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在江城
以下文章来源于人物 ，作者人物记者
《River Town》里的一切让李雪顺感到「好奇怪」，倒不是对粗糙的涪陵的不适感，而是像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就同一个环境而言，虽然不可能有两个人的眼睛一模一样，但可能生活中大多数人看同一个事物会有相似的一些看法，差不了多少。」
撰文｜杨宙
编辑｜柏栎
摄影｜尹夕远
来源｜人物
阿尔伯特
1996年，美国和平队志愿者彼得·海斯勒从重庆乘船顺流而下来到涪陵教书，那年他27岁，被当地人叫做何伟。接待他的李雪顺也27岁，是当时涪陵师专「外办」的临时负责人。负责为学校接待外国教师，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一种职责。当时，本科毕业的李雪顺刚到学校工作4年，是英语系里数一数二的年轻人，又是个党员，接待的任务顺理成章地落在了他的头上。
何伟到来的那一天，涪陵正值大雨倾盆，李雪顺接到何伟等人后，不得不先搭乘码头的快船，以比他们的慢船快几倍的速度先回到学校，为来客收拾好被暴雨搜刮后的宿舍阳台，以确保他们的房间不会显得凌乱不堪。
后来他忧心忡忡的年轻小领导形象出现在了《江城》里。在书里，李雪顺的名字是阿尔伯特，尽管英语流利，却与何伟交流甚少，每次出现时，总是同时携带着由上头传达的指令——
「学校决定给你们安上直通校外的住宅电话，这样你们就可以打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学校决定，给亚当买一台洗衣机。」
「学校已经决定了……」
这个年轻人严肃拘谨。几年后，何伟在美国出版了《River Town》，邮寄了一本到李雪顺那儿。学校各级领导得知后，非常想了解书里的内容，便让李雪顺组织了几个英语老师，连夜赶工，翻译出了一版粗糙的中文故事，那一版本的翻译后来早已不知流传到了谁的手中。直到10年过去，教师李雪顺才正式以一名翻译的身份，将30万字的故事翻译成了后来为众人所知的《江城》。
在何伟离开涪陵将近20年之后，李雪顺仍然还在书里的涪陵师专，也就是现在的长江师范学院教书。
50岁的李雪顺坐在办公室里，被电脑屏幕遮住了脸，只露出理着平头的圆脑袋，桌面的一侧堆着一大摞思想政治学习材料。在这所师范学院工作的第27个年头，李雪顺已经从一名普通讲师，逐步成为了教授、外语教学科研部的主任，他个子不高，也有了圆圆的肚子，但在他戴着眼镜的脸上却透着一种聪明劲，眼睛总是眯着笑，会在每次采访结束时关切道：你看你还要向我了解什么情况？
尽管是个正处级干部，但是日常属于李雪顺的工作大多是琐碎的。9月的校园到处都是穿着军装、接受军训的新生，这学期担任大一英语老师的李雪顺在这一个月里没有教学工作，几乎每天都待在办公室里。采访的前一天，李雪顺刚刚给一帮外国留学生上完一节文化介绍课，学生们大多数来自摩洛哥、马拉维等地方，这样的文化课李雪顺驾轻就熟，设计好了一系列问题，在中国这块版图上，由大到小地向同学们提问。
先是介绍首都。「我问他们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长城？」然后到四川成都，「我问他们在哪里可以看到最多的大熊猫呢？他们不知道。那么大熊猫是喜欢吃面包，还是喜欢吃蛋糕呢？都不知道。」然后是涪陵的几个地标，最后是这个学校与《江城》，「我问他们，有一个美国人在涪陵生活过两年，然后以此为题，写了一本在西方十分畅销的书，大家在来到中国之前，读到过或者听到过这本书吗？结果很少有人知道。」
教师节那天，李雪顺刚刚开完上一场全校干部大会，又立马转场参加教师节表彰大会，一个个表彰视频将大会时间拖得很长，大约有一百来个老师上台领奖，没有李雪顺。已经快晚上7点了，年轻老师有的跟他打完招呼，提前撤了。而他一直坐到表彰大会最后，主持人要求全场起立合颂教师节诗歌，他小声地嘀咕，「我们就不用了吧……」而音乐响起时，他的声音却清晰地传出来，「大爱无疆，师德昭彰……」
那双不同的眼睛
这些年来，因为《江城》而慕名前来探访的人络绎不绝，有国内的非虚构文学爱好者，也有特地乘船前来的国外游客。热爱《江城》的人当然都知道李雪顺，因此他常常成为一个个游客与记者的导游。
他细心又热情。开着车从新校区一路通过狭长的隧道，跨越长江的高架桥来到老城区，何伟常常前往跑步的插旗山，还有因为三峡大坝被淹没后而兴建的白鹤梁博物馆，李雪顺一一对书中出现过的「知识点」进行复习。因此，见他之前最好再读一遍《江城》，以免让他失望。因为你分不清这是何伟的江城还是李雪顺的江城，是何伟的涪陵还是李雪顺的涪陵。
车从涪陵整洁的街道驶过，隧道连着大桥，视野开阔，夜里若不是没有那么明亮的灯光，看起来会像是一个「小重庆」。再也不是书里写的那股汽车尾气、灰尘漫天、到处都是喇叭声的乱糟糟的江边小城。
李雪顺问过两三次，你看，哪里有书里面说的喇叭声？可以理解为他开了个玩笑，而不是对书中内容的质疑，毕竟，就算看到书中那个时常带着上级命令出现的拘谨的阿尔伯特时，他也就是笑笑，「你说他原来是这么想的啊。」
他常说与何伟有缘分，事实也确实如此，他们都出生在1969年，还都是在6月（「新历的」，他补充）。两人都在1992年本科毕业，何伟继续到牛津大学攻读文学硕士，李雪顺从南充师范学院（现为西华师范大学）毕业后，先被派到地方中学任教一年，随后回到了当时的涪陵师专。他们在1996这一年汇合了，一个从没来过涪陵的美国人，一个最远只到过南充的四川人。
但他们在当时没有太多的交流，也没有听过彼此的课，唯一一次何伟到李雪顺家中作客，就是一起包个饺子。这样的往来不多，就像何伟在书中写的，当时的校领导密切关注外国志愿者与本校老师的接触，他接到过许多邀约，好些都在最后一刻莫名取消了。
1998年，何伟回到美国密苏里的老家，花了四个月把自己在涪陵两年的经历写了下来。两年后，《River Town》在美国出版，登上了美国图书畅销榜。2001年，何伟短暂回到涪陵，李雪顺是学校里为数不多收到那本书的人，何伟在扉页写下了长长的留言，其中的一段是：「One of my regrets from my years in Fuling was that we don't get toknow each other better. But there were pressures and differences on both sides;still, you should know that Adam and I always had fond memories of the timewhen you were in charge of the Waiban.」（当年在涪陵，我其中一个遗憾就是我们俩没有更多地了解彼此。当时双方都有一些压力与差异，但我和亚当仍然在你负责外办的时候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收到书后，李雪顺很快地翻遍了全书，还看了好几遍。那时他32岁，即将成为英语系的副主任，毕业后来到涪陵已经8年了，学校里的一草一木，宿舍窗外不远的那片乌江，江边的码头与集市，他早已熟视无睹。但《RiverTown》里的一切让他感到「好奇怪」，倒不是对粗糙的涪陵的不适感，而是像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就同一个环境而言，虽然不可能有两个人的眼睛一模一样，但可能生活中大多数人看同一个事物会有相似的一些看法，差不了多少。」
「但实际上他是通过他的眼睛来看我们这个社会，恰巧他的那双眼睛跟我们不是同一双眼睛。」
此后大约10年时间里，《江城》一直在英文世界中流传。何伟继续留在中国，有好几年他开车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写下了《甲骨文》以及《寻路中国》。这期间他每年至少回涪陵一次，看望当地的人。李雪顺则一直留在涪陵，从那个年轻的英语教师，被提拔到系主任，再到院长。
两人的联系反而在这个期间更多了。有时候李雪顺路过涪陵城里当年的体育中心，发现当年这个何伟常来的地方已经被夷为平地，他会拍张照片，用邮件发给何伟。何伟说，涪陵的变化真快，而且似乎随时都在发生变化。
涪陵每一天都在变化，书里的那个涪陵师专，后来也只剩下废旧的教学楼、宿舍和图书馆。10年前，已经从两千多发展到两万多的师生搬到了长江另一边的新校区。过去，无论从哪一座建筑往外看，都可以直望碧绿的乌江，而现在它们被新建的高楼挡住了，附近是万达和碧桂园新起的楼盘。老校区的旧楼被巨大的绿荫遮蔽着，无人打扰。
I Have a Dream
何伟坐在全时便利店外边的塑料桌子边，手边放着一瓶可乐。这是9月初的成都，便利店位于他的住所附近，离开中国、在埃及待了5年之后，他又回到了中国。他50岁了，或许因为热爱跑步，除了笑起来时眼角的皱纹，他整个人看起来也就30岁出头。
1999年将那摞涪陵的故事寄给一家家出版社后，他的人生第一次陷入无望，那时他29岁，住在父母家里，没有工作，向一家家报刊投简历，想作为驻站记者再次回到中国，但得到的建议多是，你应该先从地方报纸的小记者做起。一家出版社接收了他那本30万字的故事，此后的10多年，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译本，《River Town》大卖，他真正走上了作家之路。
这些年里，关于江城，关于涪陵的故事已经被谈过一遍又一遍。但这一天，当与《人物》聊起时，他还是说，很幸运自己在27岁这年来到了涪陵，不是23岁——那时他在牛津大学，离开牛津之后却发现自己对这个地方一无所知；也不是30来岁，那时或许负担着人生里更多的压力。
他至今还与1996到1998年间教过的那100多个学生保持着联系，每年的某个时候，他都会写一封长长的信给他们，20年前是手写然后复印的信纸，现在是一封封邮件。「能看一看那些信吗？」他不好意思地笑着摇摇头，然后说，以后我自己可能也会写出来。
过去那些故事最终以中文呈现出来之后，有读者还会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对李雪顺中文版的喜爱胜过了英文原文。
李雪顺成长于农村，在涪陵附近的武隆县，一家住在高高的山上。过去山与山之间没有通路，李雪顺上小学和中学得跨越深深的山沟。走上师范生这条道路像是打小就注定的，奶奶教育他，像家里的一个姑姑那样教书多好，「可以在室内工作。阳光晒不到她，雨淋不到她，风也吹不到她。」
还没到涪陵师专上班前，他寒暑假都要回到家里帮父母干农活，「这叫修理地球」。暑假是挖土豆的季节，每天天还没亮，他就得提着锄头小心翼翼地往土里凿，把一串串土豆连根拔起，腰得一整天弓着。寒假又是施肥养土的时候，他亲手将桶里的粪肥掏出，埋进土里。
高中复读一年后，李雪顺成了镇上那年唯一一名走出山外的大学生。1990年代初的大学生还包分配，读书是单纯的。他常常跑到图书馆借英语磁带，平时就到学校附近的芦苇丛里与同学一块练习口语。实习时他就大约了解到，教师一个月能领100来块钱，他和几个同学还一起计算过，这辈子总共能领个5万块工资，能吃一辈子公家的饭，是个非常开心的事。
他享受日复一日踏实的劳动。1990年代那会儿，老师们出练习题一般将手抄的习题交给打字员录入，而李雪顺在大学期间上过英文打字课，便可以申请一台打字机回宿舍。他常常从英语报纸里剪下一块块，设计好题目，回到宿舍后，再用打字机一字不落地敲打出来，再交到学校的油印室印出来发给学生。他信奉背诵的力量，当布置下背诵作业，学生抱怨文章太长时，他会自个儿默默地背诵起来。于是在90年代的乌江边上，就有了一位站在学生之中大声朗诵《I Have a Dream》的年轻人。
刚进入涪陵师专几年，他就被选为了英语系工会小组的负责人。有一天，还没来得及吃早饭，他被通知去帮系里的全部老师领白糖。一个大袋子，总共一百来斤，刚搬到办公室，他就因为低血糖倒在了地上。办公室里的老师们赶紧扶他在椅子上坐下，从那袋白糖里舀出了一勺，给他泡了杯糖水。
他一步一步地从一名普通英语老师，升到系主任、院长，并在42岁那年评上了正教授。按他的前同事，曾在涪陵师专担任英语系主任的曹顺发所言，当时留在学校再升上正教授，是件很难的事。在英语系里，李雪顺是系里的第二位正教授，而第一位教授是学校英语系的创始人，1938年毕业于北大。曹顺发不知道李雪顺怎么做到的，有些时候他话不多，但能做的总是做到了。
2006年，何伟收到李雪顺的一封邮件。那时他刚与台湾的久周文化签约了《River Town》的中文出版权，在一次联络中告知了李雪顺，并希望他为繁体中文版的翻译担任文化顾问。李雪顺后来表达，自己也可以做翻译。何伟为此向出版社写了一封推荐信。但那时他不确定李雪顺是否能胜任，毕竟语言这种东西，口语不错不代表在翻译上也有相当的能力。
在此之前，李雪顺几乎没怎么发表过英文文学或翻译作品——除了大学期间翻译过一篇关于圣诞节的文章、毕业后翻译过一篇关于中国科幻小说的文章，以及在南洋理工大学的校报上发表的一小篇《重庆小面》。除了教学与行政工作，他还要亲自抓学生们的英语四六级考试和「专升本」英语考试的培训。
久周文化最终没有选用李雪顺。但李雪顺与《River Town》 已经产生了某种连结。2005年，一群美国人来重庆参加一个中小学教师培训项目，与班里的老师们聊到了涪陵，恰巧那里的一位老师正是李雪顺教过的学生，过去在课堂上，李雪顺向他们介绍过《江城》。那位学生很快将李雪顺引荐给了美国的志愿者，后来他接受邀请，到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大学访问。在那里，他作为一位来自涪陵的老师向美国的师生和市民介绍涪陵。为此，在去美国前，他还带着数码相机，乘着公车在涪陵城里到处拍照。
在此之前，他参加过一次全国性的选拔考试，争夺前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进修的名额。面试时，新加坡考官问他为什么想去交流，他提到了自己来自涪陵，提到了《江城》，他说他也想到其他国家看看他们的文化。主考官表示赞许。在此之前，他在学校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突击准备英语的听力和写作等笔试内容，最终成了学校里第一个考上该进修资格的老师。
几年之后，李雪顺得知何伟的第三本书《Country Driving》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他给上海译文的责任编辑张吉人打了个电话，再一次自荐。
他后来说，当时打电话前，他就差用笔写下自荐语。「我是甲乙丙丁ABCD这些理由，可能列了一大串。」其中一点是，「我就是《江城》故事里面的人物，他写的那些东西就发生在我们这里，当然这个可能跟《寻路中国》关系一点不大，但是至少说我好想跟这本书有一种联系。」2011年初，《寻路中国》出版，李雪顺的名字与彼得·海斯勒的名字一起，出现在了封面上。
听见它
一位读者曾告诉何伟，「很多像我们这样的80后，对中文语言的美感是忽略的……《寻路中国》的翻译是中国最好的翻译之一。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非常感谢李雪顺先生。」
起初自告奋勇当翻译对于李雪顺来说确实有一些务实的成分，副教授要继续评职称，译著也能算入评职称材料的一部分。十几年前重庆实行「专升本」考试改革时，他与几个老师出过一本试题集，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一本书的封面上。类似的情况还有2008年奥运会，他向高等教育出版社建议，「以奥运会的举办为契机，出版一本提升学生用英文推介中国文化的英文读物。」
习题集没有报酬，但那并不意味着吃亏，因为在他所处的学术圈里，评职称时自己掏钱出版专著是个常见的事,他的手机里也常常接到各种学术杂志主动上门收钱约稿的电话。
更现实的因素是他发现何伟的书不难翻译，李雪顺说，当时就有把握，「可能涪陵很多人稍微拿一本像样的词典，要读《江城》都问题不大。」而且他明白何伟的写作相当朴实，用词、句法稳定。理想的因素他最后才提及，「我可能也想自己一个英语专业的毕业生，一个英语老师，始终想在英语上做一件正事，或一件大事。」
翻译并不是个轻盈的活儿，需要实打实地把源语言表达准确，非虚构作品的翻译更是如此，其中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核实。这对李雪顺是个愉快的过程，「我自己不知道的一个东西，但是通过我的努力，通过各种渠道，把它找出来了，那一刹那肯定是一种喜悦了。」
比如flatbed是平板车，cart是手拉车。那么，flatbed cart又是个什么车？
翻译到这里时，李雪顺没有准确的把握，于是写了封信问何伟，并附上了一个百度图片的链接。链接里有各式各样的三轮车，有运货的，也有载人的，五颜六色。在所有的图片里，何伟没有找到自己描述的那一款，他回邮件告诉李雪顺：「可能因为它不是那种买来的三轮车，而是一种自制的运货三轮，长得也比较粗糙，没有漆上颜色，」他也附上了一张接近目标三轮车的图片。
最后李雪顺通知他：「I intend to use 『人力三轮车』for tricyclist, and 电动三轮车 for flatbed cart. 」
他有许多自己的方法。对于那些能够在资料馆里找的，就打给图书馆，北大的不行，找了南大，南大的没法亲自前往，他就让人帮忙复印文件。
涪陵当地更为方便，遇到书里何伟描写白鹤梁上的题刻的诗句，他直接前往白鹤梁找馆长，恰巧对方也是个有心之人，只要他说出一个年份，馆长立马就可以给他背出来。中国的好找，外国的不好找，曾经有本非虚构作品里出现了一家苏联时期的银行，他不知道如何翻译名字，便联系了许多单位，给好些专家学者打电话、发邮件，大家都没听过。最后他只好辗转联系作者，向其索要线索。「他说我也忘记了，你随便写一个名字吧。」
翻译当然远非如此。许多读者评价李雪顺的译本有一种魔力，让人以为是何伟自己写的。就像上海译文的责任编辑张吉人的说法，贴合，「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张吉人坦承，《寻路中国》如果换一个人翻译，效果也不一定会差，这是由何伟本身的语言决定的，简单的句子，简单的结构。「但是《江城》的话就不一样了，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很难找到一个比李老师更合适翻译的。」
何伟也曾在一封写给读者的信中提到过他对中译本的感激。尽管中文说得流畅，但阅读对何伟来说一直是件困难的事，《寻路中国》和《江城》翻译出来后，他首先是给岳母看，通过她的评价来获得对译本的认知。「我的岳母是中国人，她在大陆和台湾都曾受过教育。读过两版中译本后，她对李雪顺的译本评价极高。我和李雪顺1996年在涪陵相识，已经认识多年，我坚信正是他对涪陵和对我的熟悉，让此译本别具一格。」
而李雪顺似乎不太觉察自己文字里的美感，他总喜欢用理性与逻辑去分析。比如某次聊到，当何伟形容乌江与长江交汇之处写道，「the Wu died in the brown rush of the Yangtze」。他认真地从办公室的书柜里搬出了砖头一般大的旧词典，翻开「die」这一页解读含义，并在纸上画道，路的尽头可以译成消失，而江流的交汇，可以是交融，消溶与消融等，掂量一下，消融似乎更有美感。于是他写道，「乌江消融在长江的激流中」。
他说自己是靠不断地朗读来确定一个个句子，朗读就在他办公室里，在他家中的书房里。投入的朗读与翻译之中似乎有某种动人的东西，使他区别于日常的琐碎与条理。
何伟曾经在课上为学生们讲过一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美景易逝》。他把那首十四行诗拆分成了若干片段分给学生，让他们分组，借助诗歌术语和古英语等知识将诗的顺序排列出来。这对于当时的学生，原本看起来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但一个小时之后，有好几个小组拼得一句不差。
翻译这样的瞬间时，李雪顺是与他们共享的，他想象着何伟与学生所在的那间教室，以及外面滔滔的江水。
他们在一起读诗，那是莎士比亚在爱上一个女子后写下的，他向女子承诺会让她美貌永存。学生们在课桌上轻轻地打着拍子。他们知道诗歌的韵律，知道重音在哪，知道不和谐之音在哪。「这样的事没有几个美国学生能够做得到」何伟在《江城》中写，「我在涪陵的每一个学生至少能够背诵十几首中国古诗——杜甫的、李白的、屈原的——而这样的青年男女全都来自四川乡下。即便按照中国的标准看来，他们的家乡也算闭塞之极。可他们依旧在读书，依旧能够背诵诗歌，那就是差异。」
莎士比亚成功了吗？那位女子会永远活着吗？何伟问学生们。几个学生摇了摇头。
「想想吧，」这时何伟说：「现在是1996年，我们在中国，四川，就在长江边上。莎士比亚从没有来过涪陵。你们没人去过英国，也没人见过莎士比亚四百多年前爱的那名女子。可就在这一刻，你们每一个人都在想着她。」
在学生时代读原版《River Town》时，何雨珈钟爱书中的这一幕。她也是一名译者，本科读的是笔译，硕士读新闻，曾翻译过《东北游记》、《鱼翅与花椒》等许多非虚构文学作品。即便常年与英语打交道，当她后来真正读到中文的《江城》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略过了某种重要的东西。
当何伟在课堂上说完那番话，课堂陷入一片静默。何伟这样记录那一刻，「There wasabsolute silence, usually Fuling was a riot of horns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but at that moment in that classroom it was completely quiet. There was respectand awe in that silence, and I shared it, I had read the poem countless times,but I had never heard it truly until I stood in front of my classin Fuling andlistened to their stillness as they considered the miracle ofthose fourteenlines.」
有时候中英文里强调的东西在句子里的位置不同。过去读英文的时候，何雨珈没有留意到这一点，在最后一句里，何伟的重点在句子前面，「heard」——直到读到《江城》里，李雪顺的文字：
「教室里一片静默。通常，涪陵充斥着车船的喇叭声和建筑工地的喧闹声，可在那一刻，教室里鸦雀无声。在这一刻的静默里，既有崇敬，也有惊叹，我与他们感同身受。之前，我已经把这首诗朗读了无数次。但直到我站在涪陵的这些学生面前，聆听着他们思考这十四行诗的奇妙时静默，才真正地听见了它。」
这一刻，在李雪顺的文字里，何雨珈才真正地听见了它。
永恒的真实
在豆瓣里，李雪顺的名录之下，几本非虚构著作与一本《重庆市「专转本」考试英语模拟试题集》列在一起，一位读者在评论里连续发了五问，「这个李雪顺是《江城》的译者吗？」
多年来，因为翻译的作品，李雪顺多次走出涪陵。有一年，在上海季风书园的新书见面会上，李雪顺在场给何伟当翻译。会后，李雪顺收到一张纸条，来自一名从事英语教育多年的老师：
「您好！我刚刚读完何伟（Peter Hessler）的《寻路中国》，一路读来连连暗叹翻译之好，虽然我也搞了近四十年英语，但自知无论如何也达不到您的出神入化，虽然在网上也下载了其书的英文版，但还未碰到一处需要与原文核对（好像有小小的一处）。等看到结尾才知晓您曾做了如此的与当事人重温再现使他们，乃至那些口号如在眼前，妙极了！祝贺您！谢谢您！」
他们后来没有联系过，纸条被李雪顺带回了涪陵，收藏在了办公室的书柜里。在那个常规的办公室，书柜是唯一能看出他是一名翻译的地方。书柜的一侧是实木门，看不见里边的一本本大学英语教材，而另一侧的玻璃门，显眼可见的是他过去翻译的一本本著作。从过去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到后来的《大河恋》、《桑切斯的孩子们》，每样书都有好几本，有的还未拆封，整齐地向外人展示着。
涪陵一天天都在改变着。过去长江上的白鹤梁，黄庭坚等古人在石头上刻下的诗词，已经随着三峡大坝的修筑，永沉江底，只在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里，供游人隔着玻璃眺望。
50岁了，从工作以来他从未离开过这个单位。教书当然是更有意思的事情，当了领导后上课量已经很少了，「总有人要来坐在这个位置上。」「每天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office worker、office clerk。真的，开会，做笔记，传达会议精神，制定方案，写报告总结。」
至于翻译，也算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要一直做下去。当然不是出于什么完全的理想主义，「从功利的角度来说，一个人找你你不做，两个人找你不做，你就没什么做的了。」「我如果是专业译者，要是这个养不活自己，我可能会放弃，我会找一个更挣钱的活，更挣大钱的活儿。」
至于教育，他一直以来都是学校里英语最好的老师之一，标准的口音也常让学生们眼前一亮。他会想起何伟书中提到的那首《美景易逝》。「我教完学生的时候，我可能也会说，老师这两年没有教给你们什么过多的东西，只是希望也许今后什么时候想起李老师曾经在课堂上说过的一句话，要去做，坚持着去做，OK，这就算是李老师最大的功能。」2019年，李雪顺说。
1999年，何伟写：「我现在思忖起来，我上的那些课会不会留下点什么印迹呢？我希望我的学生们会记得弗罗斯特的那一首诗，或是我们学习过的别的什么东西。那也许是某篇小说里的某个小角色，又或是莎士比亚某一首十四行诗里的某一个片段——
我只希望他们能够记住点什么。我希望他们会把这一点点东西藏在记忆的深处，并从那质朴的美感中找寻到一点永恒的真实。这就是我对文学的信念：真实是永恒的，不受日常生活所累。」
长江之水永恒向东流。来时顺流，去时逆流。
有三峡大坝前，水流湍急，轮船的马达转得飞快，以抵御水流。如今水流早已平缓。过去的江水存在在何伟的文字里，「Boat horns echoed across the narrow river valley, and motorssputtered against the current…」
1980年代末的那些夜晚，20岁出头的李雪顺坐在客船上，长江与乌江是他多年以来熟悉的地方，放假时从大学回家，找不着关系托人买四等票，将近一整天的水路，他只能露宿在甲板上，江水开阔，黑夜寒冷，很不好受。
对于这一切，他太熟悉了。他对着原文写下优美的文字，「窄窄的河谷上回荡着船只的汽笛声，发动机噼啪作响，搏击江流。」他将「against the current」译为了「搏击江流」。
他十分确定，那就是记忆中船底噼啪作响的马达声。
「我就是它们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