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志：两个男人的“银婚” | 谷雨推荐
编者按
奥兰多枪击案发生后，美国各地的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为遇难者鲜花并默哀。白宫已降下半旗，帝国大厦用熄灯的方式致哀。但其引发的“恐同”议题也摆在了人们面前。在国内，同性恋话题更加隐秘，社会对这一群体的视角趋于戏谑、冷漠旁观甚至窥视。一个中国同志的心路历程到人生选择有着怎样的困境，从今天这篇文章中可以感受一二。
两个男人的20年“婚姻”
作者：南香红 来源：微信公号“南香红”
李蜀仁和孙庆生是两个年届50的男人。
到今年他们整整在一起生活了20年，他们把两个男人在一起的生活称之为“婚姻”。
他们知道，在中国，没有法律承认这种婚姻，他们也不敢将自己的“婚姻关系”公之于众，实际上20年来，他们基本上过着隐形人生活：在众人眼里，他们是大老板和二老板，一对事业有成的商人，而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
结婚20年，他们决定要庆祝一下自己的银婚。
和他们走过的五年、十年、十五年结婚纪念日一样，这种庆祝只能在“圈子”里进行，这个圈子，就是成都的“同志圈”，用成都同志关爱小组的称呼是：同性恋社区。
“天长地久有没有”，成都同性恋者之间传递的一份内部杂志《同心》以此为标题盛赞他们之间的20年的爱情，美誉他们是“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赞誉他们婚姻的还有李蜀仁和孙庆生的家人，李蜀仁的85岁的老母亲，60岁的大姐，还有孙庆生的父母家人。“就是娶个婆娘也不一定这么好”，李蜀仁85岁的老母说。
为了纪念银婚，他们专门照了20年纪念照。照片上他们两个都穿着唐装，李的唐装是青色的，孙的唐装是大红的，李坐着，挺直着身板，显得硬朗而健康，孙站的李的身后，笑容可掬。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是一对夫妻的标准照，甚至从他们的眼神里，竟然可以看出“夫妻相”，长久岁月让两人越来越相象。
但是这种照片还不能去专门的照相馆里照，成都同志关爱小组的成员承担了这一任务。
20年前这对男人自制了结婚证，指天发誓，今后两个人将彼此的生命放在一起，白头偕老。
“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我们白头偕老”。
“这是一个奇迹” 回首20年风风雨雨，这对男人万分感慨。
不一样的男孩
李蜀仁说他曾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男孩子，喜欢一切冒险的事，调皮，打架。和李蜀仁一起在四合院里长大的吕光美说，李蜀仁常常被母亲拿了竹杆子打得满院子跑。“性子野得狠”的李蜀仁和别的男孩有一点不同，就是在青春萌动的时候，他脑子里幻想的“全部是男人的身体，只要是去找女孩的事，一帮男孩兴奋得一哄而上，我就躲得远远的，一点兴趣都没有。”李说。
而孙庆生的性情和李蜀仁完全不同。从小他就是一个漂亮、羞涩而内向的男孩，女孩喜欢的事情他最为精通，踢毽子，跳绳常常是女孩纷纷败下阵来，最后他还留在场上。在大学里，因为舞跳得好，他成为学校舞蹈队的成员。一张30年前的黑白照片留下了他跳舞的情景：一个大眼睛的男孩，全身充满韵律，四肢张开，好像要飞起来一样。
两个男孩的第一次性经历都是和男人发生的。初中时孙庆生在看露天电影的时候被几个男人夹住，“当时我害怕极了，一路小跑回家，不敢告诉父亲，但又拟制不住那种好奇与冲动，几天之后又去了那里。”
▲ 他们衣服、鞋子的号码都是一样的，从来不分彼此。 陈勇林／摄
李蜀仁的第一次也是在电影院里，一个军人靠近了他，在黑暗里，李蜀仁结束了童贞。李蜀仁说他这一生从来没有对女性有过性冲动。他认为他的“毛病”是娘肚子里带来的，并且坚信这一生无论用什么方法都没有办法改变，除非将他的肉身化了，投胎重做。
孙庆生不能肯定如果他的第一次是和一个女性他是否会成为“另一种人”，但他可以肯定的是，自从有了第一次之后，他的性取向就变得非常的确定。
但是那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未80年代初，他们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痛苦欲死。
从十五六岁到三十岁，两个人用了近十五年的痛苦与折磨才确定：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
“半夜醒来枕头常常是湿的，就是在梦中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是这种人”
这种人在那个年代被看成是不男不女的人妖，是怪物。
“你得强装笑脸言不由衷戴着面具生活。内心的痛苦只有自己知道”
“那是一种魔鬼般的不可扼制的诱惑，知道那个不能干，但就是拟制不了自己，过后又很后悔，觉得肮脏。”
最大的痛苦还不仅是这些，最主要的是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李蜀仁偷偷地去找过医生，医生告诉他是他的“世界观有了问题”，建议他平时要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多进行体育活动，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运动上来。
孙庆生直到上大学的时候才查到了“同性恋”这个词。那本书上对这个词的解释是男女同房时“由于男子或女子的某一方的不愉快而孕育的孩子，容易出现性倾向问题”，这个让他匪夷所思的说法并没有解决他的困惑：自己是不是个妖怪；自己是不是得了一种病；这种病是不是可以改掉的或者治好；自己将来怎么生活……
80年代初李蜀仁和孙庆生各自生活在成都和重庆。李在一家工厂里当工人，是顶替父亲才从下乡的知青变成工人的；孙在读大学，因为考上了大学才离开乡下。那时候他们都27岁了，在各自不同的城市经历着相同的煎熬。
孙在大学里恋爱了，是一个男孩，学校学生会的主席，大学里的公众人物。“我们之间好像有磁铁似的，很“微妙”，不知怎么心就相通了。”
但是两个人同时都变了，阴影长在心里了，眼睛总是瞟来瞟去，贼溜溜地观察每一个人的表情，终于他顶不住压力了，找了一个女孩‘耍朋友’去了，他要证明给大家看：我很正常，我对女人感兴趣。
“实际上他根本不碰女孩一下，女孩假装和他比个子脸都快贴着脸了，他心里明镜似的，但就是不能拥抱她”。
“我们剧烈地吵架，我痛苦地用头撞树，整夜地哭，想死的感觉。”
而在成都，李蜀仁身上装了700块钱，决定偷渡香港。他从单位里出走，扒了火车到重庆，从重庆坐船到武汉，再到广州然后到蛇口。
“那时候对香港的了解仅仅是那是个自由世界，我想在那里，我这样的人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实际上当时实在是感觉压抑得活不下去了，冒死一闯。”
在没有月亮的夜里李蜀仁泅进了水里，向着香港的灯火游去，但是很快就被狼狗叼上了岸。押回成都的时候正好赶上“严打”，偷渡被视为叛国投敌。在全家人的努力下，关了一个月的李被以“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释放，开除工职。
“家人、朋友、单位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为什么要偷渡香港，真正的原因我不能告诉任何人。”
飘飘
成都人对同性恋者有一个形象有趣的称呼“：飘飘”，将同性恋活动的地方称为“：飘场”，不知道这个称呼来提来自于市民还是同性恋者自己。
李蜀仁对此的解释是：同性恋者就象“浮萍”，一方面是活动场所的漂浮不定，一方面是心里的飘的感觉。
孙庆生大学毕业以后来到了成都一所中学学校里教书。当时选择成都是因为听说这座城市里有更多的同志和相对宽松的环境。来自于成都同志关爱小组的估计，这个活跃于“地下”的隐形群体大约是10万人，并且这个数字仅仅限于成都市区。
“都是些很脏的地方”，李蜀仁描绘30年前的成都‘飘场’，“正式的场所一个也没有，象是搞地下党一样，公共浴池、公共厕所、公园里，僻静的大街上。两个人互相看上了，好点的能找个没人的集体宿舍，或者乘家里没有人的时候，不好的时候，只能在公园里的树丛中，或者更不堪的地方。”
两个人接触，你喜欢别人，别人可能不喜欢你；别人喜欢你，你可能又不喜欢他。交往长的，可能能维持几个月，短的可能就一次两次。当时是一种诱惑，不可拟制，但完了之后又很后悔。“骂自己和畜生一样，恨自己受性的驱使。分手，伤害，伤口都留在心里。时间长了，觉得都是你哄我我哄你的事，在这个圈子里没有真感情”。李蜀仁说。
那时候成都著名的“飘场”是劳动文化宫的水池边，“大家都装着看书，或者看风景，其实心里都清楚来这里的是些什么人，来干什么，只要几个眼神来回，就可以搭上。”
李蜀仁“飘”了十多年，换了十几个性伴侣，孙庆生的经历也差不多。
在李蜀仁母亲的眼里，她的这个二儿子是个惹事生非不安定的家伙，偷渡香港差点把家里的天捅个洞，高兴了东游西逛整天不回家，不高兴了睡在床上几天不起来。快30岁了就是不谈女朋友，多漂亮女娃见都不肯见，逼急了就说要自杀。
李蜀仁是父母最看中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三个男孩里长得最健壮最高高大大的，另两个男孩先后结婚生下的都是女孩，传李家香火的重任在他们看来非这个二儿子莫属，所以他们像搞轰炸式的介绍对象，逼着他结婚。
“他冲着我妈妈喊叫：‘你咋的把我生成这样子嘛’，我们一直都不明白这句话是啥意思，妈妈把他生成啥样子了，不是好好的嘛，一个人高马大的大男子汉，这句话就像是一个谜语，我们一家人猜了20年才搞明白”。李蜀仁的大姐说。
“我们这样的人是看不到希望的，悲哀，痛苦，伤痕累累，我们这些人的眼神都是一样的，飘飘的，很茫然的。”
“有一次在浴室里，看到一个年龄大的男人靠近一个年轻的，结果被那年轻人一耳光掴在脸上，我当时心都寒了，我们这些人老了怎么办？”
飘泊够了，好没意思。孙庆生说。
人都是一样的，你的欢乐悲伤总得有人说，你得有人分担，你得有寄托，“我们也有这样的需要，我们也得有人爱和被人爱，这一点上我们这样的人和男女之间绝对是一样一样的，而这种情感是父母兄弟之情所不能替补的”。
李蜀仁和孙庆生都在心里生出一种渴望：找一个男人，托付终身。
▲ 北京同志寻找恋爱对象的一处地方。陈勇林／摄
定情
一本书救了孙庆生的一生。那是一本从香港影印过来的书，白色的封面，没有书名，也没有作者的名字，繁体字，上面用红的笔、黑的笔画满了道道圈圈。
翻开书，里面的插图和文字一下就能看出这是一本严肃的介绍同性恋的书。这本书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流传到了中国，流传到了成都。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孙已经快30岁、接近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了，他第一次获得了有关同性恋的知识，他明白了自己是一种特殊性取向的人，并且这种性取向是终身的，不能通过医学的手段进行改变。他第一次知道世界其它国家也有象他这样的人。
“一天深夜，一个人陌生人咚咚地敲门，一进门他就说他是一个同性恋，说自己不想活了，但听说我这里有一本书，想死之前看一看”。
当年的这一本书，让他们知道自己不是怪物，两人阅读划过的痕迹。书已经被翻得很旧，字迹斑驳，但仍然被他们仔细地保留着。
孙庆生说圈子里的消息传得特别快，但被人找上门来还是吃了一惊，于是这本影印书就在成都的同志圈子里流传，每流传一个人，书上就多一些道道圈圈。
现在孙庆生至今还保留着这本书。在看过书之后，他在圈子里进行求证：同性恋应该选择怎样的生活。应不应该和异性结婚，和异性结婚的人有没有改变性取向的，结婚的人是不是幸福的。
“于是，我看到听到了一个个悲哀伤感的同志故事，结婚、离婚，再结婚，再离婚，最后出家做了僧人，就是做了僧人还是改变不了。我打定主意决不选择和异性结婚”。
就在这时，一个深爱孙庆生的女同事因为对孙的失望从学校出走，这在学校引起轩然大波，学校领导找孙谈话，让他对姑娘负责，孙说，我连她的手都没拉一下，为她负什么责？
就在这样的内心和社会的双重挤压下，孙庆生遇到了李蜀仁。
198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成都著名的“飘场”——劳动文化宫的水池边，孙庆生看到了李蜀仁。
“我们一见钟情”。“我假装要抽烟，凑上前去说：‘同志，接个火’，实际上我身上是有火的，他没有将燃着的烟递给我，而是很郑重地从包里掏出火重新给我点上”。
李和孙理解的“一见钟情”是：心里一动，一种欲望油然而生，里面有性的成份，也有渴望进一步了解的成份。
李蜀仁对孙庆生的评价是性格温顺，温文而雅，一看就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孙庆生欣赏李蜀仁随和中带着点拉沓，性格刚烈，敢做敢为，有头脑不莽撞。
“这是一种缘份，在同志中一千个人里面都不会有一对”他们说，性过去之后，是两人精神的契合。“你有喜悦想第一个告诉他，他有悲伤想说给你听，那是一种甜蜜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对将来的打算上一拍即合。“当时我说出了上半句，他马上说出了下半句，就是托付终生，白头偕老，一生一世永远在一起生活。”
孙庆生没有想到他的想法在李蜀仁这里得到了回应，他俩的想法竟然一毫不差。而这种想法在当时无异于离经叛道，在此之前就他们所知的同性恋圈子里，没有一人以这样的方式生活过。
“在认识李蜀仁之前，我交往了一个搞美术的，我们非常相爱。我就向他提议，我们在一起生活吧，结婚，一辈子生活在一起。他听了大为惊讶，睁大了眼睛说：‘那是外国才有的生活，你这个学外语的一定是中毒太深了’”。
孙庆生说，那个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友断然拒绝了他的想法，在他看来在中国的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男友给出的方案是：他找一个女人结婚，他再给孙庆生介绍一个女人，然后两个家庭交往，而他俩可以在家族的掩护下进行他们的“爱情”。这个方案也遭到了孙庆生的拒绝。
“我最佩服的是李蜀仁的勇气。他完全是靠自己的思考和自己对自由生活的渴望而萌生出这个想法的。他这么想，就这么做，在我们认识他一个月后，他就带我住进了他的家里。”
当然，孙住进李家的大杂院是以“战友”的身份。但是这个住着20户人家、吃饭时都端着碗在在院里吃、每家每户都没有隐私的大院里的人们很快就嗅到了什么。
“大家都感到奇怪，两个大男人住在一起，出双入对的。背后指指点点，但当面又不好说什么，毕竟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嘛”。李的邻居吕先生说。
“那时候大家不知道两个男人住在一起就是同性恋，那时候没有这个词，但大家心里又朦胧地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是又神秘又怪又不舒服的感觉”。
结婚
1986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婚姻举行了一整套复杂的程序。
先是选了一个日子，他们一个是3月6日出生，一个是3月27日出生，结婚的日子就选在两人生日的中间。
他们走进了照相馆，照了一张两寸的黑白半身结婚照，一个坐得高点，一个矮点，两个人的头紧挨在一起。当然，这样的照片在那个年代只能以“战友”的身份进行。
他们自制了一张结婚证，是用80年代通用的一种奖状做的，上面写着“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白头偕老，挑战传统”。
他们花了70元打了一辆出租车，(70元是孙庆生两个月的工资)到沱江边的朝阳湖李蜀仁曾经下乡的地方，举着拳头对着苍天发誓。
在他们的影集里，还珍藏着当年的照片，那是他们请出租司机拍下的。一座塔下，两人靠得很近，孙庆生穿着西装，打一条大红色的领带，喇叭口的裤子；李烫着卷发，夹克衫，照片上洋溢着80年代的时髦气息。
“有甜蜜，有喜悦，更多的是悲壮。没有人这样，我们也不知道这样将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我们，但我们认为这样是对的，这是我们想要的生活，起码我们没有去害那些无辜的女孩”。
李蜀仁没敢将这次行动告诉家人，孙庆生写信告诉了他的妹妹——他6个兄妹中和他最亲近的一个。他在信中写道：“我本来不想走这条路，但上天安排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很孤独，也很寂寞”。
妹妹在回信中写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理解你，因为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相同的血。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寄上100元钱，作为对你们结婚的礼物”。
“我捧着信大哭一场，这是我们收到的唯一礼物和唯一的祝福”。
实际上对于孙庆生的到来，李家已经感觉到了什么。“一层窗户纸，就是没捅破”。举行过结婚仪式之后，李蜀仁带着孙庆生和自己母亲、大姐一家人到北京、西安做了一次旅行。表面是一家人的出行，暗中是两个新婚人的蜜月。李的大姐记得很清楚，在华山拜神之后，弟弟抽了一签儿，是“下下”签，上面写着“天崩地裂，天打五雷轰”，求山上的道士解签，道士看过之后变色，坚辞不肯。
“我当时也有点害怕，但我还是相信自己是对的。下山之后我就把我和孙庆生之间的事告诉了大姐，”李蜀仁说。
李家大姐真有点五雷轰顶的感觉，她好久都回不过神来，第一反应是弟弟不要是得了什么病了。大姐还担负着向母亲父亲慢慢说明的任务。
李蜀仁的妈妈知道了之后说，不可能，你看两个男人喉头都大大的，怎么会嘛!
李家父母是那种老实巴交的人，父亲信佛，长期吃斋，母亲胸前吊着一个袋子，一只手总是藏在袋子里，捻着里面的一串佛珠，捻一个珠子念一句佛，让他们接受这样的事，不容易。
不要再逼他结婚了，只要他们不犯法，他们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吧。再说了弟弟连个工作都没有，人家孙庆生还是大学生中学老师呢，过一天算一天吧。这是李家大姐劝父母的主要内容。
父母虽然接受不了，但还是为他们腾出一间平房。大姐是和这个弟弟从小感情最好的，，她更多的是从心疼弟弟的角度接受了这件事实。而另外的姊妹兄弟或者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和李蜀仁疏远。但是不管怎样，这两个男人还是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创业
李蜀仁因为偷渡事件失去了工作，孙庆生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个今天偷偷卖点水果、明天卖点杂货的游民，常常是身无分文。
孙庆生曾表示，自己一个月有4、50元的工资，两个人生活足够了。但李蜀仁断然表示“堂堂大男人怎么能靠别人养活，你等着看，我会拼打出来的”。
李蜀仁的母亲说，自从和孙庆生在一起，自己的这个“野”儿子就变了，变得连眼神都温顺了，突然之间就不那第慌慌张张的了，不再和父母大吵大闹，知道对父母好了。
李蜀仁说，不知怎么的，自从有了“家”之后，心里突然就生出了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让人心里踏实——就是为了对方，必须好好生活，不能为所欲为了。
有一天李蜀仁和孙庆生商量，到成都郊区废品收购站淘些旧书来卖。于是骑了自行车到垃圾堆里去扒。
“晚上回来的时候，一个自行车上驮着三五在大塑料纺织袋，人变得小鬼一样，整个脸上都是泥土，只露着眼睛和牙齿”。李蜀仁的母亲心疼地说。
两个人将收回来的旧书分了类，政治的、文学的、考试复习资料等等，他们在成都最繁华的春熙路摆了个地摊。
“我记得第一次出门摆摊时的情景，书放在一个四轮车上，准备推到市场上去，我从蜀仁手里抢过了车子，说，这历史性的第一步我来帮你推出。”孙庆生将车子推出了四合院。
那时候书的定价本身就便宜，三五元一本，到市场上，旧书以半价销售。第一天拿出去的是20元收来的书，到市场上一售而空。
他们太兴奋了，晚上两个人把角角分分的钱摊在床上，头对着头一张一张地数过，发现手里的钱变成了60元!20元钱变成了60元，李蜀仁拟制不住激动，半夜跑去大姐家报喜。
“弟弟一见我就大喊：姐姐、姐姐，我们赚钱了，他那高兴的样子我永远也忘不了”今年已经60岁的大姐仍激动地说，“从此，他们就开始着迷一样地赚钱”!
李蜀仁孙庆生回忆起他们在一起的婚姻生活，觉得最愉快最幸福的时光还是两人一起创业。一开始，孙庆生在学校里还有工作，每天上课时包里就装着塑料纺织袋，一下课就直冲废品站。“最甜蜜的回忆是两个人在某个废品站的不期而遇，那感觉就像是一场美丽的邂逅。两个人要高兴好半天”。孙庆生说。
“你把心交给对方了，一完事就尽快往家跑，人们只相信男女之间有刻骨铭心的爱，其实我们的爱也是一样的”。李蜀仁看到孙庆生裤子上有一点灰，伸手帮他轻轻拍打。
他们在春熙路上摆了6年的地摊，为了长久地在一起，也为了摆脱学校压抑的环境，孙庆生不辞而别，不再去学校教书了。学校的校长特意找到书摊，劝孙回去，说你一个大学生摊地摊不是可惜了嘛，跟我回去，你可是我们学校唯一的大学本科学历。这位成都中学的校长至今也不明白孙为什么会从学校出走。
李孙的行为在成都的同志圈内引起巨大的轰动，在这个圈子里大家都是“飘客”，没有人相信有天长地久的爱情，更不相信两个男人可以过“婚姻生活”，每天在摆摊的时候，总有一群“飘客”远远地蹲在地摊的对面看热闹，冲着他们高一声低一声地喊：破烂有没有得卖！地摊上的李和孙都知道对面是什么人，只是假装听不见，低头做自己的生意。
地摊生意迎合了上个世纪80年代对知识的渴望，生意好的出乎想像，成都的报纸以“闹市荡漾书卷气”为题报道了他们。孙辞职后和李分了地盘——将成都的所有废品站划分为二，一人跑一半。
6年后，他们盘下了一间6平方米的小店开始做图书批发生意，当他们的生意越来越稳定后，李的家人也开始慢慢接纳了这俩个男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俩个要好，比亲兄弟还好，俩人都很规矩，我们再也不用担惊受怕的了”。李的母亲说。
经济上的成功使他们能够更多地承担家族责任。李母没想到的是，最终为她养老的是这个儿子。李蜀仁用卖废书的钱，为母亲买了一套房子，请了保姆照顾她；家里兄弟姐妹中下岗的、生病的也是他出面照应；侄甥一辈上学、就业也是他出面打点。还有大杂院的邻里们他们也是尽量多做一些。
“他们会主动清扫院子，对所有的人都很好。我的女儿小的时候，总是早晨去敲门找孙叔叔，因为她的孙叔叔会抱着他买糖果”，邻居吕先生说。
事实上这一家人和这一个大院的邻居们接受他们大约用了10年时间。
出轨
激情过去之后，这对男人的“婚姻”也会出现“七年之痒”。
李蜀仁将这归结为30将去40岁将来的内心恐惧。出轨的先是李。成都的同志圈在他们激情创业的时候曾经远离过他们，但在他们事业有成的松懈和情感的平缓期又回来了。
李有了新的性伙伴，开始不回家。
孙愤而出走。
“嫉妒、被骗、背叛的感觉，所有这些和一个被欺骗的女人的感受是一样的”孙说。
圈子里的人常说，同性恋总是多性伴的，他们不会把情感和性固定下来，放在一个人身上，没有人相信有“天长地久”。
李蜀仁发现孙出走后立即连夜地找，找到后就求他回来。他知道失去了孙庆生之后，他再也不会有“家”了，但他又会再次出轨。
不止是李蜀仁出轨，孙庆生也承认他也有过出轨，并且不止一次。
在谈到20年间感情的波折时，他们都认为同性婚姻之间维系情感更不容易。这个世界为异性婚姻提供了无数的婚姻范本，从小孩子时社会就在向他们灌输王子和公主的爱情故事：从此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生活。但没有一个是没有一个是提供给同性之间的，并且社会给出的信息全部都是负面的。
没有可以参照的样式，两个人怎样相处？对于成都同性恋群体来说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未90年代初并不多见像他们这样伴侣，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异性婚姻来说，都是合的力量，父母亲人家族的力量，法律道德的力量，还有异性恋大多有孩子，孩子是维系两个人的坚强纽带。但对我们来说，都是“分”的力量。我们更多的要靠情感来维系，情感在的时候，誓言就是真的，情感不在了，誓言就什么都不是了”，李蜀仁说。
“我们只能靠自律和自我调节。”
他们提到了一个词：忠贞。对于一对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同性恋者来说，忠贞意味着什么？
李蜀仁和孙庆生对忠贞的理解是：“不把真爱交给别的人”，但“出轨”肯定会对双方的感情造成影响。“当给对方造成伤害时，立即就刹车”是两个人都在遵守的原则。“‘家’是我们之间的纽带，也是我们都守护的底线”他俩说。
同志圈子里的分分合合给他们的“婚姻”提供着大的背景，这个大背景在近年有了很多的变化：社会环境更宽松了，成都有了10家同性恋酒吧，年青一代可以在相对公开的场合相聚，而公园里、马路边的“飘场”变少了；年青的一代困惑少多了，他们更多的不再选择和异性的婚姻，而是更多的选择同性长期的“准婚姻关系”，“圈子里的人百分之八九十的向往两个人长期稳定地生活”孙说。
但是同志间的情感困惑并没有减少。一对生活在一起8年的同志要分手了，请李和孙作调解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完美的爱情和爱情死亡后的残骸：当年两人一见钟情，重庆的那位在一个星期之内辞掉了工作来到成都，然后是两人一起的艰苦创业，然后是挣了大钱，事业有成，然后就是分手。财产的分割成为一个问题，当年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法律保障，分手更没有保障。
同志能够长相斯守，除了爱情，还得有互相的包容、尊重、牺牲。
“我们也会像异性婚姻一样，会面临性格的不和、理念的冲突或者世俗的压力，情感的淡漠等诸多问题，你必须更理性地对待自己的生活，除了两个人之外，没有人能帮得上你”。李蜀仁说。
李孙俩人的体会是，“同性婚姻”有一个关节点很难逾越，这就是从激情的爱转化为亲情，激情是一时的短暂的，亲情是长久的。同性婚姻很难相守在一起，一周几次的约会，使大家在一起几年都不能彼此习惯和包容对方。“感觉两人在一起就是恋爱，恋爱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而两人在一起生活，除了感情之外，还得有一所房子，有相对自由的空间，不受外界干扰；有良好的社会环境：父母、邻居、社会关系。更重要的是要选择相对自由的职业，拘束和压力小，才能让感情维系。而所有这些归结起来是一部保障同性婚姻的法律。
“只要有这样的法律，不管多老，我们都要去登记”。
为了守护自己的婚姻，李和孙在1995年特地买了房子，离开了那个大杂院。在选择房子的时候，他们特地选择了一门一户的楼房，并且将自己的房子选在了最高层。他们还是过着隐身的生活。新楼房住户们不知道这两个男人的秘密；他们的商业客户们不知道他们的另一面。
在户口本上，李蜀仁是楼上那一套房子的户主，他和儿子是成员；在另一单元的母亲的户口本上，孙庆生是李蜀仁85岁老母的儿子。房子的产权是孙庆生的。
“我们给自己营建了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只有那些可以理解包容我们的人：双方的家族、个别的老同学、大杂院里的部份邻居、还有圈子里的少数朋友。只有在这里面，我们的婚姻才是安全的”。
用20年的努力建这样的小社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扮演好多种角色：遵纪守法的公民。事业成功的商人。温和有礼的邻居。孝敬父母的儿子。慷慨大度的兄弟。互敬互爱的夫妻。还有，好父亲。
儿子
在李蜀仁父亲的力主下，他们收养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来到他们的家的时候，只有12岁，现在已经27岁了。
“我们一开始并不喜欢他，他打破了我们俩个人的生活。但现在看来父亲当年是对的”。李蜀仁说。父亲的意图是养一个孩子为了他们俩个人将来防老，但后来孩子带给他们的是做父亲的体验。
“同志除了性取向之外，所有的情感需求都是和常人相同的。包括爱一个孩子，做父母的渴望”。
儿子来的时候非常瘦小，常常有病，这俩个男人便带着他跑医院，为他焦虑，为他心疼。孩子喜欢性格温和的孙庆生，孙庆生也喜欢孩子。这个孩子把李叫“二爸”，他是李的侄子，有血缘关系，把孙叫做“孙叔叔”。
“我记得孙叔叔常常带我上街买吃的，他很高，我总是紧紧扯着他的衣角”。孙叔叔照顾他的起居生活，帮助他学习英语，而二爸则在他的学业前途等大事上做决定。
李蜀仁记得送儿子上高中时的情景，他总是担心过于瘦小的儿子被同学打，一路上不停地叮嘱唠叼着，等儿子进了学校的大门，他觉得心里一下子空了。
李蜀仁说，成都的同志圈里，还有三对男同性恋者也收养了孩子。他们都是在孩子吃奶的时候抱来的，最大的已经长到14、15岁了。他拿出影集让记者看，上面是一个漂亮极了的女孩，李蜀仁说，她的二个爸爸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从小让她学习舞蹈，用心的程度比亲生父母一点都不差。
李蜀仁的儿子13岁的时候，给自己重新取了名字，叫“磊”，李蜀仁说，好啊，你是上面的那一块石头，我和你叔叔是下面的那两块，你要是不听话，我们下面的两块就把你顶下来。实际上，他们两个是做了儿子的基石，支撑着他，保护着他，一直把他送到了大学里。
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出了一个老师和学生同性恋的事，大家都在议论，小伙子突然之间想到：自己家里还有一对啊!
明白了一切的儿子并不说出来，他留心地观察着两个男人的生活，发现他们那么默契，那种相互的感应只有长期在一起生活的人才有。
他们衣服、鞋子的号都是一样的，因此他们的衣服从来不分彼此；他们的性格完全不同，但是那么的和谐。二爸喜欢自由自在，因此他负责在外面进货跑生意，叔叔性格细腻，他负责守摊打理店里的事物，几千种商品在他的手下，摆放得整整齐齐；他们从来不会为钱的事吵架，两人挣的钱都放在“家”里，即使在二爸炒股赔掉几十万的时候，叔叔都没有一句埋怨。
二爸给他父爱，严厉与原则，叔叔给他的是母爱，呵护与帮助。在他深刻的记忆里，是他和叔叔一起摆书亭卖报纸。天快黑的时候，报纸卖不掉，叔叔就拿着报纸到人多的天桥上高声叫卖。一个40多岁身体发胖的男人，当街叫卖报纸，儿子认为很多人会拉不下面子，“但是我二爸和叔叔从来不虚荣，默默地吃苦。他们教给我很多东西”，儿子说。
从事同性恋研究的张北川教授曾经专门问过李的儿子：在同性恋者家庭里长大，性取向会不会受到影响。得到的回答是：不会。我爱女孩，已经有过两次恋爱经历了。
（本文刊载于《南方周末》2005-09-29）
关于南香红
南香红，曾任《南方周末》记者，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现任南方都市报《中国财富》杂志主编。除新闻作品外，著有《王选的八年抗战》、《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众神栖落新疆——东西方文明的伟大相遇与融合》、《野马的故事》 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