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隐秘的尘肺病医院生活，等着呼出最后一口气

“定居”在医院，春夏秋冬又一春。

始建于1962年的杨家医院，曾是中国最大国有萤石采矿企业——东风萤石公司的职工医院。

医院的大多数病人，都是在1953年至1965年开采萤石矿时被检出来患有尘肺病。当时他们在矿井中操作风钻、爆破时采用的都是“干式作业”，矿井内既没有机械通风，又没有降尘措施，空气内粉尘含量极高。尽管有口罩，但含有二氧化硅等物质的粉尘还是随着呼吸进入矿工们的气管和肺部。

随着矿区没落，矿工散去，杨家医院转为私营，承载的社会功能正在减退，但是一部分矿区尘肺病患者却“定居”在这里，少则10多年，多则30几年。

他们大多年事已高，丧失劳动能力，正和杨家医院一同老去。

一

隐秘的职工医院

萤石又称氟石，是一种天然矿石，也叫“夜明珠之石”。浙江武义因萤石矿产丰富而被誉为“萤石之乡”。现在想要了解萤石矿的发展，这里的萤石博物馆是去处之一。

该博物馆距离萤石矿山遗址二十多公里远，占地面积达18340平方米。“馆内藏有多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世界最大的萤石原石，重94.7吨；展有11860件萤石晶体，为世界萤石晶体收藏数量之最；最大的萤石夜明珠以及重748克拉的最大萤石珠宝。”博物馆的导览手册介绍如此描述着。

萤石矿脉，如今山脊两侧都是工厂。

武义萤石矿区全盛时有4个矿，职工达2000多人，给国家创造过大量外汇收入。90年代末期，激情燃烧的岁月逝去，随着萤石矿衰落，大部分职工撤走，矿区医院、食堂、宿舍、学校等场所逐渐没落。

已荒废多年的矿区子弟学校。

曾经萤石矿区设有小学、中学，很多矿工子女在附近就读，如今矿区的校园里杂草丛生，一棵树倒在教学楼门口的阶梯上，一些杉树长得甚至比教学楼还要高。一楼的几间教室中散落着睡垫、啤酒瓶、烟头等杂物。

因为曾有村民不小心掉进矿洞，出于安全考虑，矿山遗址已全部被封禁，不允许进入。但从杨家路的一个轰隆作响的塑料厂进去，还能找到昔日的运输洞。在滴答的水滴声中，就着手电筒的光，仍能看见矿洞中的通风眼。

矿洞和残缺的出风管道。

除了停产的矿山和荒芜的校园外，服务于矿区职工的杨家医院仍在吃力地运转，但医院本身连同多位年迈的尘肺病患者，正在慢慢老去。

驱车前往杨家医院，必定得走一条满是砂石的山路，一路颠晃。当脱落了“心”字的“浙江省职工尘肺病防治中”的竖牌匾映入眼帘时，便到了医院门口，门牌号码写着“东山路20”。

杨家医院

进入医院，可以看到立于各户门前的高大梧桐和一栋上个世纪60年代建筑风格的两层大楼。在杨家医院，像这样的大楼，一共有3栋，由二楼走廊连通，这是矽肺病人和家属所居住的住院部。“住院部”三个字，经过风吹日晒，字体已经起皮。

在这里，症状较重的患者住在一楼，每一个房间配备一个蓝色氧气钢瓶。症状较轻的患者住在二楼，每天早上7点半，他们会和附近村子中的患者在307室集体吸氧。

黄菊娥在医院的菜地里锄草，准备开发一小块新的地。

下了楼，往外走是公共土灶厨房，门口码着整齐的干柴，另外一边是老人们长势茂盛的菜园。沿着菜园边上的一条小径步行100米左右，就能看到大家上下山的小路。那边“放射科”的大门紧闭，墙外的攀援植物攀附于“放射科”标志之上，努力生长。

“我们单位没有破产之前，当年可是直接从国外购买最先进的医疗器材，有些设备比县级医院都要好。”74岁的李金川副院长说。

1967年温州卫校一毕业，他就到这里工作了，他曾经历杨家医院病房、食堂、澡堂人满为患的时期。

二

“定居”在医院：

种田、打牌、治疗，消磨时光

红薯大丰收，是杨家医院最后一批尘肺病人及其家属的日常生活片断。

89岁的徐舍柳身着金色团寿纹棉袄、头戴皮帽，正挑着一担红薯往上坡移动。每移动一步，缓慢而又艰难，仿佛他挑的是一担重石，压迫着他的肺部。他呼吸沉重，喉中哮鸣有声，这是尘肺病患者一种常见的呼吸困难症状。

徐舍柳终于将一担红薯移动到自家门前的过道里，放下肩上的扁担，在门口的藤椅上坐下来。待急促的呼吸渐渐平稳下来，他取下皮帽，摸了一把头上的汗。

体力恢复后，徐舍柳将停留在过道上的红薯从菜篮和蛇皮袋里倒出来，好晾干红薯上附着的泥土湿气，易于长期存储。

徐舍柳收获红薯

这一番折腾，似乎耗尽了徐舍柳刚刚储存的体力，他又返回，坐在门口的藤椅上。

一会儿的工夫，他发现担回来的红薯中，有一部分被一个红色塑料袋包裹着，他起身走过去，弯下腰，将红色塑料袋里的红薯抖落出来。

“哎哎哎……”他还未来得及把塑料袋腾空，就被77岁的妻子徐宝贵阻止。夫妻俩起了争执，各自拉扯着塑料袋，红色塑料袋一会靠近徐舍柳，一会倾向徐宝贵。

最后，徐舍柳败下阵来，颓然地坐回椅子上。原来，那是一袋徐宝贵精心挑选的红薯，要拿去送人。徐宝贵说徐舍柳在帮倒忙，又怕他累坏了身体。

1958年，徐舍柳到东风萤石做矿下井工，1968年被诊为矽肺三级。自患病以后，妻子徐宝贵一直照顾他，今年是他们住在杨家医院的第19个年头。

徐宝贵准备将一部分红薯送人

“医院没有洗澡的地方，我只能每个月回家洗一次澡。”徐宝贵抱怨，“就这样，医院还要收家属6块钱一夜的床位费。”让她气愤的是，矽肺病人本来每个月有630块钱的补贴费，自从4月份收到后，就没了影。

“说是什么系统延迟，会把补贴给我们的，叫我们放心，可半年都过去了，我一毛钱也没收到！”过来串门的施三儿也说。

在医院，种植蔬菜、收获红薯像是他们每年自愿参加的户外活动，诊室俨然成为老人们的“棋牌室”。每日下午3点，是患者、家属和医院工作人员打“争上游”的时候，他们会利用旧药瓶盛放作为赌资的一角硬币。

老人们聚在一起打牌，消磨时光。

79岁的王贞卿是医院最年轻的病人，他侯在老伴旁边，等打完这一局，他要接手，老伴要回屋子准备晚饭。因为偶尔为了一毛钱的赌资吵架，住在204病房的施三儿从不打牌，他们夫妇住在杨家医院，已有30多年时间。如果老伴田冬妹在那打牌，他会过去围观。

自东风萤石公司于2000年以资源耗竭的名义宣告破产之后，杨家医院也改制为民营。考虑到遗留的病人及医疗的需要，武义县政府接收了杨家医院的房产，在运营模式上，医院也由企业拨款变为自负盈亏，几乎所有收入都来源于医保支付，而原本由公司劳保承担的尘肺病治疗费用，也被“托管”到金华社保处。

“现在医院就30多位尘肺病人看病，经过社保结算的费用达不到医院的正常运转。医院还要负担20多位职工的工资，已经入不敷出了。”李副院长声称，领导已经向上面反映这个问题。

这一天，徐舍柳的邻居应灿春坐在门口挂点滴，他娴熟地点燃手中的香烟，在门口吞云吐雾着。

对于病人可以抽烟这件事，医院的傅江华院长认为“算是杨家医院特例了”。在他看来，吸烟是这群病人生活中的一点依赖，如果剥掉他们仅有的一点乐趣，反而适得其反。毕竟，他们医护人员的目的是尽量延长患者的寿命，只能劝他们能少吸烟就少吸一点。

应灿春服下医生刚拿来的药。

身边的保姆对应灿春一边抽烟一边挂点滴的场面见怪不怪。她负责照顾应灿春夫妇的饮食起居，每月由老人子女支付5000元护理费。应灿春80多岁的老伴之前摔断了腿，正躺床上休养。保姆的床铺搭在两位老人床位对面的一侧，床外用布帘做了隔断。刚来10多天的保姆对一个月只能回家洗一次澡，颇有怨言。

靠保姆照顾生活起居的患者还有同住一楼的叶炳溪，他的老伴已经过世一年多。相较晚年在医院的经历，87岁的叶炳溪更愿意谈起子弹从头顶上飞过的战争岁月——1955年1月解放军对国民党据守的浙江省东部一江山岛作战，叶炳溪参加了战斗，并立下了三等功。

他常翻阅一本《一江山岛战役·史料选编》，那是建国69周年时领导赠予他的书，下册的第116页内夹着3张五元纸币——他觉得“有花头”的一个章节，题为《张爱萍在宁波指挥解放一江山岛战役》。

1957年复员第一年，叶炳溪来到矿上工作，“肯定等不到建国79周年那一天了”，叶炳溪说，“现在没用了，没几年就要死掉了。”

坐在门口藤椅上，92岁的王田方翘着二郎腿，气定神闲地抽着土烟，颇有当年“矽肺老爷”的气势。

在李副院长的记忆里，这群尘肺病人之所以被当地人称为“矽肺老爷”，是因为当年单位对这批职工颇为重视，“他们跟那些受过伤，立过功的军人是一样的！”傅院长也补充说：“他们是在生产过程中受了伤，跟打战的时候受了伤，性质是一样的。”

缭绕的烟雾将王田方的记忆带到了1951年的抗美援朝战场，“我是炮兵，我这里打了一个大洞”，他指着自己的腰。老伴将土灶处熬好的草药端了过来，放在他面前，转身又去忙活别的了。

王田方用中药泡脚，缓解肿痛。

眼前的草药将王田方唤回现实。他起身去屋里取了玫红色的塑料盆和一块看不出颜色的毛巾。搁下手中的塑料盆，端起草药，将之过滤到盆里。他先把湿透的毛巾拧干，给自己擦了一把脸，然后脱了鞋袜，将双脚泡在草药水里。他说这草药可以帮助他缓解腿肚子的疼痛。

三

回忆往事

我们也在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早上7点半左右，老人们陆续来到307室，他们熟练地打开氧气瓶的气阀，将淡蓝色的导管置于鼻腔内。

聚在一起集体吸氧，每个人似乎都习惯了自己的老位置。有人会窝在角落里的竹制躺椅上；施三儿喜欢与其他人并排坐在里侧的长椅上；从山下一路走过来的叶樟松喜欢坐在靠门口的位置。

施三儿不吸烟，每天坚持做两次吐纳练习，早晚各半个小时。或许正因如此，他完全看不出有84岁高龄。他介绍说，自己的吐纳方法是跟一位在医院教学的气功师学的：“吐纳，就是将浊气吐出去，吸入空中的氧气，就像我们吸‘人造氧气’一样。”

施三儿的证件

施三儿是缙云县当地的一位农民，1958年10月，22岁的他在“亦工亦农”的政策下成为矿区一名井下矿工。两年之后，他返回农村继续务农后，出现反复咳嗽的症状。当时施三儿并未在意，直到1970年7月，“东风”召集矿工们体检，他被确诊为矽肺二级，然后才停工，在杨家医院接受治疗。当身体好转之后，施三儿就返回了缙云老家休养。

后来，随着病情恶化，他不得不反复住院治疗。1987年开始，施三儿和老伴田冬妹在医院“定居”，每年春节回老家一趟，年后就会匆匆忙忙地赶回医院继续调养。

“前两年差点就死掉了。”施三儿说，2015年他在金华广福医院住了一个月。那时，他气急加重，发热2个月有余。

“从我们医院转过去的。”他说在杨家医院治疗，这一点还是好的。如果患者病重，医院会动用医疗资源将他们转送到金华市区的更大医院检查和治疗。

“医院要是垮台了，我们也要回老家去了。”施三儿说，“关键得看医院的老板，如果补贴一直不发的话，杨家医院可能就没人来了。”

施三儿和田冬妹

这个节令，田冬妹会在二楼通道里晒些冬田草。冬田草是杨家医院附近生长的一种野生草本植物，据说有止痛的效果，还能打掉胆里的结石，已经成为夫妇俩回老家送人的“杨家特产”。

施三儿下山和田冬妹一起去杨家市场买鸡蛋时，必定会去旧书摊买些杂志、报纸回来，诸如《医食参考》、《实用农家历书》之类。有关养生的、延年益寿的方法和知识点，他都会用笔圈出来并在封面做上记录。在《实用农家历书》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他记录下的每月必备药物，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有“心血康”和“阿莫西林”。

“30多年，我一直在吃药。”施三儿说完这句话，望了望旁边吸氧的工友们，“这里有4位来自龙游，1位是江苏的。”他逐一介绍起他的邻居们，音量陡然提高了起来，“那一位是老工人了。”

施三儿指着13年工龄的叶樟松：“他是永康人。”

“像我们这样的人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成。”84岁的叶樟松接过话茬儿，骂了句脏话，“国家往前走，我们这些人都在往后退！”

“‘东风’是当时最好的单位，我们这里石头多，工人多，以前日本人都过来抢石头。”叶樟松仍旧怀念着过去的激情岁月，“想当年，矿区职工出去多威风，连浙江省政府都夸！”

叶樟松在杨家医院

患病后，妻子负责在医院照顾叶樟松，还有护理费。后来单位破产，一切化为乌有。叶樟松觉着现在扫马路的保洁员工资都比他们高。10年前，他妻子脑溢血住院，他一个月的退休工资都不够垫付一天的住院费。

“像我这样的人都死掉了，一个都没有了。”

1956年，20岁的叶樟松跟着年长他两岁的表哥一起来矿上工作，当时同行的共有8人。他记得刚到矿上，每个月工资26块钱，在当时是相当高的收入。作为临时工，虽然每天工作12个钟头，但是只有“做得好”的人才有留下来的机会。

一群年轻人刚刚到矿区的时候，什么也不懂。有一次，他们在矿井下看到一只窜来窜去的老鼠，几个人想方设法想捉住。“捉不得！老鼠捉不得！”老师傅大喊起来，把他们几个年轻人一顿狠骂。

后来叶樟松才明白，在矿井下见到老鼠是好事情，老鼠的出现说明这个地方的空气具有一定的流通性，较为安全。

叶樟松曾经的证件。

几十年前在井下钻风眼、打石头都用土办法，就连炸药都是自己亲手制作。让叶樟松终生难忘的是，有一次矿洞的炸药一直没有响，这时炮工师傅上前去检查是不是雷管出现问题，突然“砰”的一声，炸药爆炸了。

这次事故的遇难者里，就有叶樟松的一位朋友。自此以后，他上班常常提心吊胆。老师傅们跟年轻人讲，如果在下矿井之前，在路上碰到女人，那一天肯定会出问题。那个时候人们很迷信，矿区还流传一句俗语，叫“吃不吃嘴巴里，死不死洞里”，没有人愿意死在矿洞里。

后来，三年自然灾害，山上的树皮都被人吃光了，但是矿区的职工们有粮吃，度过了那场劫难。“运动来了，一会儿是浮夸风，一会儿是黑五类分子，搞来搞去都是读书人吃亏。”叶樟松回忆似乎有些跳跃，他记得矿里被人殴打的老干部，还记得两个被打成右派的医师，后来自杀了。

叶樟松33岁时被确诊为矽肺病三级，住在杨家医院，“工龄”的增长也戛然而止。他曾亲眼看着同病房的人吐血，继而死掉，那段时间他经常以泪洗面，“表哥走的时候，他去给他穿衣服，哭到泣不成声”。

那时，每死掉一位朋友，叶樟松就会烧掉那个人的照片。当年一起来矿区的8个人中，只剩下他还活着，叶樟松以为那几年迟早会轮到自己。

叶樟松的妻子颜娇云在描述一次他发病时的场景。

叶樟松没有过早去世是一件比较稀奇的事，当时医生说他只能活到50多岁。那时在医院里比较闲，他常带着猎枪去山上打鸟、打山鸡。他记得山鸡肉很好吃，自己吃不完，还拿去卖给别人，1块5一只。

43岁时，叶樟松觉得自己精神状态饱满起来，他把这归为积极配合治疗，并开始信仰基督教。

叶樟松在自己的卧室，墙上挂着的是自己年轻时的照片。

“信耶稣好！”叶樟松身边的人都在信教，他一般周日会去杨家教堂做礼拜，“教堂是我们工人自己拿钞票建的”。他还强调，他们不信外国人传教，他们只信中国的教会。

“测体温了！”——9点钟，值班的护士进来了，这意味着集体吸氧的时间结束了。老人们拔下导管，缠绕好收纳起来，关掉氧气瓶气阀，相继离开。

叶樟松拎着煲好的猪蹄汤下山，他要步行到公交车站，坐40分钟的车，到永康医院去看望他患有脑溢血的54岁小儿子。“他变傻瓜了。”他说，儿子生病之后，整个人都乱七八糟的，十分难看。

叶樟松住在以前单位的职工宿舍，现在的东萤社区。那套二室一厅的房子是他女儿接班后在矿厂工作之后花了8000块钱购买的。

他卧房的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四代同堂，整整齐齐地站了两排人。比叶樟松小10岁的颜娇云今年也突发过一次脑溢血，幸好女儿女婿及时送她去了医院，已无大碍。叶樟松当时怕得哭了起来，“这老太婆要是坏掉了，我就一个人了。”

颜娇云也曾被叶樟松一次大吐血给吓到过，他们觉得年纪大了，彼此陪伴就是最大的幸福。

叶樟松在弹奏电子琴。

在家里，叶樟松取下墙上许久没有拉过的二胡，拉了一曲永康童谣，接着又找出落满灰尘的电子琴，弹唱起来。

“学习乐器，让我感到开心。人一开心，就容易有生命力。”叶樟松又接着弹了《我是一个兵》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当一曲《东方红》响起，美妙的旋律仿佛跃动到居民楼外印有的“集体”二字上，会让人有一种历史在此地停滞的错觉。山坡上较矮建筑群边所立的“日军侵华掠矿遗址——杨家侵华日军警备队军官宿舍”石碑，却在告诉人们过去的故事已成为历史，而杨家医院和患者们的故事同样，正在成为历史。

作者  张若水 |  摄影  王小莽  |  编辑  郑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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