供养了两个孩子上大学。二弟和弟媳则辗转北京站和西直门公交站台，直到这两处也被拆迁，也干脆卖开了“拆迁货”。
随着北京沿街的违章建筑基本上被拆光，拆迁货无处可甩，许世佩又和弟妹们分头跑开了展销会，一干三四年。起初展销会可以在前门、地坛这样的核心城区开办，后来整顿市容渐渐被禁止，撤离到沙河、大山子、顺义远郊。许世佩去得最远的一次是到河北涿州和三河，夏天和妻子一起摊张席子睡在展销大棚下，省了旅馆费。
2008年奥运会之后的几年里，展销会逐渐外迁，早市却多了起来，一般是和农贸市场搭配经营，许世佩从2008年开始在芍药居赶早市，一直到2015年，市场被拆迁，换到了五环附近的姚家园早市。妻子则从2010年开始在大山子早市摆摊，直到2015年9月市场关闭，一时无处可去。几个弟妹也大体经历着类似许世佩的外迁经历，离开天安门越来越远。
积累更早、又饱受地摊风霜之苦的大姐夫有段时间离京回乡，但未能觅得机会，回来后到天桥继续摆摊，从动物园批发市场进货，直到2005年天桥市场拆迁，搬到方庄市场稳定下来。
在方庄落脚后，大姐夫曾经和二弟合资，进驻新秀水市场出手一搏。新秀水市场利润达到60%，但门槛比路边摊高得多，进场费5万元，三年租金15万元，另外需10万元押金，一下就要拿出三十万资金，三年后价格涨到每月上万元。大姐夫和二弟先是卖品牌童装，生意滞销后改卖玩具，又赶上秀水调整格局，玩具市场迁往三楼，多方窘困之下，两家被迫退出了秀水。二弟夫妇步许世佩后尘，改跑展销会和机场附近的早市。
事后看来，两人都觉得自己没有魄力，不敢放手扩大规模，错过了唯一一次“做上去”的机会。“借钱，就可以做大一些，做精品品牌”。挫败感的来源是本家一个侄子，大胆借二十万元包下万通新世界市场的专柜，做上规模之后在北京买了靠近二环的房子，眼下涨到400多万，又买了车，彻底脱离了亲戚们的地摊层次。但这样的人在芸芸商贩中实属凤毛麟角，也不乏经营失败负债离京的铩羽者，更多则是像许世佩和李国胜这样抛物线式地下滑，与首都渐行渐远。
和经营地点的不断边缘同步，许世佩和弟妹们的住处也经历了外迁，从前门四合院到大山子的平房区，再到眼下这所大杂院。与他一起在京旺家园摆路边摊的一位河南摊贩，则由西坝河搬到东辛店，再搬到环行铁道附近的平房，“走哪拆哪”。眼下最迫近的威胁，是北京近期公布的大红门周边批发市场拆迁规划。根据政府的规划，2017年底前大红门将完成疏解升级，一部分市场关闭。大红门的几十家各类市场，是各个早市进货的来源。一旦分流到燕郊、三河等县，意味着许世佩们的生意将难以为继。
“要是被赶到燕郊，宁愿不去，回老家”。这是大姐夫和许世佩共同的想法。年轻些的人们却有些无从选择。“这里拆了，就赶远处的集。”一同去早市卖小货的安徽阜阳老乡说，他最远赶过廊坊的集市。
大山子早市拆迁后，院子里卖早餐的东北老王一家，已经被迫离开，迁去遥远的广西。听说南宁那边是新建的城区，不赶人，“至少图个暖和，摆摊不用穿这么多”。
老家有多远
几年前，妻子陈根娣开始念叨，想回老家乡下养牲口。以前在老家，她可以养鸡赶鸭喂猪。老家的房子还在，不像大姐夫家的已经塌了。
这么多年，陈根娣一直想念家乡，“空气也好一点，这里就是挣点小钱。”她从来没有真正习惯过北京，尽管她努力把在农村的生活搬到大杂院里：买坛子腌酸菜，像喂养鸡鸭那样，用卖鱼摊贩丢弃的鱼鳃喂一大群流浪猫，还买来葡萄自己酿酒。两口子用半生积蓄买的房子，在省城合肥，多少也算是家乡，“可以两头儿呆呆”。
往年两人会回家过年，今年许世佩不愿回乡，陈根娣却忍不住赶在过年前自己回了趟老家。虽说父母都不在了，还有几户姊妹家走走，人比在外边亲热。住在大杂院里，看似众多亲戚在一处，但各自早出晚归，见面都少。
许家大姐也想家，家里的老人还在，身体还好，每个礼拜她会给老母亲打个电话。这么多年，除了今年春天回乡给公公奔丧，她只在北京“非典”那年回去过一次。那一次，北京城空了，没有人敢上街买货，李国胜夫妻俩放下生意跑回老家，呆了一个多月才出来。那是最长的一次回乡，长久不住人，家里的土房子也塌了，他们只能寄居在亲戚处。夫妻俩在巢湖买了房子，离家乡更近，也是个投资。没料到近两年巢湖撤市，房子跌价，又打算在省城合肥买。
许世佩也在合肥花八十万买了房子，几个弟妹大都在合肥买了房，不算高的房价和不算远的离家距离使他们如此选择，花掉了多年做生意的大部分积蓄，至于在北京买房扎根，“想都没想过”。
除了老人，故乡最牵念的自然是孩子。孩子一般是老人带，只有春节前回去看看，往往还为了多赚点钱，又在过年前匆匆赶回北京卖庙会。
陈根娣并不认同小妹妹如此，说起当年撂下孩子，她有些后悔，“其实我不该上这儿。要是现在，我就不出来。”
她记得有年春节前，下着好大的雪，两口子要赶火车回北京，小儿子许超扯着手臂不肯放，满脸的愤怒盖不住眼底的悲伤。少年的许晓川对父亲出门印象不深，母亲离家时，才意识到从此是一个人了。有次他在家里哭起来，弟弟问为什么，“我说想爸妈了。弟弟也哭起来”。
许家弟妹们在大院添了孩子，但在北京拿不到准生证，只能回家乡去生下来。出生之后在北京养上两年，要上小学了又送回去，这边上学难，又没人照顾。老三的孩子许飞出生后来京，五岁的时候被送回家乡。
在北京的时候，许飞上过幼儿园，那是他童年的金色记忆，“做游戏、吃饭和睡觉”。回乡之初，许飞很不适应，因为家乡无幼儿园，只好提前放到一年级，上了三个一年级，彻底打消了他对于上学的兴致。小学时他学习一度还算可以，上了初中一落千丈——外公再也看不懂他的作业，给了他偷懒打游戏机的便利。
五妹家的女孩子汪静一岁多被带回老家，由外公外婆抚养。父母回家的时候，她一直不肯喊妈，跟着表姐把自己母亲喊“四姨”。“‘妈’这个字我喊不出口。”回家呆上一段，刚刚习惯了，要喊出口了，爹妈又要走了，再度生分下来。
“以后我有了孩子，绝对不会把他丢家里”。汪静说。
陈根娣后悔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儿子许晓川在家吃了不少苦。爷爷脾气暴躁，许晓川时常挨揍，曾经罚他不准吃晚饭和归家，只能在屋前檐下过夜。当她第一年春节回家时，看到许晓川在大冬天放一群鹅，手背全部皲裂了，“脸上冻红得像猴屁股似的。”许晓川回忆，他有一次挨了揍，一路走回上锁的自家老屋，坐在门前哭了一天，想不通爹娘为何不回来。
弟弟许超由姥姥抚养，姥姥比较疼外孙，让许晓川心生羡慕。他常年做相同的梦：一条大河岸边，外婆带着弟弟上了一条船，划走了，他在岸上拼命喊叫，他们的船却越划越远，他因为过于伤心从梦中醒来，好半天仍饮泣不止。
第一次来北京，许晓川觉得人特别多，“不停有人挤我”。父亲在路边摊上买了一个一块钱的汉堡给他，他一直以为汉堡会很好吃，可吃到嘴里却觉得“很恶心”。对于北京，他一直不了解，直到上大学出来。相比于身为“北漂”的自己，他感觉父母离家乡同样遥远，“父亲干不动田里的活儿，也呆不惯乡下了”。
许世佩有自己的打算。他的生意细胞是家乡的田园培育的，小时候在田里抓鳝鱼卖，十七岁跟父亲去南通贩米；成年后和大姐夫李国胜一道收购遍布丘陵的木材，运到长江南岸去卖。现在回去，“就算下不了田，摆个摊总可以”。
今年许世佩没有回去过年的原因是，两个孩子娶媳妇不太顺利，让他没有面子。在心里，他期待着明年能修好房子，两个孩子带上儿媳妇，“衣锦还乡”。不管在北京呆了多少年，那里才是归宿。
怀着这种念想，许世佩不太认可小妹现在谈的对象。小妹夫是家乡一个镇子的人，前几年在北京发现肝癌，在北京的医院里躺了几个月化疗，实在不行了还是转回合肥，一路回到县医院，最后转回老屋，小妹妹回去侍候了几个月，在家乡过世落土。在北京，人落不了土，只能烧掉。
小妹新近找的对象是理发师，人看上去还周正，但许世佩一直不满意，原因是男方是甘肃人。一旦哪天要离开北京，小妹妹去向哪里呢？“还是找个老乡妥当。”
“大院子弟”
许晓川从没有想到自己有天会托庇在大杂院的屋檐下。三年前大学毕业，他曾一度工作不稳定，带着女朋友回到大杂院，在父母的平房里度过了半年。
母亲专门请人修葺了许晓川住的平房：吊了顶，贴了墙纸，买了四脚落地的新床，换掉了以前砖垒的木板床，还在床头挂上了自己绣的“家和万事兴”十字绣，这是她在摆摊清闲时用两个月绣出来的。如今这间屋依旧留着“新房”的依稀痕迹。
冬天来临，屋子没有暖气，许晓川才和女友离开了这里。以后他找到了新工作，也和女友分了手。在许家下一代次第成家从业的背景下，他时常变动的工作和不稳定的婚姻，成了父母的心病。两年之后，弟弟任大学生村官期满一时没有工作，又来到大杂院，在哥哥这里住了将近一年。
在许家的子弟中，像许晓川和弟弟这样考上大学来京是例外，大多数是初中毕业后延续父母当年的道路，到北京做生意或者打工。
“非典”那年疫情过去，大姐夫李国胜一家从家乡再度来京，带上了刚初中毕业的大女儿，帮着盯天桥的摊，大姐夫就有了偷闲的时间。以后搬到方庄，大姐夫和二弟在秀水街合伙的生意，又由大女儿和舅舅一起打理，直到七年后撤出秀水，大女儿也在家乡找了女婿。女婿是手艺人，来京后不适应，一定要回乡，大女儿也随之离京，以后夫妻又去福建打工。小女儿2005年来京，帮着在方庄看摊，和相邻做生意的一个甘肃年轻人结婚。由于这里的生意不挣钱，一家三口离开了北京，远赴青海格尔木投奔男方的亲戚，帮亲戚打理商场。
过完2016年春节，开张的头天傍晚，准备买盒饭的李国胜夫妻接到了百度外卖的电话，原来是小女儿在网上为父母叫了晚餐。“我在格尔木订外卖，比你们自己出市场去买还方便。”
这是眼下的趋势：新一代来京的徐家子女，大都不习惯父母摆路边摊的方式，更想把自己的人生愿景搬迁到网络上。
在大杂院长到快两岁回乡的汪静，初中还没毕业就来到北京，不习惯跟着父母摆路边摊，在大红门批发市场当了半年导购，招徕客人进店购服装，每月可以挣到4500元。半年后，她仍旧嫌这份工作抛头露面，自己开起了一家淘宝店，专卖加肥加大码的男装。生意并不很兴旺，但她也没打算回到早市，改行到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当文员，同时兼职开网店。为了方便有订单后从市场就近拿货快递，她在大红门市场附近租了房子，只是偶尔回大杂院来。
眼下在开网店的除了汪静，还有李国胜的大儿子李立。李立来京后也在大杂院栖身过一段，三年前成家后搬走，妻子以前是卖手机的，现在家带孩子。李立报名参加了北大青鸟电脑培训班，近来在网上开店，卖和父母类似的小货，由于刚起步没有打开局面，仍然需要父母补贴。李国胜提到儿子告诉他的信息：“网上的市场比现实中大得多，‘双十一’天猫卖出900多亿。一个塘里捞，有人捞到鱼，有人捞到水”。
许家子弟从大杂院向网络的迁徙已经延伸到第三代。许晓川表姐的孩子汪小成眼下在永定门附近的一家天猫店做销售。初中毕业后他上了南昌一家铁路技校，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地铁10号线呼家楼站上班，担任站务助理，工作单调，地铁公司又规定上班期间不能玩手机，汪小成只能“抱着膀子看着手表指针一秒一秒地走”，两月之后，实在无法忍受而辞职。低谷中的汪小成被朋友介绍到天猫店当库房配货员，在地下室工作。
为时不久，运营人员的临时出缺给了汪小成“上楼”的机会，他的表现让自己站稳了脚跟，主要从事用各种办法刷单、优化产品文案的任务，“总能让我们的产品出现在搜索榜单第一页”。天猫店包吃住，工资3500元，但过于繁忙的工作节奏让汪小成有些想跳槽，“工资还不如客服，想找个有双休日的工作。”
偶尔回到多年生活过的大杂院，汪静和汪小成都有一种回到昨天的感觉，父辈们早出晚归的路边摊模式，日渐难以为继。最近的一次职业调查显示，线下零售已经成为最被看低的职业。
但他们自己，虽说已经迁徙到网上，仍然依附于现实中的批发市场，并无自足的体系。一旦大红门市场分流拆迁，他们起步之初的网店和父辈的路边摊一样，面临生存危机。
前几年，汪静还很喜欢大杂院，现在却有点疏远了，“人多，不安全，又冷”。在记忆中，她和弟弟都保存着大杂院的温暖一隅：当初大杂院的周围有大片成荫的树林，一直延伸到货运铁路之外，夏天下午天气过于炎热，不出摊的大人们在树下摆桌子打麻将，小孩子们就在一旁土里挖洞找知了的蛹，挖出来后装在瓶子里。
对于许晓川，这段孩提旧梦已趋模糊，偶尔回大杂院也越来越步履沉重。今年春节，他把父母接到了弟弟和自己租住的六里桥单元房里过团圆年，母亲觉得这样也好，“用热水洗菜方便，不用在大杂院里洗冷水受冻。”年夜饭气氛还算和平，但父亲仍旧提起了“抱孙子”的话头，许晓川无言以对。
初三回到大杂院，许世佩少见的没有和几家弟妹们打过年小麻将，当天就顶着雾霾出车了。在北京一天，先做一天的生意。“衣锦还乡”的愿望，看起来还很渺茫。
本文由《凤凰周刊》授权谷雨转载，作者：袁凌，原标题：《北京局外人》。
作者简介
袁凌，《凤凰周刊》主笔，出版非虚构作品集《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写作《走出马三家》《守夜人高华》《汉水的祈祷》《血煤上的青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