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渡：站在台湾的角度看清台湾 | 谷雨故事
▲ 1月8日，杨渡“一百年漂泊——台湾转型启示录”专题演讲现场。
编者按
台湾大选刚过去不久，台湾作家杨渡的《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也于近日在大陆出版。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台湾农民家族，从晚清到日据时代，再到光复后国民党主政的七十年，五代人一路走来的真实故事，显现了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寻常农村生民的社会生活史。下文是杨渡在“一百年漂泊——台湾转型启示录”讲座的演讲全文。
从台湾的角度看清台湾的样子
作者：杨渡 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我们看台湾和大陆在互相了解方面有哪些差距。台湾是一个海岛，我常常带大陆的朋友到东海岸，说你看过去，就到了太平洋，因为东海岸这样的地理状况，搞革命的人都没路走，这就是《悲情城市》，梁朝伟饰演的文清在政治事件之后，知道别人抓他，可是要走出去的时候，发现无非在台湾绕一圈，最后他颓然坐下，等待最后的结局。
台湾有七波多种移民，荷兰、西班牙以及清朝到1949年大迁徙和现在的新移民。移民社会的特性是谁都不服谁，所以内在的斗争是很激烈的。我讲一下殖民地50年的经验。我以前来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台湾人很奇怪，为什么那么亲日？为什么认为日本人对你那么好？大陆人可能不了解，因为台湾当年是被丢出去的，你一生下来就是拿着日本的身份证。我的祖母说：我出生是清朝人，生了儿子变成日本人，生了孙子变成中国人。那些巨大的变迁，那些被抛弃到外面去的命运的无奈，50年中不知道哪天会光复，所以有一位作家林文月当时在上海，提到光复的时候说，她在日本学校读书，学校听到日本战败的消息，本来痛哭，哭了几天才发现原来我们是战胜国。大陆只被日本人占了几年，感觉是完全不同的，香港和澳门是租界，而殖民地是永远划出去的，这一点是不一样的。
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实施三十几年的戒严，戒严体制下没办法实施正常的民主选举、普遍选举等等，民间集会、结社都不行。大陆朋友的民国印象很大一部分是那个时期文人给大家的印象。胡适、陈寅恪也好，都是自由派的，跟国民政府很难划等号。1949年后渡海传灯人，把自由和民主主义的灯火传到台湾，才有现在台湾的民主化。这些渡海传灯人对台湾文化有很深的影响。有太多高级知识分子到台湾去，但台湾没有那么多高等学府，只有“中研院”和几所大学，所以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就屈就到中学和师范学校教书，结果把知识的根脉传到很年轻的学生中。因此台湾对渡海传灯的文化人永远心存感念。
一
台湾的故事跟大航海时代有关，列强瓜分，台湾被割让出去。这里一张图是当玩笑给大家看的，谁可以猜出这幅图是哪个国家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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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大饼是中国，五个人分大饼，后面那个清朝人被画得像僵尸一样，有法国、德国、日本、英国、沙俄……是那个很自恋的国家的人画的——法国人画的，你看他们把自己国家的代表画得很漂亮，他们在瓜分中国，台湾是被瓜分出去的那一块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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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片是1895年的台湾，每个人的穿着都是很传统的闽南服饰，古老的建筑。日本没来几个人，靠武力就被割让出去了。
日本人来了之后台湾人开始反抗，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我跟文化界的朋友说，台湾人跟日本人的抗争从1895年延续至今有120年，那时候日本在台湾进行镇压，屠杀了很多反抗者，初步估算有20万。1915年有“西来庵事件”，一个叫于清芳的人，借宗教聚集会众，进行反抗，杀了日本警察局的所长。日本人用大炮把这个小镇轰成平地，在周边抓人。去年在这个地方附近挖出一个3000人的白骨冢。日本人把抓来的人全部关起来，把超过1.2米的男生都杀掉。日本人给这个地方起名叫玉井，玉井在日本是风化区的名字，他们杀掉当地的男人，诅咒当地的女人变成风化区的女子。现在玉井是盛产芒果的地方，你们如果去可以品尝一下芒果。
武装反抗没希望，变成文化启蒙运动，用文化启蒙运动的方式反抗，那时候年轻的知识分子开始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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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片是日本培养的第一代台湾医生，图中手拿长棍子的人，叫李应章，1949年来到大陆后叫李伟光。他20岁的时候参加文化协会，进行启蒙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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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应章是台湾第一代西医，毕业后回到他的家乡，在台湾中部，每天7点45分就开始看诊。图中的建筑是很古老的，前面放着医药单据。其实台湾现代的医学就是从这时候开始。
当时乡下人来看病很不方便，所以医生买了一部进口摩托车，1923年的时候，骑着摩托车到乡下看诊。我常常说这个人到处看诊，带领农民起来反抗，很像革命者切·格瓦拉，但台湾的反抗是1923年就开始，比切·格瓦拉早了二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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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上是一个老师，我写的《带小提琴的革命家》就是这位，他很累了，还经常拉小提琴，别人说你会不会累，他说我如果不拉小提琴反而要累死了，他是一个很浪漫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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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小学老师在忙着革命事业，他的太太只好当助产士来养活全家。照片上他的太太长得有没有点像桂伦美？我本来想拿她的故事拍电影的。
1928年左右，因为日本的大镇压，农民过得很艰苦。但我常常在让台湾年轻学生看这些照片的时候说，你看台湾不是那么老，也曾经有过青春，有充满希望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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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间这位也是参加过农民运动的，在日本人占领中国的时候，曾经到南京做生意，后来回到台湾去，帮助了许多人，设立了学校。你看当时台湾年轻人的衣服已经西化了，开始在缓缓改变。
日本在台湾也进行了现代化:第一是土地丈量，搞清楚土地产权。直到1945年对日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才终于说出全中国有多少人口，但这是不准确的，每次讲四万万同胞抗日，其实这四万万是骗人的，因为没有做过任何人口统计。1946年做初步估计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不愿意报，因为统计的过程很长，他们担心被拉夫，所以就报假的。那时台湾的人口估算清楚、土地估算清楚、资源估算清楚，也就是说这个土地可以在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管理了，这是现代化的基础，这是日本人做的第一件事。第二是日本人立法，法律很严苛，这是初步的法制基础。
日本进入战争时期后，太平洋战争打得很失败，开始征调台湾的年轻人当兵。我们的家族就有三个人被日本人征调。
我们家三叔公日语讲得还不错，先是被调到大陆做通译，先到福建，后来到上海。1945年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在上海找不到船回来，因为那时他不是中国人，也没有钱，日本人没给他们任何可以回家的费用，他只好流落在上海街头。当时上海在抓汉奸，叫你站好脱光衣裤，如果穿着中式内裤或者光着屁股就算了，如果是穿日本人那样的内裤(兜裆布)就是汉奸，要被杀掉。我三叔公被检查的时候，他把上衣一脱，趁着内裤没有被拉住的时候就开始跑，最后他像乞丐一样逃到福建。幸好他当通译的时候救了一些上海朋友，有人资助他，筹资搭最下等的船回台湾，身无分文，从台北慢慢乞讨回到家乡。我六叔公被抓到南洋挖战壕，美国“跳岛政策”的时候把他们跳过去，他们被遗留在小岛，没有任何资源，也不敢生火，在里面逃亡了半年，没有东西吃，抓一种肥肥的虫子吃。美军后来知道岛上有人，进去丢传单，才让他们出来投降。我的二叔公在台湾的一个马场，台湾的成功岭当时是马场，也被轰炸，美军轰炸的时候，整个马场的马飞奔而出，我的二叔公就在那里看马，被炸断了一条腿。
二
台湾前半段在日本的统治下这样过日子，所以台湾人对祖国来临是抱着殷切的期待，当祖国军队从基隆港上岸的时候大家是张灯结彩欢迎。可是看到中国惨胜的部队，穿着那样的绑腿，背着锅碗瓢盆，完全不像部队——虽然我们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但中国是惨胜。所以当他们到了台湾，台湾人感觉他们像战败的士兵。台湾人感觉既然穿这么破烂还可以打胜仗，是因为他们会轻功，比如绑腿里有铅块，有很多美好的想象。但中国当时处于半封建状态，是很落后的国家，基本的法制都不存在，在台湾就变成一个没有发展起来的社会要去接收一个已经初步发展的现代化社会，这就是1945年台湾出现问题所在。黄仁宇是黄埔毕业的，他的书中说部队没有补给会抢老百姓，没有士兵的时候，去到老百姓那里抓，就这样半兵半匪地整编军队，打完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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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台湾光复，是两种社会发展阶段的互相冲击，这张图片是台湾光复的照片。
1945年光复时，受降典礼在中山堂。因为两种冲击，台湾社会累积了很多不满，最后发生“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本身冲击有限，但“二二八”之后，到了1949年国民政府迁到台湾后，由于国共之间的斗争，让国民党记住教训，大肆逮捕共产党或红色的人，而且鼓励告密。1949年有个人借给别人看巴金的书，就有人告密。因为巴金当时留在大陆，当时留在大陆所有文化人的书都是禁忌，所以他就被逮捕坐牢。可是他没有参加共产党的罪名，就被判感化三年，当然他在里面更加不服气，三年后没有感化好，继续关三年。这个人离开监狱的时候是因为蒋介石过世了。斯坦福大学最近找到蒋介石的日记，所以对蒋介石有了不同的评价，但对台湾人来讲，蒋介石完全是另外一种形象。
1950年台湾进行了土地改革，政府到台湾接收了许多日本人遗留下的企业和资产，用这个资产跟地主交换土地，地主把土地交出来之后，给地主公司股票交换，后来变成台湾民间企业崛起的一个开始。这样台湾才慢慢安定，如果没有土地改革，台湾农民可能会有很多反抗。
1950年代台湾是很不平静的，处于反共时期。我最近在做台湾文学朗读，有访问痖弦、余光中等人，你们现在看他诗里写得很现代主义的东西，其实是他要写一种文字和韵律，让检查的人看不懂。你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人的早期小说都是这样的原因，那叫现代主义。他们从西方移植了现代主义的文化过来。
当时台湾农村还是很艰难地在找出路，农民会找各种奇奇怪怪的方式。有一阵台湾的农村谣传日本人、西方人想买鸟回家当宠物，所以大家流行到处抓鸟，养了很多文鸟、小青鸟，后来奇怪没有人来收购。整个村子里充满了鸟的声音，但没有人买鸟，不能一直养下去，就把鸟放了。我一直觉得那很像马尔克斯的小说。另外是买彩券，当时台湾流行一种爱国彩券。
台湾当时的政策是进口替代，1950年代非常贫困的台湾，生活艰难，很多东西要靠进口。1960年代说可以尽量自己制造，虽然品质不够好，但开始发展了初步的纺织工业。那时台湾的知识分子在批评蒋介石，因为他要连任，当时宪法规定只能连两任，蒋介石要连第三任，他们劝他不要，写了很多评论文章，蒋介石很生气，给这些人扣上“匪谍”罪，包括大家知道的周德伟，他是哈耶克的《自由宪章》翻译者。这些人都去坐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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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图是胡适过世时的情形，他是台湾很有风骨的知识分子，帮助了很多人，他曾经给一些年轻学者资助，让他们出国留学。这些事他过世的时候慢慢被披露出来。台湾的知识分子受到很大的压制，但1960年代的台湾毕竟有自由主义，也开始有了白先勇和现代文学的出现，思想上开始用西方的现代主义启蒙，有更开阔的文学创作。你们看白先勇现在的创作就是1960年代开始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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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是台湾第一个裸体女模特，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台湾的四大美术系被大家骂得一塌糊涂，政府批评他们，言论围剿他们。1960年代台湾开始有现代主义的出现，也开始了西方现代的绘画，开始向西方学习，文学和艺术向西方现代主义走，引进的新思想和新方法改变了台湾的文化面貌。这是很大胆的女性，在西方很普通，但在当时的台湾引起轩然大波。
三
1970年代台湾开始转变，这是典型的加工出口工业，后来台湾有很多工厂移到大陆来料加工再出口。加工出口的工业中，最重要的是工人，年轻的男性和女性就变成工人到工业区工作。所以有人说台湾年轻的劳动力才是真正台湾经济奇迹的秘密。
我后来看到大陆的工业区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工人，春运的时候要从工业区回到家乡时，我觉得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也就是这些年轻人。不断从各地农村出来到城市工作的年轻生命，我常常用一句话来形容：用青春血肉筑成的经济奇迹。
这些青春生命有一个特性：工作结束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太多的要求——他还年轻可以另外找出路，年轻的女性就结婚了，也不需要福利、退休。西方工人拥有的福利年轻工人没有，所以是最便宜的劳动力，靠最便宜的劳动力台湾建立起1970年代的经济奇迹，特别是女工。当时台湾发展继续教育，使工人下班后可以去夜间部接受教育，我家附近是纺织厂，下班后几千名工人鱼贯而出，到职业学校上夜校，比如一些女孩子读会计，找到自己未来谋生的希望。我跟郭台铭讲，想让工人不悲剧，要给他们营造不绝望的环境，你给他们提供一些技能课程，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的悲剧。也希望台湾的经验给经营者一些参考，年轻生命构筑起经济奇迹，所以一定要关注年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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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70年代台湾最典型的场景，客厅即工厂，把手工带到家里做手工。当时谢东闵推动“客厅即工厂”，小孩子就做手工，我小时候就做过，我妹妹也做过，贴出口的撞球杆的标签，赚一点点钱。仿佛所有人都投入到经济的生产，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图片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在慢慢改善，有电扇、有台灯，生活过得好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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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时工人午休的照片，我常常觉得这张照片很像一个象征，巨大的工业巨轮，工作劳动很累就躺在巨轮旁边休息片刻，以此带动台湾的经济奇迹，这就是经济奇迹的真相，多少血肉之躯在这里劳动才造就了这样的经济增长。
1970年代台湾和日本断交，所以有一段时间台湾很气日本，再来台湾退出联合国，1978年的时候，跟美国断交。1970年代外交的失利造成一些问题，当你在国际上或者社会上没有身份和名号的时候怎么办？问自己是谁的时候，就开始回归什么是自己的文化，什么是真正的台湾。因为这样的询问，“云门舞集”林怀民回到台湾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说中国人要跳自己的舞。虽然林怀民到美国学的是玛莎·葛兰姆的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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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是林青霞，林青霞刚出道时拍的照片。这是当时台湾很流行的少女装，当时的电影叫“三厅电影”——客厅、咖啡厅、餐厅。那时候小小的公寓开始出现，一个女工或者男工如果可以在城里拥有小小的公寓，有一个小小的客厅、小小的餐厅，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因为小时候乡下是没有餐厅的。林青霞出演的电影就触动了当时年轻男女的愿望，林青霞这张照片的样子，就是当时台湾女工的样子，有点叛逆，有点怀抱希望，可以看到她身后的公寓。
四
1980年代就很接近现在大陆的某些面貌，经济开始富裕，富裕起来的社会价值观迷失，人们急速把社会向前推动，一切向钱看，环境变坏，重度污染，当时台湾的河流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很早之前我就提醒大陆当局，不要让外国的科技废弃物进来，比如电线外面包的塑料，为了取得里面的金属，把电线拿到河边把塑料烧掉，产生大量二恶英污染。1980年代后期，人民觉醒的时候开始了新的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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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照片是罗大佑。罗大佑代表了开始改变之后的社会，他创作了《鹿港小镇》，他说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他的歌刚进大陆的时候，大家可能不了解他到底在唱什么，事实上就是代表对台北城市文明的否定，他要追寻家乡，可是他家乡后来也失落了。罗大佑创作《亚细亚的孤儿》是在台北，那天蒋勋带我到他家，他要放试听的带子，“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我说你这个肯定不会被通过的，蒋勋说你后面加一句“给东南亚的难民”，假装跟我们无关。结果那个歌就上了，也没有被查禁。这代表着台湾1980年代开始有叛逆因子，那个因子在文化人中，还没有形成力量，但叛逆因子已经出现了。
那时军情人员涉及到去美国杀了一个作家，叫江南，是用黑道的人去杀的，这些黑道的人听命于军情局的一个人。这些人杀了江南后在他家附近公共电话给台湾打电话，美国通过电话录音查出这个命案。涉案的刘宜良是台湾帮派的老大——当时权力腐败到一定程度，已经不顾虑国际形象。这件事蒋经国可能不知道，但这件事导致蒋经国决定断了自己的小孩的路，不让自己的孩子接班，结束蒋家在台湾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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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显示台湾当时污染和土地伤害到什么程度，这里是为了养殖虾，抽地下水。如果抽多了地下水，水没有办法承载土地，地层就慢慢下陷，导致家里的水排不出来，只好填埋，添到一层楼只剩下半层。到了1980年代，环境伤害成这样，没有社会运动是很难的，我一直觉得环境运动是要靠民间力量。我觉得像雾霾等等，基本是大企业在污染，政府应该借由民间的要求去要求他们改革，否则我相信任何一家大企业、特别是垄断的大企业都可能比环保署的官员力量还大。1980年代后期，台湾有社会运动，形成了靠着民间力量共同改变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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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后面是石化工业区，前面还在晒稻子，他们根本不知道工业区会污染稻谷。那些污染是看不见的化学污染，很多时候最可怕的污染是没有臭味的，汽油有时候要添加一些味道，让你有警觉，瓦斯其实是没有气味的，必须加入味道，让人在漏气时有警觉，避免误吸。台湾曾经有过重金属污染，种出的稻子吃进去，骨关节会痛，台湾有一个地方叫桃园，这种情况很严重。
台湾有林青霞那样的梦，也有重度污染，色情行业也很多，色情行业对人口贩卖很厉害，尤其是贩卖台湾的原住民，后来原住民的年轻人就出来游行抗议警察介入色情贩卖。他们游行到风化区，那里当天人去楼空，墙上贴着标签是“要冷气加50元”，是很典型的风化区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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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也是抗议的情况，上面有直升机在监视着抗议人群。1980年代台湾有抗议，也充满着前进的动力，造成的很多问题又让大家去冲撞、去解决，所以1980年有很多社会运动:劳工运动希望改善条件，农民运动希望农地自由买卖、保护农村。
1980年代末，解除戒严，台湾很多人悄悄跟大陆做生意，有人报告给蒋经国，蒋经国让萧万长去研究，开放了台湾回大陆探亲，探亲一开，生意就开起来了。在政策出台之前，台湾很多老兵带着馒头和一块豆腐乳，围在中央党部外面等候，他们讲不同的乡音，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是：我老了，我想回家。当这个愿望发声的时候，是没办法阻挡的。1980年代改变两岸关系最重要的是坐在街头的老兵，这样一群最底层的老兵改变了两岸的整体面貌，从探亲到通商到观光直至现在大陆朋友可以到台湾自由行，这是1980年代末期开始的，台湾最后解除了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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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图片中间坐着的人是马英九，他一辈子都没什么改变，还是拿着笔一直在写。我跟他还算熟，他跟知识界的人都会这样。这是蒋经国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蒋经国有没有这样的意愿我不知道，可是这件事决定了蒋经国的历史地位，1987年他做了这个决定，1988年他就过世了。他前面做了很多政治案件，有“美丽岛事件”，有对自由知识分子的镇压，也有对言论的封锁等等。虽然也有言论的逐步开放，但这种开放并不是他愿意，而是随着台湾经济发展逐步成熟，开始有这样的运动。蒋经国并非自觉地开放，但这样的在压力下开放也让人感念他。因此我说决定一个政治家的历史地位往往是在他改变历史的那一瞬间。
台湾经济发展起来后大家开始赌博，突然之间急速的经济发展，人们对金钱的使用不是很理性。西方由于发展时间长，对金融工具的使用很理性，但从农村出来的人不那么理性，当时很多人赌大家乐，为了求奖券开几号，大家就会去求刘伯温。1980年代很多要做股票的人，明明是大户，可是否要做这只股票，他还是要去三太子庙去拜，因为说哪吒三太子有风火轮，所以打听消息很快，他觉得可以，再下手操作这只股票。一个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可以缓缓向前走，但一代人的想法需要改变。这些玩股票的人还是很传统的，用传统的方式应对新的经济局势。
五
1990年代，台湾是民主改革时代，这是台湾的中正纪念堂，当时台湾一直没有全面改选，是由大陆到台湾的老的国民党把持。青年学生要求李登辉改变这个结构，全面改选，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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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这是基隆河的外景，我想说的是空气。劳动成本、土地成本越来越高，很多产业外移，特别是移到大陆和东南亚，工业化时代宣告结束，台湾到1990年代发展靠电子产业，2000年电子产业非常兴盛，之前的生产性企业外移到大陆，商业社会成型了。当然现在走得更快，从资讯社会进入移动时代，是用手机的，人的思维方式改变更快。
2000年政权轮替，台湾形成自主的文化主体性，我在“中华文化总会”，跟大陆教育部合编《两岸常用词典》，马英九在仪式上致辞，他很重视文化，可以看到两岸关系在缓和。
从照片可以看到转变，回想这一百年，1895年的时候台湾的小孩子还剃着清朝的头，甚至1960年台湾的农村还是靠牛在耕田，不到30年的时间，急速转移到工业社会。西方工业化的过程用了四百年，英国圈地运动，导致农民没有土地，流落到城市，他们经过了四百年才转变到工业化。台湾用了三十年，而大陆更快。我意识到很多东西都消失了，我拿《一百年漂泊》给小孩子看，小孩子说原来你们以前是这样？因为他成长的时候，很多东西已经完成了，没有体会到农业向工业转型过程中，人的艰难、生命的艰难，没有从一个家族的变迁中感受到一切的变化。而在这个时代里，作为我们这一代人，可以看到这样的变化。90年代、80年代我都在怀抱一个想法，退休后回到农村过悠闲的生活，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那是一个梦，我们再也回不去了。现代工业化的过程，在五千年的历史中只有这一次。中国过去历史转变是政权更迭，但一直维持以农业生产为主，这次农业变革后，回不去了。五千年的历史只有一次变革的机会，变革完成后永远回不了头，有多少生命从农村到城市，多少生命的转变没有被记录下来，在巨大的转变中就像滚轮一样滚过去了。急速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向“钱”看，很怕自己被遗落在后面，所以每个人都在急速狂奔，很多过去的事情遗忘掉了。我有一天整理1990年到北京的老照片，当时我去过秀水街，秀水街刚开始卖俄罗斯的手表和皮件，很多俄罗斯的商人住在旁边的小宾馆里。现在再看看北京的样子，感觉恍如一梦。那么急速的变化在北京发生，台湾也是这样，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出来记住自己的家族，从农村也好、从小镇也好，从任何一个地方写自己的改变。
北京多少胡同都没有了，多年前，故宫有月色的夜晚，我一个人从午门走出来，一直走到天安门广场，感觉很像从古代走到现代，体会从这个国家中心看到广场，看到世界的感觉，透过一道道门，很微妙的感觉，又孤独，又荒凉。但急速改变后，许多古老的感觉也跟着消失。在急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细致的、温暖的，属于乡愁、上一代的故事，那种很细致的感觉都在被快速遗忘。
我要说记忆对我们这一代人很重要，因为五千年里真正的转变只有这一次，我们这一代体会到的从农业到工业到商业的急速转变导致的快乐和痛苦，我们应该记录下来。下一代出生时，工业已经形成了，再也不知道如何做对比。我是试着从台湾的角度描写，因为经过那么长的时间，我终于看清台湾的样子，我觉得大陆也应该快速记录下来，留下一代人的记忆。这些记忆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只有这一次可以感受出来，这些都形成后，充满生命力的感觉就消失了。所以这本书在大陆出版，我会很期待，蛮希望朋友们可以看看它，试着让很多人记住自己生命的转变、家族的转变和历史的转变。这个记录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帮未来的太平盛世留下的记忆，也希望大家可以参考。这本书就是让大家来参考的，谢谢！
（全文有删节，完整版请点击阅读原文）
关于杨渡
杨渡，台湾诗人、作家。1958年生于台湾台中农家，曾任《中时晚报》总主笔、《中国时报》副总主笔、辅仁大学讲师，主持过专题报导电视节目“台湾思想起”、“与世界共舞”等。著作主要有：诗集《南方》、《刺客的歌：杨渡长诗选》，散文集《三两个朋友》、《飘流万里》，报告文学《民间的力量》等，传记《红云：严秀峰传》、《激动一九四五》、《简吉：台湾农民运动史诗》、《暗夜里的传灯人》及专著《日据时期台湾新剧运动》等十数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