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汉族的东西不丢脸，不在凉山偷就好了” | 谷雨推荐
编者按
凉山，一个中国西南边陲的偏远山区，却频频因毒品、艾滋登上媒体版面。为了探析这个边缘群体的病变原因，台湾人类学家刘绍华历经十年，记录凉山与诺苏族兄弟在现代化浪潮中，辉煌又惨烈的青春探险。《我的凉山兄弟》于近日获得“腾讯·商报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奖。在颁奖现场，刘绍华说：“现代性是双刃的，它不一定是美好的，也不一定是痛苦的，它通常是两个同时发生，重点是我们要保持警醒。”谷雨获三辉图书授权，推出本书节选。
男子气概、探险与海洛因
作者：刘绍华
在这里什么都干不了。没钱，不好耍。想跑出去外头看看，去赚钱……不怕警察，警察抓不到，怕就耍不到了嘛！偷得到钱，外头就好耍。我常常回家，在家天天想出去，好朋友都在成都耍嘛！我的技术有点好，只有被劳改一次。
2005年某个春天，我聆听着一名35岁的诺苏男子向我描述他在都市里的生活。他高低起伏的语调和兴致高昂的表情令我不禁莞尔，那样子简直就像个兴奋的大孩子。尔后，在利姆与其他二三十岁的诺苏男青年交谈时，我也有同感。每回他们对我解释当初为什么要跑到都市去，或者在异乡又是如何谋生，当下似乎都在重温那些年的青春悸动。他们在都市游荡的经验，往往都与毒品、盗窃、坐牢有关，偶尔也伴随着病痛与死亡记忆。我渐渐发现，利姆当地多数的年轻男子都有过类似经验和回忆，同样经历如此独特的生命阶段。我逐渐领会，年轻诺苏男子误入歧途，可视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下的地方折射，反映了全球化的力量甚至对中国一个偏远角落都造成如此巨大的冲击。
用一种隐喻方式来说，诺苏年轻人因为贪玩、吸毒，或为寻求各种机会而流动到都市，似乎变成了一种当代“男子成年礼”，而其所引带出来的剧烈社会变迁，则可视为宏观改革时期中国的过渡仪式。透过这个视角，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生命历程转折的好与坏。一方面，诺苏人在当代中国的边缘社会地位，使得这些年轻人易沦为中国全球化经济转型下的牺牲者。在改革开放时代，他们的生命充满了难以克服的困境，失业、赤贫、迷惑、危险、苦难等是家常便饭。而另一方面，他们也衷心拥抱全新的自由，在传统诺苏男性认同与崭新生活方式的概念交错下，尝试各种可能性。换言之，虽然利姆的年轻人面临诸多困难，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向往与追寻尽管失之鲁莽，但至少刚开始时他们有机会衷心实现自我。
那些年，初见世面
改革开放之初，利姆饱受贫困之苦。农地不足，农闲期长，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更加渴望外面的世界，前往城市的迁移潮便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展开。2005年时已38岁的海来日者是第一批前往成都闯荡的年轻人之一，他回忆道：“我第一次（1983年）出去的时候，田里种的根本吃不饱。”1981年包产到户分配的土地不曾增加过，要养活持续增长的利姆人口变得非常困难。此外，由于气候寒冷，利姆的农耕期约为3月中旬至10月，主要的农活集中在4月、5月、6月，以及10月的收成。即使农忙之际，每月密集工作的日子也不超过十天。一名年轻女孩如此向我解释为什么当地男子一直想往外跑：“这里除了农忙以外，没有什么事做。”自1980年起，中国政府对于人口流动的管制逐渐松弛，也使得诺苏年轻人有机会跑得更远。
80年代四处闯荡的年轻人其实对于城市生活并没有明确想法，海来日者初次离家的经验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例子。1983年，日者和一名家支兄弟打算出去看看，两人从利姆出发，走了一整天的山路才到达普雄火车站。到了火车站，他们看到一班从渡口市（于1987年改名为攀枝花市）开出的火车，上面坐满了诺苏年轻人，他们也立刻跳上去，就这样到了凉山北边的峨嵋县。
我问日者：“你那时候为什么要跑出去？”他回说：“不知道。”我不死心，又问：“是想去打工吗？”他结结巴巴地说：“不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想一个很大的城市去耍。”我又问：“那你看到了很大的城市吗？”日者开始有点不好意思，说：“什么都没有。到了峨嵋下车，晚上九点多到的，但什么都没有。见到四个甘洛来的彝族，问我们是干什么的，问是不是小偷。我们很怕，就赶快跑啊，看到火车来了要回渡口，我们就上车。连一个晚上都没有待（笑）。”
被吓得落荒而逃的两人，又回到了普雄车站，在一个亲戚家吃饭休息后，又走了一天的山路回到利姆。不过，首次的挫败之旅显然并未让日者死心。他日后还是继续往成都跑，而且后来在城里还混得不错，成为诺苏流动青年中的“大哥”。我稍后会详述他的得意事迹。
吃汉族的、抢汉族的
许多日者的同侪，也就是那些在2005年时年约三四十岁的男子，初次的外出历险中都有相似的挫折经验。即使成功抵达并在城市落脚的年轻人，也很快就面临社会和经济上的严峻挑战。仅有的盘缠告罄后，身无分文的人会想尽办法买火车票回家，“摸包包”就是其中一途。这类非法勾当是这群流动青年在异地的生存法则，无损甚至反而符合其男性认同，反映出“夷汉”间长久的对立关系。
在传统诺苏社会中，偷窃被认为是最可耻的行径，甚至比杀人更可耻。不过，在都市里流动的诺苏青年却以“偷别人（汉族）的东西不丢脸，不在凉山偷就好了”为借口，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与自己的社会道德规范脱勾。诺苏俗谚“抢汉族、吃汉族，就跟圆根萝卜一样好吃”正是他们的心声。日者也透过族群对立的角度来看待他们在都市里的行为：
以前传说和汉族打来打去。以前没解放时，有仇恨才去偷你。爷爷那代和汉族有仇，所以一代传一代吧，才说偷汉族的不羞。彝族有句话，祖先传下来的：“石头不能当枕头，汉族不能做朋友。”
日者的说法呼应了诺苏社会中将夺取敌人财物的男子视为勇者的传统。不过，这些在外流动的诺苏青年，不仅与汉族有所区隔，也和同样在成都流动的众多藏族青年划清界线。我与一群有外出经验的诺苏男子闲聊时，其中一位便强调：“彝族只偷东西，不杀人。藏族的带刀，我们彝族不带。”
就这样，在城里偷抢扒窃这类快速轻松赚钱的方法，吸引了更多年轻人起而效尤。他们往往两三人一起行动，三更半夜爬进民宅。通常胆子比较小或是没本事的就负责把风，到手的财物就根据彼此的“贡献”分赃。许多利姆的年轻人还没离家就已风闻这些大胆行径，这甚至让他们更想跑出去尝试一番。当地年轻人将这种充满风险的行动称为“好耍”，他们常挂在嘴上的话就是，“有钱就好耍，没钱不好耍”。
▲ 年轻男子都外流了，犁田的粗活也只能由女子来做（刘绍华 摄）
城里的兄弟情
自80年代起，游荡在中国迅速扩张城市中的诺苏青年，根据他们的地缘或亲缘关系，发展出特有的兄弟网络。不同“地盘”的诺苏兄弟有时会产生冲突。日者描述八九十年代时的成都：“昭觉来的在成都北站，南站是利姆的地盘。布拖县的去昆明。”2000年后，情况更为复杂，美姑县外流的青年也多跑到成都去。
这些离乡背井的年轻人经常风餐露宿，不然就是在破旧拥挤、每晚一二十元人民币的廉价旅舍里落脚。有时，情况好一点的人会向汉族承租郊区的老旧房子或公寓，一伙人住在一起。整体而言，除非能靠偷盗而有稳定收入，不然他们在城里的居住条件都相当恶劣。一群十几二十来岁血气方刚的青年，在异乡糊里糊涂地生活着，又没长辈看管，动辄因为分赃不均、男女感情，甚至仅仅心情不好而情绪爆冲。在90年代中期之前，警方并不过问流动人口中的暴力问题。在城里混的诺苏青年便借由传统调解方式，来解决兄弟间的各式纷争。日者擅长调解，曾是在成都混的年轻人中公认的“德古”。他说起调解成都南北车站兄弟械斗的当年勇时，得意洋洋：
18岁的时候我就讲得上话了，因为有些彝族的彝话也不懂！我从小就去听德古、克智（传统辩士）讲话，所以他们的话我会说。1985年我第一次调解，那时昭觉县城附近来的在南站，利姆在北站。昭觉的去北站被打，北站的来南站又被打，打来打去。我也去打，打了一天一夜，拿棒棒、石头打。警察那时候不管的，我们在城市边边的堤路旁打，他们打得有点凶了。因为互相打架的我有认识的人，大家就叫我去解决。对方找了阿苏家的和我两人当德古，在城市的边边上，兄弟开会，有几百人吧！大家买酒、吃饭，说过去的事了了，凑钱给受伤的人。后来就好了，很多人是亲戚嘛！
都市居，大不易
20世纪90年代起由于交通相对更为便利，越来越多的诺苏青年跑到外地，在城里的亲属和地缘网络也更加扩展，他们在都市谋生便越来越有经验。1992年昭觉县警方统计的外流人口数约为两三千人（张荣德，2002）。不过，在21世纪头十年末期以前，仅有少数的流动青年有身份证。他们多数在城里仅短暂停留，在都市和家乡间不断流动往返。
利姆盆地是昭觉县人口外流的主要区域之一，主要是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相对方便。有些利姆长者跟我说，2005年以前，当地超过70％的年轻人都至少跑出去过一次。利姆乡政府并未正式提供给我关于流动人口的统计数字。我对当地情况的掌握则是基于不同信息来源的汇整理解，像是村干部、乡干部、家支头人与流动青年提供我的数据。根据我的估计，利姆盆地的三个村落（日哈、路甲、木哈）约4000人中，至少有600名青年曾经离乡外出。我自己于2005年6月在日哈村某社进行的家户调查显示，在当时15岁至40岁之间的53名男性居民中，只有11位未曾离开过家乡；而这11人中，9位未满20岁，他们都表示有一天也想到外头闯荡。
不论何时，利姆年轻男子在外地能够找到的最佳合法打工机会，就是建筑工地的粗活。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自80年代晚期开始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集中在以汉人为主的地区或是扩展至城镇郊区。而在西南山区，则可见陆续兴建的大、中、小型水力发电厂。90年代以前，诺苏人鲜少有机会到这些建筑工地打工。不过，渐渐地，少数曾经替汉族老板打工过的青年返乡后，会应老板之邀召集更多同乡跟随新建筑计划打工。这种网络促成了一些小规模、半组织性的迁移打工潮。早年这类打工团通常由一名利姆的“包工头”领队，负责管理最多十几名诺苏工人。近年来，包工头带领的打工团人数已大为增加，甚至可达上百人。一名经常带队投入发电厂兴建工程的包工头告诉我：“发电厂工地的汉族老板喜欢用彝族的，因为我们习惯山上天气，不怕冷，比较习惯在山上工作，头不晕。”一般来说，村干部、家支头人和年轻人都颇为欢迎这种打工机会。不过，早年这些渠道能提供的打工机会相当有限，一次最多十几人。一直到21世纪头十年后期，当沿海各地如珠江三角洲因招工困难，逐渐开始向不谙汉语、教育程度低的偏远彝区招工后，才有比较大规模的打工潮出现。
但并非所有劳工都能通过打工赚钱。2005年以前，雇主若提供伙食，建筑工地一天的工钱最低仅有15元人民币，若不供膳则为30元。有时，如果工程延期或暂停，工人也可能空等没活干。一位打工青年跟我说，2005年4月他到乌鲁木齐一个建筑工地打工，说好一日工资30元。不过，当时下了一场大雪，整个4月份只上工15天，他当月的薪水就依照实际工作天数计算，是450元。还有更糟的，有人甚至劳动一段时间后连一毛钱都拿不到，因为雇主可能不同意支付包工头跟工人说定好的价钱。或者，包工头也可能卷款潜逃，老板不管，工人便领不到薪水。我在利姆曾有过一段令我啼笑皆非的经验，某天我在村里闲晃时，利姆乡法院的“法官”看到我就拉了我到法院充当法庭书记。当时他们正在协调一件工人和包工头之间的纠纷，但法院里会写字的人都外出了，我这个临时找到的帮手，就这样见证了一场打工纠纷判决。不过，据我所知，当地诺苏老乡遇到这类问题时，多数都会因为求助无门，而放弃争取权益。
直到最近以前，多数离乡背井的诺苏青年都难以在都市里发迹。诺苏的经济理性与汉族实在相去甚远。汉族自古以来便擅于利用手头上的小额资本与亲属关系来经营家族企业，即盖茨（Gates，1996）所谓的“小资本主义”（petty capitalism）。改革开放初期在北京自成一格、创业有成的温州商人即为一例（Zhang，2001）。相较之下，即便从90年代起，诺苏人在都市里的亲族与社群网络逐渐扩展，但这些群体仍欠缺社会资本，依旧无法让诺苏人在迅速扩张却竞争激烈的都市经济中打下一席之地。
不过，当越来越多来自各地的农民、少数民族都迁移到都市中，同时争取有限的工作机会与发展资源时，诺苏年轻人也展开生存空间的地下地盘之争。如同先前海来日者的描述，不同的诺苏小群体盘踞城市里的不同空间，在各自的地盘上游荡、行窃与交际。这些举止勾当经常有违治安，加上多数诺苏青年不太会说汉语，更令城市居民感到威胁和不安，对彝族充满了负面印象。90年代后当流动的诺苏青年开始使用海洛因时，他们的城市际遇更是每况愈下。
落入灾难混沌
中国的市场改革意外使得毒品在凉山复苏。中国开放边境贸易，加上西南地区邻近“金三角”，使得海洛因走私在此区域方兴未艾（Reid and Costigan，2002）。据估计，90年代走私至中国的海洛因，90％来自缅甸（AHRN，1997）。当时有四条可能的走私路径，将海洛因由缅甸运到东亚和南亚的不同地区（Beyrer et al，2000）。海洛因便经由云南运送至中国内地，而坐落在川滇边界的凉山正好位于其中一条走私路径之上。
要讨论当代凉山的海洛因问题，不得不先回顾鸦片的地方史。历史学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1975）针对清末吸食鸦片现象中经济与道德面向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凉山和利姆地区使用海洛因的复杂情形。一般历史记述对于中国鸦片问题的看法过于简化，仅从负面角度观之。不过，近来已有不少学者指出，鸦片作为一种曾经通行全球的商品，已经历过不同阶段的道德转变，但早期的鸦片研究却经常忽略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多面影响，例如经济或休闲时尚的概念（Dikotter et al.，2004; Lin， 2004）。例如，郑扬文便将鸦片与烟草、茶等成瘾物质相比，指出鸦片曾经是众人趋之若鹜的奢侈品，吸食鸦片的各式精美器具更展现艺术价值（Zheng，2005）。
90年代在凉山兴起的海洛因，也引发类似的时尚潮流现象。如同中国历史上鸦片吸食在常民眼中不尽然是负面形象，当代海洛因的贩卖与使用也涉及不同的道德经济因素（刘绍华，2010a）。我们讨论海洛因及其对利姆的影响时，不能忽略跨文化的时空背景，必须将现代性、男子气概、生活方式、权力关系、政府治理等面向交叉考虑，才能有效检视诺苏年轻族群吸食海洛因的根本原因。
往事重演
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诺苏青年初次接触海洛因时，他们称其为。这个字在诺苏语里最初意指“鸦片烟”。对于他们来说，两者除了时空有别、外观不同，鸦片和海洛因并无语义上的差别。在不少老一代诺苏人的眼中，鸦片并非有害物质。我在利姆认识的几位诺苏老人都告诉我，抽鸦片的习惯让他们维持健康活力。其中一位70多岁的毕摩在我观摩他抽大烟的准备工夫时对我说：“我18岁就抽鸦片，为了面子吃……我抽大烟身体好，病也不病，劳动好得很。你看，我现在还可以干迷信，干农活。儿子打工去了，田活都是我干的。”
诺苏人对于的正面记忆，可能让年轻人因而对海洛因毫无防备，忽视其可惧的成瘾效力。一位曾经海洛因上瘾的年轻人跟我说：“这种药就跟（指鸦片）一样好，吸了以后很安逸，心情好得很。”其他瘾君子也说，介绍他们吸食海洛因的人都形容“吃了就和神仙一样”，这让很多离乡在外吃尽苦头的年轻人借它来舒缓压力、止痛与助眠。除了外，诺苏青年后来也使用另外两种称呼来形容海洛因：一个是（白色），意指“白粉”；另一个是，也就是借用汉语的“毒”。90年代初期，有些人会在之前加上（药），变成“白药”。他们在交易时交互使用这些不同词汇，以回避潜在的便衣警察。
这些在外寻找乐子的年轻人很快地就接纳了海洛因。这个新鲜玩意儿对他们而言，就像历史上的鸦片一样是种时髦奢侈品。第二章曾提及鸦片在诺苏的集体历史记忆中，是个具有经济利益、阶级地位以及时尚意义的物质。诺苏俗谚“鸦片是黑彝和土司的糖”，在90年代时常被贪玩的年轻人挂在嘴边。海洛因迅速成为年轻人之间展现时尚与社会、经济能力的指标，享受流行的海洛因象征购买力，而购买力的高低则反映出在都市里生存本领的能耐。此时海洛因对他们而言，并非主流社会所界定的“毒品”。
海洛因堪称精神刺激药物之王。在形形色色的各式成瘾物质中，其上瘾潜力最强（Ray and Ksir，2004）。世界各地的吸食者都认为海洛因令人放松愉快（Pearson 1987; Pilkington，2006）。海洛因进入体内后，会转换成吗啡，与脑部先天的鸦片受体（opiate receptors）产生作用。这些受体位于脑部中控制疼痛、呼吸、情绪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的部位，能够辨识各种鸦片类物质。海洛因中的吗啡成分能够抑制神经传送痛感，以达到消除疼痛的作用，也可以释放焦虑、镇定肌肉、引发睡意，并制造幸福与满足的感受（Singer，2006）。如此强大的成瘾能力，让被列为非法毒品的海洛因在全球市场上的价格始终居高不下。要购买海洛因只能以现金交易，对流动在外的诺苏年轻人而言，只有“有办法的人”才能享用。
诺苏青年的心态显示“尝鲜”是其重要的吸毒动机，这与金三角地带阿卡族吸毒青年的心态类似，他们不断追逐新潮药物，其实象征着追求以快乐为消费之本的资本主义现代性（Lyttleton，2004）。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在《人造天堂》里关于鸦片的引述一针见血：“哲学家花了多少世纪在研究幸福的真义，到现在都还众说纷纭。原来解答竟然就在这里！幸福这种东西可以用一便士买到，放在上衣的口袋里带着走。”（波德莱尔，2007, 160）从古至今，人类不断通过各式物质（如食物、烟酒、春药、安眠药等）寻找或创造“人造天堂”。这种追求快乐的动力与意志力，相当惊人，亘古不变，“物质成瘾”可说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求。海洛因的情绪抚慰效果让诺苏年轻人视之为娱乐享受，对他们而言，吸食海洛因就好比中国男性间常见的递烟与群聚抽烟的社交行为（Kohrman，2007）。有办法的年轻人即以海洛因招待朋友或德古。先前提到的海来日者在成都帮忙协调纷争后，也高高兴兴地接受兄弟们的海洛因款待，“买毒给德古吸，就像买酒给德古喝一样”。
日者于1995年开始吸食海洛因，在那之后，兄弟间便以海洛因取代酒，做为感谢他调解纷争的报酬。日者回想起当时大家说的话：“他日者不喝酒了，给他买毒吃！”海洛因出现未久，几乎风行草偃地横扫了流动的诺苏青年。日者比较当年和21世纪头十年中期的情景差异：“现在都吸毒了，没打架的了，毒让他们麻了，没能力打了。”
海洛因这种新兴商品被返乡青年带回利姆后，也令当地年轻人趋之若鹜。不少人做起中介买卖“以贩养吸”或寻求致富，甚至村里手头有闲钱的干部、老人也加入发财行列。海洛因在利姆盆地泛滥，只有少数家庭未染指。根据路甲村长的说法，1995年左右毒品迅速扩散，当时该村约1200名居民当中，超过200人吸毒。木哈村干部则估计，同样是1995年，该村78户人家当中，只有3户无人吸毒或贩毒。我自己于2005年所做的小型家户调查显示，53位年龄介于15岁到40岁的男性当中，38位曾经使用或仍继续使用海洛因。这些零星统计资料拼凑出利姆面临的严重毒品问题。
90年代中期，海洛因在利姆就如同在城市里一样，成为大受欢迎的娱乐招待品。一位毕摩告诉我，他第一次吸食的海洛因便是由邀请他“干迷信”的主人所招待。海洛因的高人气，使得不少年轻人在外流之前就已尝鲜过，甚至有人从未离乡也染上瘾。有些年轻人即使在都市时没有吸食，返乡后也难逃海洛因的吸引。2005年时30岁的阿嘎史者，提起他在成都的悲惨遭遇时表情仍十分自怜，他是在返乡后才“有机会”向海洛因低头：
十七八岁的时候去成都耍过，没有出去打过工。那时候太年轻了，什么都不懂，就被骗出去了。在那里，心里都跳起来了，伤心啊！不是我们的家乡嘛！给人骗去的，说出去偷、耍，就被骗去了。后来偷不到，没有经验，偷不到。肚子饿，心都痛死了，肚子也饿死了。我那时想要是回家了，再也不要出去了。后来偷到东西的人给我钱回来，我再也不要出去了……偷得到的就觉得好耍，偷不到的就不好耍……我在那里没有吸毒，有钱的人才能吸毒。
史者之所以在成都时没有吸毒，不过是因为当时缺钱没办法。一旦回到家，有了钱后，他也开始觊觎这种兄弟们梦寐以求的好东西。史者返家近两年后，1995年开始吸食海洛因，终于向大伙看齐。一位上过瘾的年轻人忆及当时的海洛因风潮，是我听过最中肯的总结：
以前一口都没吸过的没有啊！以前年轻人，你不吸毒看不起你。以前吃这个好耍，朋友来，我杀猪给朋友，朋友不高兴。买这个给他就高兴了！
昙花一现的毒品经济
供需定律使得海洛因成了有利可图的买卖商品。一般来说，诺苏青年的流动现象是种“巡回式迁徙”。通常，除非缺乏回程旅费，不然多数青年每次外流两到四个月左右，便会返家，有机会时再出去。他们不习惯离家太久。就像一名年轻人形容他们来来去去的迁徙形态是“每年野鸡会走，每年鸡也会回”。回家的理由形形色色，像是“回家看看”“农忙要回去帮忙”“回去干迷信”等等。返家后他们可能待上几天，甚至几个月。对不少成瘾青年而言，留乡时间长短端视能否有机会吸毒，“在家里有钱、买得到毒，就待久一点。没有钱，就要到外头找钱”。
于是， 90年代在利姆贩卖海洛因的利润颇为可观。如前所述，不少手头有积蓄的村人也投入这项投机事业，日哈村的前任党支部书记后来便因贩毒坐牢。在利姆，据当地人称，不少好房子都是那些以前贩毒赚钱的屋主所有。当时，对许多人来说，贩卖海洛因是快速致富的快捷方式。
我于2005年所做的家户调查结果，也得以一窥利姆的毒品交易情形。252位居民当中，11位曾经或当时仍从事毒品交易，其中7位甚至曾因贩毒而劳改过。我相信实际参与过的人数一定更多。我在利姆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贩毒已被视为恶名昭彰，村民自然不愿承认自己上不了台面的行径，因此很难获得确切翔实的数字。
90年代中期，利姆的家支头人和父母们大加谴责用药对青年的负面影响，政府也开始着手管制，毒品交易量自此逐渐下降。针对吸毒与毒贩的取缔与惩罚也愈趋严峻，依据中国刑法，凡走私或贩卖50公克以上海洛因者可处以死刑。我还记得2005年1月某日，我从西昌招揽了一辆出租车前往利姆，峰回路转的途中，那位汉族司机突然指着进入乡境前的一个峡谷，说道：“去年（2004年）12月，六个贩毒的在这里被枪毙了，两个利姆的。两个男的，四个女的，都是彝族的。好多人围着看哪！”此后，每回经过那里我都感到不寒而栗。我一向反对死刑，而且一想到众人围观公开行刑，更是震撼。尽管严格的禁毒政策与执法让利姆的海洛因交易明显减少，但始终未能禁绝零星交易，而且大部分都是女性贩毒。
（本文图片均选自《我的凉山兄弟》，刘绍华摄，转载请联系出版方）
作者简介
刘绍华，人类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人员。著作另有《柬埔寨旅人》（《中国时报》2005开卷十大好书）。《我的凉山兄弟》英文版获2012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性专书奖，中文版获2014年台北国际书展“年度之书”大奖，2015届“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