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故乡是上天赐给我的一个爱人 | 谷雨访谈

▲作家迟子建，图片来自《解放日报》

编者按

“我的北极村，它代表了一切，代表了我的整个生活世界、文学世界。”迟子建说。这段话与其他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声音一同被收入夏榆的新作《在时代的痛点，沉默》一书中。本文是对这篇采访的节选。在这次谈话里，迟子建回忆了自己的童年生活，述说了故乡、写作与自我救赎之间的关系。

2007年8月21日，“第二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颁奖会。

诗评家谢冕宣读迟子建的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授奖词：“向后退，退到最底层的人群中去，退向背负悲剧的边缘者；向内转，转向人物最忧伤最脆弱的内心，甚至命运的背后。然后从那儿出发倾诉并控诉，这大概是迟子建近年来写作的一种新的精神高度。”

▲迟子建作品《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在谢冕宣读授奖辞的时候，迟子建远在俄罗斯旅行。当日，也是“2007第三届全国中篇小说年会暨文学期刊社长、主编论坛”开幕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批评家、作家、期刊杂志主编们为“文学是否死亡”“当代文学是否是垃圾”激辩的时候，迟子建穿行在莫斯科街头，触摸俄罗斯之心。

世界上的夜晚是一个人的夜晚，也是所有人的夜晚。那样的夜晚也可能是迟子建的夜晚，那样的故事也可能是迟子建自己的故事。在大兴安岭中部一个叫塔河的县城边缘有迟子建的一个居所，居所面对着一座山，窗下就是河，可以看到捕鱼人，种菜的人，赶鸭子的人，放羊的人。虽然是在县城的边缘，因为界于农村和乡镇之间，还保持着原始的自然状态。在2002年以前，迟子建过着单纯的生活。“那时候我写完一篇小说，然后打印出来，到邮局寄掉。用很原始的方式，觉得那样也挺好。更早的时候写小说是用手写，写《伪满洲国》用了6个很大的笔记本。那时候刚结婚，生活安宁而幸福。”

住在哈尔滨的迟子建经常会回到住在塔河的爱人身边。走的时候坐火车，她习惯带着那些用来写小说的大笔记本。走之前要跑到复印社把写下来的纸页复印下来，备份一下。如果丢掉了，几十万字就惨了。当时在写《伪满洲国》，计划写七十万字，笔记本上已经写了三十万字。迟子建旅行的时候就这样做，拿着本子在火车上也可以随便写几笔。很随意很悠闲的状态，就像她的生活。

“我像一个农民扛着锄头，想什么时候去劳作就什么时候去劳作。”

跟爱人在一起的感觉很好，两年的婚姻生活给了迟子建安宁而幸福的感觉。

然而，安宁和幸福如同秋天一棵树上的两片叶子，在2002年5月的黄昏被一阵大风吹去。

爱人遭遇车祸。迟子建的安宁和幸福生活在瞬间破裂。那是最艰难的一年，也是最伤痛的一年。“那时候我再回塔河的时候很奇怪，是春天出的事情，我处理完丧事是大兴安岭的初春，树已经开始绿。真是奇怪，每年春天来得时候，我看见大兴安岭，觉得森林的那种绿是美好的，可是那一年我觉得那种绿苍翠的像眼泪，那些森林好像都被悲伤浸透了。”

▲家乡原野的一匹马。图片来自迟子建微博。

塔河的房子原来是迟子建爱人的，爱人辞世以后，迟子建就买下来。对这所房子，无论是从个人情感还是从文学情感，都是非常重要的。每年在夏秋的时候，迟子建会从哈尔滨回到塔河去，在那里住一段时间。“每次回到那里都有一种特别的感动。觉得死去的人还活着，你跟曾经爱的人一起看过窗外的风景，他在的瞬间在那个时刻就会在记忆重现。这是一种温暖的感觉。”

那时候，迟子建是用写作来疗伤的。2002年春天，飞快地用三个月的时间，写了一部长篇。其实不是为了要写什么，只不过是不要回到现实生活里。“我要回到虚构的生活中，我忽然觉得我为之拥抱的我很衷情的甚至视为生命的现实生活，能那么轻易的把我给抛弃了，能那么快地把我的生活变成另外一种状态。只有我的写作生活，我文学世界的人物还很安静的，原封不动的在原位。所以那时候我就突然告诉自己，有一种生活——我虚构的生活，它们是永恒的。它们一直陪伴着我，在现实中和我在一起。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笔进入那个虚构的世界，我又跟老朋友为伍了。很多的人在支持我，在安慰我，进入那个世界之后，我觉得我获得解脱。那时候我觉得回到写作里，就像一个人去看医生。”

“十七岁第一次坐火车离开故乡”

夏榆：从10年以前，我就读过你的书。发现你的内心是诗意的，自然的。但是这么多年，我也读到一种忧伤。从你的文字里面不断的散发出这种气息。我想问的是，你的心是什么样的？能说得清楚么？

迟子建：我的心我怎么知道？（笑）

夏榆：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重要的。或者可以问你的心是怎么形成的？

迟子建：我觉得如果说心是忧伤的，可能是我出生的这种背景给了我这种气质，因为你想我从小在那种环境长大，那么封闭。每年半年多是冬天，我觉得那种苍凉和那种寒冷，本身就给人一种忧伤感。对于生命来说，你觉得会很脆弱。你看香港这种环境，花和草很可怜，它一辈子老是要不停地绿着，你看到的只有绿色，一种非常苍凉的绿，你会觉得它是忍辱负重的，四季都在延续着春夏的颜色，在我们那里没有。在我的故乡，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变换非常快，容易感物伤怀。香港这个地方怎么感物伤怀，没有。

▲2009年1月2日，黑龙江漠河北极村的冬天。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夏榆：你在故乡的时间有多久？

迟子建：我一直在那儿长大，在那儿出生，在那儿长大。菜园里种的是我们喜欢吃的香瓜，香瓜还没有长成熟，你眼看着它因为太阳日照时间长，那个瓜会慢慢变熟。你就想着去吃它，往往是没等它成熟的时候，霜就来了，雪就来了，冬天跟着就到来了。你就觉得那么好一个东西它会突然地夭折，这种伤感，我觉得从一开始是天然给我的。是大自然给予我的。从小因为你是在一种温暖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我觉得感物伤怀是由这个自然环境给予的。但是成年之后我喜欢上写作，我作品里确实有这种气息。接触过我的人都觉得我是一个明朗的人，但这只是我的一面，你问我的心是什么样的，我可以说因为这种生存环境，我的心比别人更多一种苍凉感，或者更多一份忧愁感，当然是指文学的心来讲。

夏榆：我觉得还不是忧愁，忧愁是相对比较浅在的感觉。

迟子建：我没有那么深的历练嘛（笑）。我更愿意用苍凉这个词。但是苍凉——像张爱玲那种，看尽了繁华的个人生存体验，甚至像肖红，她们的个人情感，都是经历了很绚丽，很波折的那种时期以后，她得到的体验是一份苍凉感。苍凉之美，我觉得我还没有达到，我还不敢轻易用苍凉这个词。我觉得还是用忧愁吧，或者忧伤，伤怀，伤怀还比较准确一点。还有从少女时期过渡来的那样一种唯美的东西，像你刚才就说我身上或者我的内心还保存着一种诗意的东西。这世界太无聊了，我觉得保存一种诗意是活下去的一种勇气，或者说是一种温暖，否则人生有什么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更深的还是大自然，大自然造就了我，是大自然让我成了这样一个人，给了我这样一颗敏感的心。容易感物伤怀，也容易干脆利落。

夏榆：从你的作品当中可以看到你故乡的状态，四季分明，还有白夜——那种漫长的白天或者漫长的黑夜，我想听你更具体地描述你的故乡。

迟子建：你说的是其中的一种，就是说夏至前后，漠河的夏天到来的时候，6月22日左右是夏至到来的时刻，也是白夜到来的时候，它是中国唯一可以看到北极光的地方，当然不是每年都可以看到。

▲故乡雪景。图片来自迟子建微博。

夏榆：村子有多少人？

迟子建：也就一百多户人家。我小时候在那儿，现在也不过三百户左右。几十年发展也不过如此。夏天的时候，晚上十一二点还可以在篮球场上打篮球。然后呢，太阳两个小时以后又升起来，所以叫白夜。等到冬天的时候，恰好相反，冬天的时候那个黑夜实在太漫长，下午三点多太阳就落山了，第二天早晨是八点多才升起来。我在那儿上小学，冬天的时候到教室的第一节课要点蜡烛的。可是夏天呢，三点钟天就大亮了。你还没有睡醒阳光就把你照醒了。我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忽然世界到处是光明，忽然又会觉得到处都是黑暗。冬天的时候七八点钟，天已经黑得透透的了，人吃完饭都干什么呢，没有任何可以娱乐的，就是讲故事。人们点个火炉围坐在旁边，嗑着瓜子，喝着茶，听他们讲故事。讲的我晚上都不敢出去起夜，害怕，全是鬼和魂，听得头发都要竖起来了。我住的地方周围都是山，听到很多山里的动物灵性的传奇，包括老一辈人淘金的故事，闯关东的故事等等，还有民间的神话传说，我们都知道的神话变异以后的故事，我听的太多太多了。我最早的文学启蒙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夏榆：你是从多大开始写作的？

迟子建：我是从1983年写作的，上师范专科学校时候，因为我高考考得也不好，只上了一个专科学校，学的是中文。

夏榆：你还记得你最初写作的这种动机吗？就是说为什么写作？

迟子建：就是想表达，想说，好象心里有一种忧伤，用笔可以把这种忧伤写出来，不是分担我的痛苦，而是分享我忧伤的快乐，那种感觉。有一种很动情的感觉，用笔写你最想写的东西的时候，觉得非常快乐。而且是一个秘密，最开始觉得人生有了一个伴侣的那种感觉。

夏榆：通常人们都说忧伤是痛楚的，你说忧伤是快乐的。为什么？

迟子建：忧伤是美好的。忧愁是美好的。真的。所以，萨冈写《忧愁，你好》，她写的小说我看了，不是我所欣赏的一类文学，但我觉得那个篇名《你好，忧愁》，写的非常好，意识是对头的。我还写过一篇散文叫《伤怀之美》。我觉得确实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伤怀。尤其在这个时代，还能产生伤怀之美这种情怀，我觉得太不容易了。

▲弗朗索瓦兹·萨冈

夏榆：第一次发表小说是在什么时候？最初发表作品顺利吗？

迟子建：就是《北极村童话》，每天坐在教室里面，特别想回忆我童年的一段旧事。写我家里养的那条大黄狗啊，写冬天的时候怎么跟外婆去江上捕鱼啊，夏天的时候怎么看着苏联的船，从中俄界河经过的时候，看他们戴得草帽啊，这种感觉，就是想写故乡的事。是发自内心，不由自主的。但是我写完了以后，展转了几个杂志社都遭到退稿，所以它不是最早被发表的，是另外一篇小说，叫《沉睡的大固其固》反而比它发表的早。《北极村童话》发表晚了一年。我觉得我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吧，我投稿投了三篇以后，投给《北方文学》，责任编辑就开始跟我联系，然后就开始修改稿子，就开始陆续发表作品。

▲迟子建作品《北极村童话》

夏榆：这么多过去，你当初对写作的感情有过变化吗？

迟子建：总的说对世界的判断会发生变化，是静悄悄的发生变化。但是内心推动你写作的这种动力，原生态的东西还是没有变的。还一直是这样。我觉得是我的天性没有变，我整个文字的色彩。不管后来是趋于成熟，还是其他的东西。我觉得最开始的那种天性的东西我没有改变。其实文学也是有天性的，那么这种天性我始终没有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直推动着我，所以有人说我，说迟子建一直在坚守。 二十几年后，这倒是一种表扬，可我听着就想笑。我想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为之坚守的，我只不过是做我要做的事情，和我想做的。而不是我要去坚持什么，坚持一种东西是很可疑的。因为没有一种东西是可以被坚持住的，只有天性会让你这样做一个很本色的人，或者是你的笔就是靠这种动力来推动的。

夏榆：通常我们看到的女性作家写作，都是偏感性和个人化的，199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的流行，“私人小说”的流行，代表作家都是女性，但你更多表现有人文背景的自然、历史、风土，包括神话和传说，这是你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么？

迟子建：我觉得和每个人的情怀和出生背景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从小生活在都市，隔绝了山水就不会对它有感情。我相信把两个人关在荒岛上很容易产生爱情，因为环境影响和造就人。那么，我从小是出生这个环境，17岁才第一次离开大兴安岭，坐上火车，我整天看到的景物，除了山就是水，山川河流在我眼里，它就是我的朋友，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大自然就是我生命很重要的一个伙伴。所以我的作品涉及到它们是非常自然的，而且小说描写是离不开人的，不是说生活在都市里，在街巷中，市井中，我生活当中的人全都生活在山川河流当中，他们所有的故事也都跟这山水有关系，很自然其他女作家可能因为生存环境的原因，她没有这种背景，不具备这种感情，写作是要靠感情推动，不具备这种情怀我觉得它推动不了。

“作家的生活越单纯越好”

夏榆：你说在17岁的时候才开始第一次坐上火车？

迟子建：因为读了师范学校，离开山里了。以前从来没有，我都没有坐过火车，所以那天晚上上了火车，我觉得坐上火车是我一生非常隆重的仪式。坐在边坐上，列车的玻璃窗有很厚的霜花，我就用指甲划开那个霜花往外望，窗外黑乎乎的，看到只是一闪一闪，树在暗夜当中分明的暗影，一闪一闪的过去，这种感觉都是我经历的那种美好的苍凉。

夏榆：看你即便是现在，也会经常到乡下去写作。

迟子建：我现在的居所在县城，就是面对着山，也是我童年生活的一个环境。但是它是属于这个县城最边缘的，就是完全接近自然，我窗下就是河。每天下了楼步行五分钟就到那里了。整天看到就是捕鱼人，种菜的人等等，我跟他们还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赶鸭子的人，放羊的人，都能见到。虽然是一个县城的边缘，因为它是界于农村和乡镇之间的那种县城。还保持着那种很原始的生活状态。那是大兴安岭中部，中部的一个县城叫塔河。

▲大兴安岭——塔河。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夏榆：是你自己买的房子吗？

迟子建：原来是我和爱人的房子，后来他过世以后，这个房子我买下来了。可能我对这个房子，无论是从个人情感还是从文学情感上，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现在每次回到那里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感动。而且觉得死去的人都在活着，而且你跟曾经过去的人，曾经一起看过你窗外所有的风景，我觉得这是一种挺温暖的记忆，觉得这些山河都比人有感情。

我们很多人追寻沈从文的足迹，去看湘西，我觉得是看不到沈从文骨子里的那种东西，我也相信将来会人去大兴安岭，因为看了我小说去北极村旅行，他们有可能会失望，或者觉得这个地方风景如画，但他们看不到它灵魂里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和它同呼吸共命运的那种感觉。

▲沈从文

夏榆：你的心与故乡的互相印照，这样在写作会获得独特性。

迟子建：肯定是。如果是十年前，我可能还会有所游离的话，那么到了我这种年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可改变的。这是上天赐给你的一个爱人，我觉得你要好生的呵护着。它会呵护我，我也会呵护它，是这样的一种关系。这确实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我真应该感谢上苍让我生在那样一片地方，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

夏榆：据说你平时很少上网？你是在抵御网络么？ 

迟子建：我觉得互联网不重要，在美国的时候，因为刘恒上网，他教我上网，然后我在那儿上了几天网，我觉得非常无聊。如果作为一个通讯手段我不拒绝，发一个稿件非常快捷，这不过是一个现代的工具，可如果说把它当做一种资源，或者说写作的一种依靠，我是很怀疑。我觉得作家的生活越单纯越好，我每年写的作品虽然量非常大，但是也不过三五篇小说，我会把它打印出来，到邮局把它寄掉。用这种很原始的方式，我觉得也挺好，我已经很习惯了，没有觉得什么不方便的。我想整个文坛，大家觉得很多作品千篇一律的腔调，或许是电脑也悄悄的修理了人脑，思维的方式等等。我写小说有些是手写的，《伪满洲国》就是用了六个很大的笔记本。现在还有六本厚厚的大笔记本存在那里，但是它也带来一些麻烦。那时候我刚结婚，我常回到我先生身边去，我走的时候，坐火车的时候，我要带着我写的这种文稿走的时候，我都要跑到复印社把它复印下来备份。否则丢掉了这几十万字就惨了。旅行的时候我就这样做，我也没觉得特别的不方便，而且拿着本子在火车上也可以随便写几笔，是一个很随意很悠闲的环境，像一个农民扛着锄头，想什么时候去劳作就什么时候去劳作。

▲迟子建作品《伪满洲国》

夏榆：《伪满洲国》在你的写作生涯算是重要作品么？你现在怎么看这部作品？

迟子建：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品。从体力上讲，都对我是一种考验。我是九八年开始写，那时我写了大量的中短篇。而且也出版过两个长篇，但我都不是很满意。当然不是说我要借助《伪满洲国》要改变风格，刻意写一部大历史的作品。相反，我从小——我姥爷曾经给日本人淘过金，三十年代的时候。满洲国那个时代的故事我听老人讲的太多了，包括日本人的故事，包括东北光复以后，苏联红军过来了一些事情。我觉得那时候东北的生活状态，就是伪满的这十四年，是很丰富的一段历史。可我们在史料上看到的都是写溥仪等等的，写傀儡皇帝怎么样登上满洲国舞台以后，怎么样被日本人指使做什么什么样的坏事。我就想那时候东北的老百姓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我还是想写那种日常的生活。写日常化的东北老百姓在伪满十四年的生活。

我觉得惨烈，或者惨痛的生活更多体现在人的命运和境遇，而不是大的历史。那个时代的灾难，包括屠杀等等，像平岭山大屠杀等等。杀了一个村庄的人，这个我也都做过考证。那么都是老百姓去遭殃，所以我说大人物在时代历史当中在风云当中，他起到的是掌舵的作用。但是沉船以后受难的永远是平民。还有那个时代也有人性。有一些日本人也不是我们想象的完全那么坏，也有一些很坏的中国人做了汉奸。所以我觉得一个文学作品的出发点要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不要做那种政治上的、道德上的判断，类似历史教科书那种判断。对于小说家来讲是没有意义的，也没有价值的，对文学来讲也是一种伤害。小说家要做的就是给人以人性的意义。

夏榆：《伪满洲国》更多是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呈现历史情境。

迟子建：我还是用日常化的生活营造满洲国，是慢慢去推进。小说全是日常社会的事件，包括我写了一些弹棉花的，卖油的，还有教书匠等等。写了很多，还有土匪，各色人等吧，他们是属于这个社会各个层面的人，都在承受着那十四年的生活。有苦难、也有欢欣、也有生老病死、也有爱情，我觉得这是真正的一个满洲国时代的生活状态。把日常生活写足了，那么这个历史才能出来，否则我觉得这个历史是个空架子。我就想还原那段历史，给它以人性的意义。而且我不喜欢历史小说，就是说张着一副血盆大口，就是说要吞掉什么的那种气势。我不想那样，我觉得没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伪满洲国》的出版有点身不逢时。

夏榆：《伪满洲国》出版以后，外部对它的反应如何？

迟子建：我觉得不是很恰当，就是说在这个时代，尽管它出版了六年了。销量还比较稳定在文学书类里面。我觉得不满意就是说，起码看到原来的一些评论，甚至是现在的，认真地读这部书的很少很少。我觉得这是我的悲哀，你不能指望谁会认真地去读一部七八十万字的作品。

夏榆：你写作的时候，对外部有期望么？

迟子建：当然不期望。我要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做《伪满洲国》的资料做了七八年，在九八年开始动笔写的。那时候我写这部长篇是无论是心情、体力都是最佳的时候。因为我知道写这个长篇耗费我的体力，我那时刚结婚，精神状态是最好的一年，体力充沛。写长篇小说是需要体力的，我就开始写这部小说。严格来说，那时候中国文坛的环境我又不是不清楚，我不会为了它而去改变我的什么。我的写作是我自己的一条河流，我想流到哪就流到哪。

夏榆：你现在对小说怎么看？看到你写过对写作“伟大小说”的思考，对小说的写作你还有更大抱负么？ 

迟子建：对小说的看法，我觉得肯定会随着年龄增长会有变化。但我觉得本质是不变的，比如对土地的感情、包括我说的“伤怀之美”、朴素的境界、日常生活化的写作，我觉得这些特质我都不会放弃。我要建构的文学，不希望是呐喊式的，希望是涓涓细流似的。还是往这个方向努力，所以你看我写《额尔古纳河右岸》，它是对一个部族百年历史的书写。我还是选择从一个小的方面开始入手，写故事写人性，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不会变的。我不会在艺术上发生巨大的裂变，会有变化，在一些细部上会有。

▲迟子建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

夏榆：你看重文学的经典性么？ 

迟子建：经典永远是美好的，经过千万年淘洗，大浪淘沙以后留下来的那几粒金子。我觉得古典就是恒星不是流星，现在这种一闪即逝的流星太多了。所以我读书我都读那些老书。重读托尔斯泰，雨果这些人的作品，我觉得在这个时代看还是有一种力量，他那种艺术魅力是不可取代的。那是一种大情怀，经历了那么多时代，你说那时候批判现实主义也好，或者是浪漫主义时代也好，到了今天。你现在不是日新月异了吗？拿出一部作品跟它比比看，在艺术上没有真正的锋芒，而它们恰恰还是有艺术的品位在那儿，像一座高山一样，你还是只能去仰望它。

“在这个时代，我愿意做一个古典者”

夏榆：你现在的写作状态和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有多少时间用来写作，有多少时间用来阅读？

迟子建：基本上不写作的时间就阅读，不阅读的时间也要写作。我觉得读书是很重要的，读书就跟喝茶一样，你每天不读就觉得身上很紧，很不舒服。写作的状态就是，一个东西想成熟了我会全力以赴。我不像别人可以同时写几个作品，我写《伪满洲国》的时候，在那两年时间中断了其他中短篇的写作。写短篇或者中篇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完，才能做其他的。我会全力以赴，但又不是格外刻苦的那种，不是说要熬夜，通宵达旦什么的，我很随意，可以随时进入工作状态。生活当中我比较简单，喜欢做点好吃的，散散步，仅此而已。

夏榆：平时朋友多么？看你这几年也不停的出去，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访问。这种访问的经历对你有多大的影响？

迟子建：我的朋友不多，我不是喜欢扎堆的人，而且我在人很多的场合反而觉得很孤独。我一个人待的时候，觉得世界很广阔的感觉。我很怕热闹，但是这几年也参加了一些很热闹的活动。

有一年在挪威的时候，是2000年。王蒙、王安忆还有刘恒几个人去那儿，每个人有一个大约是十分钟的演讲。我觉得那段结尾的话可以回答你的问题。我很小的时候在北极村长大，十七岁第一次坐上火车，那时候我觉得世界就北极村那么大。我没见过外部世界，我觉得生活就应该这样，世界就是这样。就是冬天很漫长，有的时候全是夏天，有的时候又全是冬天的漫长黑夜，这就是世界。后来长大以后，我见到了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风景，就觉得原来世界太大了。可是你又走了很多地方以后，回过头来又想，其实世界还是我所知的那么大，原来我想的是正确的。我的北极村，它代表了一切，代表了我整个的生活世界、文学世界。我觉得只要把这个村庄领悟透，咀嚼透，我就拥有了整个世界。所以我后来就说，我见到了更绚丽的人和更多的风景之后，回过头一想，世界其实还是那么大，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北极村。

▲2008年9月13日，漠河北红村黑龙江畔风光，“中国的北极村”。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夏榆：你的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家里你受谁的影响大？

迟子建：爸爸对我有一点影响，妈妈是个家庭妇女。爸爸是1957年开发大兴安岭的时候去的，当时家里很贫穷，父亲六岁的时候奶奶就去世了，爷爷把他带到哈尔滨他的弟弟家里。那时候爷爷的弟弟在哈尔滨的公园看大门，他家里也有好几个孩子。爸爸就住在他家里，爸爸在艺术上属于全才型的，比较有天分，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还对音乐比较敏感。爸爸在那儿上的高中，高中毕业以后，考上哈尔滨音乐学院。考的小提琴专业，那时候音乐学院第一次招小提琴专业，他居然就考上了，可是家里没钱供他上学，寄养在别人家里。后来开发大兴安岭的时候，他就悄悄报名来到大兴安岭。他离开哈尔滨以后一直没回去过，直到去世。

小时候我们经常在早晨被爸爸拉琴的声音吵醒，爸爸还喜欢《红楼梦》什么的，有时候也讲一些故事给我听。他特别喜欢曹植，我的名字叫子健，是曹植的字。因为他太喜欢曹植的《洛神赋》，所以起名字的时候一定要给我起子健的名字。我觉得爸爸这一生挺不幸的。他很喜欢喝酒，有时候喝完酒拉琴的时候，他会掉眼泪。我身上的那种伤感基因可能是从他身上来的，但是我没有继承他的音乐天分。

▲迟子建作品《群山之巅》

夏榆：你的写作获得成功以后，你爸知道吗？

迟子建：爸爸很希望我在文学上有一番造就。但是他只看过我的第一篇小说。《沉睡的大固其固》发表以后，那是1985年，发表小说在那个县城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爸爸到处跟人说，他是中学校长，传来传去让人看我的小说，他说我们家姑娘以后要成作家了。后来《北极村童话》在《人民文学》发表，1986年第二期，我爸爸是一月六日去世。我拿到那本刊物时他刚去世，那是他最想看的一篇小说，他知道要在那发表，当时《人民文学》影响又很大。后来我写过一篇散文，我说我拿到那本刊物的时候想到爸爸，那本刊物都被我哭湿了。

夏榆：后来又发生你个人的生活变故。生活的创痛会不会让你在进入写作的时候跟以前不一样？

迟子建：可能。就是情怀不太一样了。以前还会想让写作风格更唯美一些，对人生苦难的了解多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故事也多是从别人那里。但是你亲身经历和感同身受是不一样的，2002年，我觉得生活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往往大地震之后长出来的新的生物会非常茂盛。会有呈现另外一种生机。开始经历这种创痛的时候，我就用写作来逃避。2002年春天，我用三个月的时间写了一部长篇。其实我不是为了要写什么，只不过我想要阻止自己回到现实生活里。我要到虚构的生活里，我忽然觉得我为之拥抱的、很衷情的、甚至视它为生命的现实生活，那么轻易的就把我给抛弃了，能那么快地把我生活变成另外一种状态。可是我的写作生活，我所塑造的人物还在，很安静的。所以那时候我就突然告诉自己，有一种生活——我虚构的生活它们是永恒的。它们一直陪伴着我，在现实生活当中和我在一起。我的笔进入那个世界，我是跟老朋友在一起，有很多人支持我，安慰我，进入那个世界之后，我觉得获得解脱，就像一个人在看医生。

▲2009年1月2日，黑龙江漠河北极村的冬天。伴着日出，远处的炊烟和近在咫尺的雪堆韵味十足。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夏榆：当时听到你的生活出现变故，我很震惊。那时候应该是你的状态最好的时候。

迟子建：对，写作状态算是最好的时候。那时刚结婚，而且我确实在个人情感生活上比较挑剔。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很好，我不是一个很喜欢谈个人生活的人，但是确实这个婚姻生活给了我很多，突然的变故让我难以承受。后来我想通了，这就是命运。一场风带走了一片树叶，你不能责备这风剥夺了什么。命运给我的，我只能选择承受。

那年春天的事情。我处理完丧事，正好是大兴安岭的初春，五月中旬，树开始绿。真是奇怪，我每年看到春天来的时候，觉得森林的那种绿是美好的，可是那一年我觉得那种绿是伤楚的，就像流着泪的那种绿。在那一年，我对世界万物都有了深切的体察，不管是行走在山里，还是回到家中，很容易就触景生情。有很长时间我很怕别人提起这创痛，中央电视台有个《讲述》栏目，有一天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迟子建，我们想请你来做一期节目讲述你的情感故事。”我当时很恐怖，我几乎是吼叫着说：“我永远不会讲述我的事情，永远不会。”真的，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是生命最沉痛的一页。刻骨铭心。但我觉得它也真正丰富了我的人生。

撰稿/夏榆

▲夏榆新书《在异乡的窗口，守望》、《在时代的痛点，沉默》

关于夏榆

夏榆，作家、资深文化记者。多次访问海内外思想、文化、政治精英，报道大量具有公共意义的人文事件，成为记录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的文本见证。应邀访问瑞典、挪威、波兰、德国，自2005年起，多次报道“诺贝尔奖颁奖盛典”。著有访谈集《在时代的痛点，沉默》《在异乡的窗口，守望》《打开一个封闭的世界》《物质时代的文化真相》《她们的立场，她们的倾向：女性知识分子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