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故乡的一夜欢愉丨谷雨推荐
◇ 村庄的冬天。
演小品，放烟花、吹唢呐，唱小曲的老艺人一口气唱了30分钟还不过瘾硬被拉下了场……这是村里的春节联欢晚会。在外读书工作的年轻人，用一整年时间筹备，只为故乡的一夜欢愉。一场晚会，是知识对于村庄的回馈，是情感关于村庄的回炉。
乡村春节联欢晚会
撰文/阎海军
编辑/李婧怡
2017年农历正月初三，曹坪社的春节联欢晚会在晚8点准时开演。作为村子里的第二届春晚，最亮眼的是簇拥在霓虹灯里的钢结构舞台。这个售价一万四千元的舞台，花掉了王太吉整整四个月的工资。
王太吉不是开办文化公司的商人，他是甘肃省委机关的一位科级职员，之所以购买商演舞台，只是为了故乡村庄春晚的一夜欢愉。
临近2016年年底，太吉在微信留言：“今年春节，我们村里办春晚，你一定来参加。”我以为他只是和伙伴们闹着玩。但到了跟前，我才知道他搞出来的动静蛮大。一万四千元买舞台的事是村里人告诉我的，他之前只字未提。
曹坪社总共只有40余户人，但拥有大学生的户数超过一半，比起相邻村社，算是“出人”较多的村庄。
在一方水土难以养育一方百姓的西部干旱地区，“知识改变命运”的教条勃兴不衰，人们对接受教育的渴望一直强烈。但事与愿违，种种原因下，高等教育并不能普及农村社群的所有人。考上大学的人，依然是少数中的少数。
“我们社的一群年轻人确实不错，他们有想法、有干劲，2016年春节搞了一场晚会，像模像样，今年我必须支持。”
王太吉口中的年轻人，是社里十余位85后青年。这十余人奔波在大江南北、五湖四海，但平日里互有联系。王太吉是1980年代初出生的，作为“80初”，他自觉地将自己与85后拉开了距离。
王建荣高中毕业后当过矿工、做过生意，什么苦头都吃过，现在在一家房产公司打工。他是一个没有考上大学的人，但也是对故乡最具深情的人，也是人缘最好的一个，能把大多数同龄人团结起来。即使上了大学的同龄人，也都乐于听他“号召”。
2016年，王建荣四处张罗“化缘”，购买了六个狮子、少许演出服装，硬生生办起了村里首届春节联欢晚会。尽管晚会规模小，参与人数少，但开了个很好的头。
王太吉是王建荣的堂兄，他被王建荣和伙伴们的精神感动，今年一口气支援一万四千元购买了钢结构舞台，支援两千元购买了十个鼓十个钹，“妹夫无偿跑200多公里从兰州拉到了村里”。
凭借好人缘，王建荣创建微信群，用一整年的时间商议晚会的事务。同龄人中，也只有他的工作最临时、最飘忽不定，他是能在腊月之前就赶回老家的人。大家结合实际，民主推选他做晚会的“把总”，全权负责晚会的筹备、调度、节目排练等一切事宜。
与王太吉类似，北京当兵的王太平花费一万元购买了一套音响用于晚会表演；兰州服装公司打工的李福利用专业所长，早早设计好了晚会舞台背景墙，并在城里完成喷绘背回了老家；在南方当电工的李小刚捡了一堆作废的彩灯背回来布置晚会现场……
为了故乡的欢愉，大家齐心协力。
对年轻人的行动，村里的大多数人都表达了支持，有的捐钱、有的捐物。村庄没有公共空间，村民杨德福把自己家里闲置的一亩多地奉献了出来，“我家娃娃演节目，我的土地永久贡献，这是好事情”。
大家在临近正月的时候叫来推土机，推出了一个广场。王太吉买来的舞台装在中央，接连几天活动，临时推出来的广场被踩出厚厚的一层土粉，风一吹漫天尘土飞扬，但生长在黄土地的人不觉得灰大。
2016年冬，王建荣的家族接连有两个人发生变故离世。按照乡俗，王建荣戴孝期间，不能参与喜庆的事务，他便辞掉了曹坪社第二届春节联欢晚会“把总”的职务，由吴海龙顶替。吴海龙从重庆某大学毕业后，留在重庆一家企业工作。就在年三十，吴家又有人离世，距离晚会开演只有三天，吴海龙顶着压力，在王建荣的协助下，完成晚会的调度、节目的排练。
不论是否上了大学，近些年的城市化舆论让广大青年耳濡目染，进入城市、落脚城市，是青年们的“中国梦”。但吴海龙并没有留在城市的打算，“不论怎么发展，根在曹坪，未来必然会回来”。
晚会开始前，燃放了将近一刻钟的烟花，“全是村里的长辈们捐献的钱购买的烟花，总价值三千元”。节目以年轻人喜欢的小品、歌舞等现代元素为主，但也夹杂了一些传统节目，如唢呐表演、小曲演唱等。曹坪两个邻社派出代表，三个社联合演唱小曲，起初预定的表演时长是10分钟，但演唱小曲的老艺人一口气唱了30分钟还不过瘾，硬是被王建荣拉下了场。晚会被拖延，熬不住严寒的年轻人陆续走失了一些。
希望在黄土堆里萌生，梦想在黄土堆里成长。“小时候，学校组织演讲活动，我害羞不敢上台。现在社里办晚会，让年轻的一代得到锻炼，对以后走出去发展肯定有好处。”“把总”吴海龙在晚会表演的暗角处侃侃而谈。
正月初四，王建荣用微信发出指令，让晚会组委会全体成员拆掉舞台。青年们陆陆续续从各自家里出来，来到舞台处的空地，一场薄雪已经覆盖了地面的土粉。天气太冷，不利于室外作业，王建荣宣布拆舞台的行动解散，择日再干。
王建荣从家里带出两斤拌好的瘦肉，一瓶白酒，径直来到王太吉家里，晚会组委会的成员已经聚了好几个，大家都认为昨晚的小曲拖延了晚会节奏，来年一定要注意修正。
王太吉提议，“千万不能在外人跟前说老汉们演唱小曲逼走了观众，这样说不对，他们能来参加就是最大的支持，三个社联合演出的意义已经很大了。”
“2018年，所有的节目都限定时长……”
大家喝着烈酒和浓茶，七嘴八舌，议起了明年的春节晚会。
在曹坪社所在乡镇的邻居乡镇，名叫陈坪的村子共有四个社组成一个“伙子里”，他们的春节联欢晚会在正月初五的晚上举办，有着十一届的举办基础，他们的运作模式更加成熟。“我们社的晚会利用庙里的舞台，但事务和庙会毫无关联。”陈坪村村委会主任李建国这样介绍。
作为四个社组合的“伙子里”，“陈坪村的晚会完全由产生大学生的人家挑头，从第一届开始，就形成了这样的机制。”每年谁家出了大学生，家长和学生就必须挑头办晚会，如果当年全村没人考上大学，上一届挑头举办晚会的人家继续效劳。
与那些了无生气、只知喝酒赌博的村庄相比，曹坪和陈坪的乡村晚会，完成了村民的自娱自乐，也提升了村民的自治能力。
回家过年，返乡青年在故乡只能待十天半月甚至更短，但他们精心组织的一次欢愉，能让村庄温暖一整年。一场晚会，是知识对于村庄的回馈，是情感关于村庄的回炉。两个小村庄，他们的作为虽不大，但对于乡建理念的传递，意义并不小。
这些年，每到春节期间，舆论都会推热乡村话题。城市和乡村、市民和农民、乡村建设和城市化发展这几对对应关系，没有任何契机能像春节一样，让人深刻地梳理它们。
关于乡土话题，更多的是批评的声音。有人深刻反思“乡愁”消费陷阱：有的人身居城市，沉迷乡村生态景致，用文人的矫情抒发乡愁；有的媒体为了点击率，热推乡愁文字；有些舆论只关注乡村古旧陋俗、不关心农村现实困境……所有关于农村的发言中，最无知的莫过于“农村世界的‘神圣叙事’已经终结。今后，只有一种道德，那就是城市的道德，普世的道德。”
像王建荣一样的青年，是中国每个村庄的主体人口，他们身上担负着中国农民的未来。“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关于乡土问题的讨论，没有王太吉一样甘愿用“四个月工资买一个舞台”的精神，任何指责别人的批评和所有让别人如何做事的指导都是苍白的。
从乡村走出，在城市落脚，有体面的工作，王太吉是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但他在兰州的日子，带着进城青年的忧郁。
“此刻，我在兰州，就在某个角落/看黄河携泥裹沙，打着寒颤流过/流穿这座城市，流进我的胸膛/提笔未落，孤独早已满纸流遍。”这是他在公务之余，用诗歌对隐秘内心的抒写。故乡不只是他绑着乡愁的符号，他不停地找寻着有关故乡的关联。
2017年春节，王太吉努力给村庄带去欢乐，但他自身刚从悲怆中走来。一个多月前，二叔意外离世，他曾以这样的诗歌祭奠：“别用苦难照耀我的脸/你什么地方都没去/你什么地方也没来/是蝉的鸣叫，让风继续吹/带走秋天的风，还有春天的雨/最怕！这带血的白。”
（本文节选自阎海军《官墙里：一个人的乡村与都市》，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
关于“乡愁”，你有什么看法？在外读书、工作的人应该如何回馈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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