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家转行当制片人，她要“纠正”西方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 | 谷雨计划
△ 《风中之城喀布尔》剧照。
东方与西方在赵佳这里似乎并不是矛盾的东西，正如艺术和科学。
撰文 |
编辑 | 韩萌
第31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的开幕影片是由阿富汗导演阿布扎尔·阿米尼执导、华裔制片人赵佳监制的《风中之城喀布尔》（Kabul, City in the Wind），并获得了这次影展的最佳新人长片单元评委会奖。
故事发生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围绕一辆破败的巴士汽车，讲述了几个小人物的日常。
△ 《风中之城喀布尔》剧照。
影片以喀布尔的少年用石头在汽车残骸上敲击着有韵律的节奏为开篇，镜头捕捉到他们平静的脸庞，典型的中亚背景音乐还颇有些轻快，一辆公共汽车驶过……这是喀布尔一个普通的清晨，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战火纷飞，甚至可以说是散文式的。
我更在乎大时代里小人物的故事
《风中之城喀布尔》里充满了音乐，尽管在苦难之中，纪录片里的人物并没有失去对音乐的喜爱。纪录片以两个孩子的敲击韵律开始，中间不断穿插不同人物的歌声，在这些歌词里我们看见他们对自身生存状态的朴素思考和对情感的态度——
△ 《风中之城喀布尔》片段，敲击韵律的孩子。
小巴司机爱唱歌，自己编的歌词里总是透着一种无可奈何和自嘲，比如他唱：“阿富汗是我的家乡，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却充满了小偷和背德者。”
△ 《风中之城喀布尔》片段，唱歌的小巴司机。
让人难忘的地方还在最后一幕，纪录片里反复出现的一处墓地安葬着被自杀式炸弹夺去生命的人们，一个青年拿着乐器坐在已逝挚友的照片前歌唱，不断吟诵着的乐曲其实是一首情歌，心酸地问着心爱的人何时归来。一曲唱毕，这个青年对着朋友的照片说：“天太冷了，我被冻僵了，但是下个月我还来。”远处，阿富汗的冬天已在飘雪。
尽管电影并不正面涉及战争，但是在这个被战火摧残过无数次的国家，战争是无处不在的。不同于我们在新闻片里看见的阿富汗，这部作品并非是探讨国际政治，没有对任何人的指责，而是展现普通人的日常，他们生命里平凡的快乐和悲哀。
这是一部充满了东方隽永美学的作品，蕴含着深刻的悲悯和关怀。当被问及为何要参与阿富汗题材的纪录片，制片人赵佳回答我说：“我更在乎大时代里小人物的故事，更关注的是如何让观众看了这个片子以后，会觉得里面的孩子是他们认识的。”
人类的精神困扰需要不断地被表达
赵佳大学就读于同济大学化学系，后来出国到日本和荷兰继续深造，直到取得博士学位。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赵佳一直在一家跨国企业做相关的研究和管理工作。
赵佳觉得自己骨子里还是“唯美的”，她自小喜欢艺术，也曾报考过川美，尽管后来改学科学，在跨国企业担任学术总监。赵佳后来还是选择进入荷兰皇家美术学院，也会从事一些与当代艺术有关的创作。
艺术和科学在赵佳这里似乎并不是矛盾的东西。
以前赵佳总是作为普通观众在IDFA期间观看纪录片,有关中国的纪录片是她必看的，那些纪录片里的中国是西方人愿意看到的中国，和赵佳了解的中国颇不相同，这激发了赵佳的创作冲动。究竟如何在纪录片里表现中国，赵佳觉得自己可以去做一些事。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需要西方人去表达自己，而是可以直接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讲述自己。
一个科学家转行做制片人，原因有很多。赵佳说：“从技术角度来说，人类已经实现了很多可能性，人工智能或者生物工程都已达到很高的高度，但人类还是时常遭遇精神危机。这个世界充斥着各种问题，也许都跟内心世界的丰富与否有关。你看，一个人内心的很多起伏，很多时候是由一个作品、一个电影激发的，我想要制作的就是那种可以触及人灵魂的作品。”
纪录片总是要处理更复杂的人情人性，会直面复杂的历史和现实。这对于一个习惯于数据的科学家来说，会是一种挑战。人类更容易体会到科技进步，科学家更容易有成就感，但是，人性的复杂不会因此而改变，甚至始终被困扰。
赵佳看来，人的文化实际上是一个螺旋式的、看上去周而复始的循环，其实整个过程是一种升华，科学技术可能是一种线形的上升，它可能会对一个很具体的东西有一些突破或者一些更新。但是人类还是时常遭遇精神危机，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各种问题，反而和内心世界的丰富与否有关系，所以赵佳选择更加迷人和复杂的制片工作，在她看来这是一个勇敢的行为并乐在其中。
赵佳一直保持着对华人题材的关注，比如在《落下花长满叶》（IDFA2016荷兰竞赛单元）里，关注经济腾飞时代几位普通现代中国女性的故事；或者是《胡先生和庙》（IDFA2015年荷兰竞赛单元）里海外华人在欧洲修建佛堂的多方周折。这里面都有一种难言的疼痛。
△ 《芳舟》海报。
之所以选择做纪录片《芳舟》的制片人，赵佳直言并非因为这部作品关涉难民，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希腊难民问题的时候，王申关注的点别具一格，他把导筒对准了希腊华人的处境。纪录片的女主角选择帮助叙利亚难民，这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善心，更是为了弥补对家庭的遗憾。在现实中，女主角的处境会遭受着很多阻碍。
这部纪录片侧重表现一种华人的新形象——他们如何身无分文在海外拼斗，以勤俭和精明在异国他乡有所建树，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摸索中试图融入主流社会，如何在西方多元文化和语言差异造成的冷嘲热讽中纠结和继续前行。
“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还是过于皮毛，在对中国题材的选择上，西方选片人可能存在偏见。王申的《芳舟》有时会两面不讨好，但我并不介意。”
△ 《乌鸦也是美丽的》剧照，何多苓在作画。
除了做制片人，赵佳也会亲自拍摄——一部关于画家何多苓的纪录片《乌鸦也是美丽的》，就是由她与荷兰导演Frank Scheffer一起导演拍摄的。何多苓是赵佳从小熟悉的长辈，也是她喜爱的艺术家，在这部纪录片中，她想要展现的是这位纯粹的艺术家的精神状态。
文化交融不是用油彩画国画
如果说语言是我们和世界对话的重要载体，那么某种程度上说，语言就是一种思想。
精通四国外语，在国外生活多年，跨文化的生活经验，使得赵佳身上带有诸多身份，人的样貌可以是很丰富和多元的。
赵佳给女儿起名木裔，意思是木头的后裔。她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木头的文化，是柔软又坚硬，西方文化则是石头的文化。中西方的文化碰撞就是暖文化和冷文化的交融，不是用油彩画国画这么简单，而是有更深层的东西——这个前提条件是互相都不抛弃自己固有的文化。
但是在西方生活，赵佳也难免遇到文化冲击的问题，异乡人的感受是存在的。如果说东方是以情感为主线，那么西方就是逻辑和推理。在海外多年，赵佳的感受是需要自己有一个立场和观点，保持一种独立性，用她的话说：“你去接纳更具逻辑性的思维方式”。
△ 赵佳生活照。
中国的纪录片难免涉及政治议题，作为东方人长期生活在西方，也难免被赋予一些想象和标签，但赵佳的兴趣点显然在于两种文化共通的部分，比如，她给外国人讲“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她的一个朋友就表示回家要给自己的母亲打电话，这说明很多东西是共通的。更丰富的中国面貌，这个部分是赵佳想要呈现的。
2012年，赵佳跟《风中之城喀布尔》的导演阿布扎尔·阿米尼一起创建了名为“丝路影视沙龙”的公司，赵佳认为两个亚洲人在丝绸之路最西端的欧洲邂逅并成为多年的朋友，这种感情特别值得珍惜。所以就在想那是不是能够就是两个东方人在欧洲的这片土壤里边沿着古丝绸之路的文化领域做一些事情。沙龙就是一个畅所欲言的地方，这是他们的一个浪漫的愿望，希望“丝绸之路”真的可以搭建一个东西方的文化桥梁。
女性身份并没有给赵佳带来更多的困扰或优势，这可能得益于欧洲相对成熟的性别平等。在工作中，她慢慢会觉得女性的身份是重要的，男性和女性的工作方式也会不同，比如她几次合作的剪辑师都是女性，她们的视角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细腻。
中国作者需要去挖掘新的故事
谈到做制片人的经验，赵佳坦言需要平衡各种关系，尤其是自己和导演，还有剪辑师之间的不同立场，让三者之间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在内容的把控上，好的制片人不是一言堂，而是需要组织讨论，希冀摩擦出更多花火。越是优秀的作品，越是会产生不同的讨论和争议，这时候，制片人要做的就是在倾听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做出自己果断的判断。
另外，制片人需要了解不同片子的属性，去什么样的电影节或平台可以让片子得到最大限度的关注。这些工作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怎么去为片子融资。
△ 《风中之城喀布尔》剧照。
作为导演的处女作，《风中之城喀布尔》想要得到资金的支持是有压力的，谁是那个出第一笔钱的人，对片子未来的走向有着重要影响。尽管荷兰有相应基金可申请，但门槛相对较高，一个初期的计划或许很难打动竞争激烈的相关基金的审核者。赵佳决定到亚洲去寻找可能性，后来果然在日本的NHK电视台找到第一笔投资，这不仅仅是赵佳的一个策略，也是她的东方情结使然，她希望一部讲述东方故事的纪录片可以在东方得到支持。
观察这些年的华语纪录片，赵佳觉得它们大部分都是议题为主，不是很注重叙事和影像，但现在也正慢慢变得越来越丰富和有厚度，有了一定的多样性。赵佳坦言，纪录片和剧情片一样可以讲一个好看的故事，在叙事技巧上，尽管中国作者有自己的创作脉络，但引进国际视野，加上国际制片的辅佐，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比如王申的《芳舟》，在丰厚素材的基础上，赵佳找来了荷兰的剪辑师，汲取各方所长。
△ 《芳舟》剧照，希腊莱斯沃斯岛难民船登岸。
赵佳寄希望于国内形成一个更完善的纪录片市场，优秀的中国纪录片在本国有一个很好的循环。实际上，今天的中国作者未必一定需要一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成功路径，中国人制作的纪录片应该被更多中国人看到。
赵佳和王申合作的下一部作品也是出于这种考量。“一个国际故事和在中国被广泛接受并不矛盾。一个好的作品并不一定要迎合西方人的口味，等着他们来筛选，因为西方选片人的口味也会变，比如NHK他们看到反映中国苦难的作品多了，也会质疑中国是否只有一种面貌。中国的作者要去挖掘新的故事。”
谈及荷兰和中国的渊源，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不得不提，赵佳同样尊重这位荷兰出生的纪录片先驱。但是时代在变，今天的中国人肯定已经不想被西方人去代表了，如果今天再有一个导演像伊文思那样来到中国拍摄再拿到西方去放映，可能这已经不是一个我们愿意的方式了。东方文化已不再是寥寥几个汉学家的兴趣爱好，已正成为指向世界未来的坐标，但正如伊文思对中国的某种“误读”一样，这种现象在某种意义上依旧比比皆是，而且不限于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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