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源沧：以“美”为标准的摄影家 | 谷雨推荐
◇ 狄源沧为女儿拍的成长记录。
他是1940年代的北大高材生；从1950年代就开始向摄影人介绍中外摄影师的重要作品；他参与了新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摄影杂志的创刊；他热爱音乐、美食、绘画、文学，撰写了包括摄影与诗、摄影与音乐关系在内的大量文章；他讲课风趣幽默，广受好评；他的学生有不少是“四月影会”的成员；他去世后众多摄影界名人撰文悼念......今天是狄源沧去世十五周年，让我们以女儿狄一安的视角走近狄源沧。
我的父亲“狄老先生”
撰文 / 狄一安
改编 / 尤文虎
“狄老先生”是爸爸在家中的“官称”，我们和我妈聊天的时候，都习惯称他为“狄老先生”。
从小到大，他不曾为我们做过一顿饭，买过一件衣服；也不曾替我们辅导过一次功课，开过一次家长会。作为一位父亲，他也许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但他却为我们姐妹俩留下了无数的照片。那个时候中国摄影学会的阿姨说：“那么多孩子，就狄源沧的两个女儿最漂亮。”我们多幸运，长得漂亮，还有个摄影家当老爸。
差不多从我开始记事儿起，爸爸就时常不在身边，家里只有妈妈和姐姐。但是每隔三个月的某一个早晨，我一起床，就会发现狄老先生躺在外屋的床上——爸爸从干校回来休假了！那是在“文革”初期，到现在我都不明白，爸爸为什么总是在我睡觉以后才到家，天津，又不是很遥远。
干校对我来说是个十分神秘的地方，狄老先生每次回来就会给我讲一大堆好玩的事情：
他们盖房，技术活他不会干，只好让他负责和泥，并因此得了一个外号叫“啃泥狄”；
他们养羊，到了冬天没有草吃，只好喂它们吃报纸；
他们有一同事，叫朱家实，每天吃饭时间，他们就说“给猪加食了！”；
他们种粮食，因为静海近海，土地盐碱化非常严重，种子播下去经常是颗粒无收，于是请教当地老农如何才能提高产量，老农见左右无人，就教了他们一高招：“你把发给你的种子留下来，第二年交上去，一定比种完了收上来的多！”……
这么多好玩的事情，我真想去亲身经历一下，因此常常磨着他带我到干校去玩，他不肯，吓唬我：“我们那里是军事化管理，墙上都有人站岗，问你话一下子答不上来就要开枪的！”我本来就是一个结巴，听说有性命之忧，当然不能去找死。因此，天津市，静海县，团泊洼，文化部五七干校对我来说就永远是一个邮寄地址了！
◇ 干校里喂猪的狄源沧。
狄老先生是一位很纯粹的艺术家，他生活中的一切都以“美”为标准，除了“美”，他似乎不关心任何事情。
1975年，干校终于解散了。刚从干校回来的狄老先生还不知道到哪里去上班，大部分时间就悠然自得地坐在一把儿童椅上，嘴里轻轻地吹着口哨，一边看画报，一边用剪刀修理着下巴上的胡须，看到好东西他就用这把剪子剪下来，贴在自制的大本“月报”上。
他剪画报可以剪得非常直，我试过好几次，再努力到最后都要歪一点，他告诉我这是经过长时间的练习才能达到的水平，他从上大学起就被同学称为整天写写画画、剪剪贴贴、拍拍照照、吃吃喝喝的人。不管是书、杂志，还是质量很好的画报，只要有他喜欢的东西，他当时就要剪下来，绝不手软。那时候我妈经常抖搂着一本剪得七零八落的杂志气愤地说：“剪成这样才给我看，以为我不认识字吗！”
除了在家里看书剪报，其余的时间他都跑出去到各式各样的人家里去玩。那时候什刹海附近住着很多名人，国画大师吴冠中住在会贤堂，工笔大师潘絜兹住在后面的胡同里，漫画家钟灵也住那一带，相声大师侯宝林离我们家最近，就在一拐弯的羊角灯胡同里。
有一天，我正在门口玩，看见狄老先生脖子上挂着相机，手提三角架从门口出来，就问：“爸爸，你要去哪儿啊？”“我要去侯宝林家给他拍照。”侯宝林我是知道的，说相声的嘛！“那您能带我去吗？”这是我唯一一次随狄老先生到人家去拍照，所以记得特别清楚。
侯先生家住院里的两间南屋，院子挺大，下午，一院子阳光。他家还是纸糊的顶棚，都黄了，而且掉得乱七八糟的，我跪在一把椅子上看着他家的顶棚叹气——这是什么破房啊！进了门儿，狄老先生并不急着拍照，先聊天。
侯先生说他一直在这一带住，在哪儿哪儿学艺，在哪儿哪儿说相声。听说我们住在兴华胡同，他也不忌讳，说经常在那一带要饭。聊够了，还到院里给我表演“白沙撒字”，知道我们是上海人，临走就用上海话跟我说再见。我自小在北京长大，上海话一窍不通，哪听得懂啊！侯先生魅力十足，我一下午注意力全在侯先生身上，狄老先生给侯先生照没照相，什么时候的，怎么照的，居然一点印象也没有。
◇ 夏衍。
狄老先生去的干校叫“文化部五七干校”，里面是一大堆艺术家，搁在现在随便挑出来一个都是吓死人的大牌儿。“文革”刚刚结束，在这些艺术家们还没有大红大紫，可以随便见，狄老先生看准时机，采用上门服务的形式，轮流到艾青、叶浅予、李可染、刘继卣、张仃、黄苗子、彦涵、丁聪、吴祖光、阿老、姚雪垠、米谷、夏衍等人的家里，为这些老艺术家拍了不少照片。
到这些人家里去，除了照相，当然也少不了噌吃噌喝噌东西。
狄老先生最喜欢吃鸡，尤其是鸡腿，他曾经幻想把母鸡与蜈蚣杂交，让它们长出好多腿儿来。有一阵他经常去京剧大师荀慧生家，原因就是荀夫人张伟君每天都要吃一只鸡！
除了吃，当然也偶尔也能骗回一两张画儿、几本书，还有很多笑话儿。有一次，他去给白雪石先生照相，白先生正在为别人画一幅八尺，狄老先生看着不错，就动起了歪心眼儿，故意在一旁拼命贬那幅画，这不行，那不好，终于把白先生说动了：“算了，这个我不要了，另画一张送人吧！”第二天，这幅“不好”的画就挂在狄老先生的床边上了。
偶尔，这些大艺术家们也到我家里来坐坐。
有一天，我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个又矮又瘦的老头，穿一件破旧的蓝色中山装，领子洗得发白，并且起了一圈毛儿，像是个农村老头，就问人家找谁，听说是找父亲，就说：“我爸爸没在家，您是……”
“我叫吴冠中。”
吴冠中先生似乎经常到我家来，听姐姐说，她也接待过吴先生一次，而且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天狄老先生也不在家，姐姐就请吴先生进屋说话，吴冠中先生坐下闲聊了几句，就看到书架子最上层的中央正正经经地摆着一只盘子。
要说起这个盘子也蛮有来头，米谷叔叔的大作。1974年米谷叔叔获准回北京养病，闭门在家，无所事事，就迷上在盘子上作画。他买了很多白盘子，画上花鸟虫鱼后送人，我家这个盘子上的是只画眉，正回首盯着地上一只蚂蚱，准备一口吞下去。
我对这只鸟的印象很深，特别喜欢它颈下的茸毛，只是几颗颜料散在那里，就有一种毛茸茸的感觉，很神奇。
因为画得好，全家都很喜欢，特意配了架子，放在屋中最显眼的地方。吴冠中先生对这只盘子端详了半晌，对姐姐说：“这幅画里如果没有这只蚂蚱反而更好，你看，这只小鸟正在地上找东西吃，找什么呢，让大家自己想象，这幅画的意境就出来了。”姐姐听了吴先生的话，深以为是，等吴先生走了，就找出一柄小刀，把这只蚂蚱给“喀嚓”下去了。于是，一幅由两位大师用减法合作出来的绝世作品就这样诞生了！
◇ 米谷。
其实狄老先生自己也会画几笔，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些木刻学习班、速写学习班。我曾经问他为什么会想起学摄影，他说：“我原来是想学画画的，我要画一匹马，刚画了一笔，它就跑了！我就想要是能把它定住就好了，于是就想到了摄影！”狄老先生的画只限于速写，有一次他在干校里抓到一只虾，就把它养在玻璃瓶子里，每天用钢笔为它画一张速写，大概画了二十多天，终于把这只不幸的虾画死了！
“喝茶爱喝冻顶乌，看书只看汪曾祺，不是世间无佳品，稍逊一筹就——”，这是我刚刚在《汪曾祺全集（六）》扉页上发现的狄老先生在1999年11月7日作的一首小诗，最后两字应该是他当时没到找到合适的字，卡壳了。
我与狄老先生有三个相同之处，第一就是我们俩人都属虎，第二是都喜欢吃，第三就是都爱看汪曾祺。我小时候很看爱书，那时候家里只有一个书架子，那上面的书被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记得妈妈曾经长叹一口气说：真可怜，就那么几本书，来回看。
后来我在小黑屋的地上发现了一堆书，应该是“文革”期间被妈妈藏起来的大人看的书，我也不敢跟妈妈说，常常偷着去看，看完了仍放回书堆里，其中看得次数最多的就是汪曾祺写的一个小小的散文集《羊舍的夜晚》，是汪老1961年写了散文《羊舍一夕》后应少年儿童出版社之约写的。
“文革”结束以后，汪老在几位老朋友的怂恿下重新开笔，经常能在《北京文学》这本杂志上看到汪老的小说或散文。每次汪老新文发表，我和狄老先生都欣喜若狂，看完还要剪下来贴成大本，集中欣赏。
198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北京文学创作丛书，很意外地，记得是排在倒数第二位吧，有一本《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狄老先生马上买了一本。
那年我二十岁生日的时候，狄老先生问我想要什么礼物，我说也想要一本汪曾祺的小说集，他说那容易，立时三刻买了来，拿起笔来就为我题字：“祝贺虹妹20岁的生日，狄……”哟！这可怎么办呐，我怎么写上狄啦！我哈哈大笑起来：“没关系，就写狄爸爸吧！”
◇ 狄源沧在汪曾祺小说上的批注。
从那以后，汪曾祺先后出了近三十本各类文集，而我也一直在为狄老先生收集，像1987年出的《汪曾祺自选集》、1989年的《蒲桥集》以及后来的《汪曾祺小品》《榆树林杂记》《塔上随笔》《去年属马》等我都买过。
其中最让我困惑的是《蒲桥集》封皮上那段介绍：
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即有道理。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我反复读这篇文字，心想：这是谁，这样懂得汪曾祺？一篇介绍也写得“如行云流水”一般，定是大家！后来才知道竟是汪老在自吹，怪不得呢。
其实狄老先生也干过这样的事，有一年某报发了一篇李姓记者写的《狄源沧专访》，我看了觉得不错，就问这个记者是谁，文笔挺好。谁知狄老先生干脆利落地告诉我：“我自己写的，连问题都是我自己提的！”瞠目之余又觉得好笑，心想这样的记者我也能做。
1998年，我在中关村的“风入松”书店，看到一套八本的《汪曾祺全集》，挺贵，就打电话问狄老先生要不要，他一叠声地说：“要！要！要！”从此这套书就一直没有离开过狄老先生的床边，在他数次脑血栓，基本不能写字的情况下，书上还留下许多写得不成样子的心得笔记，精彩之处划有弯曲的横线，看着真让人心酸。
后来狄老先生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这辈子最感激我的事情就是为他买了这套《汪曾祺全集》。我曾多次暗示想借一本看看，全部被狄老先生毫不客气地拒绝了：“等我那个什么了，你才能拿走！”
除了照相，音乐是狄老先生生命中最重要东西。据我所知，他曾经用一幅徐悲鸿的马换了一个双卡录音机！他有无数的磁带、光盘，从黄河大合唱、长征组歌，到梁祝、二泉映月，到邓丽君，徐小凤。
我经常在盘盒上看到这样的字迹：“精品，自用，绝不外借！”晚年他患脑血栓行动不便，还让我姐姐搀着去卖光盘的商店，颤颤巍巍地走进去问人家：“有舞曲吗？”
◇ 狄源沧《摄影艺术中的节奏和韵律》手稿。
我第一次听狄老先生提到“节奏”这个概念是在四十年前。1975年，“文革”后期，整个文艺界的气氛渐渐松弛，很多老演员都得以复出。
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难忘的战斗》就起用了很多老演员：程之、陈述、白穆、顾也鲁等等，正好这个电影里有一大堆地富反坏，就给他们一人分配了一个坏人，个个演得出神入化，精彩绝伦！
这电影里的正面人物是当年的大帅哥达式常，说的是我军的购粮队和各种阶级敌人争夺粮食的故事。
狄老先生非常欣赏这部电影。那天我们去护国寺人民电影院去看这部电影，我甚至记得我们坐在第三排单号，看到我军的运粮船被敌人拦截，发生激烈战斗，整个银幕上都是烟雾，枪声响成一片，最终敌人终于被打跑了。镜头一转，是几个妇女在河边愉快地讲述战斗胜利的过程，耳边也响起了轻松的音乐，我也不由长长地舒出一口气。
这时狄老先生突然对我说：“你看，这就是节奏！极度紧张之后马上的放松，就是导演节奏掌握得好。”这个情景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狄老先生话也言犹在耳。
节奏，就这样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植入我的心中，并且影响了我的一生。我把节奏这个字无限放大，完完全全地融入了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行车、走路、吃饭、喝水，还是社交、搞科研、做实验；甚至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都希望能够掌握一个合适的节奏，在事情将满不满之时及时收手。正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掌握节奏，是幸福生活的充要条件。
不过狄老先生这一辈子可说是过得是乱七八糟，似乎并没有掌握好生活的节奏，但是他却成功地把“节奏和旋律”融入照片中，把音乐和摄影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各自赋予它们新的含义。
“文革”末期，有很长一段时间，狄老先生迷上了用慢门拍流水，山中的小溪被拍成白色的线条，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可以肯定狄老先生是从这些朦胧的小溪中悟出了“摄影的节奏与旋律”，他常常拿着一张溪水的照片给我看，用手划在那些白色线条上，你看，这是不是‘滴咙咙'，那儿——”他的手扬起来，在空中划着圈，“那是咚咙咚咙咚咙，是不是？”他兴致勃勃地问。
我虽然是一个完全的摄影和音乐的外行，在他的解说之下， 也能感受到一点照片中的节奏和旋律。这段时间，狄老先生开始出入于各城区的文化馆，在很多摄影学习班中讲课，推广他的“节奏和旋律”。
一九八一年，狄老先生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讲座，我亲耳听过他讲的《摄影的节奏和旋律》，上千人的大礼堂几乎坐满了，狄老先生抬着头，手中的笔好似一根指挥棒，边唱边讲。
讲台上放着一堆照片和一堆录音带，他放好一张照片，就挑一盘磁带放进录音机，放一盘，错了，再放一盘，又错了，大家都善意地笑起来，我却看得心急火燎，恨不得上去替他操作。可是当听前排人说“我最喜欢听他讲的课了”，心中又感到无比得意。
◇ 1979年，讲课中的狄源沧。
摄影界的人里面，狄老先生一直和庄学本有非常密切的来往。
1955年，狄老先生从部队复员，调到《民族画报》工作，那时候《民族画报》还在筹备阶段，他就先负责《中国佛教画册》、《中国穆斯林画册》等系列画册的编辑工作。这套画册编辑组的组长是庄学本，他是我国第一位深入少数民族地区摄影采访、第一位登上贡嘎山顶峰的摄影家，为人极为诚恳和善，狄老先生说他们两人“情同手足，亲如一家”，真是一点也不夸张。
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庄学本伯伯，他经常到我家来，狄老先生也时时到庄家造访，一去就是一天，因为庄学本伯伯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似乎已经快到大兴了，骑车要很久。
印象中庄学本伯伯的身材非常高大，长圆脸，嘴唇很厚，人极和善，冬天永远围着一条驼色的长围巾。但不知为什么，大概他总是一幅邋遢相吧，我老是很怕他，一见他来就一溜烟地跑得远远的。更可笑的是，我从来不知道庄伯伯是个摄影家，只知道他是爸爸《民族画报》的同事。
小时候，我极爱读书，什么都爱看。在一本旧杂志上，我发现了庄伯伯写的一篇很专业的文章，是讲如何从活的獐子体内取麝香。
因为传统方法取麝香是要将獐子杀死后才能得到，大有杀鸡取卵的意思，为了保存獐子的性命，提高麝香的产量，庄伯伯亲自设计了一个专门的装置，将獐子放在上面，有一个勺状物可以探入獐子体内，一摇还是一转，麝香就会落在那个装置里的收集袋中。
也许是因为我科学家的基因太强，也许是因为有附图，总之这篇文章我看得格外仔细，并且认真琢磨过那套装置，所以留下十分深刻得的印象。后来我发现这篇文章作者并不是我想象中的科学家，而是常来我家的庄伯伯时，大为吃惊，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弄这么专业的事情。
1984年，庄伯伯去世后，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看到狄老先生正在接待一个岁数不小的男人，以为是学生，并不在意。
没想到狄老先生极为严肃地对我介绍说：“这是庄学本的儿子”，然后还说了一句让我非常意外的话：“你们以后要互相照顾！”狄老先生一辈子都没用这么正经的口气跟我说过话，我感到意外并不是他让我与这个根本不认识的人互相照顾，而是那种他从未有过的语气。我吓坏了，重重地点了点头就又一溜烟儿地逃走了。
1978年夏季，狄老先生开始了他一生中的另一项重要的事业：开始了对青年一代的摄影辅导工作，他自己吹牛说：“人们反映，听我的课，既能学到许多实实在在的摄影知识，又幽默风趣，令人乐而不倦。”
那一段时间下午他经常骑着车出门，问他去哪儿，他总是回答：“到池小宁家去。”池小宁家离我家不远，就是新街口附近的新太平胡同里，那个院儿我没进去过，只记得有一次路过，看见门口有一大片自行车，我就非常自豪地对同行的同学说：“我爸爸就在这院儿里讲课。”
后来，家里常常有学生来访——孙青青、范生平、李恬、任曙林、程惠林、郝贵平、张小平，还有后来跟狄老师一起调到《中国乡镇企业报》的乔仲林。印象最深的是孙青青和范生平，他们俩个的名字像是连在一起的，永远同时出现在我家；任曙林，他是一个很高很帅的小伙子；还有李恬，我记住李恬完全是因为他妈妈是著名的电影演员凌元阿姨。我年龄比他们略小一点，跟他们却很说得来，常常站在院子里聊得热火朝天。
有时候，学生也会帮忙我妈妈干点活，记得有一次，我家的房子漏了，就搬了梯子，让程惠林爬上去铺油毡。程惠林这个人话多不，可是特别肯干活，身上也有点功夫。人家在房顶上干活，我们就在下面继续说笑，等要下来的时候，突然发现梯子不见了，正张罗要梯子的功夫，程惠林已经从房顶上一跃而下。我们这些不干活的人不但毫无愧疚之感，还要出言讽刺：“跳下来算什么啊，人家一跺脚还能再上去！”
再后来，狄老先生的学生越收越杂，我就完全不认识了。最可笑的是狄老先生自己也记不住，他曾经叫我打印了很多张类似“狄源沧子弟”的证明，但却不知道要达到什么条件，才能获此“殊荣”！
◇ 狄源沧与弟子们合影，图中文字标出者从左到右依次是：孙诚、许阳、王松、池小宁、张岚、李恬、杨光、袁师傅、忻迎一。
印象中我从未见过池小宁，我问姐姐：“池小宁为什么没到咱们家来过？”姐姐回答：“怎么会？来过无数次！”“那为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池小宁是那种特别蔫的人。”小宁去世前不久我才在网上找到他的照片，我看了半天，无论如何想不起少年时期见过这么一个人。
任曙林在他的“池小宁周年祭”中这样写道：“2003年春节期间，小宁招呼大家去看望病重的老师。冬日的太阳像个鸡蛋皮，墙上似乎干枯的枝条在空气中晃动，并投下长长的光影，一只麻雀倏地飞过，在楼房间留下很大的声响。小宁一脚蹬在墙上，用手捻着干脆的树叶说着：上次见老狄是多少年前了。进屋后，老狄在卧榻上向众弟子问话，讲到小宁时，他清楚地说出小宁近年所拍的数部电视剧，师生在谈话中，似乎又回到了当年。”那个春节，是狄老先生最后一个春节，他见到了自己心爱的学生，我很欣慰。
狄老先生走了以后，在系统整理他的资料时，我偶然发现他曾经历了不少杂志的创刊：
1949年3月20日进入华北画报社——1949年7月13日铅印的《摄影网》出版；
1950年8月华北画报社合并到解放军画报社——1951年2月《解放军画报》创刊；
1955年1月转业到民族画报社——1956年2月《民族画报》创刊；
1956年11月调到中国摄影学会——1957年5月《中国摄影》创刊，1958年7月《大众摄影》创刊；
1961年12月调中国摄影学会理论研究部——1962年1月《国际摄影译文丛刊》第一辑出版。这其中可以肯定的1957年创刊的《中国摄影》是狄老先生参与创办的，他被选为编委，并兼任执行编辑。
杂志，是狄老先生一生的挚爱，也是他一生的痛！被调离杂志编辑部后的几十年里，他都没有机会再做杂志的编辑工作。一直到1986年，才受《大众摄影》杂志的邀请，与编辑王大莉合作开辟了“摄影春秋”专栏，为读者介绍了一年国内外重要摄影信息，算是满足了他的一些心愿。
与编辑杂志的经历相仿，狄老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了他的出书事业，连续出版了三本书《摄影佳作欣赏》《颐和园》《世界摄影作品欣赏》，照这种速度，他这一辈子著作等身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狄老先生个子不高）。
但1958年1月他的《世界摄影作品欣赏》出版，5月《新闻摄影》就对其进行了批判，理由似乎是既然叫《世界摄影作品欣赏》，但里面竟然没有中国人拍的照片！这件事真是冤枉，狄老先生1956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摄影佳作欣赏》里，可全是中国人拍的照片呀！尽管1959年，狄老先生在《大众摄影》杂志做了检讨，但他轰轰烈烈的出版事业还是戛然而止，并且马上被下发农村种地去了。
◇ 狄源沧1956年编著的第一本摄影书。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狄老先生出过很多本书，都没敢再提“世界”这两个字，全部改为“国外”“外国”或者“中外”。2001年，他去世前两年，才出了一套《世界摄影经典》。这套书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那套书里有一本《人体》。
狄老先生后期出的书都是一套一套的，每次拿到样书后，我家的气氛都好到不行，几本书大家传着看。记得我看到《人体》这本书时，大大的不以为然，说：“爸，您怎么还写这种书呀！”可等我看完了，一向小瞧自己老爸的我居然倒抽了一口冷气，不由自主地冒出一句让老爸喜笑颜开、老妈频频点头的话：“这才是人体呐！”这本书让我知道了如何使人体成为艺术，也让我真正了解了老爸的实力。
在狄老先生出版的所有图书中，我最喜欢的是那本五十年代出版的《颐和园》，我家现存唯一的一本是著名漫画家缪印堂叔叔保存下来的，书的扉页上狄老先生写道：“1995年3月缪印堂归还此书，离借书的1959年已约36年矣 源沧”。
◇ 狄源沧早期编著的摄影图书《颐和园》封面。
他在前记中说：在编写的过程中，张印泉、林杨、麦淑焕、张家骅、照耀等同志供给照片；张昕若同志赐题书名，为这本书增加了不少光彩。其实这书中用的大量照片，除了前记介绍过的，还用了蒋齐生、侯波、吴化学等知名摄影家的照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用了我母亲拍摄的十一张照片，但在前记中却只字未提，母亲为此很是不平，常说：“哼，用了我十一张照片，等到感谢的时候就没有我了！”
听母亲说她当时是专门开了介绍信，才能进入到很多不开放的大殿中拍照的。当时殿内光线很暗，又不允许使用闪光灯，要保证图片清晰全靠手上功夫，母亲的摄影功底由此可见一斑。很多人看到我母亲满头白发，老态龙钟，都以为她是旧式家庭妇女，可能连字都不见得认识几个。其实我父母还可以算得上是北大的同学，母亲聪明无比，不但照片拍得好，暗房技术更是一流，是我这辈子唯一崇拜的人。
几年前，我在姐姐家的书柜里发现了一套手工书，书的名字叫《经历》，厚厚的一共七本，打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狄老先生早在1991年就动手为自己一生的经历做总结了，书的第一页，是他写的前言：
这本《经历》，实际上是我的自传。
自从1949年3月20日参加工作以来，“自传”写得可真不能算少，但都不值一读。它们总带有某种“交代”的性质，干巴巴的。
作为一个摄影家的自传，我想尽量发挥一下自己的特长，弄得图文并茂一些。
尽管一直在留心为自传积累资料，但始终没有正式动手。总有一个“是否为时过早”的想法。但在不久以前一次突发事变中，忽然感到自己离“死”实在并不怎么遥远。此外，身体条件、精神条件，也是江河日下，越来越差。等到动弹不了之时，再想写，就会悔之晚矣。于是，这才痛下决心，正式动起手来。
1991年5月
这套《经历》详细记录了狄老先生一生的重要阶段，用的都是他长期积累资料中的精品，并配以详细的说明。捧着这套《自传》，我不由得抬起头来感谢上苍，让我今生有机会看到它、整理它，得以更全面地了解父亲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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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运营/张建林 周双玲 校对/阿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