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重庆大厦：低端全球化的交汇处 | 谷雨推荐
编者按
重庆大厦因王家卫的电影《重庆森林》闻名，把它形容成“森林”，是因为整栋大厦被分割成了大大小小无法计数的廉价租屋、商铺，置身其中就如同处在森林里。大厦内贸易往来异常频繁，是非洲、南亚商家的重要交易场所。由此重庆大厦被称为全球化的一个缩影，麦高登（Gordon Mathews）在《香港重庆大厦》中把它称为“低端全球化”，该书通过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将大厦的居民与国际商品、金钱、理念之间的复杂联系展现给读者。
▲ 《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麦高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期： 2015.11
声誉不佳的香港“重庆森林”为何存在？
作者：麦高登 来源：澎湃新闻
重庆大厦是一个令许多香港人却步的地方。这里有几则从中文博客和聊天室摘录的典型评论：“我每次路过（重庆大厦）都好紧张……总觉得自己进去就会迷路或者被人绑架”；“我也不敢去，里面好像有许多色狼流氓”；“我看见一群黑人、印度人站在一栋大楼前，我抬头一看是‘重庆大楼’，如传说中那样真的是黑成一片，因为全是一团黑的人在里面”；“今日我和同学去吃咖喱，是我第一次去重庆大厦，好像去了另外一个国度。咖喱还不错，但是我刚进去还是很怕……因为爸爸警告过我不要进去”。如以上评论所指，一些香港华人，特别是年轻人，对重庆大厦的兴趣主要是为了光顾高层的咖喱餐厅，不过更多人还是害怕走进这栋大厦。
这种恐惧心理可以放大至整个香港地区，在许多发达国家的评论家话语中也显而易见。以下几段话摘自一些欧美记者的网络评论：
有些家长的孩子们在亚洲背包旅行，家长最担心害怕的就是重庆大厦……世界上最锦绣繁华的一个城市，却有这样一个藏污纳垢和鱼龙混杂的廉价住处，更不用提它里面有多少潜在的火警和健康问题了。
重庆大厦是独一无二的地方，我能在一个戴眼镜的喀什米尔老板那里同时买到性玩具、周杰伦的盗版光碟、一本全新皮质封面的《可兰经》，他居然还能用五种货币找钱给我。我还能在重庆大厦的走廊过道和楼梯间，买到飞往孟买的打折机票、两千支Tag Heuer牌子的伪劣手表，或买一张能不限时长致电尼日利亚拉格斯的电话卡……你能消失在这个地方。
重庆大厦为背包旅行的人提供非常廉价的住宿，同时也是许多非法活动的庇身之所，包括容纳非法逗留的人。这是个罪恶滋生的温床，有毒品交易、性交易等等，世界上所有的丑恶行径你都能在重庆大厦找到……就个人来说，我只会去那里吃咖喱。
重庆大厦的昭彰恶名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它曾经是许多西方嬉皮士和背包客的逗留地。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这个恶名继续蔓延。1994年王家卫拍摄《重庆森林》，讲述了发生在重庆大厦里的后现代爱情故事，再次加强了大厦的黑暗象征，扭曲了其真实面貌。实际情况是，香港华人在九十年代初一般不会来重庆大厦，即使到了那种地方也不可能有电影所表现的行为。然而，这部电影准确地抓住了那个年代重庆大厦的面貌特写，而这种恶名延续至今，主要因为后续不断有大批南亚人和非洲人来到重庆大厦，在有点种族主义的香港华人和某些发达国家的人眼里，与那些来自穷国的同胞打交道还真是让人为难。
许多香港人和发达国家的人对重庆大厦感到害怕，主要因为他们觉得好多来自发展中和落后地区的人想来香港抢夺财富。文初所征引的文字夸大了重庆大厦的危险性——有些香港警察向我坦言，比起许多其他同样大小的本地楼宇，重庆大厦里面的犯罪率小得多，因为重庆大厦位处中央，而且那里经常有保安和警察出没。但那些引言仍然反映了部分事实，即重庆大厦位于香港，但它不属于香港。它仿佛是一座来自发展中地区的外星孤岛，降落在香港的中心地带，这才是令大家畏惧的地方，而并非什么犯罪问题所导致。这也是我为什么将此书取名为“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边缘地带（Ghetto）一般定义为“由于社会、法律、经济压力的原因，一群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在城市中的一个地区” 。然而，重庆大厦只是一座大楼而非地区，其中的居民也不仅仅属于一个少数民族，而是包括了各种各样民族背景的人。当然，重庆大厦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边缘地带，特别因其居民都是非白人及非香港华人的少数民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被香港主流经济排除在外。本地人由于对发展中地区所知甚少而产生惧怕，所以重庆大厦也因社会歧视而被隔离开来。对许多像上文引述过的人来说，重庆大厦是香港社会的他者。而对居住在世界上一个最富裕社会的本地人来说，重庆大厦就如香港的一颗“黑色的心脏”。
可是重庆大厦就算被看作是一个边缘地带，也不算典型。大厦中多数人作为低端全球化的工人和零件，其生活样貌还是十分资产阶级的，他们代表了南亚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奋斗的中产阶级。香港人或许觉得重庆大厦是一个连地狱都不如的危险之地，一些来此住宿的游客说不定也这么想，但是对于许多工作生活在大厦里的人来说，“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是他们的希望之光，是逃离发展中地区穷苦生活和通往锦绣前程的机会。在重庆大厦工作或做买卖的南亚人及非洲人，不论持什么宗教信仰，不论是穆斯林、印度教徒、锡克教徒，还是福音基督教徒，都在这里活脱脱地体现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辛苦工作，努力攒钱，加上多多少少一点运气，一定能让他们买到幸福之号的船票。
但究竟为什么重庆大厦这样一个“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一个位于香港的发展中国家孤岛，会存在于世界上呢？
对于这个问题有三个答案：第一，这座大厦价格低廉；第二，发展中国家居民能比较容易进入香港；第三，中国南方渐渐成为以制造业为主的重要地区。
第一个关于重庆大厦为何存在的实际原因是，那里的饮食起居都很便宜。许多发展中地区来的人都会对香港的高物价发出感叹，但位于市中心的重庆大厦的住宿价格却格外廉价，一间单人房一晚上才100港币，在这里吃饭和购物也算是香港最便宜的了。为什么这里与外面的物价差这么大？
一方面，重庆大厦的物业所有权并没有统一，长期以来物业管理机构十分薄弱，令大厦一直处于修缮不佳的状态，直到近年才有所好转。但这并不是充足的理由，因为香港有太多楼宇在过去几十年里都没有统一的物业所有权，却没有出现像重庆大厦这样破破烂烂的景象。所以说重庆大厦的廉价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
▲ 重庆大厦包含5座17层的塔楼，蔓延开来占据了将近一个街区
下文将详细探讨重庆大厦的历史背景，现在先列出几个因素。这栋大楼一开始就有许多南亚人，其人口逐年增加，而由于香港社会对南亚人有许多偏见，所以这个地方在香港人心中被贴上了黑色标记，于是大楼物业价格一直很低迷。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厦因为被写入《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而突然开始小有名气，许多嬉皮士和背包客前来入住重庆大厦的廉价旅店，于是许多本来住在大厦里的华人开始将物业改建成小旅馆，每个旅馆有十几间狭小的房间。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大厦里经常发生火警和停电。2000年初，非洲商人开始大批抵达重庆大厦，和以往的嬉皮士一样，在最廉价的住处扎堆。这些因素使物业所有者能够以便宜的单位价格获取最大利润。正因为重庆大厦“腐朽”，才能如此廉价，才能与周围的发达区域共存，而且还不分伯仲。你随便去加德满都、加尔各答、达累斯萨拉姆问问香港哪里最便宜（我亲身试验过了），都能很容易得到“重庆大厦”这个答案。
重庆大厦之所以能在香港存在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香港有较为宽松的签证条例。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访客必须在抵达之前申请签证，不然坐不上飞机。即便他们到达了目的地，如果被发现没有申请签证，也会被立刻遣返回国。香港比较特别，访客即便没有签证，也可以在港逗留十四天、三十天或是九十天。于是，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商人来香港并不事先申请签证。即便只有三十天甚至是十四天的逗留期限，他们也足以来重庆大厦查验货物，购买商品和进行贸易，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回国。
一些商人只在香港逗留，还有更多人会去中国内地。他们在香港能很快申请到内地签证，如果找中港旅游中介就更加快捷。进入内地后，他们造访各类批发市场，购买货物，返回香港。货物通过他们的行李箱或者经转海运和空运送回老家，运送方法取决于货物的质量及价格，运输过程不过几天到数周而已。来往香港的国际航班比来往内地的要频繁一些，尽管近年来内地的国际航班越来越多，但是许多商人还是宁愿先到香港，再转车去其他地方。重庆大厦既廉价，又是一个结算和信息交流的主要地点，所以自然而然就成为商人的第一站了。
最近几年，香港政府加强了入境管制。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加纳和尼泊尔等国家的公民，入境时都须出示签证。这个变化主要由于有些人频繁地在港进行毒品交易和其他违法活动，其他则是由于出现太多来自这些国家的人申请国际避难。类似的管制对重庆大厦有很大的影响，最近几年大厦内的尼日利亚人、加纳人和孟加拉人少了许多。然而，许多留在重庆大厦等着申请联合国难民署或是香港政府避难待遇的人，只好无限期地逾期逗留。因为香港有越来越多的国际避难者，政府受到各界压力，因而再次收紧入境规定。不过直至今日，此类规定还未见实施，所以重庆大厦仍然受惠于这一项不寻常的政策：香港这个发达地区的政府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敞开大门，虽然只是几天，但已经让重庆大厦之存在获得足够动力了。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特别是南方省份的经济崛起并成为世界工厂。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商人蜂拥而至，在重庆大厦或在中国内地购买中国制造的货品，包括二手和伪劣仿冒的手机、衣裳、建筑材料、家具，甚至是漩涡浴缸（我听说东非的有钱人和政府官员特别喜欢买这种浴缸），还有蛋白石精品（它们在澳大利亚被挖掘出来，通过重庆大厦运往中国内地南部进行雕琢，然后再运回澳大利亚，卖给中国游客）。正如历史上的角色，香港仍然担当着中国对外贸易的门户，现代国际商人既能去中国内地购买商品，也能通过香港的中间商买中国制造的货物，这些货物的价格和质量普遍比较低下，却是发展中国家消费者能够负担得起的货品。
重庆大厦因上述三个原因而存在，但它为什么值得我们关注？为什么我要写一整本书讨论它？最简单的理由在于它囊括了世界上各种背景的人物。这些人如何互动交流？甚者，重庆大厦如何教会我们今日全球化社会的运行法则？
如之前所说，我是一位人类学家，而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就是民族志——一种针对一群人们互动和生活方式的记录，这些详细的记录往往基于几个月至数年的田野考察。全球化作为一种庞大和抽象的领域，常常成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但是人类学家也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譬如Arjun Appadurai和Ulf Hannerz，他们的功劳主要在于通过民族志表现出全球化的抽象性，如何在特定的地点形成了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
数以百计的民族志阐述了全球化对于世界各地人群的影响，但甚少有文章提及全球化的交汇处。这些交汇处不是国际机场或大都会酒店——虽然这些也是全球化的空间，但其中的人们并不会互动。我所说的交汇处是世界各地来的人们在商贸和娱乐中一定会进行交流的地方，在人与人层面上体现和印证“全球关联之强化”。描写全球化交汇处的民族志，能显示我们耳闻目见的全球化，表现出有血有肉的人如何在文化互动上交流取舍，此等文章较为稀罕。
重庆大厦恰恰是这样的交汇处。虽然《孤独星球》声称“或许世界上再没有像重庆大厦一样的地方”，但我们不一定要把这栋大厦看作多么的独一无二。纽约市、伦敦的布里克斯顿或威尔斯登、日本东京的六本木，还有许多类似的地点，都能反映全球化的方方面面，它们的许多特点在重庆大厦中也能见到。相比之下，重庆大厦不仅仅是全球化的一个中心，它是一种特定的全球化形式的载体，即我之前提到的低端全球化。
我对低端全球化的定义为，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半合法或非法）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在低端全球化之下，非洲商人提着塞满几百个手机的行李箱回到家乡，南亚临时工给家里捎去几百美元的应急钱以及超乎想象的经历和故事。虽然跨国公司是各种新闻报纸财经版的主要讨论对象，但它们对普通老百姓意识层面上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对于在重庆大厦工作和生活的人来说，许多小商贩和非法工作者带来的货品、想法，包括媒体都对人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世界各地有许多低端全球化的市场，比如曼谷、加尔各答、内罗毕，也包括巴黎、伦敦和纽约。有一些市场可能远在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交界的埃斯特城，也可能在临近重庆大厦的广州越秀区和三元里，亦或是义乌之类的中国内地城市。在本次研究中，我与研究助理去过许多上述地区，花几天到几周的时间与当地商人倾谈，我们去过广州、加尔各答、迪拜、内罗毕、蒙巴萨、达累斯萨拉姆、坎帕拉和拉各斯，在多处地点的民族志纪录中寻找将重庆大厦与亚非发展中国家相联的低端全球化网络。我们的旅程让我们对于大楼与其中的物品交易和交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推导出它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有怎样复杂的联系作用。重庆大厦向世界各地延伸出连接线，而世界也就由这一座大楼反映出来了。
重庆大厦仿佛是一个被浓缩的环境，让我们观察到世界和它的交流。在这样的弹丸之地，有如此多样的族群和多层次的文化交流——从谈生意到探讨哲学，从印度煎薄饼到性，可以和各种文化背景的人谈天说地。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世界上实在找不出与重庆大厦类似的地方了，只有它能在很小的空间里集中表现出低端全球化的特点。我们需要了解重庆大厦和其中的人们，因为这栋大厦中的全球化本质上是世界上大多数人们所经历着的全球化。重庆大厦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同社会背景的人怎样相处？他们如何塑造各自全球化的生活？他们都去哪些地方，做什么事情？他们的跨国旅程、技巧和方式是什么样？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跨国生涯？这本书将一一解答这些疑问。
作者简介
麦高登（Gordon Mathews），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著作包括《全球文化/个人身份：在文化超市中寻求家园》、《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日本人和美国人如何理解他们的世界》及《香港，中国：培育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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