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了绵羊交罚款后，我开始了“黑户”人生 | 谷雨来稿
编者按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全国至少有1300万人没有户口。他们没有户籍资料，没有户口卡，也没有身份证，被社会俗称为“黑户”。其中，780万人属于超生人员。这些“黑户”所经历的入学、就医、就业等难题，同样也困扰着本文作者。
一朝“黑户”药不停
作者：左丁部落
每个人能赤条条来人世间走一遭，着实挺不容易的。比如说我，出生的身价是两只绵羊，一对银手镯。
绵羊不知道卖给了谁，一对银手镯还是姥姥压箱底的宝贝，她带着它，坐了几个小时的火车跨过省，到了一个叫做大安北的集市上兑换了几十块钱人民币，这些东西最终都上缴了违反计划生育的罚款。
相比那些耳闻来的“捆绑式结扎”、“土镐砸门砸窗”等非人性待遇，三十几年前，因超生，交这“点”罚款了事，不得不说当属万幸。
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有了一姐一哥，虽然交了罚款，但仍然沦落到“黑户”的队列中，并且在上小学之前，一直属于“编外”儿童，在屯子里像我这样的“编外”儿童大概能占到三分之二，一家有三个孩子的情况非常普遍。
落户问题，我不知道大人们都是通过什么办法解决的，总之没因此耽误我的入学大业。
尽管如此，这种因家长“扩大再生产”与社会契约之间矛盾带来的“黑户”效应，还是一定程度上，留下难解的后遗症。
食疗方法里，有种“以形补形”的理论。比如说经常腰酸背痛怎么解决，有人就会跟你说，搞一副猪腰来吃，一副不行，多吃几副；比如说，记忆力不好，有人就会建议吃猪脑，如果是肾上腺素不够，各种鞭煲成汤是最佳选择。
没户口的人，最想补的当然是在全家户口本上能有一页之地。可争取这一页之地，又不能靠吃掉全家的户口本解决问题。
屯子里的娃虽然不知道“黑户”将带来哪些严重后果，但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黑户”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那时候，屯子里重男轻女的氛围还非常严重，如果一家头胎生的是女儿，二胎稍微想点办法也能搞到户口，这虽然有些违背计划生育政策。但上有政策，下有乡俗，在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结构里，人们并不认为多子多福，而是多子多劳动力。
大部分农村娃孩身上寄托着长辈要他们分担农活的希望和家族人丁兴盛的愿景。夫妇东躲西藏，孩子们接二连三成为“黑户”。
我小时候就被一些大人有意无意地盖上“黑户”的戳，加以调侃。村里有个讲话不吐字不清的大叔，大家习惯叫他“大舌头”。除了这个典型特征之外，对我来说，他还有个特征是一直都叫不清楚我的名字，而且几乎到了见一个换一个名字叫的地步。
有一天，我赶着家里的几头猪送给猪倌放养，猪在前面走，我拿着鞭子在后面追，“大舌头”向一坨肥肉横在路上拦住了我：哎呀，你这猪赶得挺欢实，以后肯定能做一个好猪倌！
我确信是因为猪跑偏了路线，所以不去理他，白了他一眼正准备绕开他。
“大舌头”不依不饶提高嗓门：没教养的小“黑户”，连句话人话都不会说吗？
没想到再普通不过的放猪路上，惹出“黑户”事端，我转头拎着鞭子朝“大舌头”扑过去，“大舌头”见状撒腿就跑，边跑边骂。
我穷追不舍，在他翻进一户人家院墙的时候，一鞭子抽在他的小腿上，他用墙当掩护，朝我扔了好几块土坷垃。
一番打斗下来，我们家那几头猪不知所踪。
傍晚的时候，它们和“大舌头”一家一起进了院子，“大舌头”家人觉得我太不像话，才七八岁怎么就敢拿鞭子抽人，我说“大舌头”讲我是“黑户”，激怒了我才对他下手。
我爸妈听完双方的控诉，问“大舌头”的家长：你们说这“案子”该怎么断啊？
“大舌头”家长还以为终于得理，刚想“据理力争”就被我们一家给赶了出去。
看着他们走出院子，我爸悄悄说：儿子，下次他再敢这样欺负你，你拿鞭子往他脸上抽。
我说，嗯！
这是“黑户”经历给我留下最深刻的一个片段，它和伦理道德无关，只和一个小孩子的自尊心有关。
自尊心是个很神奇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在孩童早期的心理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黑户”仿佛给孩童天真无邪的世界洒了一把盐，扯出一道裂痕。
孩子们玩在一起，情绪无常，争吵和打架的时候，倘若有户口的孩子以“黑户”小孩如何如何率先向对方发难，一般有四种结果：
一是“黑户”孩子自觉矮人半截哭着回家找爸妈告状去了；
二是此举伤害了“黑户”孩子的自尊心，激发了斗志，“黑户”娃奋起抗争；
三是心理上处于下风的孩子，跑去找更大的孩子帮忙，最后引发一场群架。
四是也有孩子对是不是“黑户”持无所谓态度，你说你的，我玩我的。
很显然，面对“黑户”问题，我从小就习惯采用第二种办法，直到多年以后，彻底走出了它笼罩起来的阴影区。
再次沦为“黑户”那已经是大学毕业后的事了，而我的心态却已经变成了第四种态度。
考大学那年，我把户口从乡下迁到长沙，和千千万万从农村进入城市读书的孩子一样，觉得终于有了城市户口。
四年后，大学毕业，麻烦接踵而来。学校规定，大学毕业后，户口必须跟着本人工作牵走，我签约了北方的一个城市，带走了所有能办的手续，却因为在那里只呆了两个星期，然后南下而放弃了那里的户口，因为时间短，最终费了好大气力把户口又重新转回了长沙的集体户。
在2005年的中秋节前后，我在深圳公交车上，所有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被小偷扒走，那种当年“黑户”的感觉竟然又回来了。
联想到2003年在广州发生的那起改变中国法治进程的案子，恶法已废，恐惧之心犹存。好在当年不用拿身份证坐火车，提心吊胆一个多月后，才找了个空档时间回长沙把身份证给办了。
此后的相当长时间，我似乎对户口和身份的问题变得“漫不经心”，甚至有意无意回避去处理和这有关的事，也不愿意去看人才市场、派出所等各级拦路神仙的嘴脸。
今天想来，这种行为确实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因为在各种壁垒没有打破的前提下，个人能做的事只能是修补自己的过失，而不能负气置之不理。
三年前，我终于想把散落在各地的身份归拢归拢。
首先是调档案，补了各种证明，和过去的人事关系反复沟通，档案终于人档归一。其次是折腾户口，这时候才发现，因为走过的地方多了，户口已经没办法直接迁回家，只好通过我曾经非常想留名的那份老家的户口本中转。
这是一件谈何容易的事！
十几年过去了，如今屯子里的户口相比城市户口的地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经办人有两个担心，一、是不是要迁回老家分田分地？二、乡下现在有养殖奶牛的补助，是不是想分补助？你说“不是”，人家根本不信，在涉及到利益分配面前，我说“想借祖上宝地中转迁出“的理由显得简单而不可理解。
找镇上的重量级人物帮忙，等了几个月，无果。只好另辟蹊径求助高中班主任老师去县公安局找熟人说明情况。老师帮忙活动，身在长沙的大学同学帮忙填各种调动表格，即便做了这些，还有一两个程序走不通，夫人实在着急，带着老家和长沙两地开出的证明，找到辖区证照中心，办证阿姨心软，特批，这才搞定了我的户口问题。
终于又不是“黑户”了，这种感觉有种幸福来得太突然的喜悦，也有种被从悬崖边缘捞回来的兴奋。
我爸曾经说过，如果当初不卖掉那一公一母两只绵羊，家里可能早就绵羊成群了。照我说，还是卖了好，一来两只绵羊换了一个大活人，二来家里要是真有羊群，我估计就没得读书，只能全职放羊去了。
这一切的纷争都起始于两只绵羊和那一对银手镯子。
（作者系央媒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