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如何报道中国：往内陆去，避免过于政治化 | 谷雨推荐
编者按
《纽约客》对中国的报道因政治色彩较淡，描写角度多元而深受中国青年读者喜爱。一些《纽约客》作家（如何伟、欧逸文等），更是为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2月，《纽约客》主编与《纽约客》中国报道作家齐聚亚协，探讨“如何报道中国”以及“未来报道方向”。几乎所有作家都认为：“要给出更多社会、经济方面的背景介绍，尽量避免过于政治化。”
《纽约客》是如何报道中国的？
作者：Nina Huang 来源：中美对话
位于纽约上东区的亚洲协会总部地下一楼有个剧院，剧院舞台上有一块看上去极其昂贵的中东地毯和东亚风格的桌椅，这个剧院时常聚集重要角色来讨论亚洲事务。
上周四晚上，舞台的中式茶几被撤走，换上摆成扁V字形的长桌，《纽约客》主编瑞姆尼克（David Remnick）稳坐V字尖角，左右分列《纽约客》历代中国报道作家：有从中美建交前就到过中国的夏伟（Orville Schell），作为和平队志愿者去中国涪陵教书的何伟（Peter Hessler）， 被瑞姆尼克从《芝加哥论坛报》挖墙脚得来的欧逸文（Evan Osnos），北京作家、记者查建英，8岁来美、给何伟、欧逸文做过事实审核员的樊嘉扬。
这些作家们聚首亚协，探讨了两个略带技术性并有些自省精神的问题： 他们怎么给《纽约客》报道中国，以及未来《纽约客》报道中国的方向是什么。
在场观众特色明显。有一看就是《纽约客》忠实读者的美国中老年人，也有踌躇满志的中国留学生。
相比之下，白发老人的人数可能还要多一些。这样的观众组成也不奇怪——《纽约客》的美国读者群平均年龄在47岁（09年数据）；但在中国，这些长文章奇迹般的在年轻人当中很受追捧：追求短平快搞笑风的中国90后，一旦有《纽约客》好文章出来，熬夜翻译的精神可比当年无偿翻译美剧的志愿者。
不光是内容受欢迎，在何伟和欧逸文的魅力之下，非虚构写作这种形式也已经成为现今很多中国媒体发展新方向。
▲ 欧逸文（Evan Osnos）《野心时代》获第65届美国国家图书奖
《纽约客》作家在中国调查走访，本意是把中国纪录了、解读了、剖析了给美国人看，但是最终“出口转内销”，在中国读者间掀起阅读狂潮，甚至影响了中国人看待自己的社会和国家的方式。
个中原因，大概与《纽约客》出品的文章政治色彩较淡有关。
不过，不聊不知道，何伟细腻、不带偏见、以一颗平常的心看待中国的写法，除了受到社会学学者父亲的影响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居然是：当他近20年前发现中国介绍美国的教材资料内容夸张和想当然时，他告诉自己要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何伟1996年起在涪陵师专教英文和美国文化，他们有本教材资料。当他翻阅关于美国的资料时，觉得好笑：有说造成同性恋的原因是资本主义，还有的说南卡州学校一年发生15起枪击案——一个浮夸的数据。
过去的中国在对美国不了解的情况下所描绘的美国，或许就跟好莱坞让白人添个辫子去演清朝人一样令人捧腹。这也给了何伟一个警醒：他想要刻意避免他的作品出现同样的问题，他需要更多深入的了解中国的普通人。于是，本来一句中文都不会说的他，学起了中文。他在中国的11年时间当中，以一双作家式敏锐的眼睛去观察中国人，又以社会学家的角度去理解人们的做法。他开着车去“寻路中国”，出版的每本书都很受欢迎。
何伟最初专注写小说，最后却写成了非虚构纪实文学。虽是出于偶然，但是这样的背景也赋予他异于西方新闻记者的思考方式。
他说：“传统美国新闻训练会束缚人。驻外通讯员到了国外，会像在本国做新闻一样，去寻找他国的一些极端的事情，去看看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这好比美国本国记者如果要写纽约，并不会写日常琐事，因为本国读者都知道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可是在跨文化的写作中，如果缺乏足够的背景知识介绍，驻外国通讯员依旧寻找国外极端例子来报道的话，会让美国读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产生错觉。“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问题都无法解决，”何伟说。
何伟此话很难让人不联想起写报纸新闻出身的欧逸文是不是属于他批判的范畴。
欧逸文曾经在《芝加哥论坛报》工作数年，并且被派到纽约做驻外通讯员。
似乎是为了反驳何伟对新闻通讯员的认知，欧逸文说，他在纽约做通讯员的时候，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写纽约人骄傲自豪的个性，精美的食物，以及“纽约人总是把他当作自己人”，而不是去写极端事例。
他说：“不管是写纽约还是中国，都要避免报道过度集中在一个元素上。”欧逸文为《纽约客》发回的文章也确实具有多样性，有给拳王邹市明的人物特写，有动车事故的长篇报导。
不过，他去年出版的《野心时代》仍然被网上不少中国读者认为，是在以西方记者的眼光写中国。“以西方记者的眼光写中国”，大概就是指他的视角多从政治出发，描绘小人物在大浪潮当中的抗争——这是一种美国读者偏爱的精神和选题。
何伟是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欧逸文带着政治的眼光，各有千秋，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两位作家都有长期跟踪采访对象的经历，这才让他们有可能用细腻的笔触去捕捉人物个性。然而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有这样的福分去长时间近距离接近当地民众。上世纪70年代到访中国的夏伟就是如此。
当夏伟到达中国的时候，没有多少美国人了解中国，连《纽约客》的编辑都不知道要从什么选题去下手，当地人对外国人的提防让夏伟也很难跟人长时间交谈。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是他选择写什么，他能做的，“就是看中国想呈现什么样的形态，写它想让你看见的，”夏伟说。
在他笔下，当时的中国女人们没有像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的女性一样热衷于整容，专注斗争和建设祖国的中国男人们也不会关注列车上高挑美丽的列车员。中国体验也影响夏伟本人。从《纽约客》赚到的第一笔稿费，被夏伟用来给自己在加州的农场添置一辆拖拉机，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在报道中国这样庞大、复杂的国家和社会时，没有人能够断言自己可以精准的掌握全局。就算常年生活在中国的本土作家，也未必能够说自己了解的中国就是全部。
主编瑞姆尼克询问，未来《纽约客》报道中国的方向何在？几乎所有作家都认为是要给出更多社会、经济方面的背景介绍，尽量避免过于政治化。
比如，查建英认为不要掉入西方和东方的二元对立，因为很多时候中西文化其实是相通相近的。
何伟则希望美国记者们多去中国内陆看看。他说，目前大多数报道还是集中在北京和上海，因为多数记者在那里生活惬意。
而曾经大多数时间居住在北京雍和宫附近四合院的欧逸文则表示，看一个问题的角度不同，会造成结论的不同，所以要注意拿捏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