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荷赛中国获奖者：优秀摄影师不会为比赛拍照 | 谷雨访谈
编者按
赛季来临，很多摄影师开始为年底的摄影比赛准备这一年的照片。比赛各式各样，有地方的，也有国际比赛。为了进一步讨论比赛在摄影师职业生涯中所占据的角色。近期，谷雨邀请了几位曾经获得过荷赛的中国摄影记者，纽约时报Lens邀请了几位摄影师和赛事负责人，看看他们怎么说。（特约撰稿：韩萌）
常河：我最关注作品如何获得一致认同
《东方早报》副主编，2016年WPP多媒体单元评委。《中国动物园》获第50届WPP自然组二等奖。
前几天，获知成为2016年荷赛多媒体单元的短片评委，3月份会去阿姆斯特丹做终评。在之前，几位评委会通过视频会议进行初评。做评委是个学习的过程，尤其在高强度的工作中，和不同思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特别开脑洞。 除了优秀作品外，我会更关注不同地缘政治下的评委们怎么理解作品。比如，同一个题材，日本人和美国人是怎么理解作品的。最终评出来的作品，不一定是最惊艳的，但一定是在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念下都能接受和认同的作品。我关注这些获奖作品是如何跨越了评委的认同缝隙，最终获得了一致认同的。我们总觉得获奖是偶然的，但并不知道，这个缝隙是如何填补的。 其实，我现在对于新闻摄影越来越失望了，因为数码相机的普及让摄影这种可以充满各种神奇的视觉奇观越来越模式化了，也让探索影像表达的可能越来越少了，削弱了很多个性表达，挤压很多摄影记者的空间。因为新闻道德的问题，我很担心按照最新荷赛的规则，影像的多元性很难在荷赛中实现了，惊喜感会越来越少。荷赛该考虑怎么在新闻的真实性和艺术表达上寻找一个平衡点。到底是新闻重要还是影像重要？中国摄影师往往关注到结果的艺术表达属性，而忽视了做为世界普遍规则的新闻价值。而做为WPP官方则强调新闻摄影的真实性而忽略了表达的个性化，将会造成获奖作品的千篇一律，又将会失去比赛的最终意义。
▲ 《中国动物园》
Lars Boering：好的图片叙事者不会随波逐流
WPP执行主席
有时候，你听人们谈论摄影比赛好像比赛把两件事分开了：规范职业要求和自动地设定未来风格。其实，评奖的过程是特别漫长的过程，评奖结果是一系列因素的产物。什么样的作品参加？谁是评委？什么规则和标准影响了评判？获奖与否不是简单的公式就可以完成的。 比赛美好的一面是为全世界的读者和摄影记者们搭建起一座桥梁，奖项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展示视觉工作者的价值。当我看荷赛的展览，和观众聊天时，让我特别震惊的有两个事情，一是他们想看那些他们能够相信的照片和故事，二是他们看不到大部分获奖作品的原始照片。我听到愤世嫉俗的要求，不是抱怨多么厌倦地看这么多作品，我发现的是，观众特别渴望了解、希望能够参与到好的作品中。 如果一个摄影师只是为了赢得比赛而拍照，那肯定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错误的决定。好的图片叙事者不会随波逐流。
Gary Knight：奖项不是评判摄影师最好的方式
VII图片合伙人，第53届和第57届WPP主席。
摄影比赛是为了欣赏照片本身，而不是去影响或改变其摄影方式。我想，在这个领域里，对摄影师来说，作品获奖的那天是特殊的一天，摄影奖项或多或少是摄影师们展示自己的特别棒的方式。这么多年，我做了很多摄影比赛的评委，我觉得获奖与否并不是评判摄影师最好的方式，它们也不会建立或者改变摄影师的职业生涯，而好的作品才会。——Lens Blog NYT
▲ 科索沃的难民和她的儿子穿过边境到阿尔巴尼亚避难
傅拥军：我的拍摄并不是去迎合比赛
《都市快报》摄影部主任，快拍快拍网发起人。《西湖边的一棵树》获第52届WPP自然类单幅二等奖，《我很想爸爸妈妈》获第56届WPP表演肖像类组照三等奖。
两组获奖照片，其实是我拍摄的两组大选题中分支出来的。获奖后，留守儿童在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和其他世界名画一起展出，德国国家地理杂志专题刊登，还受邀加入丹麦的100Heads图片社。新闻摄影能被关注和传播，使新闻记者更加有价值。 我的拍摄并不是去迎合比赛，也没有过多考虑什么是热门题材。我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拍摄，归根结底，是发现和关注人、自然和生命的故事。比赛获奖是有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必然性是自己的付出和一贯的坚持。 中国可拍的东西太多了，有的摄影师冒出来然后又没了，可惜。这个变革的时代，需要沉下心来去踏踏实实地拍，别浪费了这么多好的题材。
▲ 《我很想爸爸妈妈》4岁的留守儿童吴明杰(音译)
Tanya Habjouqa：荷赛获奖是我一生的改变
第57届WPP日常生活类组照二等奖得主
很多比赛我都不参加，我也从来不参加任何需要付费的比赛，这是我的原则。2015年的荷赛是最有意思的，我只是希望我们不能因为补偿有些摄影师的道德缺失，再回到老式陈旧的新闻叙事的方式中。对我来说，荷赛获奖是我一生的改变。在多年的摄影师工作之后，可以集中精力做个人的拍摄了。那扇门突然打开了，机会突然多了，突然间，以前很多平静的感觉被淹没了。——Lens Blog NYT
刘嵩：投荷赛是自己的一个信仰
华龙网摄影记者，《接受询问的性工作者》获第58届WPP肖像类单幅二等奖。
第一次投稿荷赛是2007年，那时我用蹩脚的中式英语翻译投稿，现在想想那时的自己是多么的不专业。从07年到15年，8年的时间，每年都投荷赛，既是自己每年年底时对作品的总结整理，也是自己的一个信仰，所以，到今年获奖时，内心已经比较淡定，算是对自己一年拍摄的交代。希望自己能保持初心，持之以恒的拍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 《接受询问的性工作者》
王磊：奖项只是对过去的肯定，并不能改变未来
万达集团企业文化中心影像部总经理，《森林中的男子》获第54届WPP多媒体单元Golden Eye奖。
现在还记得收到那封来自荷兰的邮件的早上，我反复读了那封邮件至少三遍，确定惊喜是否真实。当时，我曾经浮现过很多膨胀的幻想，一度认为可以依靠一个比赛的成绩而改变一个摄影记者的命运。但是，5年过来，内心更加清晰的只有一点，改变只能依靠自我不断的创新和努力。任何一个奖项的获得，充其量只是对过去坚持的一种肯定，而并不能改变任何未来。 从最初的图片到视频、视频到影像装置、装置到动画、动画到数据图形、图形到网络栏目，直到今天的自媒体平台交互传播等，摄影形态的改变只是由主体变为元素的过程，传播的功能从未变化。 今天是“影像”环境最好的年代，我们有更多的方式、途径去表达和记录。也许，我们要做的只是去适应这份正在改变的未来。
▲ 《森林中的男子》
Nina Berman：少关注比赛，多关注基金
5次获得POYI奖项，2次获得WPP奖，2006年POYI评委，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
如果真的要我给年轻摄影师们建议的话，我会建议他们少关注比赛，更多的关注基金。因为项目基金可以强迫摄影师们去仔细地考虑他们要做的题目，调查、沟通，整体地衡量和判断他们摄影项目。相反，拿出其中的一张照片却不一定符合比赛项目的任何一个类别。——Lens Blog NYT
▲ 《Marine Wedding》Nina Berman/NOOR/东方IC
任悦：没得奖的照片可能也是好的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策展人，摄影评论人。纽约大学访问学者，其个人博客“1416教室”于2015年结集出版《1416摄影辞典》。
只要你把握好了，参加比赛也好，申请基金也好，都是成立的，没有这个好，那个不好，心态好了就都可以。 如果摄影师拍这个作品就是要为了参赛，就很糟糕了。摄影师的创作目的可以很多元，比如报道摄影师作品的功能需要在传播中实现，要在媒体传播，面向公众，倘若得奖了也有专业示范的作用，但不是作品的根本目的。 尽管比赛能证明一些东西，比如证明你有一定的职业水准，但没得奖的照片可能也是好的。比赛结果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
原丽阳：参加比赛既是交流也是总结
无界传媒摄影师，《面具男孩》获第72届POYI全球年度图片奖报纸新闻图片故事类一等奖。
POYI获奖在根本上对我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首先，这个职业是N年前的兴趣走到今天，它就像我行走在路上的一次偶遇，就好比上坡路上有人推了我一把，我上了坡；如果没有人推，我可能需要花更多体力和精力，也可能倒下坡，但上坡的这个方向不会变。我自觉职业程度和专业程度并不够，参加一些比赛既是交流也是总结。
▲ 《面具男孩》
刘禹扬：我只能拍好自己的照片
Nina Berman丨5次获得POYI奖项，2次获得WPP奖，2006年POYI评委，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
基金奖励的是一个计划、一个过程，比赛奖励的是一个结果。对我来说，有人帮忙一起在过程中给意见，对我这样的新手比较有帮助。我也参加过荷赛，好东西肯定会被肯定，如果我能得奖也是个肯定，但是，我不知道评委们怎么评价我的作品，我只能拍好自己的照片，以“不变应万变”，按照自己的方式拍摄。我现在又回到了自由摄影师的状态，还挺享受自由摄影师的生活，但也忧虑。 目前靠基金和一些拍摄任务赚钱，我觉得我有一些优势，希望能够探索一条自由摄影师的道路。
▲ 18岁的小月站在房间的客厅里笑着，而12岁的妹妹小咏试图着去亲吻外婆林妹。林妹说，家中没有钱到医院去给两个孙女做检查，就连现在她们服用的药品也依靠当地慢病站的免费发放，才能维持每个月的定时药物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