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俭自述：我的成长与创作 | 谷雨影像
编者按
范俭大学本科学的是新闻专业，毕业先在电视台做了三年多的法制记者，然后在央视纪录片栏目工作了五年。“体制就像是一个狭窄的房间，你能清晰地看到低矮的房顶和逼仄的墙角。”范俭之后选择离开央视，专注于现实题材纪录片拍摄。他从2007年开始进行独立纪录片创作，已经拍摄完成《的哥》、《活着》、《吾土》、《寻爱》等“体制内不能做的纪录片”。
我的成长与创作
作者：范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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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导演范俭专访，来源于《爱纪录》。
何处是故乡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重庆人，老家在重庆的农村，1960年代我父亲从部队转业支边到了宁夏的工厂。我出生并成长于宁夏黄河边的工厂区，我对工厂有很浓厚的情感，早年间我看纪录片《铁西区》，对《工厂》那部分有强烈的情感共鸣，那些画面让我想起了父母在工厂里劳动的场面。
在大西北支边的人来自于全国各个省份，对于宁夏本地人来说，我们是彻头彻尾的外地人，尽管我出生于宁夏，也仍然被归为外地人的行列，每次学校让我填写我的籍贯，我都写的都是四川（那时重庆还是四川的一部分）。
对我来说，我对大西北那边的土地也的确缺乏足够的文化归属感，我不会说宁夏话（对四川和重庆的方言我倒是掌握得比较好），我家也不像很多西北人那样经常做面食吃，我家爱做米饭，家里常有美味的辣椒。父母交往的老乡也都是四川人和重庆人，他们不太喜欢和宁夏本地人交往。
1988年我11岁时第一次去重庆老家，看到与大西北迥然不同的南国景色，感受到相当大的文化碰撞。重庆的濡湿让我很不适应，我长了湿疹，父母说我是水土不服。
▲范俭导演工作照。
所以，从小我就不明白、不确定何处是我的故乡，是我生长的宁夏？还是父母生长的重庆？我到底属于哪里？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方言可我却没有？我的母语在哪里？这可能是很多移民家庭的孩子都会面临到的问题，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后来我到武汉上大学，对湖北人来说我自然还是外地人，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在山东，在齐鲁大地我仍然是外地人，后来到了北京，甚至获得了北京户口，但实际上还是外地人。
不管到了哪里，待多久，我都要作为“外地人”而存在，这让我对外地人、对移民会有比较多的关注，这和我后来拍摄农民工题材的纪录片有很大关系。我在2006年完成的《在城市里跳跃》是我拍摄的第一个农民工题材纪录片，片子主要关注的就是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他们跟我一样都是作为移民在城市里生活，我们同样对我们所在的城市缺乏归属感。
这两年我仍然在拍摄新的农民工题材纪录片，主要关心的还是这一群体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并非出生于农村，我在城市里的境遇也比他们要好很多，但我和他们有着相似的文化“失根”状态，这是我不断关注这一题材的重要原因。
体制内的记者生涯
我在大学本科学的是新闻专业，毕业后在电视台有三年多的法制记者生涯，后来在央视纪录片栏目工作了五年，虽然自认为已经从记者变成编导，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常常被当作记者。记者生涯对我后来拍纪录片是很重要的铺垫，借由这样的经历尤其是二十出头就做了几年法制记者的经历让我广泛而直接地接触了中国社会现实中相当粗粝的一面，这对那时的我来说非常重要。
我清晰地记得我在电视台的法制栏目的办公室里经常要“接待”来上访的老百姓，他们多半来自农村，他们多半经历了司法不公或在村庄中遭遇了各种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对媒体公器抱有极大的希望，他们求助的眼神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那时的我常常翻看厚厚一摞上访材料，我要从那里面找选题，那里面充满了负能量，还好我那时还年轻，也还相信正义，没有因为看到太多的负能量而沮丧。
▲范俭导演工作照。
也是在法制节目工作期间我拍摄了一个死刑犯的故事，他从农村到城市打拼，在同伙的带动下杀人越货，被判死刑后想要通过捐献遗体器官的方式来“赎罪”。我用纪实手段拍摄了从死刑到器官移植的整个过程，也在死刑前一天对他做了直面内心的采访，也看到了在农村的他的母亲佝偻的身影，这样的影像让我差点落泪。整个创作过程我都很兴奋，情感投入很多，这种深入人心的“纪录”方式和以前做的新闻专题迥然不同，后来这片子拿了一个纪录片的奖，我才知道我做的是一部纪录片。
后来我在央视做栏目纪录片，带我的师傅是原《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老编导，在那里开始比较系统的学习和运用纪实语言，也开始接受“纪录片也要讲故事”这一理念，并接受了很多剪辑训练。电视纪录片生涯对我的影响是两面的，好的一面是擅长叙事（从逻辑到节奏都会控制得比较好），从拍摄到剪辑都比较工整，讲求技术性。
不好的一面就是太工整了反而没了野劲，有点四平八稳，我后来独立创作的纪录片也被很多朋友“批评”为太工整，这都和我的电视生涯有关系。还有一点不好的影响就是从摄影到剪辑都太电视化，缺乏电影感，这一直影响到我后来拍摄《活着》，我现在的创作正在努力摆脱电视化的痕迹，找到电影感的方式。
▲范俭导演纪录片《活着》剧照。
在体制内的记者和编导生涯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一直会有新闻敏感和新闻直觉，我对大事件有近乎于本能的关注，这是我后来拍摄《活着》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就很想用纪录片来拍摄这一大事件，只不过那一年一直没找到很好的切入点，到了09年我仍然没放弃这一“企图”，到四川去调研，逐步确立了拍摄丧子家庭再生育的故事。2012年香港学民思潮最为活跃的时期，我很想跑到香港拍摄这一大事件的纪录片，只是苦于一些具体的拍摄条件而未能成行。
另外，体制内的工作经历让我非常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创作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体制就像是一个狭窄的房间，你能清晰地看到低矮的房顶和逼仄的墙角，房间里的空气也不好，PM2.5浓度很高，这样的房间待久了会很不舒服。后来的独立创作对来说就是冲破房间呼吸新鲜空气的过程，而且我一定要做在体制内不能做的纪录片。我的《的哥》和《活着》都是在这一冲动下完成的，尤其是《的哥》，是我离开央视后做的第一个不那么四平八稳的作品。
电影学院
我是在2003年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的，学的导演系的纪录片方向，那时我已在电视台工作近四年，很想在创作上提升自己，于是选择了电影学院。
三年的电影学院学习对我来说更多地不是学习纪录片的创作技能，北电在纪录片的教学方面还是偏弱，但我对电影这一领域有了初步的、系统的了解，视听语言、摄影、电影技术、录音等课程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北京电影学院的学习让我建立了两个很重要的观念，一个是纪录片也是电影，纪录片应该努力用电影的方式来呈现，而不是电视的方式、新闻的方式。后来我独立创作的纪录片中很少用采访的方式，就是因为我觉得采访的方式恐怕不是电影的方式，电影应该强调视听、空间、动作、表情。
当然，我独立创作的纪录片也完全告别了解说词，对我来说，那完全是电视的手段。在电影学院建立的另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纪录片必须要从故事片那里借鉴和学习很多东西，讲故事的方式，结构的技巧，蒙太奇的运用等等，都应该向故事片学习。
▲范俭导演纪录片《吾土》剧照。
不过，这种学习也有矛盾的一面。就是当代电影的主流仍然是叙事类型的，仍然要继承文学和戏剧的衣钵，但电影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又应该与文学和戏剧不同，应该有它独立的本体。
有人说实验电影才是真正的电影，在某种角度上我认同这一点。实验电影努力摆脱叙事的束缚、文学的纠缠和戏剧的枷锁，回归影像本身，回归声光电的原始手段，这才是电影而不是其他。从电影行业的需要来说，我必须学会各种叙事的技能，从电影本体的坚持来讲，我又有突破叙事的野心——不是一定要通过叙事才能完成表达。在这样一种心态下，我在2007年拍摄了《的哥》，完成了不依靠叙事来完成表达的一次尝试。
也有人问我，既然你已经上过电影学院了，为何不在电影美学上做出更多、更大胆的尝试，我只能说，在上电影学院之前我是做媒体工作的，我一直会考虑到我的作品的传播和受众，我会多多少少在乎观众的感受。我希望我的作品进入大众传播领域，被比较多的人看到。于是《活着》选择了经典的叙事文体，进入到很多大众传播渠道，事实上它也是我目前观众最多、传播最广的作品。
关于范俭
范俭，1977年生，199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2006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曾在中央电视台从事纪录片创作多年，2007年开始独立制作纪录片，专注于现实题材。作品《的哥》被2008年中国独立影像展评为十佳纪录片。作品《在城市里跳跃》和《活着》两度入围世界最大纪录片影展阿姆斯特丹纪录片影展。川震题材纪录片《活着》亦在国内获多个奖项。2011年范俭的作品开始多层面的与国际合作，《活着》与日本NHK及半岛电视台联合制作，2012年，《吾土》获得圣丹斯电影节及釜山电影节基金资助，并入围2015年釜山电影节广角单元。《寻爱》亦建立起国际制作团队，并入围2015香港国际电影节和北京电影节。2016年《吾土》入围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