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奖，打的是感情牌？ | 谷雨报道
◇ 普利策铜像。
客观理性的新闻需要用充满感情的讲故事方式来叙述吗？
写出普利策获奖新闻的秘诀
撰文 / 卡琳·瓦尔－约尔根森（Karin Wahl-Jorgensen)
编译 / 吴永熹
来源 / The Conversation
我研究普利策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分析了从1995年以来的普利策奖获奖新闻（普利策奖的官方网站上存档了自这一年起的获奖作品）。在对获奖新闻的研究中，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作品会被评定为“好新闻”。
我的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让这些获得普利策奖的新闻故事脱颖而出的不只是对于重大社会议题掘地三尺的新闻调查，还有对于充满情感的讲故事方式的调用。
这一发现出乎意料，是因为美国新闻业素来推崇“客观性”原则。而“客观性”通常被认为是不带感情的，感性的讲故事方式通常会被认为与好新闻的宗旨背道而驰。
然而，普利策奖获奖新闻却推翻了这种常见的论述。这些故事表明，在写作中，既保持客观性又搅动读者的情感，是可能的。
“客观性”作为新闻叙事的目标，最早是在19世纪末出现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变化背后的动机，是通过宣称与政党或特定意识形态相区隔的独立性，来扩大新闻报纸的读者群。为了获得这种客观性，人们认为新闻应当奠定在冰冷的、硬事实的基础上，记者需要压制他们本人的观点与情感。
根据传统新闻报道的传统，信息应当以一种“倒金字塔”的形式呈现，最重要的事实应该最先向读者交待说明。其背后的思路是，客观性至上的新闻报道是独立的、可信的。在虚假新闻甚嚣尘上的年代，这一点或许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了。
然而，客观性至上的新闻写作方式常被批评为冰冷无趣，它把主题“冻干了”，生产出的只是“无趣的新闻”。
事实上，获得奖项肯定的新闻并不严格遵循“客观性”的律令，而是侧重于讲述那些被新闻事件裹挟的人物的个人故事。我的研究表明，在普利策奖的所有“硬新闻”类别中包括特稿写作、解释性报道、国际报道、国内报道、公共服务和调查性报道——获奖作品都没有采用标准的“倒金字塔”式写作结构。相反，它们经常采用的是一种被记者们称作“故事线索”（anecdotal lead）的写作方式。
从故事线索开篇能够通过展现一个事件如何影响某个特定的个人或群体，来引导读者进入这个有着更广大社会意义的故事。
2017年的特稿写作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特稿写作奖颁给了C.J. 奇弗斯（C.J. Chivers）的《战士》（The Fighter），稿件讲述了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从阿富汗退役归国后陷入不可自控的暴力的故事，展示了战争的恐怖。
萨姆·西雅塔喝龙舌兰酒喝得醉醺醺的，他醉得太凶，事后他说他对他将要开始犯下的罪行没有丝毫记忆。那是2014年4月13号，凌晨两点过几分。西雅塔刚刚强行闯入了伊利诺伊州诺默尔的一栋单层的房子，在位于芝加哥西南130英里外的一座大学城里。
西雅塔是一位在阿富汗服过役的海军陆战队退伍老兵，今年24岁，依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福利政策在伊利诺伊州这座城市附近的一所大学上大一。他在步兵战斗中表现素来英勇，并且没有犯罪历史。
与此类似，美联社2016年揭露东南亚渔业劳工悲惨境地的系列报道获得了令人觊觎的普利策公共服务奖。这一系列的开篇描述的是被迫在印度尼西亚做工的缅甸奴隶的境遇：
这些缅甸的奴工们坐在地上，透过他们上了锁的笼子里生锈的铁栏杆往外看。他们被藏在了离家几千里外的一个极小的热带岛屿上。几码之外，其他工人正在把这些由奴工捕来的鱼往货船上装，这些鱼将充斥着美国的各大超市、餐馆、甚至是宠物商店。但其中有八个奴工被认为是隐患——这些劳工可能会冒险尝试逃跑。这些人一天只能吃上几口米饭，一点咖喱，睡在一块差不多刚够躺下的地方，直到下一艘拖网船把他们又带回海上之前，他们都会像这样被困在这里。
通过展示这些个人化的故事，为他们争取读者的同情，这些故事都成功地让我们懂得了，真实的人物是怎样被席卷到推动着这个世界的宏大的、令人困惑的力量当中的。
◇ 美联社揭露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渔业使用奴工的系列报道获得了2016年的普利策公共服务奖。图片来源：美联社/Dita Alangkara
在我分析的文章当中，超过五分之三都使用了“故事线索”的写作方式，只有五分之一使用了传统的倒金字塔式叙述方式。关于卷入新闻事件的个体的故事占据了获奖作品的62.4％。
这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一个非常稳定的趋势。
这种讲故事的方式是我称之为“策略化的感性仪式”（strategic ritual of emotionality）的几种手法之一。“策略化的感性仪式”是新闻记者常规性和系统性地在报道中融入情感因素的做法。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记者写的是他们本人的情感。相反，他们会把情感“外包”给他们的故事中描写的那些人。我的研究表明，文章使用的经常是感性的语言，例如作者会引用充满忧虑的投资者、担惊受怕的小孩、充满希望的村民或是焦虑的父母的话，但却从不会直接提到记者本人的情绪。正是这一点使得这些获奖文章既能够遵循客观性的律令，又能够讲述充满情感的故事。
我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新闻业获奖文章的这种感性特征的人。例如，记者、学者苏珊·夏皮罗（Susan Shapiro）就批评过新闻写作中的一种“煽情姐姐”式的文风，这些文章“精心计算着该怎样牢牢抓住读者的情感，直到他们不出意外地潸然泪下为止”。
不过，我在研究中发现，普利策奖的获奖文章并不是为了煽情而煽情。它们调用感性的讲故事方式是为了激起读者的共情心理，以使得那些抽象而复杂的新闻事件变得更容易理解、更容易让人感同身受。
在一个人们的经验与背景变得千差万别的世界里，这种讲故事的方式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新闻文章能够成功地唤起人类的普遍情感，弥合差异，增进共同理解，这样的成就的确配得上一座普利策奖。
本文作者系英国加的夫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英文版原载于The Conversation网站，2017年4月11日发表，经原文作者和网站授权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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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阿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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