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回到浏阳，抬头看见“花炮女神” | 还乡故事
编者按
从泥砖土瓦到高楼林立，从稻田满目到车水马龙，许多夹在城市与乡村的三四线城市，在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镇化带来了诸多便利，也触发了许多问题，资深媒体人石扉客这篇发表于2013年的文章即审视了家乡浏阳在变化中的得与失。这种思考与谷雨发起的“还乡故事”征集活动相契合，我们也期待您对故乡变化的审视，希望这些观察能成为中国乡村城镇一份宝贵的记录。
返乡偶记
作者：石扉客 来源：腾讯大家
我的故乡浏阳，地处湘东北一隅。80年代以前隶属湘潭地区，乃传统的烟花产区，有花炮之乡美名，同时又带着革命老区和国家贫困县的双重帽子。90年代以后，借经济飞速发展的大潮，浏阳摘掉穷帽子，撤县设市，城区规模迅速扩大，人口膨胀到一百四五十万。319国道拉直以后，黄花机场几乎成为在长沙市和浏阳城之间的中点。籍此便利交通与经济起飞之双重辅助，浏阳跃居全国百强县之列，骎骎然已经成为中部崛起的县域经济样板之一。
每次返乡，我都会深深感受到，这个样板里不断沦陷与从未得到过的，正如它已经取得的荣光和还在酝酿着的梦想一样，让人赞叹，又让人叹息。
城市化与向心力
在浏阳，似乎汽油不要钱，又似乎汽车不要钱。大街小巷都是车流。汽车的密集程度，总会让人怀疑浏阳市民是否已经人手一辆车。除非不得已，我很不情愿在浏阳县城开车，盖因停车的难度已经和上海内环城区不相上下。而市区中心地段的拥挤程度以及车辆行使秩序的毫无章法，肉眼看我相信已在上海之上。
尽管和富饶的东部城市还很难比较，但宝马奔驰之类的豪车，在浏阳街头已经十分普遍。豪车的密集程度，已经成为财富在这个县城里物质化流动具备充足代表性的具象。
在这个具象之下，一部分是这座城市税源稳定的工商业活力，另一部分能触摸到的，则是这个县城折射出来的十足笃定，这种笃定是由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为主体的主流社会所释放出来的向心力构成。
四五年前的南方周末曾经在岁末的一篇报道里，以《一个县城公务员的幸福生活》为题，以浏阳县城一个公务员家庭为例描写过这类快活日子：公车公款等几乎无需个人开支的日常消费，稳定的薪资，可观的奖金，彼此错综复杂又紧密联系的县城人际脉络，凡事都能找得到熟门熟路熟人的舒适与惬意。
河南作家刘庆邦在小说《神木》里，曾经描述过从外地回来的村民，无论混得多牛逼，一到村支书家里就会收摄心神，敬畏感不由自主而生。社会学家曹锦清在《黄河边上的中国》一书中也有类似描述。
我理解这和浏阳这种笃定与向心力一样，不知道是否可用金观涛在二十多年前所说的超稳定结构来解释。但我相信，这种现实生活中的超稳定结构社会，与微博上危机四伏的千疮百孔社会一样，都是两个真实的中国。
新农村与审美缺陷
浏阳县城以外，传统上分东西南北四乡，各有特色和特产。如胡耀邦先生所在的南乡以出产花炮为主，西乡出花木，东乡历史上出产夏布。我家搬进浏阳县城前，所在地乃北乡，则无所特产，故有耕读传统。浏阳北乡也是王震将军和网络上屡得恶名的北大“笑长”周其凤先生的老家。
北乡和浏阳县城之间横亘着一座高山，名焦溪岭。
这个地理上的分界线放佛也是城乡社会的分界线，焦溪岭以北的浏阳北乡，在经济水准与社会发育程度上，很明显比焦溪岭以南的县城要低一个水准。
车辆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出城之后，车子照旧多，但豪车已渐少，好车多挂城区和长沙市牌照。最常见的是各种经济实用型车，目测结果是吉利、奇瑞和比亚迪成为农村家用车市场的三分天下。中国的国产车永远是低端与低档的代名词，忝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真是个令人悲伤的现实。
比车辆更典型的是建筑。这十来年间，浏阳传统民居建筑形态里最早的土筑屋早已经消失殆尽了，而土砖屋也已经极少见到，遍地都是红砖屋。这种钢筋水泥结构的红砖建筑，不是江南民居里常见的白墙青瓦，也不是欧美的别墅结构，应该是这二十年来最丑陋的一种建筑。
有时车行在山清水秀的地方，突然会转出一栋极其怪异的建筑，其形其状唯有灵屋可比。灵屋者，吾乡办丧事时烧给死者阴间居住的纸扎建筑也。
这种完全失控的局面，我想任何一位有想法的建筑设计师，相信都一定会大摇其头。
比这种建筑学上的审美更糟糕的是，几乎所有的房子都一窝蜂地扎根在马路边。国道上繁忙的车流永不停息制造的噪音与灰尘，一点都不浪费地被这些盘踞在公路两边的建筑物们吸收掉。我相信我的乡邻们也非常清楚这种生活未必舒服，但我几乎没有听到怨言。相反，每个准备盖新居的人，依旧兴致勃勃地继续在公路边扎堆。
尽管包括我大姐家的建筑在内，开在马路边的这些商店生意总是清淡得让人怀疑随时可以关门，我想这种选址仍然是为种种可能存在的经商便利而预备着的。
我经常在想，这应该也是一种长期形成的反向选择惯性。如过去物资匮乏时期的长期煎熬，什么都要抢要争，导致现在大家都不习惯排队，都喜欢一窝蜂，生怕拉在后面就会错过什么。上飞机也是如此。再比如过去交通极其不便，大家住的地方都崎岖偏僻，山头弯角犄角旮旯什么的。到现在有机会拆了重新盖房子，总希望盖到交通越方便的地方越好，最好汽车能一直开到厅堂里。
当然，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自然是新农村建设的所谓统一规划。
这个规划在民居和建筑上，丝毫没有看到在审美上的任何设计。相信这一定会成为这个时代的大败笔之一。不用说和欧美那些如诗如画的小镇比较，即便和我到过的国外一些算得上偏僻的小镇相比，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丑陋与恶俗的时代。
国土整理
与之相比，值得称道的是乡村公路硬化工程和国土整理工程。村村基本都是水泥公路，交通已有极大改善。
而前几年已经完成的国土整理使得农业机械化终于在中国南方水田里得以初步实现。
王小波曾在一篇杂文里感叹在山东姥姥家里挑粪上山的繁重农活，殊不知在南方农村，水田里的农活之繁重是北方旱地的数倍。繁重的农活特别是“双抢”（为赶节气，在炎热的夏天抢收割早稻和抢插晚稻秧苗，谓之双抢）是我青少年时的噩梦。最可怕的是，中学历史课本上的一两千年前的农具插图，和那时我们使用的几无二致。
这种悲观与绝望感，使得那时我最爱听的歌居然是《我的故乡并不美》，那些歌词现在仍然记忆犹新：我的故乡并不美啊，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男人为你累弯了腰啊，女人为你锁愁眉……后来有机会出国，更是郁闷。同样是种地，莱茵河边的德国小镇吕德斯海姆就能把种葡萄这种事情拾掇得让人流连忘返。以色列人就能在沙漠地的恶劣环境里愣是整出繁花似锦。
▲ 拱北桥吊井，位于浏阳城区磨石街西端，原为浏城主要饮水源，今井口犹存，井亭已毁。（图片来自《蹉跎坡旧画：笔尖下的老浏阳》，沈博爱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7月）
我父亲告诉我，国土整理工作完成后，田亩基本都已规整，现在耕地、播种和收割基本都已经实现机械化，中耕则用除草剂代替，只有插秧因为技术问题尚难以得到彻底解决，于是人们就用抛秧来代替。我的一位小学同学现在已是操作联合收割机承包了数百亩良田的种田大户。与之同时解放的，还有自此退出历史舞台的耕牛。我的女儿将来恐怕很难再读懂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更会对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描绘的农耕生活隔膜得很。
但无论如何，这种千百年来传统的人力与畜力相结合的耕地播种插秧收割等原始技术终于让位给现代科技，而这个变化在我有生之年也居然看到了。这是我这几年每次返乡最开心的地方。
那么，那些从繁重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的这些劳动力，又在做什么呢？
麻将馆
十几年前看长沙本土作家何顿的《我们像葵花》，里面写到一群上山下乡的屌丝知青群体，在回城多年以后再聚，发现其中混得最好的，居然是一个在路边店里摆了两张桌球台子的家伙。路边的桌球台子，是90年代乡村及小城镇的经典娱乐工具。而这后十年的乡村景象，其实也无二致，只是桌球台子变成了麻将桌子。
很难用语言来形容麻将对于乡村的意义。在回乡的日子里，我看到打工回来的年轻人吆喝着通押二十；我看到夫妻将孩子丢在家里，分头打麻将深夜不归；我看到婆婆老子怀抱手牵好几个孩子流连在麻将馆等着摸一把“转转麻将”（最近几年流行的湖南麻将打法，每次胡牌者必须让给围观者上桌，赢家轮流转）。总之除了我父亲他们那辈人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免于麻将的凝聚力。
前几年流行的三打哈、扳坨子、买码、搓麻将等中国农村业余活动里，其他几种都已经逐渐式微，唯有麻将持续至今。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很值得民俗或人类学专家来研究。
无意对这种现象来进行道德臧否。只能说麻将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浏阳是如此，在湖南四川江西等都是如此。事实上我每次回乡，和亲友们的娱乐方式，也主要是麻将。
不打麻将，你还能干什么呢？教堂，图书馆等公共空间或阙如，或僵化。信仰等精神空间或阙如，或逼仄。何以解忧？唯有麻将。这是娱乐，是消遣，也是社交，是应酬，是一种用“二五八”、“起手胡”、“大开放”等密码包装起来的公共话语。
这自然也是个信息交流平台。
和麻将桌边的乡邻们聊天，精壮劳力还留在本地种田的已经极少。出路大致是以下几种：类似富士康的兰斯科技等浏阳本土劳动密集型企业，消化一部分；去广东等地打工的一部分；还有一种很经典的技术工种叫打井。此种打井，非打饮水井，而是到基建工地挖各种基建基脚。这种有时往往要深达数十米的基脚井，既有一定技术含量，也必须高度依赖人工。
我姐夫告诉我，乡邻们一般是先按深度米数来承包，一米多少钱。然后一人在地底下手工或操作风锄挖掘，另一人守在井口摇动轱辘吊出泥土。这种工程因风险高，所以多是夫妻结伴，分工合作。有发财的，也有出事丧命的，更多的是长期地下潮湿环境作业留下风湿等后遗症的。除了留守儿童问题外，劳动保护阙如的后遗症一直是这种劳务留下的阴影。十多年前我那批在郴州等地挖钨矿的小学同学们，现在已有不少在严重的矽肺病里苟延人生。乡邻们描述的这个景象，让我不由自主地再次想起刘定邦的《神木》，这篇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盲井》。心情无法轻松。
值得一提的是，南乡等地的煤矿以及花炮企业的劳动密集型岗位，现在本地劳动力已经很少，多是从贵州四川等地过来的打工者。这个古老国家东中西部地区差异以及产业轮替转移的大趋势，在浏阳这个地方足可管窥。
花炮
我老家所在的北乡并不是浏阳花炮主产区，但花炮乃浏阳的经济命脉所系，这个花炮之乡的财政收入三分之一以上系出烟花鞭炮产业。自长沙驱车往东，从319国道隧道出来进入浏阳城区，即可见花炮广场、花炮女神雕塑等。花炮和浏阳的关系可见一斑。
▲ 花炮女神雕塑
就在我返乡的这次2012年岁末，浏阳花炮产业遭遇了重大危机。
“八项规定”肇始的节约运动，河南塌桥事件，席卷华北大地的雾霾危机，三个不期而至的因素叠加在一起，对2012年的浏阳花炮造成相当不小的影响。
这三个因素里，节约运动首当其冲。我的一位高中同学告诉我，就他所在的公司了解的情况，2013年春节前后，浏阳花炮企业本已经拿下的省内外200多场大型焰火晚会的订单均被取消。
河南塌桥事件事发时正值花炮购销两旺的年底。尽管出事花炮出自陕西蒲城，和浏阳毫无关系。故乡的朋友们仍然非常紧张，生怕殃及浏阳烟花产业。腾讯微博等地，我时不时能看到他们与其他网友的争论，唇枪舌剑间硝烟四起，火药味比浏阳花炮还要重。对错不论，其焦灼心情可见一斑。
要命的是，对浏阳来说，这些危机都很难预料，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毫无来由地冒出来。比如三年前的央视大火，浏阳花炮就没那么幸运，直接牵扯到其中；再比如十多年前的萍乡烟花爆炸事件，城门失火，殃及浏阳花炮这条池鱼。
每每说到花炮这个问题，我的心情亦非常复杂。忝为花炮之乡的人，我完全不懂花炮，也谈不上特别喜欢花炮。以往每到春节，浏阳城区就会打起鞭炮大战，自除夕起一直到正月十五以后才会消停，这种情形甚至让我有几分厌恶。烟花绽放时的那一刹那间的璀璨，璀璨之后的额归于沉寂，就像樱花和昙花，或会让人有审美上的快感。但与之同时与影随行的巨大响声与巨量烟雾，这种侵略性又会让我觉得厌烦。私心里想，如果烟花永在远方绽放，我能远观其美丽，却不会被侵犯与影响。这两年好了很多，至少春节里的浏阳城区，很明显比以前清静。
我想前述三个原因里，其实雾霾的影响将远比另外两个严重。盖因所谓节约新政最多持续一年半载，而突发事件的影响也相当有限，唯有环保问题将直指花炮产业的要害。这次雾霾事件和花炮产业固然无直接联系，但花炮生产与燃放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毫无疑问与低碳节能的环保政策相悖。相信未来的环境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而花炮被当做疏导社会情绪的替罪羊，当做产业政策升级调整的抓手的前景，几可逆料。
年前在日本访问时，曾经在新年里参观富士山下的箱根神社。这种神社供奉着当地的保护神，类似本土城隍庙。我看到当地民众排着长队拜神，无论男女老少，排到后都只是在伸手拉一下殿前象征吉祥平安的幸运绳，然后低头合十祈祷，鞠躬而去。同是祠庙，同是祈福，相较国内庙宇的的烟火缭绕，我喜欢这种安静与内敛，真希望这种祈福方式，能慢慢被我的故乡，被祖国大陆所感染与学习。
但移风易俗谈何容易。吾土吾民，生于斯长于斯，生活习惯与审美文化，早已经浸润到血液里去了。十几年前北京等一线大城市曾经出台禁燃措施，而后无疾而终。我所居住的上海，无论中环内环，鞭炮烟花也未加禁止。每到正月初五的凌晨，接财神的陋习之下，更是鞭炮烟花一齐炸响，仿佛一二八淞沪保卫战重现，又仿佛倘一家敢不放炮，到初六就得破产。
所以浏阳花炮，剩下的靠谱出路，其实就是着眼于长远的技术革新与产业升级改造了。同学说，冷光烟花，微烟和无烟烟花现在都已经出现，只是成本问题还有点居高不下。我的一位专事花炮生意的企业家朋友，江湖人称“炮王”的贺建武说，他正在组织研究，希望开发出一些类似适合家庭室内燃放的小型无烟焰火产品，彻底解决环保问题，把烟花从焰火晚会这种宏大叙事逐渐演变成个人化的家庭型日用消费品。
听同学说，浏阳的烟花技术其实最早来自日本。而日本现在一些企业，逐渐把烟花当做某种奢侈品在生产，比如纯手工制作的巨型烟花，技术含量高，生产规模小，每年只生产极少产品。这种高端的奢侈品定位，类似于豪车行业的劳斯莱斯。
我想，无论是家庭型的环保消费品，还是高端奢侈品，或者都可以学习和尝试。
吏治
即便以我这种媒体人的苛刻眼光来看，平心而论，浏阳各级官吏的管治水准，应至少可排到中等以上水准。
如果把浏阳吏治看做一个具体的人，这个人无疑是高效的。
很惭愧，作为一个浏阳人，对于已经膨胀了无数倍的浏阳城区，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十足的路盲。和我所熟悉的华北东北平原诸多十来年里几乎像同一张照片的县城相比，这座城市几乎每一分钟都在变化，在向四周急遽拓展。
这个人也是有相当眼光的。
前述花炮产品的危机，他早已看到并有应对。同学说，现在浏阳的产业已经开始形成三三制的布局，生物医药等工业园区将会逐渐取代花炮等传统产业。东部产业转移的机会，自然未被这个精明的人错过。工业园区和产业园区一夜之间崛起，兰斯科技等自沿海内迁的大型企业成为浏阳消化本地劳动力的重要战场。
这个人还是务实与狡黠的。
前文所述城区膨胀以及车辆剧增所带来的交通问题，相信绝非浏阳一城一地的问题。盖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等核心阶层，家境殷实的工商阶层，基本都已高度依赖公车和私车，普通市民阶层的公共交通如何解决，向来是县城的顽症。这次返乡，我看到浏阳在尝试公共自行车试点。这应是对症下药的正道。目力所及，全国范围内似乎只有杭州等不多的城市在这样做。
与此同时，浏阳也还有自己铁锁锁车对付违章停车的土政策。这是个显然不能上桌面的粗鲁政策，如果你想尝试用物权法和程序正义来抗辩，那就像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笑话。往往是这种粗鲁的土政策，直接而有效。而中国语境下的体制内官民等诸人，也往往喜欢并习惯于这种类似的铁腕政策。从仇和、王立军等官僚的行事风格来看，基本也是如此。
这个人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点勇气。
众所周知，地市级以下的改革话语里如果涉足政改，基本是一条不归路。十年前我服务过的21世纪环球报道，曾经以大幅篇幅报道过浏阳的政务改革；五六年前，浏阳曾经出台过新任官员的财产公示制度，迄今仍然是含江苏沭阳、浙江慈溪、新疆阿尔泰等地在内国内少数几家试水财产公示的县市。浏阳“有限公开”的做法，尽管依循的是新人新政策老人老政策的保守原则，勇气依然可嘉。
最后需要说的是，在我所关心的负面新闻上，这个人有着非常靠谱的直觉与相对准确的判断。
危机公关之迅疾高效，和我所熟悉的中部西部诸多颟顸笨拙的县级市政权来比较，不可同日而语。触角灵敏，反应迅捷，资源到位，善后亦无懈可击。多年前我曾听一位官员跟我讲述一次涉及浏阳上市公司负面新闻的应对，讲他如何漏夜进京，如何直闯台长办公室，如何成功铲掉片子等等。不评级事实本身的对错，也不论这种做法的合理与否，纯从技术角度上来看，这个人身段柔软，技法纯熟，跌宕起伏叹为观止。
我常常想，如果把浏阳的宣传部长放在中宣部长的位置上，那么市场化媒体人真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应对。
如果要总结一下，一个眼界开阔，反应灵敏，行动高效，身段柔软，高度务实的政府，与一个中西部地区不少颟顸蠢笨，不知所云的政府来比较，前者多少还是要值得期许一些。但一个无所不能的政府，又总归会有隐忧。
隐忧在哪里？在它过于务实的实用主义；在它急于求成甚至过于自信的无所不能。能看出效果的它才会做，一时半会看不到的，它没有动力做。在于它重物质层面，轻精神层面。比如谭嗣同墓在距城区几十公里外的牛石乡，一路几乎没有任何路牌指引。也许浏阳的管理者认为，在不少青年人心里十分看重的谭墓，远不如城区的“大夫第”含金量高。在于它重立竿见影，轻日积月累。如城市软硬件的精细化管理方面，和平江等相邻区县比或较发达，距发达地区仍有不小距离。
▲ 谭嗣同墓。（图片来自《蹉跎破旧画：笔尖下的老浏阳》，沈博爱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7月）
浏阳梦
写到这里的时候，想起十年前的天涯社区关天茶社，以前成都大学教师王怡那篇名文肇始，我的朋友们纷纷撰写同题作文《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环境污染，大规模拆迁，官吏横行不法，乡村凋敝，民风不古等等城市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各地大同小异。这个《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系列，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描摹。我的故乡浏阳，自然也不会例外。浏阳飞速扩张的发展速度，不可能永远持续。当步伐慢下来的时候，问题或许会暴露更多，解决的迫切程度也会急遽提升。
故乡电视台来电采访，问我上篇提到的“浏阳正在酝酿着的梦想”是什么？我说，我的理解是，这座城市或许已有不错的基础，但还应有可以期许的未来。未来的浏阳，不应当只是中部崛起的县域经济样板，还应当是城市的软件与硬件都能进行精细化管理的宜居小城市样板。像欧美的一些中小城市一样，规模不要大，市容很干净，环境很清静，有秩序，有法治，同时又有活力，有梦想。文化开放多元，气氛包容宽松，让人活得自在，住得舒服，做事踏实而细致，心态平和而从容。无论城乡，无论官民，人们彼此可以信任，脸上不像陈丹青说的那样长着一付经常被人欺负的脸或者总想欺负人的脸，也没有暴发户的神采，没有穷怕了的猴急。我觉得这是浏阳自己的价值观。不需要总想着去北上广这样的地方，也不需要总想着移民去国外，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就在这块土地上幸福生活，快乐繁衍。
这是我的浏阳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