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普利策奖评委会主席：做有野心的报道，大机构当下更有优势丨谷雨计划
在普利策奖评委会主席卡内迪看来，新冠肺炎疫情让记者们对自己的职业更有信心、更乐观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正在见证历史”。对全世界的媒体来说，都是如此。
撰文｜吴永熹
编辑｜李媛
出品丨腾讯新闻
5月初，2020年普利策奖公布了颁奖结果。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此次普利策奖是在评委会主席达娜·卡内迪（Dana Canedy）位于美国纽约的家中公布的。
今年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题材丰富。从对纽约出租车司机生存状况的调查，到对全球变暖的数据化报道，从对阿拉斯拉村庄因缺乏警察保护而性侵案件频发的揭露，到对一名关塔那摩政治犯的特写文章，颁奖结果展现了记者广阔的关切范围，也展现出普利策奖评委会对于新闻业的标准的坚守。
有一些议题是普利策奖一以贯之关注的，例如对政府的监督、对官员与掌权者的问责、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在卡内迪看来，这些议题应当长久地停留在公共意识中。
今年的特稿写作奖颁给了《纽约客》记者本·塔布关于关塔那摩拘押中心一名囚犯的文章。文章的主人公、电气工程师穆罕默德·萨拉希被美国政府认定与基地组织有关，因而被绑架，后被关押于关塔那摩拘押中心长达15年之久。塔布的文章讲述了萨拉希令人心碎的故事，普利策奖评委会评价它“融合了现场报道和情感充沛的笔触，用细致入微的视角呈现了美国更为广泛的反恐战争现状”。
在卡内迪看来，特稿写作奖与别的奖项有所不同，它可以就是去讲一个故事。当然，它可以是关于一个人的故事。
“你可以通过讲一个故事，让人们知道透过别人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是怎样的，或是获得了他们从前没有过的新的理解，这就是一个好故事。”她说。
在采访中，卡内迪谈到了当前媒体与特朗普政府的紧张状态。
她表示，特朗普对记者的态度更多的是反映了他自己的幼稚。“不管特朗普的态度如何恶劣，不管他怎么取笑记者、给他们起可笑的外号，把他们的文章叫做‘假新闻’——这些都不会阻止记者去问那些棘手的问题，去试图获取重要的信息。”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今年普利策奖的公布时间被推迟了两周。这是因为，普利策奖评委会成员中，有很多一线记者，他们都在忙于报道新冠肺炎疫情，没有时间评奖。
在谈及此次疫情时，卡内迪表示，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会主导2021年的普利策奖，就如同“9·11”主导了2002年的普利策奖一样。
“因为它涵盖了一切——它既是商业的故事，又是人性的故事；既是政治的故事，又是医学的故事。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这是我们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故事。”她说。
在卡内迪看来，新冠肺炎疫情让记者们对自己的职业更有信心、更乐观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正在见证历史”。
对全世界的媒体来说，都是如此。
强者正在变得更强
谷雨：我注意到一些大的新闻机构依然是今年最大的赢家，比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还有美联社。你认为这反映了美国媒体当下的生态吗？
卡内迪：我们确实有很多中小型的新闻机构在继续做着重要的工作，但是大型新闻机构有着更多的资源；相比小型媒体，他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来操作一个故事。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很高兴能够去表彰一些中小型媒体，他们用更少的资源做出了一流的新闻报道。
谷雨：今年的调查性报道奖颁给了《纽约时报》关于纽约出租车牌照价格飞涨和针对出租车牌照的掠夺性贷款的报道。这组文章揭露的现象不是发生在当下，而是许多年前。你认为文章为什么会获奖？我们忽视了出租车司机这一社会群体吗？
卡内迪：我不认为我们忽视了出租车司机这个群体，我不认为这是这篇文章获奖的原因。我认为记者去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他看到了某种趋势。当时共享出行服务正在流行起来，像Uber这样的公司，给出租车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认为整个社会、包括记者们，都用了好几年时间，才意识到这个趋势对出租车行业的深刻影响。
这个故事非常重要，因为出租车在纽约的基础交通系统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老实说，你可以在一年前去写这个故事，也可以在一年后去写它，但它一直都会有着重要的意义。我认为它获奖，就是因为记者在某个时候有了一个非常棒的想法，然后很好地实现了它。
谷雨：也和调查的深度有关吧？我读到这篇文章的记者为此采访了几百个人，收集了上万份资料。
卡内迪：是的。完成这样一篇文章用了很长时间。你需要去找到你需要的材料。有时候你需要提交《信息自由法》申请，才能获得你想要的材料。你需要取得司机们的信任，让他们愿意和你聊。你需要去跟出租车公司的负责人还有主管部门的官员聊。你还需要取得关于乘客、乘车率的数据，等等。
这时候，像《纽约时报》这类新闻媒体的资源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你可以想像，如果是一个没有同样资源的小型媒体去操作这样一个故事，可能需要花费两倍的时间。这是一个很有野心的项目，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投入很多资源，才能将它完美无缺地实现出来。
谷雨：今年的解释性报道奖颁给了《华盛顿邮报》关于全球变暖的系列报道。作为一篇解释性报道，它的成功之处在哪儿？
卡内迪：从普利策的角度来看，这篇文章的出色之处在于，关于气候变暖对地球的影响，它是用严谨的科学证据来展现的，而不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当然，文章中也讲述了一些因气候变化而发生的故事，这让文章变得更加有力，更吸引人了。同时，这组文章的写作也非常优美。它具备了解释性报道奖所寻找的一切要素：深度的研究、深度的报道、数据的支持、全面的角度，以及优美的写作。
谷雨：政客们还在为了自己的利益极力否定全球变暖这一事实，而许多民众也因为各种原因选择相信政客的说辞。毫无疑问，我们的世界在气候变化这件事上形成了分裂。你认为对媒体来说，这会是一个将被持续探索的议题吗？
卡内迪：绝对的。首先，记者们许多年前就开始写这个问题了，他们还会继续写下去。不仅是媒体，还有许多关于这一议题的书和研究在不断地被生产出来。
气候变化是我们的时代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事实上，我认为关于这个议题的争论可能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多。我认为只有那些极端人士在否认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而这些科学证据是非常清晰的。大多数人相信这些科学数据，但问题是，我们需要采取怎样的行动？是的，我认为我们将来一定会看到更多的关于气候变化的文章，它是一个需要一直待在公众意识中的主题。如果将来有更多这个主题的文章获得普利策奖，我也不会感到奇怪。
报道的影响力是评奖的重要标准
谷雨：今年有好几篇文章是关于政府官员的失职和腐败的。这是一种巧合吗？还是说它揭示了美国当下的某种政治状况？
卡内迪：不，这不是一种巧合。我认为这是美国民主体制的优势之一，就是新闻媒体会发挥监督作用。它们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使命感，会去提出尖锐的问题，对官员问责。我认为这一点在年复一年的普利策奖当中都有体现。若非如此，记者就不会做记者的工作了，我们也不会在这里评普利策奖了。这是你在普利策奖和整个行业里都会经常看到的主题。
谷雨：很多作品最后都产生了现实的影响，要么引发了政策的调查，要么推动了立法变革。产生这种现实世界的影响，是一个作品获得普利策奖的必要条件吗？
卡内迪：我们确实会更多地考虑那些有影响力的作品。一个作品的现实影响力越大，它得奖的可能性就越高，这是肯定的。
有些作品得奖，只是因为它讲了一个好故事。比如在特稿写作奖中，你可以就是去讲一个故事，它不一定要有太大的公共影响力。你可以通过讲一个故事，让人们知道透过别人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是怎样的，或是获得了他们从前没有过的新的理解，那么这就是一个好故事。
但是确实，普利策奖会更偏好那些有影响力的故事。如果一个故事改变了立法，或是把某人送进了监狱，或是让某个不该进监狱的人出来了，或是让某个犯了错的官员下台了，我们会更注意它。
谷雨：记者本人也会有获得肯定的感觉吧？
卡内迪：不是说他们需要这种影响力来证明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我认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是对的。但我认为这会给记者带来更多的希望，特别是在新闻媒体在缩减、预算在减少的情况下。这会提醒他们，他们在做的工作是重要的，必须保持前行。
谷雨：今年的普利策奖增加了一个新的类别：音频报道奖。你们为什么决定要增加这个奖项？
卡内迪：在过去的几年间，我们发现参选作品中有许多带有多媒体元素，有许多音频节目，我们评委会觉得有许多出色的新闻作品是以广播和音频的方式呈现的。
这仍然是一个试验性的单元，它不一定会永久存在，但我们决定今年要试一试。你看，当我们宣布增加音频新闻奖之后，我们收到了许多特别棒的作品。如果普利策奖能够进一步鼓励这种趋势，那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记者不会被特朗普的态度吓退
谷雨：你认为新冠疫情加强了媒体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吗？它是否改变了公众与媒体的关系，特别是在美国？
卡内迪：我认为在美国正在发生一种双重叙事。第一重叙事，是媒体与特朗普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另一重叙事，则是公众对于媒体的依赖，媒体当下正在为美国民众提供一种极为重要的公共服务，他们需要依赖媒体获得准确的关于疫情的信息，并思考这场大流行对他们的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无论如何，媒体都是美国民主体制中的基石部分，这种角色会一直持续下去。
谷雨：就第一种叙事关系而言，媒体在应对特朗普时会感到气馁吗？不管他们怎样努力地揭露他的错误、失败和谎言，似乎都无法对特朗普造成任何影响。他似乎永远不为所动。
卡内迪：我不认为他是不为所动的，我认为他其实深受触动，他只是将它掩饰得很好。是的，这种情况当然很让人气馁，但是你知道吗，谁在乎呢？我们还是要去做自己的工作，而且我们会把它做好。不管特朗普的态度如何恶劣，不管他怎么取笑记者、给他们起可笑的外号，把他们的文章叫做“假新闻”——这些都不会阻止记者去问那些棘手的问题，去试图获取重要的信息。特朗普的行为更多的是反映了他自己的幼稚。记者不会被他的态度吓退，不会因此而退缩。
当然，他们应该公平地对待他。他本人可能也感到有些沮丧，因为他觉得记者有时候对他是不公平的。我认为美国的记者也有义务确保他们得到的信息是准确的，确保他的视角也得到了呈现。他有权利得到这样的对待。不过，当他经常表现得像一个高中生那样的时候，这完全是一种对记者的时间和精力的浪费，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种时候确实让人很沮丧。不过不管他怎样对待他们，记者们都会继续去做自己的工作。
谷雨：你预期关于新冠疫情的文章会在明年的普利策奖中占据很大的比例吗？
卡内迪：就像“9·11”主导了它发生次年的普利策奖一样，新冠疫情一定会主导明年的普利策奖。因为它涵盖了一切——它既是商业的故事，又是人性的故事；既是政治的故事，又是医学的故事。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这是我们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故事。
所以，我能预期到它会主导明年的普利策奖，不仅是在新闻类别当中，在文学与艺术领域可能同样如此。到时候我们的工作将会充满挑战，因为好作品太多了。但我们也会努力去平衡，我们要确保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几个月里产生的作品也得到公平的评价机会。我们不希望因为觉得自己的作品无法和疫情相关的作品竞争，人们就不参评了。
湖北武汉，疫情期间的ICU 图丨炀燚
谷雨：你怎么评价美国记者们当下的工作？
卡内迪：哦，太棒了。不仅是在美国，在全世界都是这样。我认为原因之一，是大家都意识到他们正在见证历史。而他们的作品不仅会影响当下，也会影响今后一代代人对这场大流行病的思考，对人们对它的应对的思考。正因如此，记者们更加想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了。对于当下的世界，对于疫情下的人类生活，他们想要做出完整、准确、深刻和权威的呈现。
谷雨：你认为这为媒体业带来了希望吗？就在几年前，新闻媒体中还有很多悲观情绪。但那几年也是媒体快速变革的几年：交互式媒体迅速发展，付费订阅模式出现，非赢利新闻机构与传统媒体成功合作。
卡内迪：新冠疫情确实给媒体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会，让他们对自己的工作重获信心，对他们身处的行业重获信心。我们确实变得更加乐观了。
关于达娜·卡内迪
*达娜·卡内迪（Dana Canedy），2017年以来任普利策奖评委会主席。曾任《纽约时报》记者、高级编辑20年，任职期间曾与同事因关于种族歧视系列的报道获得2001年普利策奖国家报道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