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太平洋大逃杀》:一篇卖出百万级影视版权的特稿如何诞生 | 谷雨推荐
▲ 《鲁荣渔2686号: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与事件人物无关。图片来源:时尚先生
编者按
2010年12月,“鲁荣渔2682号”渔船载33名船员出海,前往秘鲁、智利海域钓鱿,其间渔船失去踪迹。出海8个月后,被中国渔政船拖带回港时,船上只剩11名船员。历时近两年的侦办和审理,11名生存船员被判杀害22名同伴。
这起真实发生的案件在当时轰动全国,《时尚先生》记者杜强长期跟踪这一事件,并进行了深入调查采访,这篇特稿于今年1月推出,引发极高关注。日前,杜强在地平线(微信号:dpx-nonfiction)组织的沙龙上分享了作品调查采访、写作的过程以及影视版权出售的情况。李海鹏、南香红等嘉宾也就作品本身和非虚构作品的价值发掘进行了交流。谷雨获得地平线授权摘编部分内容分享给读者。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t01897bwq25&width=500&height=375&auto=0
▲ 杜强演讲实录
杜强:我要做的是控制稿子的节奏
《时尚先生》记者
当事人赵木成的质问让我很惭愧
我在《太平洋大逃杀》这篇稿子传播开来之后,接到了我采访的当事人化名叫赵木成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就质问我说,你为什么没有写渔政管理的混乱?为什么没有告诉大家鑫发水产公司是一家黑心企业?
他之所以这么质问我,是跟当时我去采访时候的过程有一点关系。
2013年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个案件,当时的报道都没有采访到任何当事人,所以我一直留心这个事情,到了2015年8月我到《时尚先生》不久,刚好有个报特稿选题的任务,我又想起了这个事情,因为就是这段时间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情,我去网上查了一下时间,那段时间赵木成距离被判刚好应该是4年(他判的最轻),4年应该已经是羁押期满,应该是已经回到家乡了,然后我就通过一个法院系统的朋友找到了赵木成的电话,还有他的家庭住址,很快就直接去了东北。
去了之后我给他打电话,他问我媒体已经报道过了,你还想知道些什么?我就说,媒体虽然已经报道过了,但是这个事情特别地梗概,没有人说清楚,没有亲历者告诉我们船上这个屠杀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而且另外一点,当时刚好又有一起远洋渔船的这种杀人案件,是浙江一个船员杀了自己的五个同伴,大概抢走了5万块钱,刚好就是在我采访前后发生的。
所以我把这个例子讲给他,我说远洋的船员现在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权益没有保证,甚至像你们这些人可能生命都没有任何的保障,我觉得这种状况应该受到社会的关注。他就很激动,说对,我从他那个语气可以听出来他是对于渔政管理的混乱、对于企业黑心的做法非常痛恨,所以他接受我采访最主要的动机,我猜想应该就是这个。
所以当他后来质问我的时候,我就有点很难回答他。我就说如果我直接写渔政管理的混乱、直接写当地一家非常有势力的渔业公司问题的话,这篇报道可能发不出来。我就提醒他说,你可以看下新浪客户端后面那些评论,大概有十万条评论,排名比较靠前的那些,读者其实非常地明白,他们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渔政管理的混乱,竟然让有犯罪前科的人、甚至有些逃犯——被网上通缉的人能够出海去当远洋的船员,所以我说读者其实已经明白了,我们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虽然这么说,赵木成就没有再质问这个问题,但是我是觉得很惭愧。因为现在这个事情,渔政方面或者渔业公司方面,没有任何人来为这件事情负责,反而这篇稿件是看不到了。这是我比较惭愧的一点,但是后来其实大家聚焦的更多是它的文本怎么样、它的传播怎么样、以及影视改编怎么样。很少人再来问这样一个问题了,很可能就是现在的一个状况,也很难去多说什么了。
▲ 《鲁荣渔2686号: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与事件人物无关。
不厌其烦的追问,被认为是假记者
关于这个稿子的约访,我看到曾经有人在谈论这个事情,就说想不通,为什么赵木成要接受我的采访?因为他作为事实上的杀人犯,跟我讲这个事情没有任何利益可言,所以他们猜测得出一个结论,我一定是给赵木成钱了。其实,这是属于过度想象,因为赵木成其实是一个特别忠厚的人,他接受采访就是出于对那种陷他于九死一生境地的痛恨,还有一点——正义感,希望这个事情真的能有所改变,这是在约访方面我想先跟大家聊的。
再一个就是整个过程也有人问我赵木成为什么愿意和盘托出,跟你毫无保留地说出,跟你说的这么详细,而且这么有戏剧性,说实话我回答不上来。但是我想就是简单地讲一下我采访的整个过程,里面有一些细节可能大家听了以后会明白一些大致的逻辑。
我到了东北,它是一个小县城。去了之后,我就立刻给他打电话,然后说明了来意,我们就约定了见面,打个黑车到了距离公路很远的一个地方,在一个水泥厂旁边。我等着赵木成,然后他骑着一个电动三轮车过来,上面还放着一袋应该是玉米芯那样的东西,干农活,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显得很木讷、很紧张,但是我心里特别亲切,因为看到他就好像看到我小时候那个村里面跟我同辈的那个人,我就想象要是我不去上学或者怎样,那就是跟他一样的,也挺黑的,然后干着各种报酬很低的活。
比如,我原先看到鲸书写的《惊惶庞麦郎》,我就跟很多朋友说我就是庞麦郎,甚至我没有他那样有艺术追求,所以我看到赵木成的时候非常非常地有亲切感。当时大概是到饭点,我们就约在一个饭馆一起吃饭。他也叫来了他的一个朋友,他在吃饭的时候一边吃一边聊,就开始讲船上的那些事情,但是我有意就不去问,我只问他你现在在干嘛,跟你同龄的这些人都在做什么事情,大致也就是去打工等等一些。等到了两个小时以后,他可能饭吃得差不多了,他说“怎么样,我聊怎么样,采访是不是就可以了?”我说我还没开始呢!你明天什么安排?我不想给他一种印象,就是我这个采访就是一顿饭就解决了,我要让他明白我这是黏上你了,没个多少天肯定是下不来的。
我们最系统的聊天其实是在宾馆里面进行的,每天下午他到这边来,然后我们聊一下午,赵木成的表达能力其实非常差,大家看文本的时候觉得故事好像讲得挺精彩的,当然,那其实是因为故事本身戏剧性比较强烈,但是赵木成呢,他表达的时候,总是用“啊”、“对”、“嗯”、“不知道”、“我忘记了”。所以我必须问很多闭合式的问题,让他来回答“是”或者“不是”,往往是我讲了很多很多的话,然后他就说“啊”,然后我又得问下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反应。当时我采访的时候其实是挺失望的,因为我预想的其实是,比如说有人拿着刀过来或者怎么样,他心里是什么样活动,我希望他非常生动地给我描述出来,但是他描述不出来。他感受能力也差,表达能力也差,我当时就想这要是换一个文艺青年代替到船上去就好了,因为他确实讲得不好。我采访完之后就挺失望的,因为我想要的那个采访效果出不来。
我在采访赵木成的时候,因为考虑到特稿写作需要非常多的细节,我问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细致,比如说谈到刘贵夺向他借渔刀的情节,我会问他说,你当时在做什么,你看到刘贵夺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是蹲着还是站着,他问你要鱼刀的时候,你是怎么给的,左手给的右手给的,他左手接的右手接的,以及接了之后他说什么话,就是非常细致。
赵木成可能不理解,就会非常烦躁,到最后的时候总会打断我说,这个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采访其实不算是很顺利,这样的采访大概有10天左右,然后他每一次有什么事情我都得跟着,比如说他要去收稻子、要去学开车、要去跟朋友吃烤串,我全部都跟着,就是想要观察他所有的生活啊举动啊,希望到时候可以写一个关于他现在生活的东西。等到最后的时候,赵木成不仅仅是烦躁,而且还开始搪塞我、躲避我,我经常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或者说我有事,今天下午没办法跟你聊了。最后我打得多了之后他终于告诉我说,他母亲知道他在接受记者的采访,非常地紧张,然后找了他的几个表哥来商量,他的表哥得出的结论——认为我是受害人家属找来寻仇的,然后就找来这么一个假记者。
我不是假记者,赵木成家人也看不出来任何问题,但是已经不允许赵木成再跟我讲任何事情,我也没办法再接近他,然后就很快离开这个地方。
▲ 《鲁荣渔2686号: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与事件人物无关。
走访石岛码头,恰巧登上同样死过人的渔船
之后,我去了大连,再从大连坐船到了山东威海荣成市的石岛码头,就是“鲁荣渔2682号”当时开船去秘鲁出发的那个港口。
我去的时候才听那些渔民跟我说起石岛的事情,经常这些船长带着一帮人出海,就没一个人、没两个人,回来的时候保险公司就赔一笔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节。所以,文字里面会有一个老船员包宝成说,没一个人就没一个人,回去就说刮海里了,给鱼带下去了,海上常有的事,这个事情是挺可怕的。
当地人都不愿意去做远洋的钓鱿。尤其是钓鱿,特别辛苦,船员全都是从东北、内蒙古,甚至安徽、贵州这些地方招来的船员。我在那个地方待了两天,采了很多渔民,然后到码头上面去找,对照了网络上的照片,就找了一条型号和“鲁荣渔2682号”一样的,我就趁没人的时候从那里上去了。
上去之后,在那里查看赵木成跟我讲的那些经过,设想他们都发生在什么地方。船上很小,我上到二层之后,然后再爬一点点就到了船长室。船长室里,我就看到放着一沓冥币,就猜想很可能死过人。
我下去之后刚好被两个船员撞到了,我就有点紧张,因为怕被他们说你是什么人、你为什么要上这个船,我就主动跟他们说了,我说这个船怎么回事,是不是报废了?他们说对啊,你看机器都已经拆掉了,然后他说完这句话转头对旁边的那个人说——死过人。他说的很小声,但是我听到了。然后,我又问他说,你们这远洋钓鱿的怎么回事啊?怎么感觉挺辛苦、挺难招人的?然后他们就跟我摆摆手,就很诡异这么一笑,两个人都走了。
然后我在写稿的时候设置了一个结构,开始的时候,严师傅在起船之初就大喊着说:杀人了,杀人了,然后就从那儿跳下去了,因为他的神经受到刺激,而到结尾的时候就以我在石岛码头看到这艘船上也死过人来做结尾。
读者评论说这是一个结构上的有意的设置,是一个回环,暗示大家这件事情曾经发生过,大概是这样一个用意。
四易其稿,作品靠口碑杀出一条血路
我在从石岛回来之后就在开始着手写这样一篇报道,录音光我和赵木成的对话大概有十几万字。按照我们一般操作的话,首先会想到产业,一个比如近海渔业枯竭,然后这帮人为了生计不得已跑到很远的地方去钓鱿鱼这样一个思路,但当时这个故事太强了,就尽量避免写产业。我就只写船上发生了什么,船下发生了什么能不写就不写,大概是这样一个想法。
刚开始的初稿,大概是用了10天写出来,是很自然和习惯地写了第三人称的一个格局,写的有点全知全能,结果我的编辑林珊珊,还有我们的主编李海鹏看过之后,就觉得说没有看录音原稿过瘾。因为录音原稿很不像话,完全没有逻辑,但是他们看录音原稿的那种感受要比我用第三人称要好。因为第三人称总是没有那种真切感,而且我转述的话失掉了赵木成东北方言的特点,比如赵木成说刘贵夺威胁他,他不是说刘贵夺威胁我们,如果我们把这些讲出去他就要杀了我们,而是说刘贵夺说你们要是说出去,把你们家人就那什么了。我觉得说这样的话反而比把每个词都弄准确了感觉要好,就是他语言的那种很真切的东西。
而且我们海鹏主编是东北人,对这些东北方言比较敏感,有时候我觉得是语病或者是赘语,他们看出来是东北话,又把东北话给改回去了,大概是这样。最开始设想的第一版这个第三人称觉得不太好之后,我就想要模仿毛姆的那种短篇,他的短篇永远都是一个套路——有一个人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去旅游,碰见了一个挺神秘的、挺有趣的人,这个人跟他讲述另外一个人更加传奇的故事,所以我就感觉和我采访的过程很像。
所以最开始设想的是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我去见到赵木成,看到他在他的家乡钓着鱼,他的二舅、他的村里人见到他都跟他打招呼,一个非常宁静、非常安全的气氛。
然后再更深的一个层次,是赵木成跟我讲述海上非常恐怖的一种场景,大概是这样一种结构。写出来到第三稿看完之后还是觉得故事性太强了,觉得这部分最好还是进一步削减,最后根据海鹏老师意见修改出来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五稿,我和赵木成在他家乡的那些经历已经非常少,语言已经是比较简练,大部分都是船上发生的事情。
海鹏老师还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稿子的两种声音问题,我们几个同事好像也都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这篇稿子其实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我自己作为叙述者的声音,另外一种是赵木成的声音。
赵木成的声音是一种原初的、带着自己东北特色的那种话,但他的好处就是特别地真切,编也编不出来的那种话。我的声音呢,他觉得应该是智慧的、好像见多识广的,任何杀戮和九死一生在我看来都是挺容易能够接受的这么一种语气。最后表现在开头的那一段,就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有点模仿科恩兄弟在《老无所依》刚开始的那些画外音,一个老警长告诉大家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们这块根本没有什么犯罪案件,我们这些人都不带枪的,现在的年轻人谁知道他们就把鼻子上打个洞,这样一种感觉的声音。
另外一个就是说,这篇稿件在写的时候其实是有意按照一些戏剧的结构来编排的。下面写特稿的几位老师肯定都知道罗伯特·麦基那本《故事》的书,它是一本讲编剧的书,但是它里面提到的一些基本的原则,特别地有用。
我看过之后,就依照他的这种方法写了好几篇讲故事的特稿。这篇也是,就比如说它里面会提到一些原则,故事的材质是什么呢?故事的材质是鸿沟,是主人公的欲望和他所欲之物之间的张力,在海鹏老师看来这东西就是一种“压力-反应”模式,他认为应该按“压力-反应”模式来组织自己故事的线索。当然,我在写的时候也未必就是那么机械地照搬罗伯特·麦基的说法,每一个小标都要完成这样一种设置,但是在整篇文章推进的时候肯定是要贯彻一个原则,就是在一定篇幅之内一定要有一个事情发生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变化,这样的话你的文章才会有推进的感觉。
话是这么说,但是因为《太平洋大逃杀》这篇稿子的戏剧性实在是太强了,其实大部分时候是它的这种戏剧性在推着你走,你不得不去放慢它的节奏,因为杀人杀得太频密了,有时会让人产生一种很麻木的感觉。所以,我其实要做的并不是要加强它的故事性、加强它叙事的感觉,而是要去控制它的节奏。
▲ 《鲁荣渔2686号: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与事件人物无关。
比如说,我这里读一段,大概就是一个设置,就是包德被刘贵夺他们杀了之后,赵木成按照刘贵夺的吩咐到厨房里面做饭。然后,我在这块有意就加了一段,说:“船还在秘鲁渔场的时候,每到夜晚,四周夜幕的深处会亮起其他船只的灯光,星星点点,尽管微弱缥缈,却让人产生身处中央、被包围、被拱卫的错觉,这时候那灯光已经不见了,窗外一片漆黑。”
紧接着,又是赵木成的一段自述,说:“我做好饭,剩下的人都在那喝酒吃饭……”我加入这一段的目的就是觉得杀人杀得太凶残、太快了,根本不给你反应的机会,所以就是想要用一种很缓慢的能够让你出神的东西来调整一下它的节奏。
关于写作,我能讲的真的是特别少,因为下面都是前辈老师,而且这篇稿件坦白说,并没有在写作上有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我无非是把它的故事按照一种自述的方式给它组织好就好了。
有很多朋友看完这篇稿件之后,说特别好看,特别精彩、很震撼,然后在朋友圈里点赞,这个时候我都觉得挺惭愧的,因为这个故事最核心、最有力量的那一部分其实跟我没有太大关系,它是一种自然演绎出来的一个真实事件,就好比说我端上来一盘水煮羊肉,大家都觉得很好吃,但其实根本的原因是这头羊在野地里养了180多天,而不是我的原因。
这篇《太平洋大逃杀》特稿发出来的时候大概是在中午12点半,到了下午大概2、3点的时候,我跟我的编辑林珊珊特别焦虑,因为当时只有3千个左右的阅读。依照我们微信订阅的体量来说,发出这么久,而且这样一篇报道,我们的期待肯定不是这么一点点。但是到了大概下午4、5点钟的时候,阅读量就已经增长得非常快了,我们《时尚先生Esquire》的每一篇报道大概都是类似的经历,放出来两三个小时之内就有几千点击,然后剩下的就是靠口碑、靠传播硬生生给撑起来的,他们说是杀出一条血路,确实是有这个意思。
南香红:好的写作如同炖一锅好羊肉
南方都市报《中国财富》杂志主编,著有《王选的八年抗战》《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等专著。
我读了这个作品以后,第一印象可能跟很多人一样,它是一个好故事,这个感受非常地强烈。我想很多影视公司看上这个东西,可能也是因为它的这种非常强烈的故事性。
这个故事,它其实有两个元素,一个是本身故事很好,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还原能力,我觉得这个是对非虚构写作的一个要求。杜强他没有在太平洋上,他也没有当渔民的经验,对我们大多数读者来说,也没有这样的经验,他不可能想象在太平洋上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个渔船出去那么长的时间,一些人在渔船上作业,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景。比如说风暴、孤独感、人性,因为长时间的特殊环境造成的一种应激的反应。我想这些东西可能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虽然它的题材是一个天然的好故事,更重要的是杜强还原得非常好,能够让大家看了这个故事以后,有身临太平洋的感觉,我觉得他做到了。
刚才杜强在台上说,这篇作品的写作没那么多好说的,它就像一只养了180天的羊,清炖了以后,因为它材料好,所以它就好吃。我在台下心里想,才不这样呢!
我也会炖羊肉,我知道羊肉就算是180天,甚至再好,你要是不掌握它的方法,你会把它炖得很烂,很难吃。这个炖羊肉的时候,比如说放料,你不能放大料,炖羊肉绝对不能放大料,放了大料你就完了;你也不能放很多的花椒,然后你不能开了水下羊肉,那就麻烦了。
羊肉要配什么东西?是胡萝卜。羊肉要炖到几成熟?你要用什么样的火来炖?其实这都是写作和采访当中的一种技巧。
我刚听杜强说他自己在那儿采访,跟这个人大概谈了十多天,然后又去海边等等。我心里还是有点佩服他的,这个材料最后弄出来是10万多字的录音。在我以前的采访也很少有这样的经历。一般来说,像这类故事性比较强,或者是比较好记的,我都是靠笔记,除非是数字,或者是要一些非常准确的东西,我才再回去听录音。因为你要是用录音的话会非常麻烦,10万字的录音下来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工作量。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他们把这个材料做得很好。
在采访的现场,他试图去还原一个场景,这个采访对象又很木讷,他就不停地要让这个采访对象来填满他的这个场景,直到可能他自己心里头觉得已经回到了那条船上,我已经回到了杀人的那一刻,他才觉得差不多了。他们编辑和整个采编团队合作改了五稿,我觉得这里都是有非常大量的工作的。
非虚构写作这个东西确实是非常难,就是你要去真正还原一个场景,把当时的故事写出来,能够真实地带入的话,我觉得比较困难。
我觉得“太平洋大逃杀”的故事其实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内涵,里面的东西我看了以后,觉得因为采访的限制,或者接触采访对象、卷宗限制,只是揭开了一角。
这里面其实它的丰富内涵,还可以进一步地开掘。在看到这篇稿子之前,我知道有一个人已经广泛地接触了公安的案件,然后看到了当时他们审讯的这些情况,但是后来因为阅卷太多,他自己就搞不清楚这个事件到底是什么,真实的情景到底怎么样。
A说B说,他对不上号,后来那个稿子他没有做出来。再后来我一看这个稿子出来了,等于是把这个故事至少从这个人的角度呈现了,我觉得非常好,也是值得大家去学习或者研究他们这个创作的过程。
李海鹏:什么是“大型”的报道?
《时尚先生》出品人、总编辑。曾为《南方周末》高级记者、《第一财经周刊》专栏作家、《GQ》专题总监,《人物》杂志主编。
我们评价一篇非虚构好不好,我们说它优秀、有锐度、漂亮,这是一回事。如果这篇报道真好,我们认为它是最顶级的,在我们内部通常会说:“它给人一种大型的感觉。”
这个报道是大型的,它不是一个小型的。有很多小稿很漂亮,但是它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水准。大型来自于哪儿?我们都知道一个作品,一个文本,不管它是一个非虚构报道、一篇小说、散文、舞台剧,任何我们泛指这样的文本,它的大型都来自于它的完整度和它的多义性,这非常重要的。
大型一定是多义的,多义是由故事来完成的。我们的评价标准大概是三个层次:简单说,第一,是不是故事;第二,它的故事线怎么样;第三,就是它的实验性怎么样。这是一个递进的关系。
你这篇报道越好,后面的要素就越重要。但是第一步,它是不是故事,这个决定了它的基本的成败。这篇报道,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们在中国现阶段,非虚构现在的生产模式,比如我们是一本纸刊,是传统媒体,也有新媒体,当然我们主要是纸刊。在这种生产和盈利的模式之下,这篇稿子完成到这个程度,对于我来说就是100分,不需要更高了。但是有没有可能更高?我们只要说把一切都放到一个理论的环境当中,当然是可以的。
在五年前,媒体一篇报道,它是依据卷宗来写的,非常详细,从头到尾,事全是这些事,都有。但是它不是故事,它是一个事情经过。
第一,有一个理解点。比如说你如何把这个事情理解为我们通常说的“路西法效应”。就是人性在一个封闭的法外之地,它黑暗地爆发,这个太巧了。我们类比另一个故事。比方说《水浒传》的前三分之一,我们理解为是一个侠义的故事,起义成立叛军,起义回程就是这艘船,这就是梁山,然后最后要有一个出路,要去日本。我们前后两个故事讲的,一个“路西法效应”或者是《水浒传》的故事,它有人性在里面,强烈的一个呈现。人性是一个符号,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你化学反应就可以了。
第二,我们的报道跟其他版本不同的是,人物非常突出,比如里面的次要人物——崔勇,那是一个关键人物。如果没有崔勇,就不可能有最大规模的那场屠杀。他是关键人物,他是诱饵,也是凶手,他是暗中投诚,然后成为一个关键人物。刘贵夺这个人以及他人性的一面,他在危急时刻的决断。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故事,而不是一个事件经过。
第二点就特别简单了,就是你的故事线怎么样。
你的故事线决定你是一篇好的非虚构报道,还是说你就是一摊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这个稿子它是简单的故事线,这是非常简单的技术,但是能否拎清,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槛。故事线的把握,这是一个技能,像这种技能,它不是说你看几本书就会的,而是完全来自于你的阅读量。
至于这个报道,如果需要更好,第一点就是故事线更复杂。假如我们的盈利模式是另外一种,操作时间更长,给作者的薪水更高,那我就可以提一个更高要求。因为这是简单的一件事,你采访了一个关键人,然后有22个人死了,10个还在监狱里,还有33个家庭在外边。刘贵夺还有他的朋友,这里面还有非常丰厚的内容,有一个更大型的故事。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采用多线的叙述。
多线和一个复杂故事线都是一个高级技术,但是这个高级技术会给这个报道带来巨大的价值。这个报道出来之后,我看好多评论说,这个应该是让王千源去演个刘贵夺。其实我想,这个故事假设按照我刚才说从一条故事线变成一个复杂的高级故事线,特别好的导演是杨德昌。杨德昌会非常漂亮地把这个复杂的线放到里边。
杜强自己提出来,他说我想写一个毛姆小说中类似方法,最终就形成了这个故事的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叙述交杂的方式。这个我们叫实验性,就是说,以前大家通常不这么做。这个声音是一个记者温文尔雅、有文化的声音,那个是一个参与者的声音,这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对比。
问题在于说,我们要了解读者的反应是什么。我前两天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聊,他其实在非虚构方面还真是一个专家,他就会说,我看杜强那篇文章真是太好了,但是,它里面自己的叙述,哪些写得好或者不好好等等。我想也许他说得是对的,我不知道。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发现这个差别在哪儿?他关注的是哪一句话写得好不好,我关注的是说你这种新鲜感和实验性给读者带来什么?在中国以及其他读者市场,读者一定都有一个基本公式,叫“新鲜大约等于好”,你给他新的东西,他一定会捧场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所以这三点我们衡量的话,杜强的稿子可不可以更好?可不可以更大型?理论上来讲,这个材料可以做得超级好,但是只不过是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暂时是不支持的,希望以后有机会。
(本文为嘉宾发言节选,来源:地平线Nonfiction。点击阅读原文查看《鲁荣渔2686号: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