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修路容易，买炸药很难 | 谷雨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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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赞波纪录片《大路朝天》片花
编者按
2015年12月13日，独立纪录片导演张赞波携新书《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与学者梁鸿做客理想国沙龙，以“记录的在场与立场”为主题展开对谈。张赞波在沙龙上说道，一个国家应该保持什么样的速度发展，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作为一个观察者、记录者，应该呈现多层次的、开放的现实。而在《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中，他就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记录一个复杂的中国。谷雨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授权，刊出本书其中一节。
▲ 张赞波 《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
袁科长的一天
作者：张赞波
基层标语
听听群众的呼声，摸摸自己的良心，想想自己的言行
这道理，那道理，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困难，那困难，不发展最困难
安全送人情，等于要人命
检查走马观花，事故遍地开花
中国古代一则叫作“愚公移山”的寓言里，一群意志坚定的人锄挖肩挑，要移走一座大山。最后，他们的意志感动了天帝，天帝用神力将山移走了。当你走近14标项目部，大门两侧所贴的一副语气豪放的对联就会提醒你，在中国的高速公路即将突破10万公里的时代，你依然可以看到新的愚公。
但在今天，“愚公”们光靠锄挖肩挑已不可能，必须借助炸药的力量—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火药”，进化到现在，变成了削平山岭、移山开路的利器。而掌管这项“利器”的人，是爆破科的袁科长。他将近50岁，性格幽默开朗，人长得很精神，平常头发梳得油光发亮。爆破科，顾名思义，负责高速公路施工中的爆破事宜。这个科只有他一个光杆司令，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购置和审批炸药。
鉴于公共安全的考量，我国对炸药等危险爆破品的管理，实行许可证制度，由国家垄断。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从事它的生产、销售、购买、运输、爆破作业等环节，否则违法。而拥有许可权力的国家机构是公安部门。
2010年秋天的某一天，是袁科长工作中最典型的一天。这一天，他要去申请购买炸药。这不是一件太轻松的事情，需要逐级审批，缺一不可。而我尾随着他，也见证了这个繁琐的申购流程，以及该行业隐秘的运作之道。
我们的第一站是工地管辖地的火马冲派出所。它坐落在偏僻的乡野，几栋两层小楼组成了一个幽静的院落，看起来像一座朴实的乡间小学，但院子里停着的一排警车和来来往往的警察能让你的错觉瞬间消失。我们到了所长办公室的门外，袁科长先是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然后推开门走了进去。一位身穿警服的中年男子坐在一张办公桌前，袁科长赶紧走上去，毕恭毕敬地递给他一支烟，是刚从办公室主任老李那领来的蓝芙蓉王，然后再将一份“民爆物品购买审批表”递到桌上，等他签字。
“炸药又这么快用完啦？”中年男子抬眼看了眼表格，问道。他就是火马冲派出所的杨所长。我曾在项目部的墙上看到过他的照片。那是一张“警民联系牌”，他和属下艾警官的照片并排在一起。
“对的，秋季是我们的施工旺季，现在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土石方施工。”袁科长赔着笑脸解释，“所以炸药用得特别快，就只好再来麻烦你们。”
“不麻烦，不麻烦。”杨所长很客气地说，他开始在表格上签字，突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抬起头来，随意地说，“上次跟你说过的那件事情怎么样了？”
“你亲戚出售河沙的事情吗？”袁科长说，“没问题，只要质量没问题，我们一定会优先照顾。”
“质量肯定没问题，但是你们给的收购价太低了，现在出厂价都要45块。”
“具体价格我也搞不清楚，但只要你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袁科长说，“我已经跟领导打好招呼，说这种关系必须要照顾，不照顾今后我们就不好办事。”
“那倒不要那么说呢。”杨所长看了一眼我的摄像机，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是故意跟他们说得严重点。”袁科长坦诚地说。
拿到杨所长的签字和盖章之后，袁科长离开了火马冲，我们的下一站是几十公里之外的辰溪县公安局。袁科长需在那里获得级别更高的签字和盖章。县公安局位于县城中心区，在一个环境优雅的大院里，它的办公楼比派出所要高大而气派很多，上面挂着一个醒目的横幅：
听民声，访民意，排民忧，解民难，护民权
袁科长轻车熟路地来到负责民爆品管理的治安大队。办公室里，一位年轻的女警员正低头坐在电脑前，她眉目清秀的脸上挂着悠闲安逸的神色，要不是她穿着警服，还以为她是一位在网吧里上网的女青年。
“小张，罗教导员呢？”袁科长跟这里的警察都很熟悉。
“上厕所去了。”女警员抬起头，她突然看见拎着摄像机的我，悠闲的神色立马变成了一阵慌张，“这是干什么？”
“没事，这是我们单位的。”袁科长说，“他来拍我的工作流程。”
“我还以为是纪委的，吓死我了。”她拍了拍胸脯，松了口气，露出有点自嘲的笑容，“我正在玩游戏，不要拍我。”说完她又低下头，电脑里响起响亮的电游声。果然，她跟网吧里的女青年有着相同的爱好。
不一会儿，罗教导员回来了，袁科长马上给他递上一支蓝芙蓉王，请他签字。罗教导员签完字后，袁科长又上楼去找到公安局的熊副局长，他是主管领导，也要在表格上签字。拿到县公安局的签字盖章之后，袁科长算完成了第二道程序。
我们的第三站比较近，就在公安局的隔壁，那是一家负责运送炸药的保安公司，在这里，我们需要预付一笔押运费，保安公司才会在表格上盖章，之后才能购买炸药。这真是不可思议的逻辑—也就是说，你要买东西，则要先付运费，而且必须付给某家公安局指定的保安公司。
“这家保安公司跟公安局是什么关系？”我纳闷地问。
“按理说，保安公司是民营公司，在权属上和公安局没什么关系。而且，任何一家保安公司都可以押运。但……这家公司和公安局关系很好，要不怎么会指定它来赚这个钱呢？”袁科长解释道。它们的关系确实很好，这从表面都看得出：这家保安公司的装饰风格看起来就像派出所的翻版，招牌和墙体上都用了很耀眼的“警用蓝”。门前还停着一辆警车。
交完保安费用之后，袁科长手中的审批表上已经布满了各种大红印章和签字，有了这些“审批”，他终于可以购买炸药了。
接下来，我们来到第四站，也是最后一站，一家叫“吉安”的民爆公司。它也在附近，掩藏在一栋毫不起眼的老式居民楼里，办公室由民居套间改装而成，装饰和摆设都非常简朴和低调。
“民爆公司和公安局的关系更铁。公安局的家属都在民爆公司上班！”这一次，袁科长主动先给我解释，“等一下你会看到，那些收费的，开票的，都是公安局的家属。”
办公室里，工作人员均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一边叽叽喳喳地聊天，一边忙着什么。偶尔，几位穿警服的警察进进出出，看见袁科长，热情地打着招呼。
“就是她们，都是公安局的亲属。”袁科长转过头，小声对我说道，并朝柜台后的女人们努了努嘴。
袁科长共预订了100箱炸药，此外还有2000发雷管和若干导火索。在使用炸药的高峰期，一个土方队一天就可以用掉10箱炸药，也就是240公斤。一个月下来，就要耗费七八吨。然而公安局政策规定，炸药库的库存不能超过3吨，所以不到十天，袁科长就要重新申请审批购买一次。自从他来到爆破科工作，这已经是他第12次前来审批购买了。
交完钱，吉安公司承诺将在三个工作日之内，派出专车，将炸药送到项目部炸药库或者爆破工地上，袁科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当我们走出民爆公司大门时，已经是下午时分。经过大半天的折腾，袁科长典型的一天才告结束。
▲ 张赞波《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插图
而我也真正开了眼界。这不仅仅是因为申请购买流程的繁琐或官样，更是其中隐秘复杂的利益关系。“你想想看，这相当于行业垄断，里面有多大的利润？”多大的利润？可以算一笔账。袁科长从吉安公司购买的炸药每吨是1.2万元，但他要缴纳每吨320元的配送费和每吨20元的装车费—炸药的配送和装车必须由吉安公司承担，这是公安局的强制性规定。袁科长没有权力选择其他民爆公司或者运送公司，更不能自己把这些炸药载回项目部。
还没完—除了运送费，袁科长还要支付保安公司押送费和管理费。此外，当项目部办理爆破作业人员的许可证和技能培训时，也得向公安部门支付一笔钱。
“这家民爆公司的老总是公安局的一个女副政委的老公，要不怎么就它能拿到这块肥肉？”袁科长说。
炸药库位于工地后一座荒无人烟的山腰上，临时征用小龙门村的山地而建成。它包括库房、值班室、看管员宿舍在内的四五间平房，简陋而粗糙，但却戒备森严。四周是一圈高高的水泥围墙，上面插满了玻璃碎片，大门口立着醒目的红色警示牌：“红色危险区域，非请勿进！”而在门内，墙壁上还挂着“严禁烟火”以及“请消除静电”的大幅图文标志。
仓库看管员叫老龙，50多岁，有着南方人少有的高大身材，他是项目部副经理龙总的哥哥，工作就是看管炸药库，吃住都在里面，每月工资3000元。陪他的是一只黄毛土狗。袁科长几乎每天都要来一次炸药库，审查炸药的领取和使用情况。听到声音，这条狗总是热情地出来迎接，朝着他摇头摆尾。
在袁科长购买炸药后的一天，我又跟着他来到炸药库。黄毛土狗看到陌生人，警惕地盯着我。而老龙马上把狗赶到一边，并向我们递来一支香烟。站在“严禁烟火”的警示牌下，袁科长和老龙点燃了香烟，吞云吐雾起来。这一幕，看得我目瞪口呆。
“不是说禁止烟火吗？不会引爆炸药库吧？”我胆战心惊地问。
“炸药不怕火，主要是雷管怕电，进去取货的时候关掉手机就可以了。”老龙说。
“这里没事，炸药库房还在里边呢。”袁科长说，他用夹着香烟的手指了指面前的一堵围墙。它将炸药库的生活工作区和库房区一分为二。
我突然注意到，围墙上还有一台摄像头。“这是监控系统吗？”我问。
“对的，这是监控警报系统。”袁科长说，“这玩意儿就花了我们1.8万，由火马冲派出所给我们购置安装的。”
原来，爆破科和公安局的“藕断丝连”并没有结束，它还延伸到这个炸药库的一个小小的监控系统。在老龙的值班室里，我看到了这台由火马冲派出所购买的监视器，小小的屏幕上分屏显示出各个角度的实时画面，但很不清楚，画面上满是电波干扰的噪点。
“这东西没什么用，看不太清楚。尤其到了夜里，就更模糊了。买的时候本来说有夜视功能的，结果也没有。”
“他们弄的都不会是什么好东西。”袁科长说，“还有那套避雷针系统，更贵，花了我们3万多。”他指的是安装在仓库屋顶的避雷针。
“连这个炸药库，都是由火马冲派出所承包建起的。”袁科长补充说，“一共花了我们15.8万元。”
“派出所建房子？”我纳闷地问，“为什么自己不能建？”
如果说，监控警报系统由派出所来安装，这还比较好理解，但炸药库的建设竟然也要承包给派出所，这个逻辑我一时没明白。派出所只是一个执法部门，和土木建设八竿子打不着边。如此越俎代庖，就好比一个裁缝将自己的衣服交给一个厨子去缝制，或者，一个厨子雇请一个裁缝来给自己做饭吃一样。
“自己建怎么行？”袁科长说，“我们必须要靠他们才能申请下所有的特许证件，还要通过‘安全评估’，以后还要找他们审批炸药，不能得罪他们。”“安全评估”是指公安部门对炸药库的安全检查，不通过不能使用。
“承包给他们，无非就是让他们赚点钱呗。”袁科长笑了笑，吐出一口烟。
我顿时茅塞顿开，为自己刚才幼稚的逻辑力感到脸红。
“本来按规定要三个人看管炸药库，但公司为了省钱只雇了我一个。”炸药库看管员老龙不太关心这些复杂的“逻辑”问题，他只对自己的工作耿耿于怀，“你知道吗我的压力很大，每天清早去山下的镇上买菜，都会提心吊胆，生怕那个时候公安局来人查岗，查到炸药库没人，我就会被罚款。”
老龙说起罚款来心有余悸。2011年3月份，辰溪县公安局来到炸药库突击检查，发现炸药领用登记不全，实物与账本不符；还有，报警装置没有打开，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老龙因此被项目部以红头文件通报批评，并被罚款2000元。爆炸科的袁科长也被“连坐”，同样被通报批评和罚款。
“炸药这玩意儿不是闹着玩的，大意不得。谁出了问题谁就要负责，对此我可不会心慈手软。”负责安全管理的杨保国部长说。他因炸药而开出的另一张罚单，是在2011年5月份。一支民工爆破队在进行挡土墙的爆破作业时，竟然没有进行清场警戒工作，且操作处理不当，石头飞溅，砸到旁边的预制场，正在浇灌的T梁也被砸中，模版被砸坏，T梁轻微受损。最惊险的一幕，一块石头砸穿了一间民工工棚，掉在了一位正在午睡的民工的床前—将地上砸出了一个深深的坑，距离他的脑袋仅约10厘米！看着这块陨石一般从天而降的不速之客，这位民工当即吓得魂飞魄散。杨部长给予这支严重违规的爆破施工队通报批评，并罚款2000元。负责现场监督的施工员和负责路基施工管理的龙副总经理也共负连带责任，被一并通报批评和罚款。
“爆破之前竟然不清场，你说谁给他这么大的胆？！”杨部长愤愤不平地说。仿佛为了乘胜打击这些胆大妄为者的气焰，他适时地在工地上挂出了一块新鲜制作的喷绘宣传牌：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
事故为家庭导演悲剧，安全为生活谱写欢歌！
这块红底黄字的超长宣传牌立在马路边的一座小山上，几乎横跨了半座山头，只要从那里经过，就能远远地一眼看到它。它新鲜的颜色和夸张的尺幅，给人带来了不真实感，好像职业美术师刚刚制作出的电影布景，让人疑心这里偷偷进驻了一个大片剧组，某场精彩大戏即将开场。但是仅凭眼前的场景，并不知道这究竟是一出“悲剧”，还是“喜剧”。
作者简介
张赞波，生于70年代，湖南邵阳人，2005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毕业。曾用笔名“北太西”写作影评、诗歌，后成立渐近线电影工作室，专事独立纪录电影创作，持续关注中国高速发展下的个体尊 严与生存境遇。主要作品有《天降》（Falling from The Sky，2009），《恋曲》（A Song of Love, Maybe，2010），《有一种静叫庄严》（The Interceptor from My Hometown，2011），《红白蓝 》（Red，White and Blue，2012）等。作品曾参加过国际国内数十个电影节（展），是当下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的中坚力量。2015年完成本书的同题纪录片《大路朝天》（The Road），入选第28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电影节长片主竞赛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