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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海军:我们会是最后一代祭祖的人吗? | 谷雨故事

2017-02-20 阎海军 谷雨故事

初三“送纸”,好似死魂灵来人间做了三天客


编者按

在城市里,谁的客厅会置办一个条桌用于祭祀?”这是作家阎海军返乡之后萌生的感慨。他的家乡是甘肃崖边村,祭祖仪式对于老一辈人而言是头等大事,但在城市文明的冲击下,却面临着仪式缩减、意义失却的危机。在本文中,阎海军记述了自己的父辈如何庄重地对待这个仪式,以及两代人之间发生的变迁。在他看来,祭祖不仅仅是一个仪式,而是象征乡村最后的传统秩序。



祭祖:乡村最后的传统秩序


文/阎海军


城市化语境下,返乡成了春节的代名词。走出乡村的人,回到故乡,无非为了两件事:看望活着的亲人,祭奠逝去的先人。没有亲人,没有思念,故乡的概念也将是悬空烟花,美丽得不切实际,稍作留神却已化作了灰烟。


奔涌进城的人,在春节回首返乡,有着寻根的意义。


离开乡村进城的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一定每个春节都能回到故乡,但每个乡村的父母,都渴望自己的孩子全部回到身边。“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父母不在乎儿女是否混得有出息,只要看见儿女的身影就足够了。


回乡过年,最隆重的事情,莫过于祭祖。早在商代,中国人就有了祖先崇拜,领袖的主要任务就是请求先公、先王作为人神之间的媒介,向自然力量祈求保佑,避免灾害。


许倬云在《中西文明的对照》一书中分析,“中国古代的祖先崇拜,可以说是从死灵崇拜发展而来的。这一转化,必须有对于家族血缘的认知和观念,才能经过家族系统,回头去祈求祖先的保佑。”


祖先崇拜是中国乡村社会生存程序中仪式感最强的标志性符号。记忆中,每年春节,整个家族的人都要来我家参与家族祭祖活动。父亲在兄弟之中排行最小,奶奶晚年在父亲跟前生活,祖宗的神位跟着族中老人落户到了父亲家里。


腊月三十的下午,二叔最早会来到我家。一手垂吊,一手掌着纸张、香、蜡,毕恭毕敬。父亲见状,赶忙拿起火钳捅旺炉火,找过茶罐,张罗兄长喝罐罐茶。


二叔是家族中的掌柜。按照农村的规矩,家中管事的人应该是最年长的一位。大叔1949年参军留在了城市,他的缺位,二叔顺理成章地掌管了家中事务。像祭祖这样的家族大事,二叔一直亲力亲为领衔主导。


二叔和父亲一边聊天,一边折叠各自准备的纸张。困难岁月,他们给先人买来的纸张多数是麻纸,只夹杂少许白纸。白纸就像活人面柜中的白面一样精贵。


一罐接一罐熬制,茶渐淡,纸已叠好。老哥俩来到院落,开始在木砧上打纸——铁制半圆形纸凿在一沓沓纸张上两两对应打刻出圆形花纹,打刻过的纸张就成了纸钱。打纸有技巧,用力过猛容易让纸钱开裂,用力不够纸钱难以刻透。据说纸钱刻不透就是假币,阴间会拒收。


▲“打纸”


一切准备妥当,临近傍晚时分。全族其他人也陆续到齐,开始请“纸”(即祖先神位)。所谓请“纸”就是把弄好的纸钱,给每位死去的人分一沓,置放于饭盘中,由族中长幼次序不等的人分别端上饭盘,来到村口,将祖先的灵魂请回屋内。


小时候,我是三代以内家族晚辈十兄弟中最小的一个,提灯笼的任务非我莫属。我僭越长幼辈分走在最前面,因为灯笼引魂的意义给了我特权。我后面依次是二叔、父亲,以及我同辈中最长者。四个盘子中,一个是“老主”(包含所有先祖)、一个是爷爷、一个是奶奶、一个是五叔(五叔英年早逝,儿子进城,从未回乡)。纸钱成了祖先灵魂依附的载体。


▲“请纸”、“接纸”。侄子七八岁以后,接了我提灯笼的班,他也已进城,但坚持每年回乡祭祖。


整个请“纸”过程很庄严,大人们个个神情凝重,但孩子们一个个嬉皮笑脸。我通常一到请纸地点,放下灯笼就忙着筹备炮仗,纸钱点燃时,开始点炮。纸钱已烧完,大人磕完头,要请先人进屋,我还在忙着放炮,大家都会取笑我不敬业。


所有的先人被请进父亲的堂屋,按照辈分长幼在长条桌上排定座位。献茶、献酒、献饭。茶酒简单,伸手就能。每年献饭,总要让母亲特别为难。她要想方设法做出不同的菜品,保证色香味。


我的家族正月里祭奠祖宗要持续三天时间。从腊月三十请进来,一直到正月初三送掉。这期间,每天香火不能断,献饭不能少。族中之人也要不断前来烧香磕头,有外族人前来串门,进门也是先上香磕头,再喝茶聊天。


初三送“纸”前,要将条桌上供奉的纸钱按之前分好的单元进行细分。由于之前纸张为了打出圆形花纹,已深深重叠,现在要一页一页分开。人们认为分不开的纸钱是失效的。每个先人的纸钱不能混合,必须严格分开。这可能是人间“亲兄弟明算账”的写照。纸钱全部分好,再装入饭盘。依旧按照长幼次序列队出发,到请“纸”的地点将所有纸钱烧光,就算送掉了先人,好似死魂灵来人间作了三天客。


▲“请纸”


2000年以后,家族中很多人在外地工作或者打工,过年也不能回家,家族成员祭祖的人数严重下降。特别是2005年二叔去世后,正月祭祖时,除了父亲和极少数堂兄外,其他人很少积极参加,再也见不到数十人一同祭奠祖先的热闹场面。


时代变了,祭祖的规格也变了。村中各个家族都将祭祖的日期缩短到了一天。改为正月三十上午请“纸”,晚上送“纸”。这个变化,一方面反映出城市化对乡村传统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反映了家族分化、分离,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缺失。


在家族祭祖的事情上,父亲和二叔是操心最多的,他们一直坚持,成了生命中固定的仪式。大伯早年当兵进城,从未在正月回乡,也从未参与过正月祭祖;三叔性格马虎,很少参与祭祖之事。二叔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从小学习了木匠手艺,在方圆数十里经常走艺;他小时候还和我爷爷在一起弹奏三弦,略懂音律;他喜欢唱戏,年轻时还在秧歌队里唱过几嗓子。二叔为人和善,性格亲和,又重视族中事务,父亲非常尊重。


临近去世的几年,二叔的肺气肿时常发病,他依然步履蹒跚来到我家,参与祭祖。二叔最后一次参与祭祖的时候,他连端盘子的力气都没有了,但他拄着棍子,早早来到父亲的堂屋,坐在炕上,看着大家进行祭拜,时不时在关键仪式上指点两句。


二叔去世后,再也没有人陪父亲在年三十聊天喝罐罐茶了,家族中所有晚辈,都是临近请纸前才姗姗来到父亲的堂屋。布置祭祖现场的事情,只能父亲一个人完成。父亲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农民,但他一直尊崇祖先崇拜的传统规则,越老越看重祭祖的仪制,越老越看重人世的来去。


族人“接”二叔回家受祭。


二叔、堂哥去世,家族中每年正月都要进行三场祭祀。父亲一直守在家里布置“老主”祭奠,其余人都要在年三十奔赴三个地方参与祭祀。“老主”最早请,最后送,意在让更老的先人多受敬恭。


大伯进城,与族中兄弟脱节。他没有参与过族中祭祀,他的老伴去世后,村里族亲也难以飞赴祭祀。一辈子没有祭过祖,但2005年老伴去世后,可能让他对生死有了思索,大伯在过去几年经常要在清明上坟,他一出动,还会要求子女也出动。


许倬云认为“有了祖先崇拜,显然,也会有对于传统的尊重,凭借宗族和婚姻关系延伸出的网络,也成为链接、合作的系统。于是,家族伦理和尊重传统这两个观念,数千年来建构为影响中国人行为的价值尺度。”


2017年正月,远在陕西的侄子坐火车来到老家,祭奠堂哥。常年不住人的家:冰锅冷灶,灰尘满满,杂草丛生,但这些困难并未阻碍侄子对父亲的思念。年三十烧完纸,侄子在正月初三就赶去了陕西。侄子的做法,有着乡村规则强大的约束。乡村生活经验,让祭祖的习惯长进了侄子的记忆,他尽力与城市化做着抗衡。


▲陕西赶回祭祖的远房侄子。


村里可以没有社火、可以没有聚会,但是,每个家族不能没有祭祀,祭祖是乡村最后的传统秩序。


邻居小孙的母亲去世还不到三年,小孙在石家庄打工,正月十四是母亲的祭日,祭日他必须赶来烧纸,他放弃了过年回家。正月对于母亲的祭祀,只能由留守的父亲一个人完成,“看了真的心寒,”村里人都很感叹。


在陇中,每个家庭都要力争修建堂屋,并置办一个条桌,这种努力,就是为了祖先崇拜。但在城市里,谁的客厅里会置办一个条桌用于祭祀?


▲按照陇中乡俗,“接纸”完毕才能贴对联。请完“老主”,我们都去参与祭奠二叔,父亲只能一个人贴对联,我赶回家时,他已完成了贴对联的工作,留下了大门上喜庆的对联和孤零零的背影。


很多人进入城市运行的社会体系后,传统乡村运行的机制对他就失去了作用力。进城的人脱离家族祭祀,往往让留守的亲人非常难以理解。但城市文明的体系里,没有家族祭祀或者弱化祭祀形式上的仪式,人们早已习以为常。


离开者不懂坚守者的苦,坚守者不懂离开者的愁。这是有关城市化的悖论。


2005年以后,家族中祭祖场面的缩小,标志着一个大家族荣威的消逝,这种消逝无疑还将更进一步加剧。



关于阎海军


阎海军,一九八二年出生于甘肃通渭。媒体人,独立纪录片导演,青年学者。现供职于电视台。长期从事“三农”问题调查。2015年,他以自己的家乡、中国西部农村为基础,写作了非虚构作品《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受到众多学者与媒体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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