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乎面子，只为了留下“港漂找工作的尽头是卖保险吗？”这个被反复提起和讨论的问题，很难得出准确答案。但不少人都有类似的体验：拿着研究生offer或高才、优才签证去了香港的朋友，某一天忽然就在朋友圈卖起了保险。不解的声音也随之而起：“浪费学历”，图什么呢？对于这些拿着逗留签的内地人来说，喜不喜欢销售，能不能月入几万、负担高生活成本，都是次要问题。最重要的还是续上签证，留在这座城市继续生活，待到7年之后，拿到永居身份。而想成功续签，变量众多，但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在香港定居；二是为香港做出贡献——对普通人来说，就是得有份工作，收入还不能太低。而一旦续签被拒，就不能在香港逗留，7年之期也要从头算起。保险行业由于门槛低、收入不低且时间灵活成为了多数港漂续签的权宜之计。尽管通常得满足一定的业绩要求才能获得工作证明，但对于被卡在续签坎上的人来说，至少多了一点安心和盼头。与其说港漂都去卖保险了，不如说，卖保险是他们继续港漂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一

但从初三开始，阿远的数学就有点跟不上了。镇上买不到教辅，更没有辅导班，最后他靠找同学请教加勤奋刷题，才有惊无险地上了高中。一个学期后他就自觉数学没救了，靠文化课根本不可能考上那些光荣榜上的大学。

每个月，团县委都会下达任务——3月学雷锋，4月缅怀先烈，5月青年节……从前期策划、中期执行到后期宣传，都由我一个人负责。最头疼的是，学生实际上没有课余时间开展活动，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老家的写字楼里，找不到一家正经公司春节期间，作者小林回到了江西老家，一座以钨矿闻名的三线城市。城里新开了几家综合商场，但人气并不算火热，过去这几年，几乎每年都有约80万人离开这座城市在外漂泊。留下来的人们津津乐道着城里的事业编，历史老师已经卷到了985博士的学历。

考研不能助我上岸，但教别人考研能前两天，全国研究生笔试成绩揭晓，又是一个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日子。在考研这件事上，北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身份。他是脱产备考三年未上岸的考研失败者，也是运营考研辅导班六年的创业成功者。考研曾是他性价比最高的选择。本科毕业只能找到月薪五千的工作，出国留学收不回高昂的成本，至于考公，他不喜欢，2016年毕业时也还不兴这个。然而考到第三年，连年暴涨的报考人数摆在面前，理智告诉他，上岸的可能只会越来越渺茫。他很难从考研失败的挫败感里走出来，直到电光火石之间，他意识到这是对考研学子的巨大考验，却也是辅导市场迎来的巨大红利。这是一门很赚钱的生意。创业的第一年，北泽净赚20多万。许多从他的辅导班考上研究生的人，也被巨大的利润吸引，成为师资团队中的一员。一开始，北泽是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才去考研的。如今他发现，教别人考研，似乎才是那份自由又高薪的“好工作”。只要还有年轻人感到迷茫，他就有生意可做。一一场越来越难的考试身为一个小型考研辅导机构的负责人，北泽今年一共把四十个学生亲手送上了考场。根据他的经验，其中一半的人能够通过笔试。对紧接而来的复试，他为这些学生量身定做了“一对一复试宝典”，

按照韩国政府部门的定义，公务员受到的谩骂、性骚扰、殴打、威胁等行为都被称为“特殊投诉”。这些投诉的数量近年来一直有增无减，在2018年到2021年的四年间，从将近3.5万起持续增长到了5.1万多起。

“一个成熟的艺术家，极少是通过纯粹的灵感完成一部作品的。”张怡微老师的解读，小到起名人物命名，大到作家在爱情故事背后对政治、时代等命题的构思，都是为了引导我们在文本的细节中发现作者隐藏的立场与态度。

孩子还没出生，被网友判了死刑肚子里那个被网友称作“天生坏种”的宝宝，袁琦最终决定把他生下来。XYY综合征，又称超雄综合征，是一种性染色体异常疾病。在社交平台上，这种病被和“犯罪基因”“天生坏种”深深捆绑在一起。尽管在医学界看来，这种猜想早已被证明是不准确的。医学教科书《默沙东诊疗手册》这样描述，“XYY综合征曾被认为有暴力及犯罪倾向，但此理论已经被认为错误。”事实上，每1000名男孩中，就约有1名XYY综合征患者。只是无创产前检测技术的大规模临床应用不过十年，这意味着，在产前确诊XYY综合征，并没有那么容易。许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是一名超雄患者。2021年袁琦怀孕，这些陌生的医学术语闯进她的生活，为了将它们一一厘清，也为了做出一个负责任的决定，她和丈夫像逆着水流的鱼，从地方卫生院，一家一家地上溯到省医院，才终于得到一个确切的结论。医学界和网络分化成了两个撕裂的世界。生，就会被指责是放任“天生杀人犯”的出现；不生，就要承受把孩子从身上剥离的痛苦。只有母亲们身处其中，进退两难。一上百次检查后，艰难确诊直到怀孕26周的时候，袁琦才第一次从医生嘴里听到了准确的判断——胎儿确诊了“XYY综合征”。靴子落地的瞬间，袁琦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带着眼眶里也升腾起一片雾水，“脑子里的无数怀疑有了结论了”。结论背后的代价，是长达四个多月的奔波、辗转走过的六家医院和上百次的产前检查。很长一段时间里，袁琦的迷茫、困惑和纠结，都找不到任何答案。2021年5月，袁琦发现自己两个月没来月经，和丈夫去镇上的卫生院检查，通过B超确认了妊娠。袁琦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小生命的降临，也有些许欣慰，她一直想和现任丈夫有个孩子。袁琦34岁，已经不算太年轻。四个月前，她曾怀孕过一次。为此，她辞去了幼儿园老师的工作，想着边养胎边备考编制，这样等孩子出生，她就可以去参加考试，有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只是胎儿没几周就流产了，没能查出原因，只好归结为自然流产。失去一个孩子，伤心对母亲来说是种本能。丈夫安慰她，没关系，我们继续积极备孕，孩子还会有的。有过这段经历，袁琦在怀孕期间格外焦虑。她总担心胎儿留不住，也担心自己熬夜备考、骑车时颠簸，会对宝宝造成什么影响。有一次，她真的觉得不太舒服，必须得去医院看看了。离家最近的卫生院条件不好，也做不了检查，她和丈夫决定去县城的人民医院，那是当地最好的医院。她在医院住了七八天，把能做的检查都做了一遍，结果没有一点异常。至于自己为什么出血、不适，医生也说不出来，只说要“保胎”，开了许多药和吊瓶，她几度两只手和脚同时在输液。袁琦家当地的县医院，她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院很难说“保胎”措施是不是真的有效，但很快袁琦也顾不上了。一个半月后唐氏筛查结果的短信发到她的手机上：结果为高风险。她心里一沉，隔了两天，赶紧去做了后续的无创DNA检测。又等半个月，医师助理给袁琦打电话，只是简单读了一遍报告单，“性染色体‘加倍’，为‘高风险’”。袁琦没有听懂，这些词对她来说很陌生。县医院面诊的医生也没能给出更详细的解释，他看到两份标识有问题的检查报告，就让袁琦赶紧把孩子打掉，“性染色体异常了呀！”。可是，究竟是怎样的异常？又会导致怎样的结果？袁琦的丈夫托身边的朋友问了几个医生，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后来袁琦想，大概是“县城里的医生也不知道超雄综合征，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事实上，县医院当时连做无创DNA检测的资质也没有。在四川产前判断信息网上，这家县医院的产前筛查获批时间是一年后。袁琦之所以做了这项检查，是因为县医院会在完成采血后，将样本送到有检查资质的医院统一化验，她收到的报告单，实际由一家位于广东省的医院开具。尽管报告上的数值、结果是客观的，但医生对报告的解读更加重要，由于缺少专业知识，县医院的医生往往看到“异常”二字，就直接劝孕妇终止妊娠。县城的医疗资源较为落后，没有研究遗传方向的科室

刚到北欧时，一切都是新的。我在学校外和别人合租了一间小屋，有时独处，有时结伴。离开了不想面对的环境，来到了一个什么人都不认识的地方，肉身的逃离，精神的自由，让我觉得可以成为任何样子的人。

风口入局的一代人，告别黄金时代“好巧，你也网上冲浪啊？”这句bbs时代的网络流行语，在过气多年后重回互联网，变成了一个戏谑的“梗”。“冲浪”的意象，却在无意中精准地捕捉了互联网瞬息万变的形态。电子邮箱、bbs、门户网站、QQ相继崛起之后，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开启了web2.0世界。2021年，中国的网民数量突破10亿，短视频和直播时代也引领互联网走入更下沉的新纪元。香菇就是这一波波浪潮的见证者，失业前，他的每一步都恰好踩在浪尖上。从微博营销到影视宣发，那些年从客户到老板都不急着做出爆款，莫名其妙的限制也没那么多，丰富的讨论和选题空间内，人人都想把内容做得更独特、更有趣。工作的十年，是他和内容行业共同的黄金时代。年至40岁，香菇却再也找不到工作了，中年危机恰好与短视频兴起的步调重叠：他的简历频频因为年龄被卡掉，而在内容高度同质化与追求流量的氛围里，他也没法像从前那样靠做自己喜欢的内容赚钱。十年积累的经验失去了用武之地，最终，他不得不离开北京。此刻，“横店变竖店”的消息正席卷互联网，内容行业的形态还在随着互联网这股浪潮的更迭不断变化。香菇，或许就是当浪潮退去后，被留在原地的沙子。一你的履历很好，但是北漂十年之后，香菇决定离开北京。他畅想过无数未来，却从未想过会以如此匆忙而狼狈的方式离开北京。他的老家在大连，那里没有太多做内容的互联网公司，工作机会寥寥无几。这些年在北京，他做过新媒体运营，做过策划，做过营销，从新人一步一脚印晋升到带领一个团队的总监职位，简历上积累了若干出圈的成绩。最后到了40岁，他发现自己也逃不过中年危机：炒股失败，赔了全部的积蓄；长期失业，求职越来越难；缺乏收入来源，坐吃山空。刚刚辞职时，香菇再也不想被瞬息万变的行业信息控制了。他取关了很多此前因为工作而被迫关注的公众号和抖音号，降低了看电影的频率，并且只看自己喜欢的，再也不必因为什么火了就去关注什么。然而中年危机的到来，让他发现这是很幼稚的想法：“做内容，做自媒体，才是我唯一擅长的东西。”回想彻底远离行业的那段时间，每天的开心竟然都像是“偷来的”。他开始尝试重回自己擅长的领域，努力留在北京。只是每次面试聊完工作经历，会议室就会变得安静起来。“你的履历真的很好。”面试官说，接着就是一句“但是”。“但是，你还能适应广告公司的加班节奏吗？”“但是，你觉得我应该给你多少薪资好呢？我们公司都是九零后，你沟通起来会不会不方便？”这些“但是”的问题香菇都解释过，但是没有用。内容和创意行业在中国已经成为了高强度的体力行业，公司都想招聘年轻能熬而又愿意接受低薪资的员工。后来，招聘app上的信息渐渐变成了“已读不回”，他连在线下和面试官“解释”这些问题的机会都没有了。香菇带着两只猫回了老家，这是他的猫第一次过安检、坐飞机为了生存，香菇投过瑞幸的店员职位。招聘启事上明确写着“有无经验均可”，但店长回复说：“你没有相关的服务业经验。”他问：“不是说不要求经验吗？”店长转而又说：“我觉得你年龄有些大了。”应聘链家、海底捞的店员职位，也都没有下文。失落当然是巨大的。在过去十年的职业生涯里，他的工作，几乎每一份都是甲方主动伸来橄榄枝，老板多次招徕，朋友熟人牵线。他从来没有在职场上如此被动。回到大连后，香菇想找制片人朋友帮忙介绍工作。朋友说，最近影视行业太难了，不如试试做团购，他在做，他的很多其他制片人朋友也在做。做团购，这是香菇目前唯一的收入来源。有人加了他的团购群，还给他提意见：你这个“团长”当得太佛系了，除了发每天的选品，别人不问就不说话。香菇也有点无奈。在他的形容里，各大平台就像一个个大商场，自己则像在角落里摆摊的人，“羞于叫卖，呆呆地站在那里”。在北京时的生活偶尔会闯进他的脑海里。那时他整租了东四环的一套房子，周末不是和朋友出去看展、看电影，就是发个信息，叫一大群朋友到家里一起聚餐、打桌游，还有一次叫来了很多同事来家里一起加班。生活总是热热闹闹的。香菇和好友一起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旅行而现在，他的生活缩小到一人两猫的单位，关掉了朋友圈，也很少见朋友，几乎没有社交，每月的支出只有1000元。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失落感和挫败感总会悄然泛起。有一天，他对父母说：“我想死，其实这个念头一直萦绕着我，只是我牵挂着我的猫，你们和朋友。”听完后，妈妈抱着他哭了，安慰他说：“我和你爸的退休钱能养得起你，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香菇觉得，自己不配。长期失业带来的不仅仅是生计层面的困境，更致命的是，它摧毁了香菇的价值感。中年危机和大环境的变化赶到了一起，他不免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实际的生存和赚钱能力。然而他也觉察到，这个时代，需要的是一下子就能抓住各种痛点、在开头就用钩子钩住注意力、做出大爆点的内容工作者，不然用户就会划走。他想通过慢慢打磨内容呈现出的那个真实自我，已经不被社会需要了。“在我们那个年代”“我很怀念那个年代”这样的表述，在他口中经常出现，语气很像是《甲方乙方》里面的葛优，既伤感又无奈。后来，他在自己用了很多年的豆瓣ID前加上了四个字：“回忆大师”。二在我们那个年代职业生涯的头十几年，香菇始终意气风发地踏在互联网的浪尖上，内容行业的黄金节点几乎一个都没有错过。零几年刚开始工作，香菇就在当年最红的门户网站做自由撰稿人，负责好莱坞影视板块的文章撰写。那时候，搜狐、新浪、网易这三大门户网站，是中国互联网最早解锁的内容平台，也是国内网民了解“附近”以外的窗口。在香菇的回忆里，那是一个人们对于外界信息充满好奇心的年代，也是一个获取信息相对自由的年代。那年谷歌还没有退出中国市场，IMDb仍是无数观众观看国外电影的权威清单；视频网站上，每周都有很多美剧几乎同步上架更新；每年的欧洲三大电影节、奥斯卡颁奖礼都会引起空前的关注。香菇就像一只蜜蜂，从好莱坞采摘最新鲜的资讯，再带到中国网民身边。每天起床，打开电脑，连接国外网站，把好莱坞相关的娱乐和电影新闻浏览一遍，从中选择最有价值的内容，翻译、编写成中文。这是一份在当时看来很前卫的工作：擅长英语，链接国外的世界，资深影迷，还无需坐班，每天只需工作一个早上，月入八千，因为和父母一起住，香菇也不需要交房租。在“数字游民”这个概念还少有人提起的时候，香菇就已经是一位不需要朝九晚五待在办公室的数字游民了。香菇第一次离开家的时候，父亲在他租房的很多角落里都写下了叮嘱30岁那年，香菇舍弃了老家安逸的生活，决定北漂。要做内容，要做电影，要搞文艺，还是得上北京——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这一次，他又跟上了互联网发展的新一波浪潮。2007年，iPhone4的问世开启了移动互联网时代。2009年，微博的诞生拉开了中国web2.0时代的序幕，博客时代成名的韩寒发了第一条微博：“喂。”此时，传统的4A品牌公司逐显疲态，做微博营销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公司迎头赶上。香菇所在的公司，就是其中一家。老板一听香菇是通过豆瓣被介绍来的，立即决定录用他，只因为老板觉得玩豆瓣的友邻都很有意思。香菇也很快就证明了自己。刚进公司不久，有客户希望策划一个活动，宣传一部以父爱为主题的电影。当时还只是编辑的香菇，提出了一个线上活动的方案：“炫父大赛”，让网友自发“炫”出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大家都觉得这个提议很有意思，但不太确定这个活动是否有门槛：网友的手机里，会有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吗？那是一个甲方不要求乙方立马出爆款，老板也不要求员工立即出爆款的年代。谁心里都没底，但老板和甲方都愿意试一试有趣的方案，不行，那就换一个。活动推出当晚，工作群里传来惊呼。这个活动从豆瓣火到了微博，一位知名影星上传了父亲的照片，接着很多明星都主动参与了活动。“炫父大赛”在微博话题榜前三停留了一周之久，甚至一度排名第一。这个活动成了当时现象级的微博营销案例，香菇得了内容创意行业的大奖和公司的奖金，也从资深编辑晋升到了内容副总监。当时，香菇用个人账号发起的“三行辞职信”活动，被一部电影买去做了冠名活动那是香菇事业上最得意的一段时光。因为有了电影宣传的成功案例，香菇得以和更多大导演的电影宣传业务合作。无数公司向他伸出橄榄枝，其中包括一位知名艺人的工作室。在众多机会中，香菇选择了时代潮水的另一个方向——进入电影行业。他被欣赏自己的一家公司挖去当了影视发行部门的负责人。那是2015年，中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400亿元大关。《夏洛特烦恼》《大圣归来》《小时代4：灵魂尽头》等各种类型片在院线热映，《捉妖记》更是以日进300万的速度打破了好莱坞大片在内地创下的票房纪录。也正是那一年，网飞发行的电影《无境之兽》引发了广泛质疑，没人想到流媒体有朝一日能改变大洋彼岸的电影业态国产大片快速崛起，每天都有滚烫的热钱流入影视行业。香菇所在的影视公司也乘上了时代的快车——每年15薪，五险一金按最高一档缴纳，每一年的薪资会自动上调15%。在年会上，香菇整个团队抽到了iphone

中文和中国都变陌生了Siri在中文系读了六年书，今年年初，她决定跳出熟悉的文化语境，去往位于荷兰的莱顿大学中文系交换。去欧洲学中文后，Siri觉得自己的人生像开出了一条新的支线游戏。在这里，她遇见讲着一口北京腔的荷兰教授、听意大利同学感叹古汉语的美丽，也在许多外国人的发问中，尝试认识欧洲人眼里的中国，重新思考自己从小学到大的语言。最初做出这个选择，迷茫是她最大的驱动力。她形容自己一直是个循规蹈矩的“优等生”，一路保研到国内数一数二的文学院，却在读完第一年研究生后，觉得自己离文学越来越远。于是她交换、出国，像鸵鸟一样一头扎进沙子里，最后发现这片沙子远比自己想象得更辽阔。以下根据她的讲述整理。一一个私人的田野调查去莱顿大学的中文系交换后，遇到的所有交换生都会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在他们看来，一个中国人，又是中文系的研究生，去荷兰学习中文，是一件很离奇的事情。最开始我申请交换的时候，没考虑这么多，只是想弥补本科时没能出国交换的遗憾，给自己一个看世界的机会。我总共选了三门课，一门是面向我这种交换生，介绍荷兰的社会和文化的，另外两门就是莱顿中文系开的，“宋元明的艺术”和“文言文高级阅读”。大家也许会猜测，一个中国人在文言文课上，肯定是秒杀全场的存在。但我来到这边后才发现，在外国学中文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最大的挑战其实是英语。一段文言文，我得用英语把它翻译得信达雅。一篇有关中国古代艺术的论文，对我而言是长达四五十页的英文阅读理解。所以不存在想象中那种母语者的天然外挂，反而是我在慢慢适应自己选的两门“中文课”。荷兰运河众多，莱顿大学的校园就坐落在河边尤其是那门“宋元明的艺术”。我对艺术一窍不通，完全是从零开始入门中国古代艺术史。最痛苦的地方在于，尽管这些画、画家、流派的名字都有对应的中文，但所有材料都是用英文写的，还得去一个一个查。有次我看论文又看得一头雾水，就去查文章中提到的那个人是谁，结果发现他是苏轼。我当时就有点忍俊不禁。当我熟悉的文化被另一种语言书写出来时，它反而陌生得我认不出。不过适应后，语言不通的痛苦慢慢开始被好奇替代，每天在莱顿观察外国人是怎样学中文的，有点像是我在做一个私人的田野调查。莱顿大学又是知名的“欧洲汉学中心”。在莱顿，说中文都要小心，因为汉学系的学生还挺多的。有一次我在食堂和朋友打电话，肆无忌惮地一直说中文，因为我觉得周围没有人能听懂。结果打完，旁边桌的白人突然说，“oh

到我下班的时候，我爸的电话打来了：“有件事我还是跟你说吧，你妈投了不止10万块钱。”我一开始猜，是不是40万。我爸犹豫半天，憋出一句：“还多一点。”我一再逼问，最后他才告诉我，是80万。

流浪街头的破产者，陷入贫困循环无论在哪种文化语境之下，拥有一处住所都是人的基本需求与尊严。在贫困的众多症结中，流浪街头无疑是最痛苦、最绝望的结局。2023年冬天，为了举办APEC峰会，美国旧金山对市貌景观进行了大规模地翻新，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也遭到了大规模的“腾退”。有些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当连同帐篷一起被扔上了卡车，因为不久之后，身着正装的各国政要就要踏足这片土地，讨论亚太局势和国际关系，而流浪者显然是属于这个世界里最不堪的一面。贫穷和富贵总会同时上演。15年前的那场金融危机，导致了上百万套法拍房流向市场。不少靠贷款迈入中产门槛的购房者，一夜退回了自己原来的阶层，等待他们的不止有房东的驱逐，还有来自邻里那傲慢、冷漠的目光。即使是在号称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度里，还有许多贫民在为温饱、为有一处容身之所而挣扎求生。他们被清退，被误解，贫困的命运像血缘一样在父母与孩子之间循环。一无家可归者阿琳喜欢自己在密尔沃基旧城区的家。虽然这座公寓有点破旧，但至少还可以为她和两个孩子抵御着门外的风雪。雪是公平的。铁锈、灰尘、废墟......这座城市的一切衰老与破败的痕迹都被积雪暂时掩埋。密尔沃基在北美五大湖旁，有铁路，有港口，是那种典型的美国工业城市。在上世纪80年代老板们把工厂搬到亚洲之前，这里的好工作遍地都是。现在密尔沃基转型了。至少政客们是这样说的。巨大的工厂变成了沃尔玛。人们的工资一直在下降，失业率一度攀升到两位数。旧城区里的贫民已经习惯了早晨的急促敲门声。倘若没有及时来开门，两个荷枪实弹的治安官就会破门而入。他们会先出示法官批准的驱逐令，向房子的租户声明他们不能继续生活在这里。然后一众搬家公司的工人就会涌进屋子，把住客的个人物品搬出房子，卸掉大门上的旧锁，再换上一把新的。类似的驱逐，在美国每年要上演约250万次。警察上门驱逐租客/

曾经卷生卷死，如今一夜倒闭人们切身感受到，孩子变少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的出生率是10.41‰，然而到了去年年底，数字已经骤降至6.77‰。出生率持续走低，第一个受到冲击的便是幼儿园。今年夏天，幼儿园迎来了首轮关停潮。身处这个转折点，许多学龄家长的心情变得很复杂。曾经为了上所幼儿园，家长们可谓卷生卷死。如今幼儿园招不到新生，一夜倒闭，为了让孩子不至于没有学上，家长们又开始了奔波。“幼儿园念着念着，学校没了。”“求助，还有哪所园可以插班？急。”关停潮后，上学似乎并未理所当然地变得更容易。教育作为一种“症候”，依然广泛地牵扯着家庭方方面面的选择。一家楼下的幼儿园，今天倒闭了今年某个夏日，秦小文发现街道办门口围了好几个人，大爷在墙上张贴着什么。她远远看到，白纸下方盖了个红印章。走近些，标题“万寿路街道办事处关于不再续签社区办园店房屋使用协议并收回房屋的通知”很扎眼。原来是社区幼儿园停办了。秦小文掏出手机拍了张照，上传到社交媒体，配文“将近30年的园不再续租，记录一下身边的少子化进程。”2022年，全国的幼儿园数量比上年减少5610所。平均算下来，每个省级行政区都减少了约160所幼儿园。作为学前教育类大专院校的老师，秦小文敏感地想到，眼前这家关停的幼儿园会作为“之一”，进入明年教育部发布的数据。为了输送学生去幼儿园实习，秦小文添加了不少园方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三年过去，部分和学校合作过的幼儿园突然“失联”。虽然不好猜测，但她知道一定有些幼儿园关了门。帖子发出后，涌进近五百条评论。热评第一令秦小文印象深刻：我们去年入学，北京娃，海淀万寿路户口，报的幼儿园十个志愿一个没录取，然后无奈选择这家，结果就是你图片内容了，后续更精彩。街道办正在张贴告示发出这条评论时，廖芳刚刚被告知闭园的消息，正处在街道和园方的拉扯中。最初，她一头雾水地被街道拉去开会，称幼儿园需要升级改造，“慢的话一年，快的话半年，回来就是普惠幼儿园。”后来，又说是因为街道办和幼儿园签署的《租赁协议》到期，不再续签。

顶尖中学的新老师，也许是还没毕业的实习生老师，这个教育环节中绕不开的角色，越来越难做了。当大量“非教学任务”、学生的心理问题、还有无法调和的家校矛盾，在日常的校园里越来越普遍时，老师们的话语空间被压缩得越来越窄。而另一方面，有限的教师编制与接连不断的入学潮，也暴露了很多学校师资不足的结构性困境。这种情况下，像花妹这样毫无经验的实习老师就被推上了讲台。面对意料之外的繁多工作与模糊的就业承诺，这个仓促站上讲台的“新老师”窥见了更多行业底色。一讲台上的老师，还是学生第一次以教师身份站在讲台上，花妹紧张到不敢直视学生们的眼睛。那是新初一的开学第一课，没有任何彩排，她手忙脚乱地从电子教学屏的一端跑到另一端，像是背书一样，花妹迫切地想要把所有备课内容都展现出来。学生们坐在台下，安静地盯着这位过于年轻的新老师，一声不吭。他们才刚刚升入这所全市顶尖的中学，从教室环境到课堂内容，一切都是新鲜的。对还在读研二的花妹来说，这一切也是新鲜的，而且过于“新鲜”了。暑假前，她来应聘“实习老师”的岗位，“如果其他老师有事的话，你们就帮他代一下课”，负责面试的老师和她介绍说。但现在，她成了初一某班唯一的语文老师。如今回想起来，那场面试更像是课间十分钟的一场师生谈心。老师问花妹有没有教学经验，她说没有，支教和家教都没有；问她想不想以后留校做老师，她说想，但至于这所学校的情况，花妹忙着期末也来不及做攻略，只知道在市里数一数二，甚至在全国也排得上名。对面的老师叹了口气说：“好了，我要去上课了，你把身份证号和银行卡

为家操劳一辈子，老来失去自己的家农村、老年、女性，三个弱势的词语，组成了一种艰难的处境。在中国超过1000万的农村老年人口中，男人近一半会选择外出打工，也有十分之一是安稳退休后拿到了国家的养老金。但女性能沾到这两样的只占三成。相比之下，有超过半数的农村女性生活倚赖其他的家庭成员，她们围着灶台、农田、土炕操劳一生后，成了家中一个多余的存在。本文作者李康提在北方农村长大，来到东南一线城市求学、工作多年后，回到家乡，看到村里年长的女性终其一生都在漩涡里挣扎：有人失去了房子和土地，住在儿女家看尽脸色；有人打了一辈子零工，终于彻底找不到工作；有人在家受了半辈子委屈，一把年纪却成了北漂，攒钱给患癌的丈夫治病……这些来自农村的女性有她的奶奶、舅妈，也有关系很好的同村阿姨，她们分别跨过了八十岁、六十岁、五十岁，处于人生不同阶段，但却重复相似的轨迹。一提起农村女性的形象，很多人就会想起《平原上的娜拉》里那个穿红色棉衣的刘小样，想起她“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的自白，但在农村，那只是极少数人的觉醒。参照系的另一端，女人们对命运的艰难心照不宣，一直是给了什么便默默承受着什么。在见证了身边女性世世代代的操劳之后，她们以为自己的生活也应该如此。直到老去，她们心里的感受，也一如既往不被在意。一像一件行李在儿子家寄存马上就要送暖气了，儿子赖小还是没有要过来的意思。黄土高原的深秋越来越冷，电褥子也不灵了，改娥只好翻箱倒柜从后套间里抱出那床八斤厚的大棉被。自从老伴去世后，她就从老窑搬下来，和大儿子赖小住在一起。养老并非单单是老大的责任，但赖小却主动承揽过去，为的就是把父母的宅基地份额占去。可惜父亲走的早，新院房盖好还没住过一天人就没了，只留下孤单的改娥搬进了那座新院的偏房。火另起，门单开，说是一起过，和分家也没什么差别，赖小连桶泔水都想不起来给老娘倒。北方农村的土窑，背靠山体冬暖夏凉，很多老人大半辈子都在这里生活，近两年才住进了新房持续到母亲做了肝上手术，他终于顶不住了，主动叫来老二老三，一改当年说辞，决定母亲“还是一年一家的好，这样都亲”。纵使儿媳妇们多有怨言，改娥也被迫开启了漂泊的老年。从73岁到83岁的整整十年，改娥像一件行李，轮流寄存在三个儿子家。在大儿子赖小家，她比陌生人还多余，除了过年除夕能坐在一桌看台春晚，剩下时间她都吃住在那间小偏房里；老二家倒是憨，可惜住处太小，改娥永远都是和孙女珍珍挤一间房，珍珍嫌她打呼噜；老三家房子空着，儿子忙着挣钱，儿媳妇爱出门打麻将，孙子孙女在外地上学，家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改娥随身的东西总是很少，两身衣裳、一台唱戏机和老年人手机就是全部，即便如此，她在每一处都小心翼翼。今年惯例轮到了老大，他在村里小区刚买了新楼，家里人都以为老太太能跟上享受集中供暖、冲水马桶的便利。可赖小也只会在晚上才回小院跟老娘住，这么做也是为了堵住弟弟们的嘴，根本不愿意带母亲住新家。看着紧闭的大门，改娥读懂了意思。她不明白为什么累了大半辈子给孩子们都成了家，自己却没有了家。农村女性的晚年，多是孤独的，这不是说她们的老伴在与不在、儿女孝不孝顺，而是很多时候，她们觉得人生或许就是如此。彩英总说儿子孝顺，大学毕业后一个人在南方大城市打拼，自己买了车买了房，结婚的大头都是个人攒的，还说要接她和老伴去城里享受。可彩英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推脱说在老家习惯了不想动，说什么也不去。她总觉得自己能动弹就坚决不会朝孩子伸手，包括娶儿媳妇的彩礼，她宁愿借钱也要给孩子减负。现在老两口年过60，还在为这欠的十万块彩礼奔波。无奈年纪太大，他们也没有傍身的一技之长，只能做些出卖力气的活儿，哪里有零工去哪里。彩英居住的村庄老伴儿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干点杂活，一走好几天，彩英则在流动饭店给人洗碗，两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却成日见不着面。每天早上彩英对付口稀饭就要出门，忙活一天等到了晚上累得不想动，就把往日节气里孩子送回来的月饼、槽子糕泡点开水解决晚饭。彩英对自己很随意，现在穿得还是儿子中学时的校服，住的仍是当年嫁过来时那破房三间，除了培养出个大学生，她的人生几乎毫无波澜。附着在男人、子女和家庭之上的她们，很少有余力思考，自己的人生是不是还有另一种选择。三妮儿完全没想到过，大半辈子活在老家的她居然有一天也成了北漂。几年前她老公得了癌症，看病掏空了家底，现在儿子眼看着到了结婚的年龄，已经有了对象却没钱推进婚事，这才让一辈子都是家庭妇女的三妮儿成了住家保姆。她从老家来到北京，投靠了相熟的老乡。两年多的时间，三妮儿辗转四五个中产家庭，做住家保姆、育儿嫂以及月嫂。这活干得越久，她就越发现，有钱人家矛盾真少，不会因为产妇有没有奶、婆婆有没有照顾、孩子是用纸尿裤还是尿片而争吵。每当看到人家的和和美美，她就想起自己那支离破碎的家，颇感落寞。年过五十的三妮儿，一个人在异乡，手机就是她唯一的解闷工具。她刷刷短视频、和同村老姐妹唠唠家常，偶尔和儿子打打电话，就这样度过一个又一个日常。每周一天的节假日她无处可去，只能在小区附近溜达。偌大的北京，除了保姆间那张小床，没有哪里能真正属于她。当然，床也不是永久的，到了期限仍得准点离开。她转念想，迟早有一天老公要走，儿子要成家，自己也要一个人，孤独是人生常态。二跳不出的家庭漩涡农村老年女性，这几个名词的叠加便是枷锁的代名词。关于她们的命运，或许从性别这第一颗纽扣开始就已经缝错。在重男轻女最严重的地方，有些人的降临并不被期待，从名字便能窥见一二。改娥之所以名字带“改”，是上面已经有了个大姐，父母连生两个女儿害怕家里根苗不旺，让赶紧“改”了过来。顶着这个不为自己而起的名字，改娥跨过了83岁的“命坎”。十年前老伴去世的时候，她哭得肝肠寸断，想要跟着一起走，全然忘记了正是这个家暴的男人，曾经拽着她的头发在地上拖行了数十米。面朝黄土的女人，很难把婚姻和“好日子”画上等号。改娥嫁过来才知道，自己是男人的第二任老婆，前一任被打跑了。男人干活回来要立马吃饭，晚一秒都不行。有一回改娥听见院里狗叫就架锅烧水，还是迟了，男人回来连锅带她都扔出了门外。如此相处了50多年，改娥没有要跑的念头，她说那时候家家户户如此。她目睹过山下那窑的男人把老婆撵走时，还让人家把毛衣脱下来，跟如此刻薄的人家相比，自己算命好了。她为男人生了一窝孩子，三子二女，但婆婆从来没给过她好脸色。她就这样活了一辈子，也憋屈了一辈子。在老伴的葬礼上，改娥的哭声响破天际。儿女们都不能原谅这个老爸，但改娥却没有太多怨言。现在，欺负她的婆婆死了，打她的男人死了，她终于熬到成了独自一个人，落寞地流转在三个儿子家。她经常一个人枯坐在沙发上，沉默得像一座雕像。这两年，改娥的耳朵越来越不行了，很大声说话才能有一点回响，这还是大女儿心疼母亲，接她回来小住才发现的。外孙女心疼姥姥，专门给改娥配了助听器，还调出她爱看的老电视，她的情绪才稍微好一点。没人能想象到改娥是以什么心态活下去的。好像女性一旦到了暮年，就自动没有了感受，她们的感受也很少被人在乎。儿孙们来小院看奶奶，改娥会给他们在火炉上烤红薯彩英也是过了60岁，愈发觉得自己不能和命争了。她在农村红白宴事的流水席上给人帮忙，干一天算一天钱，如此干了十多年，从看席的沦落为传菜的，后来年纪大了人不适合出现在台前，人家就把她安顿在后厨帮忙切剁。现在眼看她上岁数了，人家也不想要了，念在她舍得卖力，勉强给派去了洗碗。夏天还好，冬天的农村户外零下十多度，她还得泡在满是洗洁精的大盆里洗洗涮涮，很快就得了腱鞘炎和腰椎病。一起身就疼，一沾水就疼，她实在挣无可挣，被迫失业了。这要在年轻的时候，她是不认的。彩英一生要强，父亲过世后，她跟着苦命的老妈颠沛流离，拉扯大了几个同父异母的妹妹，除了打工供妹妹们上学，结婚生子坐月子她也是一个不落。现在母亲八十多了，又是自己接过来养老，一养就是十多年。彩英的人生不是没出现过转机，比如她的儿子磊磊。这孩子从小到大读书上就没让两口子操过心，如此争气也让彩英感到庆幸，除了担心攒不够钱亏待了儿子的前途。2010年磊磊考上名牌大学，家里是硬等到收了几十亩玉米才凑够4500的学费。这样的家庭将来还要娶媳妇儿，她不敢有一丝的喘息机会。彩英没日没夜地在土地上劳作，希望耕耘出盖房子、下聘礼、办酒席的钱。相比之下，三妮儿的前半生好过很多。老公早年贩沙、开挖机、还养着大吊车，一年能挣几十万个，外加人长得帅气，这让三妮儿成了很多女人羡慕的对象。可这风光都是表面的。老公有了钱就在镇上的麻将场、洗澡堂鬼混，很快他那下三路的细枝末节就传遍了街坊四邻，从此三妮儿走到哪都是被人议论的对象。没错，在农村，八卦闲话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私欲和口舌之快，一个女人的遭遇根本不值得众人同情。三妮儿在家做不得主，加上经济上仰仗着老公，根本没考虑过离婚。对于像她这样当家庭主妇的农村女性，婚姻就是一门生计，手心朝上的日子过惯了再难迈出改变的一步，除非，家庭的变故逼着她们走出门去。三妮儿的老家，村外是一片平原这些年老公的营生很不称心，沙场关停、吊车没买卖，大货车查得严，钱远比不上年轻时好挣。加上他花钱大手大脚，家里积蓄迅速败光，五十岁一过终于知道回家了，还带着一身病，前两年确诊了淋巴癌，三妮儿不得不挑起家里的大梁。2021年初夏，三妮儿只身坐上高铁去了北京。在大城市里打听来打听去，唯有保姆是最对口的工作。带孩子、干家务、做饭、被呼来喝去，这些本就是农村女性的日常，甚至生活中她付出的还更多。她交了600元的中介费，一边听培训一边等待上户。离开家乡的那一刻，她知道以后就很难回来了，往后的人生就只能靠自己。三老了才可以庆幸的事对于农村女性来说，自由和选择都不是常挂在嘴边的词。不是说她们没动过这种念头，只是即便想到过，经济上也没有条件。这几年改娥的求生欲大大降低，她总盘算着什么时候能入土，一了百了。有一回重感冒，她故意不想喝药，想病死，可没成想挺过来了；有一次外地来了中医免费给村里老人问诊，人一看到她就断言这老人家能活个大岁数，她听后绝望不已。可自从去年村里给老人结算失地保险后，她的生存意志顽强了不少。按照规定，自2023年起，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都能有750元的保险补偿；70岁以上950元；80岁以上1250元。加上100多的退休金和退耕还林补贴，改娥每个月能领到1500元。她从未比这时更庆幸自己老了，还足够老。1500无疑是一笔巨款，因为改娥一个月吃穿用度连500都花不了，这月还没花完下笔就能到账，连孙女都说奶奶以后就是“太钢工人”了（指附近钢厂有退休金的老人）。她终于敢上街花钱了，不想做饭也敢花钱在外面吃了。还有更多微小、却不能被忽视的变化藏在这一年里，比如她能对自己负责了。镇子上的繁华热闹，改娥80岁了才终于享受到改娥患了多年白内障，看不清东西一直不敢和孩子们说，因为一说花钱儿子媳妇都给她吊脸色。现在她敢吭声了，她打电话给老二，说要去看病，“不用你们掏钱”。一只眼做好手术后，家里人觉得有个能看见的就行，另一只不用管了。改娥说不行，“另一只也看不清，没事，不用你们掏钱”。她活了83年，才真正为自己做了回主。经济的独立带来人格的独立，三妮儿对此也深有感悟。以前她围着锅台家务打转，被定在了家里。自从出走后，她才发现人生原来可以这样活，而且日子更轻松了。她现在的雇主是职业女性，老公在国外，只有一个四岁的小姑娘在家。母女俩在家从不开灶，顿顿在外面吃，人家还有专门的保洁，三妮儿的工作就是看好孩子。在雇主家，三妮儿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雇主对她很好，中秋节给她发了节日红包，出差回来还记得给她带礼物。她从来没有被人如此珍视过，儿子没有，老公更不必说。她和同村的老姐妹说，实在不敢想象，城里人都把她当家人。反而是自己的家人，让她伤透了心。三妮儿国庆节回了趟家，发现家中乱七八糟，没人收拾。老公出门打麻将不在，婆婆不管不顾，儿子打工在外，家都不像个家。本来计划待七天，三妮儿把家里收拾好以后马不停蹄地就回北京了。嘴上说是怕抢不上票，实际上心里不痛快，一回来就会看见曾经的自己，很是狼狈。有价值的劳动给了三妮儿抬脚就走的底气，她当保姆一个月能拿6000多，虽然老公、儿子哪哪都用钱她仍舍不得花，但心里自如了。可对于那些跳脱不出井口的女性们，未来已经可以预见。彩英还是跟儿子过了。去年冬天她腰疼，出去没看见路跌了一跤，儿子照顾不到，便买飞机票把母亲捎到自己跟前，一来看好她的身体，二来儿媳妇怀孕了，家里有老人照应也好。和所有独自前往大城市的婆婆们一样，彩英知道自己迎来了下一个课题，把生命后半程作为蜡烛在儿子家燃烧殆尽。搬来大城市、住进楼房的老年女性，也是继续为了儿女操劳

劝学生读技校，一个人头值1000元中考把孩子们的青春劈成了两半。分数线用精准的刀法把初中生分成了两类人，考上高中的和考不上高中的。后者像是一个诅咒，一个深渊，一个不能被想象更不允许发生的结局。但如果这个结局真的降临到这些刚从初中毕业的孩子们身上时，职校、中专、技校，一个个陌生的概念被抛向他们。他们会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很多人无暇思考便做出了选择。庞威廉在技校里当了五年的老师。他怀着教育理想进入职业教育，却成为了学校里最格格不入的怪人。这五年里，他热诚过、麻木过、愤怒过也伤感过，最后却只有一个草率的结局：他辞职了，或许再也不会回去了。以下根据庞威廉的讲述整理，关于他的见闻、探索和困惑。一孩子们我还是从技校辞职了。先谈谈技校吧。有很多人，甚至是已经进入到技校学习的同学都分不清职校、中专和技校的区别。简单来说，职校和中专由教育局管理，而技校则归人社部管理，三者在毕业证和技能证的颁发上会有区别。我建议孩子们对三者的选择次序是：优先职校，其次中专，万不得已不要来技校。很多人一说起技校，就想到“男不死，女不生”，这种情况确实有，但是大部分学生其实都“不坏”。那些穷凶极恶的学生根本留不在技校里，早早就从初中辍学出来混社会了。技校里的学生当然是“坏学生”。即使是学生自己也对“自己是坏学生”这回事深信不疑。如果自己不是坏学生，怎么会沦落到上技校呢？老师们总是喜欢用成绩来评判一个孩子的好坏。来上技校的孩子都是中考的失败者，不出意料的话，这些孩子从小都徘徊在成绩排名的中下游。如果只用成绩来评判技校的孩子，他们都是“坏孩子”。他们甩不掉从小就被贴上的“坏孩子”的标签，一大部分人就已经自暴自弃了，只能通过做和别人不一样行为来彰显自己的独特，抽烟、纹身和谈恋爱。其实大部分学生并不像传闻中的那样品行恶劣，他们只是“混”，能过一天是一天，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他们被圈在技校的围墙里，一天一天地等待着成年。因为成绩是统一的标准，技校里的学生往往从小就被贴上了“坏孩子”标签我一开始也觉得，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我相信在技校里讲课也可以寓教于乐，也相信我能和学生们成为朋友。但是有很多学生防备心很重，一开始根本不愿意与老师有过多的交流。只有在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后，他们才会慢慢地袒露一些心声，谈自己过往的经历。有一个女孩让我印象深刻。女孩九岁那年母亲跟着另一个男人跑了，没有离婚，也没有留言。不久之后，她的父亲当着她的面跳入水井。最后是爷爷奶奶收留了她，一直把她抚养到成年。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这是最不公平的事情，也是最现实的事情。在我五年来接触的技校学生群体里，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都成长于单亲家庭，有小一半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由爷爷奶奶带大；也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家境经济条件糟糕，至今依然住在棚户区或者80年代的老破小居民楼里。教育这条路，也许并不是家庭对这些孩子们的期待很多只看到了技校学生“坏”的一面，却没有人关心他们的无奈。有的学生从小就被家暴，性格孤僻，不愿意与人交流，更不愿意服从管教；有的学生在父母离婚之后，十四五岁的年纪就要出来兼职打工；有的人小小年纪就已经被继父继母赶出家门，只能睡桥洞，靠小偷小摸度日；而更多的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父母长期外出打工无暇管教孩子，或者本身就是工人，根本无法给孩子传达好的价值理念。我见学生的家长，大部分家长只会摆出一副无所谓或者一脸茫然的样子，甚至有的时候根本找不到学生的家长。教育是一个长期的、滞后的过程。很多孩子已经在无人看管、自我放弃的歧路上一意孤行了多年，当我在他们十六七岁的年纪再去介入的时候已经晚了。这就是当技校老师的无奈之处。那种群体性的遭遇和迷失，我很难去改变什么。学习改变命运、高考改变命运的神话或许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不属于他们二一个人所能改变的一名技校学生值多少钱？

小县城的动物园，人和野兽都被困在原地在上个世纪的中国，一个县城能拥有自己的动物园，是一件很“摩登”的事情。坐落在辽东半岛西部的瓦房店正是如此。这是一座以轴承出众的工业重镇，它拥有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轴承工厂，而瓦房店所生产的轴承，也被输送到了冶金、军工、铁路等重要行业。它是东北昔日“共和国长子”身份的一颗明珠。但是现在，这座不大的小县城已经没那么引人注目了，市民们日常讨论的也是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一家自称“高档”的西餐厅在县城里开张，人们热衷于猜测会在多久之后倒闭；前一阵子出租车涨价，人们又吵了起来。这样来看，瓦房店只是中国近三千个小县城中的一个，没有什么不一样。但瓦房店有自己的动物园，而且已经陪伴了至少三代人成长。上个月，这家动物园因为“缺粮”上了热搜，这成了所有瓦房店人的乡愁。一断粮风波东山动物园有没有养过老虎，为这件事，瓦房店人总能吵起来。有人说见到过，那老虎眼是瞎的，瘦的像猫儿一样，一直活到了二零零几年；也有人坚持说没有，当年顶多养过狼，动物园就位于市中心，附近居民晚上都听到过狼嚎。众说纷纭，谁也说服不了谁。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老虎和狼现在都没有了。除了笼舍围墙上那圈壁画。因为疏于打理，

失业难熬，但发声必要就在前两天，美国编剧工会罢工正式结束。在这之前，好莱坞大罢工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刷屏”四个多月：美剧停播、电影延期上映、大明星走到街头发声……总之，一切都停摆了。这场“史上最大罢工潮”里，有一群人的处境十分尴尬。剧组无法开工，意味着后期制作也无法进行。北美的视觉特效（以下简称视效）从业者们被迫卷入罢工潮，纷纷经历失业、降薪，度过了一个残酷的夏天。回看过去，这些作为普通打工人的视效工作者，其实一直过的不太好。揭去对好莱坞的梦幻想象，频繁加班、通宵赶工让他们早早换上慢性病，而AI的出现，也对仅存的一点“创作意义”造成冲击。不同于此次罢工的主力，编剧和演员，视效行业尚没有形成工会，想要维护权益，往往求助无门。而在金字塔般的好莱坞，先倒下的永远是更底层的人。一被迫卷入罢工潮在年初听到罢工的传闻时，椰椰没想到，身为视效师的自己，也会被卷入这场大潮。北美时间5月2日，美国编剧协会发起罢工，编剧们走上街头，抗议自己被压缩的薪酬及工作机会。他们的对立面是美国影视制作人联盟（AMPTP），这个庞然大物代表着全美三四百家影视制作公司，负责在谈判中为资方争取最大利益。没有了写剧本的人，好不容易熬过疫情的好莱坞，再次走了下坡路：影视项目减少，剧组无奈停工，热门剧集的粉丝们则陷入苦等。椰椰所在的视效公司在5月进行了第一次裁员。她当时没想太多，以为这场拉锯战不会持续太久，手上的项目做完后，应该还能接到下一个。按照椰椰的计划，她会在这个岗位再停留一段时间，学习点新技术，然后去一家自己更满意的公司，做更复杂的工作，直到如愿在电影致谢名单里看见自己的署名。她没想到，伴随着《奥本海默》首映式上主演的离席，演员们声势浩大地加入了罢工，一切如同多米诺骨牌般滑倒，扰乱了她对未来的规划。编剧和演员在洛杉矶街头游行椰椰住在北加州，罢工“主战场”洛杉矶远在六百多公里之外，但裁员潮已经袭来。8月，一场线上会议过后，她失业了。在5月第一次裁员后，公司曾对他们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可承诺赶不上变化，椰椰觉得很无奈：公司裁掉你不是因为能力不行，而是因为实在没有项目可供大家工作了。告别会在线上举行，她明显感受到，这次的氛围比之前更凝重。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次被裁，短时间很难再找到新工作。戏剧性的是，在她下岗当天，罢工编剧们与影视公司代表的谈判再次失败。拉锯还将继续。裁员当天的下午，椰椰的男友提前下班，陪她去了整个夏天一直想去的冰淇淋店在视效行业里，像椰椰这样与一家公司签订长期合同的人很少，人们大多签订项目制短期合同。每当手里的项目完成，就需要花时间去敲定下一份。阿亚的新合同是在6月初签下的。她原本和新公司定好，7月4日入职，接管两个项目，担任视效部门的制片。期间公司来催促过一次，希望她提前入职，由于手上的项目还未结束，阿亚没有同意。等到入职前一天，公司突然发来解除合同的消息，并对阿亚解释道，由于持续的罢工，她将接手的两个项目直接被取消了。我们也是临时决定的，对方说。根据合同的条文，在入职前，双方都可以随时取消这份合同。阿亚没办法，她本来谈了很多家公司，这是她最满意的一个。现在合同没了，其他几家公司也停止了招人。入行十五年，这是她第一次被临时取消合同。早在4月，她就从编剧朋友那听说了罢工的消息，当时她没想到，自己会在持续的动荡下失去工作。行业里的"老人"都清楚，在编剧罢工后，已完成的剧本仍可以支持好莱坞继续运行一段时间。电影公司则更清楚这一点，纷纷赶在罢工前囤积剧本、加快拍摄进度。打破所有人预期的是演员的罢工，本该缓慢下降的生产线，几乎直接落入停摆。一线停了，像视效这样的幕后人员几乎无活可干。阿亚尝试再找工作，没有缺位。身边的同行，大都在失业或者即将失业的路上。事已至此，她决定躺一躺，不再忙着找工作。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安心躺下来。阿亚的一些同事背着房贷、车贷，还要养孩子，没有收入后，只好去领政府的失业救济金。他们盼望着谈判双方能早日达成协议，好让行业恢复正常的运转。二好莱坞的星光与磨损对于阿亚而言，职业病是她“躺平”的另一个原因。干后期，频繁加班算是正常，身体的磨损也如影随形。她四十岁左右，已经患上高血压，身边的朋友，或多或少也都陷入过类似的情况。她的一个特效师朋友曾经一周工作160小时，“差点没死掉。”如果幸运，在项目初期接手特效工作，节奏会比较轻松。钱钱属于不太幸运的那类人。她在加拿大做特效，过去，她总是被放在项目最后的两三个月，给成片的视觉特效收尾。为了赶上最后期限，哪怕是凌晨三四点，她也常常收到继续赶工的通知。在行业里摸爬滚打几年后，她大学时对好莱坞的憧憬已渐渐冷却下来。当时，学校常常邀请知名电影工作室的从业者来为学生们演讲。钱钱印象最深的是皮克斯工作室，主讲人在台上展示，整座公司像一座文化公园。她想，原来在这个行业工作是如此的“dreaming”。本打算去日本学动画的她，决定走特效这条路。既然要学，就要去最好的地方，答案只剩下一个，好莱坞所在的北美。钱钱在温哥华参加漫威的展览之后几年，她参与大大小小的电影项目，理想慢慢实现。只不过，直到现在，她也没有进入皮克斯工作过，“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有那么dreaming。”在好莱坞梦幻的表象下，她看到了更多现实：有部门领导在工位上当场喷鼻血；有人在新冠第二天，从床上爬起来开所有的会；在疫情导致居家办公开始流行前，一些加班的同事会准备好睡袋，干完活后直接在公司里睡觉。尽管好莱坞早已步入工业化，动画、特效等工作仍与流水线上的复制生产有本质不同。这是一份创造性的工作，但创作的意义在悄悄磨损。每一根毛发的摆动，每一团水的流向，每一束光的放置，都需要创造力、时间和成本。甲方愿意出多少钱、给多少时间让特效师去做这个效果，都与最终的呈现息息相关。没有良好的环境，特效人不可能总是“为爱发电”。在展览上与美国队长的摩托Harley's

从写完AI使用报告到被裁，只隔了24天今年3月，升级后的ChatGPT问世。据官网介绍，这款采用目前最先进人工智能的语言模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创造性和协作性”。而在真正需要创造和协作的行业里，不幸的故事正在上演。前心理学编辑米多拉，已经实打实地失业了将近五个月，至今还没有找到工作。她的失业，有点像《黑镜》（低劣版）的剧情：春节过后，米多拉和同事们在领导的要求下，写了一份关于用AI写稿的方案，接着，她们先后被裁了。说得残忍一点，她们帮领导磨好刀，然后领导用这把刀，眼睛不眨地把她们干掉了。经过与ChatGPT一次次痛苦且无奈的交手，米多拉很清楚，AI并不能真的能取代她。被裁，无非是因为行业的红利期已过，而诱人的新风口又恰好登场。当企业开始“降本增效”，没有比AI更好的遮羞布了。一我们用AI，替领导磨好裁员的刀今年4月，我在工作群里收到了内容总监@所有人的消息：“布置一个任务，在下周五之前，每个人必须使用ChatGDP等AI工具，并尝试生成可用的内容，提升内容产能，提高工作效率，然后出一份使用报告。”收到这个“命令”，我在办公室忍不住笑出了声。短短三行字之间，“ChatGDP”这7个明显拼错的英文字母太扎眼。不过，总监没有撤回消息，反而还把消息置顶了。年初，ChatGPT和Midjourney这些AI工具如同一枚核弹，在互联网上狂轰乱炸。紧接着，一条条关于AI裁员的消息，像一层层海浪以差不多的形状滚上岸。那时，我还是国内某心理咨询服务公司的心理学编辑，对于ChatGPT这个略有耳闻的新事物，我好奇但又带点抵触，什么也没有做。下班后，同事们试图分析总监的“小错误”究竟是出于不小心，还是出于对ChatGPT的无知。但没有人真正站出来提出质疑，因为在那条消息的最后，总监特意强调：“这件事被列入绩效考核。”换成大白话就是，谁要是不写，就等着被扣工资吧。所有人被精准掐中死穴，开始硬着头皮用公司接入的AI系统辅助工作，撰写“ChatGDP”的使用报告。自5月初开始的美国编剧协会大罢工仍在持续中，编剧们的核心诉求之一便是减少工作中AI的使用从写稿的角度来看，ChatGPT写的稿子没法直接用。它不太会说人话，而且还会自作聪明地捏造参考文献和理论，如果不对信息进行核实，很有可能会被玩弄于股掌。最恼人的是，ChatGPT在中文语境下水土不服。我试探性地问过ChatGPT如何看待“普信男”这个网络用语，它解释道：“是只会发普通消息的男性”。我啼笑皆非，向它解释了这个梗的网络释义。ChatGPT态度倒也谦逊，立即向我道歉，并表示自己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不过，它的道歉更像是一种训练有素的礼仪。再问，它依然会犯同样的错误。无奈之下，我们只能一步步和ChatGPT进行交互，这个过程漫长且痛苦。有编辑让ChatGPT帮忙找一些“讨好型人格”的例子，几秒过后，ChatGPT在对话框里抛出了5个案例——星巴克、豆瓣FM、优步、京东和微信，和“讨好型人格”没有半点关系，连“改改能用”的程度都没达到。让ChatGPT起标题就更痛苦了。我写一篇两性关系科普文，让ChatGPT起“有网感”的标题。结果它提供的标题，充斥着“性福美满”“从害羞到狂野”“引爆激情”这些词，更像是过时的“小玩具”广告语，根本不懂领导的喜好。有人提出可以投喂模版对ChatGPT进行训练，“好像在养电子宠物。”但它实在太喜欢说“正确的废话”了，很难和人共情。就像我给ChatGPT投喂过一个关于猝死的素材，结果它根据自己的理解，把主人公视为一名科学家，强行把这场死亡升华为“捍卫内心所信仰的真理和正义”。那段时间，所有编辑工作的唯一乐趣，就是吐槽ChatGPT做了什么离谱事儿。我还问过ChatGPT怎么看待顾城和谢烨之间的关系，它的结论是“真挚而感人的友情故事”提交使用报告的那天，一上午都没有人在工作群说话，直到将近下午三点，编辑张力发了一份名为《ChatGPT使用报告》的文档在群里。

北漂互联网人，在义乌重启人生离开互联网大厂六个月，24岁的99实现了月营收20万。财富的起点，是“宇宙中心”义乌。在义乌，她见到许多人，体面变得一文不值，搞钱才是至上法则：穿着脏兮兮围兜的阿姨，其实有一整栋别墅；简单报表都不会做的大叔，其实是一个月营业额几百万的大老板。一切都和光鲜亮丽的白领生活割裂开了。三十五度的高温和烈阳取代了办公室的恒温空调；杂乱的货物仓库取代了规整的格子间；她的工作不再是喝着咖啡敲键盘，而是“捡垃圾”、搬箱子。老友记里，当瑞秋从养尊处优的大小姐“沦落”为中央咖啡馆的服务员，莫妮卡抱着她说，“欢迎来到现实世界，它糟糕透了，但你会喜欢它的。”对曾经的大厂人们来说，义乌，或许就象征着那个现实世界。许多人走了一遭又回到写字楼，而99留下来，渐渐爱上了它。以下根据99的讲述整理。一义乌是“法外之地”今年是我毕业的第三年。三月初，我离开原来的互联网公司，又拒绝了头部大厂涨薪30%、主管title的offer，结束北漂，去了义乌，打算自己创业。经过很多轮尝试，目前稳定在做出口非洲的外贸生意。许多人说义乌是一个商业宝地，坦白说，我没有这样的眼力，我到义乌的第一感受是迷茫。我和我姐一起去国际商贸城，站在一家家美甲店前，感到前所未有的茫然。我确实看到了非常多小商品，也确实很便宜，但我要用它做什么呢？不知道。我姐就不一样，她做非洲的货物运输代理生意已经八年了，有很多经验，了解非洲客户的喜好：有水钻的款式更受欢迎，五颜六色更适合黑皮肤；这个款式报价比1688还贵，没必要考虑。而我之前的工作是平台运营，打交道的是数据，在我眼里，用户是打开率、活跃度，商品是GMV，都是虚拟的。实体商品从哪来？要到哪去？整个义乌的业态是什么样的？制造业是如何运转的……我统统没概念。前两个月一直挣不到钱，不敢再像以前一样大手大脚打车，和我姐、非洲朋友坐公交车，有点心酸但又觉得很快乐这应该也是很多大厂人到义乌的感受。大部分人都是最末端的消费者，动动手指在手机上点两下，东西就送到家门口了，得来全不费工夫。哪怕就买一个几块钱的零件，客服也24小时待命，问什么答什么。但作为创业者去到义乌，一切都变了。我去工厂说要买100个，我以为100个已经很多了。但工厂的人眼神透露出“姑娘，第一天做生意吧”的揶揄，告诉我，在工厂，拿货起订量1000。我很尴尬，原来工厂不会像客服一样随叫随到，也不会准备好翔实的物料给我介绍。后来我才知道，工厂是走量的生意。一件的利润往往只有一毛钱，你拿100个他们也就赚10块钱，谁跟你玩。只能说该让中间商赚差价的，还是得让他们赚。在义乌的第一个月，利润只有750元。说出来有点哭笑不得，上班的时候，每天吹空调摸摸鱼，一天750我还嫌少呢。结果出来以后，每个环节都得自己跑，仓库的货也得自己搬运、清点，不知道流多少汗、吃多少灰，一算月薪750，钱真难赚。所以我说自己是在义乌“捡垃圾”。之前上班的时候办一场活动交易总额就几百万，现在每天在商贸城、北下朱，顶着烈日四处寻找“物美价廉”的好货，跟供应商为几毛钱讨价还价。还要拍照、做报价表、跟非洲客户沟通介绍、协调验货、发货，一通操作下来，一件就赚个几块差价，可不就是捡垃圾。在义乌的库存市场淘货，这种音响一般四五块一个，整箱卖，不能挑有人形容义乌是“法外之地”，确实是这样。在公司，接触到的人都是被人事过滤过的，是经过层层面试筛选，才会到你身边，但生意是场鱼龙混杂的。有一次我被我的经销商摆了一道，他绕过我去找了我的客户，还给客户报了比我更低的价格。更戏剧的是，这件事之所以被我发现，是因为客户给经销商的一些报关清单、文件，是英文的，经销商看不懂，又来找我，让我给他翻译。我苦笑不得，质问他怎么我给你带客户，你却如此没有职业道德。他却回我：“给我带客户，感谢你的关照。至于你这样说话，你还年轻，我不怪你。”哇，太震惊了。换做在互联网，不管大家真实想法怎么样，至少表面上都不会直接拿性别、年龄说事吧。而现实世界有很多不体面的人，他可以一边感谢你的关照，一边撬你的客户。还可以一边知道是你给了他关照，但又一边瞧不起你是年轻的小姑娘。他们看的不是事情本身的是非对错，而是年纪、资历、性别，甚至开的是什么样的车。更严重的欺骗也有。我第一次去派出所，是为我的客户报警。他在国内某电商网站上采购，因为用翻译器沟通，被店家发现他是外国人，引导他绕过平台直接打款。店家收到钱就翻脸不认账，毕竟平台也没购买记录。客户只能找我从中间协商，结果店家还理直气壮地辱骂我多管闲事。曾经最习以为常的规则，在义乌全失效了。至于互联网那套话语，就更是了。跟厂商讲SOP、要说明文档，简直是开天大的玩笑。我姐从厂妹做到老板，我觉得她的经历可太值得说了，于是建议她输出到短视频平台，打造个人IP。这些话对我们来说都算不上“黑话”了，但我姐觉得文绉绉的很搞笑。以至于后来我每次拿着电脑打字，她都调侃我，“你又在输出了吗？”二是骡子是马，出去溜溜

倒闭小店招牌，拼凑普通人的创业梦从春熙路走到太古里，在成都最繁华的步行街两侧，每天都能见到新店开业摆出的一溜花篮，和礼炮响过后落下的一地彩纸。这样的场景，作为“小店治丧委员会会长”的加加大已经看过了很多遍，但每次心里还是会一阵欣喜，又一番落寞。在自己的第一家果蔬汁店倒闭后，加加大用三年时间收集了50家倒闭小店的招牌办展，也在一次次走街串巷中倾听了上百家普通小店的创业故事。这之中，有一夜爆火的网红店，苦心经营的夫妻店，也有经历几代人的家族老店。在“小店追悼会”上，朴素的招牌字体拼凑出个体经济的跌宕浮沉，有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也有疫情下的挣扎生存。追悼会上的黑色，不仅代表对小店消亡的哀悼，更带着几分“丧事喜办”的幽默。毕竟，对加加大和参展的前店主们来说，关店只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而不是世界末日。

一夜暴富只是虚幻的传说24岁的杨壹，是那种最普通的县城青年。高中辍学后，他跟着父母去了城里的工地，也许会就这样打上十几年工，攒钱在老家盖房、娶妻生子，然后回到工地继续打工，像他的父亲那样。但虚拟货币出现了，这是他人生里最大的变数。杨壹跟着网上的人炒比特币，玩的是合约，可以用杠杆“买币”，并通过预测货币的涨跌，来获得收益。对于没有足够本金的杨壹来说，这是一种门槛更低的玩法，但风险和机会同等大。在互联网上搜索“合约”，总会弹出“玩合约必死”的忠告。即便如此，还是有人狂热地渴望在这场财富游戏中淘金。比如杨壹。对于“暴富”的憧憬，像个深不见底的漩涡，将他一次又一次吸入币圈。在过去，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运气赶上时代的任何一班财富快车。如今，他沉迷这场以小博大的游戏，以为自己终于能够握住撬动财富、实现阶层跃升的跳杆，尽管那其实是一把收割他的镰刀。一“新大陆”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点进虚拟货币的线上交易所，杨壹想到了潘多拉魔盒的寓言。打开虚拟货币这个“盒子”后，他的生活陷入一种麻木的循环：炒币，欠下网贷，去工地还债。但在当时，杨壹以为自己发现了一片“新大陆”。在交易所的衍生社区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活跃着，人们在这晒单、交流炒币心得，或是开课传授经验。杨壹像刚踏入冒险游戏的勇者，在社区里接收“新手教程”。那是

卷入缅北诈骗工厂，想逃跑的人必须付出代价最近，电影《孤注一掷》将电信诈骗的真相，曝光在了大荧幕上。影片中，软禁、恐吓、虐待等血淋淋场面，仅仅是这项罪恶产业的冰山一角。年轻人“马达”的经历是这部电影的参考来源之一。两年前，他在这场骗局里充当迫不得已的受害者，最终，他以四根指头换取了回国之身。故事的另一面，中国警方加大对电信诈骗案的打击力度。马达嗅觉灵敏，明白自己可疑，更明白闯荡江湖自保为大——哪怕以不那么正当的方式。毕竟，身陷诈骗工厂的枪械、刀具威胁下，生与死都是不自由的。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关于欺骗的故事。骗子被骗，被骗者参与骗局，真相扑朔迷离，谎言缠绕成一团。而唯一明确的是，国境线以南，罪恶仍在蔓延。

躺不平也卷不动，我从大理离开了年初，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大火，将取景地大理再一次送上热搜。据大理文化和旅游局统计，今年一到四月，游客数量同比增长了124%。这并不是人潮第一次涌向大理。从向往“诗和远方”的背包客与文艺青年，到这两年“逃离北上广”的城市中产，永远有人因它美丽文艺的传说慕名而来，为它自由包容的氛围定居停留。然而，在又一批年轻人冲动裸辞，飞往大理的同时，许多“新大理人”纷纷选择离开。当房租开始飞涨、人群变得拥挤，“两万存款在大理躺平”成为了过去式。人们一定想不到，有一天，“内卷”这个词会被用来形容大理。一月租600？不存在的很多人一落地大理，就爱上这座城市。三年前，95后河南女孩李米来到大理，对它的第一印象是“很包容，不会有人在意你穿什么、做什么，比一板一眼地上班自在很多。”在此之前，她本科学的是“拿命换钱”的设计专业，作息颠倒、高强度工作是家常便饭，身边的许多同学都因此生过病。她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呆过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大城市不需要我，我没有信心在那里过得很好。”而大理，和她过去经历的都不一样。米线6元一碗，摩托车就能逛遍小城；家家有花，户户有小院；苍山上是忽明忽暗的云，洱海边有成群的海鸥。她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在路边摆摊，卖自己的画，和其他摊主互相用商品交换食物，像回到以物换物的朴素时代，人与人的交往是不掺杂利益关系的纯粹。李米摆摊卖画时，隔壁的摊主给她喷了一个哪吒头痛仰乐队logo的纹身情人节，她跑到街上做“Free

百变芭比，一段粉红色的美国中产梦芭比娃娃的真人版电影今天上映了。片方宣称，为了营造真实的梦幻玩具屋，他们用光了全世界所有的荧光粉油漆。在进电影院前，我们梳理了芭比被创造出来的历史。这位64岁的女士，曾经超越时代，创造了全新的玩具流行文化；如今却被后辈们反超，一度被当作刻板印象的代名词。走过半个多世纪，换了无数种职业、身材、服装，芭比还能成为众人的焦点，背后的秘密是什么？一第一个有胸的娃娃1959年3月9日，纽约国际玩具博览会的展厅里，聚光灯打在了一小节玩具大小的白色楼梯上。台阶上站着的是一个11.5英寸的小娃娃，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她吸引了。她妆容精致，眼睛骄傲地瞥向一边，有着细长的胳膊和小腿。头戴太阳镜和大金耳环，身穿斑马条纹泳装，脚踩露趾高跟鞋。美丽、性感、成熟。她是世界上第一款芭比。世界上第一款芭比

期待他还能再拍一部“最后的作品”今天，一部名为《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的神秘电影在日本首映。影片在上映前，除了一张海报，没有其它任何宣传的痕迹，却仍然调起了全世界的期待。因为它的导演，是十年前口口声声说要正式退休的宫崎骏。其实，退休不出两个月，宫崎骏就借着“短片不算电影”的诡辩回归了动画制作，还尝试了CG技术。退休三年后，他终于按耐不住，将新电影的企划书交到了制作人手上。宫崎骏的“隐退诈骗”，大多数人已经见怪不怪了。这个总也放不下工作的老爷爷，当初甚至郑重地在退休声明中许下心愿，希望自己能开始过一过周六。如今这部制作历时七年的纯手绘新作，被82岁高龄的他视为离开世界后，留给孙子的礼物。“无论时代如何困难、残酷，都要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这是他想要通过这部影片传达的信念，更是他用自己的作品和一生论述的命题。一

毕业5年，经历20场求职噩梦又一批毕业生涌向就业市场。去年七月有一项数据，两亿的中国人在打零工。我们正迎来一个零工时代，过渡性和暂时性的劳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浦西是这两亿分之一。毕业五年，她换了20份工作，在很多教培机构当过老师，也做过服务员、电商客服、乡镇街道临时工。最长的一份干了一年多，最短的一份连一天都不到。并且，几乎每一次都是主动辞职。但过上这种动荡的生活绝非她本意。20份工作中，她的境遇不限于：目睹上司对其他女同事进行性骚扰、遭受无故的攻击和辱骂、被要求向客人兜售价格高昂的保健品……她想，这不对劲，这不正常，于是她离开。你可以说浦西是一个在就业市场没什么竞争力的年轻人：她有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买好了木炭。她的学历不高，三本。读的是最没用的文科，英语专业。和家人的关系也很紧张，在饭桌上被指着骂“你怎么不去死”。但更多时候，浦西是一个如你我一般普通的年轻人：她养一只狗，金毛，女孩，活泼漂亮。她始终自食其力，尽力做到不伤害任何人。身边劝她“摆烂”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她说自己宁愿痛苦，不要麻木。浦西的困惑，或许也是这个时代年轻人们普遍的困惑，如果能有稳定的工作，谁愿意做零工呢？可是，从没有人告诉过他们，想要找到一份合理、合法、有尊严的工作，原来这么难。一“正常”的工作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不正常”的工作。性骚扰绝对不正常。浦西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教培机构做英语老师。老板给机构里其他部门的女同事发露骨的骚扰短信，逼得她们只能辞职。她幸运地没有成为被骚扰的对象，但仍然恶心到无法继续工作下去，谁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呢。她的想法是，如果对方是同级，那或许还有对峙反抗的可能。可对方是老板，性别之上还有权力，那就只能避而远之、跑为上策了。那时她刚离开大学，没有社会经验，和公司签订了干不满一年就要赔钱的合同。捱到一年合同期满，立刻辞职了。从公司离职的那天，是个好天气欺骗也是不正常的。她在药店上过一个星期班，就是我们走进药店第一个见到的，给你拿药、结账的柜台人员。这份工作，与其说是药师，不如说是销售。货架上的药品，她明明连功效都记不全，却要谎称自己考取了药师证，向走进店里的客人一一介绍。她扪心自问做不到。那一周她没卖出去任何药，只是站在前辈身后“学习”。春节快到了，有农民工走进店里，带着打工一年攒下的钱。她看着身边的同事极力向他们推销贵价保健品，几分钟后，农民工似懂非懂地掏钱，将其作为回村过年时，带给老父母、妻子孩子的礼物。保健品的真实功效有几分配得上实际价格，大家心照不宣。她觉得这么做很不道德。可是，在药店工作的人，也有自己的销售指标，每月几千元，完不成就得自掏腰包把药买下来，于是大家只好都这么做。这是一种底层互害吗？她不知道。“农民工是底层，可我们也是底层。谁不是底层呢。“决定离开药店的时候，浦西想，我不能继续在这呆下去了。否则总有一天，我也会突破自己的底线。浦西日常学习的书桌，也是她的工作台更常见的是不合理的工作强度，和一些细微的，浦西自己也很难概括的不舒服。她在奶茶店、汉堡店、咖啡馆分别做过店员。应聘咖啡师学徒时，她天真地以为自己真的是去学做咖啡的。实际上她身兼数职，既是咖啡师，也是服务员、清洁工。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是拖地，咖啡馆共有上下两层，加起来三百平米，她一个人拖，起码要花两个小时。咖啡馆兼卖煲仔饭，抱着砂锅在桌椅中穿行时，她不慎打碎一只，因此赔了钱。期间有人来店里想要应聘，老板摆摆手说不缺人。浦西在他背后一边腰酸背痛地拖地，一边翻白眼，“怎么不缺人？一个人当三个人用当然不缺人！”许多规则让她觉得荒谬。比如，要在店长路过时停下手里的活，挺直腰背，嘴角向上提拉表演微笑，以示恭敬。不这么做，就会被严厉地训斥。比如，她在汉堡店因为没有帮忙卸货，被老板娘指责“做人不行”，破口大骂。但她是收银员，那本不是她的分内事，况且卸货的人手绰绰有余，也没有人真的喊她帮忙。“谁愿意每天被人无缘无故地骂？一点尊严都没有。”她想不通为什么不能有话说话、有事说事，“我为你付出体力劳动，你付给我钱，我们明明是平等的。”她觉得这些责难毫无道理，被要求做的那些行为也毫无意义。仅仅是为了树立上位者的威信：如果你感到难受，甚至折磨，那么你就能记住，自己只是个“臭打工的”。她在奶茶店被老店员抱团排挤，两个16岁的女孩。这次，比起愤怒，她更多地感到遗憾。或许太早就被抛到社会的丛林法则里，没有真正被平等地对待过，于是也不知道如何对待别人。她听女孩们说交了男朋友，过两年就结婚，很想劝她们，“为什么不再读点书呢？中专怎么了，中专也可以往上读啊，才多大就结婚，结什么婚？但她们也不会听。”在这些短期工作里，浦西唯一觉得正常的，是一份小区楼下华莱士的兼职。乍一听好像和汉堡店、咖啡馆没有区别。但她运气好，“店里碰到的人都是正常人”。店长比她小五岁，中专毕业就出来工作，为人和善，喜欢和外卖骑手们聊天。浦西同他实话说自己正在准备考编，拜托他排个10点到18点的中班，店长爽快地答应了，没有刁难她。时薪是15元，兼职和正职一视同仁，从不拖欠。中午有半小时休息时间，正当理由的请假大多会被批准。浦西穿着华莱士的工服相互尊重，愿意沟通商量，有合理的薪酬和管理。浦西觉得这本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她从来不评价工作“好”或者“不好”，她只用这个词：正常。她想如今想要遇到一个“正常”人，得到一份“正常”的工作，竟然已经成为一件要碰运气的事，“这不是很可悲吗？”浦西对待工作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她的20份工作，收入最高时一个月8千，最少的一分都没拿到。但这些都不重要。频繁更换工作的原因与物质报酬无关，比起钱，她更关心自己是不是被当成一个人来尊重。二被迫的自由刚看到鼓励年轻人们放下包袱，尝试体力活的新闻时，浦西觉得非常困惑。在她做过的众多工作中，有一部分便是如今人们常说的，轻体力活。但那和有没有学历包袱没关系，她去端盘子、拖地板，仅仅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而已。起初，她确有过一些浪漫的幻想。她的第一份零工是在超市做信息员，打印条形码，把各种促销政策录入电脑。过去她喜欢逛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食物、日用品让她感到温馨。她于是想，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应该不会太坏。但粉红泡泡很快被戳破：不仅工作本身是繁琐的，还要和大爷大妈吵架。后者让她无法忍受，她只做了一天，在目睹同事和一位大爷互飙脏话的场景后，离职了。无论是孔乙己还是体力活，五年前的她从没听说过，也很难想象未来自己会去打零工。她2014年上大学，移动支付刚刚兴起。不久后外卖出现了，她至今记得校园到处滚动的那支魔性tvc广告，王祖蓝打扮成包租婆的样子，大喊“饿了别叫妈”。紧接着，共享经济也开始发展。那是个人人充满希望的好时候。临近毕业，同学之间相互调侃的话都是，“大不了就去当老师”。毕业后没费什么力气，就有了一些工作机会，她从中挑了心怡的一个：双休，正常给加班费，缴纳五险一金。包住，三室一厅的房子，狗便是那时养的。后来，她再也没能找到待遇比这更好的工作。傍晚时遛狗，夕阳和小狗的毛发一样是金灿灿的因为性骚扰辞职后，她回家备考考研，没考上。那是2019年年底，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先是疫情爆发，她又在家待了半年。接着双减政策出台，教培机构一家接一家地倒闭。等到她再出来找工作，发现天都变了。她降低了心理预期，没想去什么大公司，但还是被打得措手不及，“全是单休，刚毕业那会根本不知道竟然还有单休这种事！”十三薪、加班费也不再有人提了。实际上的情况甚至总比招聘时hr给出的条件更糟。有一次，她在苏州面试了一份教培工作，说好试用期一个月，底薪三千加课时费。直到入职后，每天十小时地上了两天课，她才在上厕所时听同事无意间说起，试用期工资打六折。她追进老板办公室质问，只得到一句轻飘飘的回复，“噢，忘记和你说了。”她的社保医保，也只有刚毕业时，公司给她交了一年，辞职后便断缴了。辞职的头几个月，她还想，要不自己先交着？念头很快打消了，她没有多余的积蓄，也根本找不到下一份正常缴纳五险一金的工作。“不重要了，现在如果真的生了大病，我是不会去治的。”她说的风轻云淡。她不想将一切不顺利都怪罪在环境上，“我也有问题吧，抑郁，学历也不高，很多事别人可能觉得可以忍，但我只会觉得再多呆一天我就要死掉了。”最穷的一段时间，浦西每天晚上只能吃泡面可是回望五年前，现实和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缝。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她只好沉默地注视这裂缝。打零工看似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不想干的工作就不干了。实际上却是迫于现实的困境而作出的。往往，上午她刚从一份工作辞职，下午就要立即面试无数份新工作。手停口停，生存的压力从未有一刻远去。“如果能有一份正常的工作让我一直干下去，我难道不想吗？”三工作有意义吗？我们聊起新闻里一些年轻人的选择，关于在写字楼里做螺丝钉的价值感缺失。浦西飞快地打断了话头，“可是在写字楼，老板辱骂你，你可以投诉。公司会和你签订正式的合同。加班有加班费。你做底层工作，这些都不会有。”至于意义，“工作能有什么意义？工作的意义就是赚钱。”说完她又补充道，“我觉得生活也没有意义，人生也没有意义。”或许她试图寻找过。那份华莱士的兼职，已是仅有的被她评价为“正常”的工作，无意义的时刻也时常浮现。每一天她都要站在后厨处理冰冷的冻鸡，去除鸡油和鸡内脏。鸡心、鸡肝，伸手一个个掏出来，触感滑腻。她止不住地想，“我在干什么，我到底在干什么？”打零工的间歇，浦西一直在看视频课备考考编她看日剧《重启人生》，女主角一次次投胎成人，选择不同的职业度过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似乎也在不断地重启人生。影视剧里她最向往主角的第三世，那份电视制作人的工作。尽管在片场中奔波看起来最累、最辛苦，但却实实在在创造出了一些可以被称之为作品的东西，“我觉得那样的生活最鲜活、最开心。”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解释人为什么要将劳动作为“天职”，是因为劳动在最初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感和宗教感，做这件事是为了别人好。又说人和工作的关系，应该是寻求一种志业，一种神圣的感召。然而如今我们谈论的是职业，“所谓‘职业’，是一种交换，你不再是一个创造者，把自己降等为一个劳动者，以此换取经济社会架构底下的安全感。‘打工人’分外悲哀的是，连‘职业’的安定保障都失去了。”作家杨照在一次访谈中这样下定义。无法在生存、生活和价值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就干脆放弃构建所谓的价值。所以工作的意义，浦西不再找了。四最小单位的反抗又一次辞去工作后，浦西在聚餐上和家人爆发了剧烈的争吵。小姨指责她毕业这么久，没有证、没有存款、没有稳定的工作。父亲冲她大喊，“你能不能稳定一点？你怎么不直接去死？”她想跳出来一一反驳，却被更多的声音压下去，“你爸也不容易”“是不是你的问题”……身处风暴中心的时候，她觉得周遭亲戚的脸，上下开合的嘴，都扭曲、变形，声音也开始失真，“就像那副画，呐喊”。只有年纪尚小的表妹，一边陪她哭，一边紧紧、紧紧地攥住她的手。2022年的春节，浦西没有回家过年，表妹发给她家族聚餐时的场景似乎没有人关心她为什么辞职，那些她遭受的不公和羞辱。他们关心的，只有作为侄女、女儿的她，是不是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她于是痛恨这个词，“稳定”。在这20份工作里，长辈们最青睐的是乡村小学老师，和老家镇上的街道临时工。在公家工作，稳定，适合女孩子。前者浦西抵达的当晚就打算走。老师要和学生同吃同睡，没有办公室，工作地点是教室后方的一张小小书桌。环绕学校的群山、处处装着的铁窗压得她喘不上气。奈何夜晚叫不到车，没走成。第二天的晨会中途，车来了，浦西从位置上站起来，“我要走了”。身旁的老师不可置信，“你这就走了？”“对啊，我车到了我还不走。”而后者，浦西咬牙干了几个月，对它的评价是“生不如死”。这份工作不签合同，没有假期，工资2500。唯一的好处是，“对你以后考编有帮助”。农村路不好走，她的一位同事，在雪天前往开会的路上滑倒摔断腿，进医院躺了一个多月。没有补贴和赔偿，并且要打着石膏完成一点也没少的工作量。在农村工作的冬天，看到稻草上结了厚厚一层霜她猜测人们一定觉得她神经脆弱，太过敏感，“别人都能做的为什么你不能做？”但她已经决心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最首要的位置，不打算为自己辩驳，也不打算改变。可公正地说，浦西绝不是懒惰散漫的人。抑郁夺走她的活力，使她处于精神危机之中，很难在一份工作上干长久，或许也有这个原因。但她一直逼自己打起精神来寻找工作，想要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联系，避免掉进情绪的漩涡里。做体力活的时候，她也坚持看书、背单词，考各种各样的证，同时尝试考编，不放弃一丁点改变的可能。她只是不明白，人们明知道这一切不正常、不合理，又是为什么要忍受？在某境外电商做外语客服时，她身旁是个年龄相仿的女生。晚上六点，她离开工位准备下班，女生问她怎么不加班。“没有加班费、没有规定，工作都完成了，为什么要加班？”女生有一瞬间的茫然，说默认的规则就是这样的。既然大家都加班，那自己也加吧。最后浦西没等领导找她谈话，自己主动辞职了。她还说起另一位教培的同事，在前单位工作了一个月，离开时老板说这不行、那不行，硬是不付工资。浦西急得声音高了几个度，“我说你就这么算了？你去告他呀！”她有过一次维权成功的经历。在汉堡店干了十天，辱骂她的老板，只付给她300元，约等于三天的工钱。“这怎么可能？”她先是打了劳动仲裁的电话，得知如今仲裁也要排队。又打开地图搜索附近有没有相关部门，还真给她搜到一个，劳动纠纷调节单位，离她不远。她立刻步行过去，交代情况、填表，半小时就把流程走完了。三天后有人给她打电话，喊她，把工资领回去吧。那是她漫长的、频频失败的零工生涯里，一次短暂的、小小的胜利。浦西在苏州西园寺求了支签，解签的签文是，“天生君材必有用”浦西深知自己改变不了什么，也根本没有“整顿职场”的野心。在找到一份她认为正常的工作之前，不断地尝试、不断地离开，绝不麻木、绝不忍受，这构成了她最小单位的反抗。底气来源于“大不了就去洗盘子，又不是没洗过。总不会饿死的。”她没有什么物质欲望，如果把一切世俗的评价标准都放弃，人生永远“有的选”。我们说起鹤岗，一群年轻人主动放逐自己，人可以不结婚生子、不追求财富或者成功，“不想要的就不要了”。浦西说她唯一无法忍受的是寒冷，如果有一个更温暖的鹤岗，那她一定会去。她发在豆瓣“轻体力活”小组的帖子有四百多条回复，许多同样游离于稳定生活轨道之外的年轻人在此抱团取暖。几乎每一条浦西都会宽慰对方，“换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不是你的错，抱抱”。最近有一条评论，“假如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就业环境肯定会变好很多。可是你知道的，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浦西的回复是，“也许我只是把自己当个人。希望以后我们都可以把自己当个人。”作者

我连自己都拯救不了，更无法拯救学生毕业后，池恩回到了老家山东，当了5年合同制的老师，同时也考了5年的教师编制。让她彻底失望的，是教过的最后一届学生。几十天就中考了，却仍不努力学习。明明十几岁的年纪，却当众羞辱她，还趁池恩不注意，用小刀割断她的头发。一边是当老师的苦与累，一边是编制内的形式主义，这些都让池恩感到绝望：考编连自己都拯救不了，也不能真正实现教书育人的梦想。最终，她决定放弃考编，离开了教师行业。（点击上方视频，即可观看）转行之后，池恩每天7点起床，比之前多睡两个小时。也可以准时下班，不必在晚上备课备考批作业，而是有更多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可以说，现在的池恩终于做回了她自己，不用再努力去讨好任何人了。一当老师很看运气看客：什么事情打破了你对“教师”的职业幻想？池恩：最后一届，学校分给我两个比较调皮的班。有一次课间的时候，我给其他学生辅导，然后就有个学生拿着小刀在后面割我的头发，还去翻我的包。班主任让他写道歉信，但是也没什么效果，还说如果我不是老师的话，他肯定会打我。而且当老师时我天天晚上都会做噩梦。有一次，有个学生跟班里其他同学有一些矛盾，他就要跳楼。虽然后来把他救上来了，晚上我就梦见学生要跳楼。除此以外还经常梦见自己在教室上课，一边上课一边生气。看客：那你入行之前是怎样想的？池恩：还没有进入教师行业的时候就想着当老师，就是把课教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学生提高成绩，但是当了老师之后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有的学生就是不喜欢学习，但是学校老师还有家长就哄着他们学习，学生不顺心了还会打12345投诉。看客：当老师的时候有遇到过什么暖心的事情吗？池恩：前三年的教师生活都挺快乐的，学生会给你无条件的爱和认可。有一次学生晚上在

一位中年男人的“逆社会时钟”实验2013年，旭旭只身一人来到英国。走出地铁站的那一刻，伦敦以其古老的都市风貌，在他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一个新世界出现在他面前。那时他30岁。因为厌倦五年如一日的重复，刚刚从体制内辞职。此后的十年间，他遇到了无数个分岔口，几乎每一次，都选择了更加艰难的那边。他从零开始学法语、游历考察欧洲各国、转了一次专业、读了三个硕士，和一个险些没能成功毕业的博士。人生的分水岭就此开始显现。当国内的同事同学赶上互联网大潮，投资、赚钱，陆续跻身中产时，旭旭正作为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异乡人，独自在欧洲寂寞求学。折腾了一大圈，直到40岁这一年，他才终于在法国稳定下来，又一次回到了体制。这是一个逆社会时钟的故事。贯穿故事始末的矛盾是，为什么要放弃在国内体制躺平的生活，多花十年，才又卷进法国体制内躺平？对此，旭旭偶尔自嘲，大概是太安逸了，才给自个找了这么多罪受。以下根据他的自述整理：一30岁，离开体制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发生在2011年。那年我得到一个机会，去密歇根大学做访问学者，在美国待了几个月，第一次发现世界原来还有另外一面。教育可以是启蒙式的，做研究也可以不为了什么，只是纯粹地求知。这使得我对学术产生了一些向往。在密歇根大学访问时，学术交流小组的合影在此之前，我大学读的是医学公共卫生，2006年本科毕业，考编进入当地的疾控中心。一直是比较正常、比较顺理成章的人生轨道，工作很稳定，只是有些机械、重复。一开始还没察觉，但当我工作到第五年，看着手里积攒的五本工作日志，发现除了年份改变，剩下的一切都是相同的。在同样的日子开同样的会议、做同样的工作、写同样的报告。生活像一潭死水。我想自己一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又在岗位上无法寻得任何突破和挑战，如果就一年一年这么过下去，这样的人生未免太过单薄。于是有了出国留学的想法，想去探索更大的、未知的世界。但要放弃一份旱涝保收、人人羡艳的体制内工作，去一个陌生的国家重新做回学生，说没有动摇是假的。我还去请教过一位本科就在英国读书的朋友，她说这种事情因人而异，还是要亲自体会过才知道。所以当时并没有想到太长远的以后，更没有想到如今会在法国定居，只是想先走出去试试。回国后，我开始着手准备。近三十岁的年纪捡起英语，并不容易，两年里考了四次雅思、两次托福、一次GRE，才得到满意的成绩，申请全额奖学金，去伦敦大学学院（UCL）读了一年书。英国读书期间，书桌一瞥但英国的硕士很短暂，只有一年，结束后就得离开。我当时觉得刚到欧洲没多久，对文化、社会还没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就立即启程回国，很不甘心，想再看看有没有什么能留在欧洲的机会。我所读的学科，比较对口的是去国际组织。过去我参加过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大会，很想去那工作或者实习，它的要求是必须掌握三门联合国官方语言，我会汉语和英语，又想留在欧洲，剩下一门就从西班牙语和法语里挑。这时有另一个工作机会，是无国界医生在香港的分部，希望我能学会法语，去非洲的一些法语国家控制传染病。就这样选择了去法国。原先计划的是，全日制地学习半年，就去无国界医生就职。但没想到法语真的太难了，我学了整整一年也没能达到能够顺畅交流的程度。但在法国，我逐渐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好感。过去在英国的那一年，我去欧洲各个国家学习、参会，又分别在德国和挪威都读了一段时间书。对比而言，法国是其中社会福利最好的。想要生育，可以休好几个月的带薪产假，政府额外给予补贴；如果失业，政府提供工作收入的80%作为失业金，可以领两年。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也很到位。像我这样的少数族裔，如果在银行等公共场合和白人产生冲突，身边的法国市民会立刻声援我。他们总会选择站在弱者一边，我每天都能见到这样的场景。更不用提法国丰富多彩的文化。我原先在国内就是影迷，只是平日里选择很少。来到法国，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看不完的好电影，参加不完的各种文化活动、展览。我的副业是开展中法电影文化交流，不久前，我在戛纳电影节上提问王兵导演加之身处巴黎，处处都是美食美景。综合一切考量，我觉得这个国家很适合生活，有了长期定居的念头，一待就待到了现在。二不可复制的路径现在回想，在英国的那一年或许是最无忧无虑的一年。物质上，全部花销由英国政府承担，在辞职前也一直是工作的状态，有收入有积蓄。精神上，刚刚抵达一块从未踏足过的大陆，满眼满心只有对新鲜事物的兴奋和好奇。而当我来到法国学习语言，一切都不一样了。学习上的困难尚可以克服，但和班上同学、国内同龄人的对比，时常让我陷入自我怀疑。在语言班，身边的人要不就是十来岁的青少年，要不就是嫁来法国的妇女，没有一个和我一样，已经迈过而立之年，还要从零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那时朋友圈刚刚兴起，大家发得很勤，每天都能直观地在朋友圈看到国内同事同学的生活动态，结婚生子、买车买房、互联网兴起开始投资赚钱了……而我不仅没有完成这些积累，在法国甚至连话都不会说。时不时就会想，或许当初留在国内，留在舒适圈才是最好的，为什么要主动给自己找这么多困难。哪怕勉强学会了法语，度过最痛苦的第一阶段，之后的路也一点不好走。在欧洲，很多华人会放弃他们自己本来的专业，去做一些更加容易立足的工作。比如说去开中餐厅，或者是去做中文销售。这些选择也无可厚非，但学了十几年医学，我不甘心就这样放弃。在欧洲留学时，参加了大大小小许多学术会议最后发现法国还是蛮欢迎高学历人才留下的，我就决心要继续读博。我在英国读了硕士，按理说可以直接申博。但法国的教育体系和别国不同，他们不承认一年制的硕士，仅认同两年制的。我于是在法国又读了一年硕。紧接着我又发现，我原来学习的专业，属于纯医学的范畴，需要在当地医学院读九到十二年，才能具备医师从业资格。照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我没有任何机会。当时我正在一家医院实习，留意到办公室里有两间屋子，一间是由医学院的毕业生组成的、纯医学的团队，一间是由数学系和计算机系毕业生组成的、做数据分析的团队。每天早上，这两拨人都要跑到会议室不停开会，讨论如何把两方面的信息结合起来。和医院的同事们的开会日常我突然想，既然现状是懂医学的不懂数据，懂数据的不懂医学，那我为什么不能做那个两者都懂的人呢？那就意味着要转专业、换赛道了。我又读了在欧洲的第三个硕士，全法语授课的医疗数据专业。一直读到了博士。读博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差点没能成功毕业。在我博士最后一年，马上就要写大论文答辩的时候，我的导师突然生重病，放弃了继续担任我的导师。这几乎就要导致博士失败，让几年的付出白费。在向学院申请导师失败后，在几乎绝望的最后一刻，我通过自己所在的实验室联系到一位刚拿到导师资格证的老师，这才很惊险地完成了博士阶段的最后一关。参加博士毕业典礼时的情景就读书这件事本身来说，尽管艰难，但还只是在挑战自我。更让人焦虑的，是文化上的隔阂。读博过程中，老板带大家开会，他说大家请列一个表，写上年龄、性别等各类信息。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但我作为中国人，我理解的这个表是从左往右列，然而法国人的习惯可能就是从上到下列，最终结果果然是唯独我和其他法国人是不同的方式。谁都没有错，可这样的文化差异永远无法消弭，它无解。折腾了这么久，调转了许多次人生方向，其实没有哪件事有信心。能学会法语吗？能顺利毕业吗？换了专业就能找到工作吗？读了这么多个学位就能留下来吗？回答不了的。但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没办法在那时候躺平。国内这些年真的太卷了，优秀青年学者基金的申请线是35岁以下，国家自然基金的申请线是38岁以下，像我这个年纪，超过

90后小夫妻消费全面降级，只为在北京买一套房抠门攒钱，能得到什么？一对90后夫妻“抠”出了186万元的首付，在北京买了房。极致省钱的这两年里，他们对自己特别狠。圈圈买包包衣服化妆品的开销，一年加起来不过两三千；圈圈老公的剃须刀用钝了，就用剪刀修胡子。作为程序员的老公，还会给APP反馈Bug，用专业知识换来一张张打车优惠券。买房不是他们极致省钱的全部动力，但对北漂十二年、搬家十一次的圈圈来说，却是安全感的重要保障。现在的她，回看曾经全方位的“节流”，也会觉得不太健康。但圈圈心里知道，这一切都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的，而是为了自己想要的生活。（点击上方视频，即可观看）一房是抠出来的看客：你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吗？圈圈：我是圈圈，今年

好想好想见到你，哪怕只是站在鸟巢外最近一星期，五月天和他们的粉丝“五迷”，霸占了北京鸟巢体育场。三场“好好好想见到你”，三场“诺亚方舟十周年进化复刻”，两个主题共计约36万张票，开售几秒就被横扫一空。而购票平台上标记了“想看”的人数，也早已超过100万。那些发朋友圈，展示一片摇曳灯海、万人合唱的，无疑都是抢到票的幸运儿，但在鸟巢之外，另一场狂欢也毫不逊色。外场草坪上，没有票也依然“倔强”的粉丝们站着听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演唱会。伴着鸟巢中传来的模糊歌声，他们从《盛夏光年》开始哼唱，跟着《突然好想你》一起合唱，直到九点半散场也迟迟不愿意离开。（点击上方视频，即可观看）此时，距离五月天在内地举办的上一场演唱会，已经过去了四年。显然有太多人需要在演唱会上、在五月天的歌声中，学会释然和强大，然后举起回忆酿的甜，再干一杯。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这是沉浸在纯粹的快乐与回忆中的三个小时。鸟巢外的歌声，唱给他们没能亲眼见到的五月天，也唱给过往与未来无数个瞬间中的自己。一场外音乐节下午四点半，人流向着鸟巢逐渐聚拢。他们带着荧光棒和折叠椅，从K/L口附近的草坪，逐渐扩散到与水立方之间的空地上。18岁的吴文远匆匆从学校赶到现场，此时他已抢不到前五排的“站票席”。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人群已经自鸟巢的围栏向外挤了三四十米，不少人甚至铺开野餐布、摆上零食酒水，席地而坐，地势稍高一点的绝佳“观看点”则全无无落脚之地。鸟巢体育馆K/L入口附近草坪上的五迷们手机上搜索“五月天鸟巢场外”，蹦出的上万条笔记会为你逐一分析外场每一个观赏位，并附上保姆级听歌攻略。专业的五迷更不会忘记自己的“接头暗号”：一款据说能根据音乐风格和节奏，统一变换颜色的荧光棒。届时，鸟巢内将是五彩缤纷的灯海，而场外也将保持同频，隔空完成一场与五月天的双向奔赴。五月天演唱会官方荧光棒，由主唱阿信名下的潮流品牌StayReal推出，联网后可以统一变幻颜色六点三十三分，人群逐渐安静下来，一首《盛夏光年》拉开当晚狂欢的序幕。场外听得并不真切，但也并不妨碍粉丝们轻声哼唱。万人合唱，是粉丝热爱的证明，也是一场演唱会的精髓，即使在网络信号只有两格的鸟巢外围也不例外。当主唱阿信唱出那句“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时，鸟巢内外同时响起整齐而响亮的合唱声。几乎所有人都举起了手机开始录像，身材瘦小的左左也挤在人群中，踮着脚将手机举过头顶，拍下一片闪烁的灯海。无数个被高高举起的屏幕，展示着五月天的全民魅力唱到《一颗苹果》的时候，左左哭了。2018年8月，五月天在鸟巢举办“人生无限公司”演唱会，十九岁的她站起来跟唱了这首歌。那时她在最便宜的看台区，从高处可以看到像少年一样的五个人，和满场蓝海。如今，她二十四岁，喜欢五月天超过十年，却被黄牛拦在了鸟巢外，但依然站起来跟着轻唱“反正就这样吧

留在学术界，我迟早都得抑郁在因为重度抑郁而转行全职占星师之前，玛丽安作为Top2的文科博士，从没考虑过学术之外的人生选择。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将年轻人以学术为志业称作“内心领受天职的召唤”，同时也指出，在职业化的学术系统中，他们所要面对的是“一场鲁莽的赌博”。而如今，在全球博士失业的大背景下，人文社科领域的博士与自然理工相比，因就业市场更为封闭而在这场“赌博”中更显弱势。玛丽安的客户，大部分也同为文科博士。在占星的过程中，她感受到了这个群体面对的结构性困境。读博期间，有近半数人都深受抑郁困扰。毕业之后，他们又被卷入高校“非升即走”的考核，工作强度比“996”还离谱，却只能得到微薄的薪水。即使感到痛苦，大多数人还是无法决绝地离开，或是出于对失业的恐惧，或是出于对学术理想的信念。这一切，让玛丽安有点庆幸自己远离了学术界。转行两年后，她每月的收入超过了2万。这让她意识到，身为文科博士，离开学术系统，依然有另外的可能。在这条道路上，她一点点修补着自己的人生。一在转行做占星师之前，我是一名top2的文科博士。和学界的很多人一样，我是在老师和周围同学的赞扬与鼓励里过来的。从本科开始，就有老师夸奖我“比较聪明、比较有学术视野”。这些话可能在学术界也不算什么，但却让当时的我觉得，拿到博士学位、去高校做教职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好像不需要思考。申请博士的时候，我专业的前系主任已经快退休了，我很幸运地成了他的倒数第二个学生。入学后，身边的学术共同体也很融洽，没有前辈打压或同辈不良竞争的现象。于是在这个自己喜欢的学科里，我拥有了很纯粹的快乐，每天的生活基本就是读专著看文献写论文。虽然简单，却是让很多有志于学术的文科本硕生都羡慕不已的生活。某个雪天，照例去上自习，拍到的校园一角那时我完全没有除了学术界以外的人生考虑，对这个世界其它部分的一些运行规律一无所知。一些金融行业的朋友找我来倾诉：“怎么找一份更高薪的工作？怎么让自己的财富升值？”而他们的工资可能都已经月入三四万了，而我在学校的奖学金和助学金加起来只有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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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拐卖过的女人，干起了买卖孩子的勾当4月底，“梅姨疑似落网”登上热搜，随之迅速传播的一张画像，让梅姨走进了更多人的噩梦，“觉得她在盯着我看”。梅姨是谁？寻子的家长们贴在街头巷尾的启事上这样描述：“今年65岁左右，身高1.5米几，脸盘较大较圆，偏胖，鼻孔外露，嘴巴较大，之前长期留短发讲粤语和客家话，曾长期在增城、紫金、惠州、韶关新丰活动。她至少联系买家贩卖了9个孩子。”然而半个月过去了，仍未有梅姨被捕的确凿消息，一些猜测渐渐出现：梅姨真的存在吗？梅姨有没有可能是一伙人的代号？“梅姨案”的受害人家属申军良，曾多次前往人贩子供述中梅姨活动过的地方，他十分确信：梅姨是真实存在的。并且直到现在，他仍在坚持寻找梅姨。而在另一起儿童拐卖案件中，涉案女子同样使用“梅”作为假名，在一年多时间里，贩卖了不下180名儿童。更为可怕的是，这个化名为“梅”的女人，甚至自己也曾是拐卖案件的受害者。社会的结构性紧张与根深蒂固的传统，将买卖儿童伪装成一桩“好事”，作为拐卖中间人，“梅姨”的轨迹，交织出了一片庞大的中国人口拐卖网络。而“梅姨”的形象，也抽象为一个符号，与滋生罪恶的落后人口观念一起，成为令无数人毛骨悚然的中式恐怖。一成为“李梅”2011年12月，冬日的雾气笼罩着河南漯河市的高速公路路口，一辆长途客车在这里停下。没等乘客反应过来，几个警察就走上了大巴。车上抱着婴儿的两男两女，立刻慌张地别开脸。事实上，警察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正是冲着他们来的。四个成年人，身边带了五个小孩，其中最大的一个只有两岁，另外四个都是不满月的新生儿。“出行带小孩，怎么会一下带这么多婴儿？会不会是拐卖儿童的？”一位乘客起疑，赶在大巴经停漯河市前，给在当地当警察的朋友发去了短信。面对警察的盘问，这两男两女一口咬定孩子都是自己生的，一块带出来，是要去走亲戚。但不对劲的是，刚才下车的时候，这些自称是父母的人，没有一个想着把不足月的婴儿带在身边。“如果是她自己的亲生小孩，她不会把这个小孩给忘了。”警察决定把他们带回局里做DNA比对，鉴定结果证实，四个人都是人贩子。这一趟，正准备把云南买来的孩子，带去河北卖掉。过去的长途大巴疏于核验乘客身份，是人贩子拐卖孩子常用的交通方式在被抓的四个人中，一个名为赵六妹的女人有两套户口。这并不罕见。上个世纪，户籍管理不够严格，很多被拐卖过的妇女都会拥有一个假户口、一段编造的身世。但很少有被拐卖过的女人，像赵六妹这样，做起了拐卖婴儿的勾当。赵六妹是广西人，16岁那年，因为家里穷，她到南宁打工。朋友说带她到外地赚钱，她不识字，懵懂地坐上火车，“结果一坐坐到河南来了”。下了车，等着的不是赚钱的工作，而是一个年龄大她很多的老光棍。赵六妹被朋友卖给人家做媳妇了。她激烈地抵抗过，也从没放下逃跑的念头。四年后，她才成功逃离，留下了一个年幼的孩子。当时年少的赵六妹，从没想到过第一次离开家乡会是被人拐卖当年逃离河南后，赵六妹没有想过报警，好像被拐到异乡、被迫生下孩子，不需要什么原谅与否可言，那些日子就那么过去，也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继续过下去。她回到广西老家报了个平安，就又出门到东莞打工，几年后在河北结婚并生下一儿一女。这一次，她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但生活却再度陷入窘迫。为了养育一双儿女，三十多岁时，赵六妹第三次外出打工。2010年，赵六妹在打工途中遇到了云南人赵琴。赵琴劝她：“你帮我抱小孩吧，那个小孩是被人家扔掉的，你不可怜吗？”接着又说：“我给你钱，没事的，这不犯法。”所谓的“抱小孩”，是指让赵六妹到云南花一笔钱，买下人贩子“抱来”的婴儿，再抱到东部平原省份的农村，找下线出手。女婴带到河北，卖两万多块；男婴带到河南，卖四五万。“这钱这么好挣，去就去吧。”赵六妹被说动了。被拐卖的经历，似乎没有在她的生活中留下更多的痛苦，也没能让她对同处困境的人给予更多的同情。一年的时间里，她南北往返了十六次，买卖了二十六个孩子，银行账户上有二十万进账，还有大笔的现金没存。往来得频繁了，赵六妹跟赵琴成了结拜的姐妹，而她也在路途中认识了更多的人贩子，有云南的，也有河南的。最终，警方通过赵六妹抓住参与拐卖儿童的人，有八百多个。面对无期徒刑的判决，她说，自己就是文化程度太低了，不知道买卖孩子犯法。但买卖、转运孩子的几千公里中，她总是小心地藏住自己的真实姓名，对每个人说，自己的名字叫“李梅”或“周梅”。二人口市场侯恩琢和“李梅”的丈夫是同乡，她从没怀疑过“李梅”究竟是不是一个真名。她第一次卖“李梅”抱来的小孩，是在2010年的秋天。之前，她给了西南口音浓重的“李梅”直白的暗示：南方人重男轻女，云南那边卖女孩子的比较多，如果能够找来卖到这里，挺挣钱的。后来“李梅”果然就把一个十来天的女婴抱到侯恩琢家里，让她帮忙找买家。侯恩琢找到了邻村相熟的红娘。听说有卖女婴的，红娘一拍大腿：两三天前，正巧有人来找她打听哪能买，而且要刚出生的，“好养熟”。女婴很快“脱手”了，没过几天却因为检查出了心脏病被买家退回。侯恩琢把患心脏病的女婴还给了“李梅”，至于女婴后来去了哪，她并不清楚。买家还在等着“换货”。过了两个月，“李梅”又抱来了一个女婴。交易在妇幼医院附近的红绿灯下进行。暮色遮掩下，两个女人从侯恩琢手里接过婴儿，抱去医院检查。确认没有问题后，一个人逗着怀里的孩子，另一个数给侯恩琢两万四千块现金，而后又送了五包香烟、两瓶酒、一盒点心。这些钱，侯恩琢给了“李梅”两万块，余下的，和中间做媒的人分了。侯恩琢就这样在“李梅”和河北的红娘之间当起了掮客。一年多的时间里，通过她牵线搭桥卖出的女婴，足足有二十多个。被捕后，侯恩琢抽泣着说：“咱们没有什么能力弄来男孩，就光是小闺女。”在福建、河南、河北、山东等省“重男轻女”观念浓厚的农村，男孩一直是“市场需求”旺盛的“大货”。河北的不同之处在于，“小闺女”也有“市场”。当地人看来，儿子不顾家，女孩贴心，能随身照顾养老。因此，都乐意再抱个女儿。在红娘们的走动下，“抱个孩子”的想法就着闲话家常，流通在田埂、集市和电话线上。云南、广西、四川等西南省份，是拐卖儿童的主要“货源”地。在云南的广南县，一度出现了龙乜村这样的“贩婴专业村”。2012年前的5年间，这里有立案记录的被拐婴幼儿就有近600名，其中只有十多个找到了父母。一部分孩子，即便被解救回来，父母也因为贫困，不愿相认。与常人的设想不同，比起暴力掳掠，全国有超过半数的孩子是被自己的亲人卖掉的。在山东，被拐卖的儿童中，72%是被亲人亲手交到人贩子手中的，而被偷被抢的，仅占1%。“养猪娃不如养孩娃”，这在九十年代的云南某些农村是一种广泛的共识。村民们算计着，猪要花钱饲养、花精力照看，孩子一生下来就能卖。女孩两千到八千元，男孩两三万元。厚厚的一叠钞票，握在手里，远远超过了他们一年的收入。一些“亲生亲卖”的妇女，以为孩子被送到了好人家，不必跟着自己受穷受苦。然而她们不知道，婴儿在人贩子手里不过是“货”。在转运“货物”的漫长路途中，为了不引人注目，人贩子往往会给婴儿灌下安定，也有不少婴儿被遗弃在了被拐卖的路上。新生婴儿免疫脆弱，在漫长的路途中缺乏照料，很容易患病，而安定等药物更会对他们的身心造成严重伤害赵六妹的同伙就这样做过。那次，她准备将一个女婴从云南卖到河北，女婴却在半途生了重病。同伙感觉救不活了，就直接把女婴遗弃在了长沙火车站附近，任婴儿在距离人群不到百米的角落里慢慢死去。在看守所里，赵六妹仍然坚持说，自己“抱走”的是家长不愿意要的孩子，“帮忙”找个好人家，是在做好事。三隐身的梅姨仅用一年时间，“李梅”赵六妹就伙同八百多个人贩子，编织出一张错综复杂的农村人口贩卖关系网，最终，只有181个孩子回到了父母身边。尽管警方已将这一案件破获，但在茫茫人海中，甚至我们的身边，还隐藏着更多“梅姨”。广州增城十车队路口附近，一道绵长的斜坡通向依山而建的村庄。这里是另一个“梅姨”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寻子15年的父亲申军良，曾在这里日夜徘徊了四个多月。而那时，长大了的申聪，几乎每天都骑着电动车到附近买东西。重聚前，他们就在这条斜坡上无数次地擦肩而过。为了找回儿子，申军良曾无数次从济南乘火车到广州。近30个小时的车程，他几乎每次都只买站票

县城老人，在直播间购物上瘾美国作家戴维·考特莱特在《上瘾五百年》里写到：瘾品贸易盛行于一个饥渴心灵取代了饥饿肚皮的世界。在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短视频和直播代替了戴维笔下的烟酒咖啡，正成为新型鸦片霸占人的碎片时间。这其中，老年人是相当规模的载体。行业数据显示，至今年3月末，国内移动互联网活跃用户规模已达到12.03亿，其中46岁及以上用户占比超33%。也就是说，每三个手机用户中，就有一个是中老年人。现在，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他们中大部分来自四五线小城——最接近中国真实面貌的地方，没日没夜的手机上下滑动获得顷刻间的快感，不计成本的下单能填充精神空虚的晚年。当中老年人失控在直播间，接连崩塌的不止账户余额，还有脆弱的家庭关系。更可怜的是，他们的需求，可能从来不被看见。一退休金交给山寨货吃过晚饭，婆婆从电视柜旁又拿来几个盒子。她神秘兮兮地和我说：“把它带上，晚上饿了冲一杯。”这是什么，我问。“——驼奶”，婆婆很了不得地跟我讲，“人家主播都说，这是最接近人奶的奶。”她一口气下单了两箱，自己留一箱一个，我们那边放一箱。说完又顺手塞给我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的是孕期精油、身体乳之类的，塑料袋里还有几件孕妇裤、托腹带、大背心。苍天啊，这才刚检查出来8周！礼貌谢过婆婆的好意后，我们抱着大包小包回家了。同一个小区的另一个小户型是我和老公租的房子，一推开门，能看见的家里的大小用品全是婆婆给置办的。沙发上的铺盖罩、零食架上的养胃饼干黑芝麻丸、冰箱里的速食燕窝银耳羹、厨房里整套厨具（虽然我们从不开灶）……大到冬季大件皮袄羽绒，小到护肤品皮绳发卡，都是婆婆网购来的。再准确一点，都是她从直播间“抢”的。一打开冰箱，全是爸妈塞过来的“保健食品”婆婆是直播间的忠实信徒。每个月1000多的退休金她能全花在上面，有时候还会把公公给家里的钱也用来网购。她的旗袍光没剪吊牌的就有几十件，各种首饰穿戴更是数不胜数。而且隔三差五赠我一些金首饰，我嫌太贵重不敢收，“没关系戴着玩儿呗，又不贵”。婆婆是体制内退休的老干部，一开始我以为她这是家里条件好，不把钱当钱。直到有天洗澡我把金镶玉里的玉掉出来，才发现里面都是胶，真的是用来戴着玩儿的。后来仔细一问，婆婆说这些东西都是她“秒”的，百八十块，也难怪质量堪忧。她不知道东西真假，常常误以为捡了大便宜。我收到过她送的山寨版“花子西”口红，“Gucui”的鞋子、戴上就化丝的杭州真丝围巾、假爱马仕婚包，以及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的“小绿表”。还有一次特别尴尬的经历。有一次要宴请同事，我不懂酒，拿了两瓶婆婆买回来做结婚纪念的“五粮液”去，结果被一个相熟的领导悄悄告知“品起来怪怪的”，回家一问，果然是直播间高价抢的。婆婆送的金首饰，质量只够“带着玩玩”老人家的购物欲，总以“关爱孩子”为借口，任谁都劝不住。我回家也只能是礼貌提醒，完全不敢上升到她被诈骗的高度，老公则在多次劝说无果后看开，花就花吧，只要不买保健品，只要吃不死人就行。想不到，老公说得这种情况，反倒在我自己家上演了。二家庭危机我所生活的北方中部小县城，就是一线企业营销话术里的“下沉市场”。随着互联网的渗透率不断提升，县城乃至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也在不断改变。截止到目前，我家有包括但不限于包饺子神器、擦玻璃神器、除老垢神器、穿鞋神器等各类百货，一个比一个鸡肋，都是我妈在直播间缴获的战利品。好在没收入的她瞄准的单价都不超10元，比如15块钱两个的电动车头盔、5块钱一根的2米长充电线，9.9能把全家头洗黑的神奇染发剂……快递接二连三涌来，我妈才反应过来她已经快一年没去赶过集。如果说县城里有退休金的老太沉迷直播间尚有资本可言，而我妈、姑妈这样的农村中老年人，每月最多拿几百补贴，也在直播间买得飞起，真的让人不解。姑妈是60后，经历过饥饿贫苦，以前家里的东西各种攒着，不到坏的地步都舍不得吃，现在居然化身购物狂，网购产品越堆越多。而且完全不懂操作的她惊叹也开了手机免密支付，经常收到乱七八糟的快递。明明直播间买回来的大多东西都不满意，收到货只要女儿不在家，没人帮她退，她也就留下来了。老人在直播间团购的纸巾，常常到货才发现自己被坑了由直播间引发的家庭矛盾也一触即发，二嫂就因此和亲妈断了联系。她妈妈独身一人过，每个月靠三个儿女每人500元的抚养费生活，结果全被用来网购了。临期化妆品、便宜的吊坠都是小意思，老太太还背着儿女投资过几次保健品，额度已达上万元。那些主播在直播间里滔滔不绝地介绍“做代理、拉人头、升等级”，一听就是过时的传销老套路，如今借着短视频平台摇身一变，又俘获不少贪小便宜的农村中老年人。脾气火爆的二嫂大骂了她妈好几次，微信也拉黑过，老太太哭着找姐姐弟弟来说情，但依然对直播购物痴迷不悔。每天各种捡漏主播卖的盘龙福、金蟾蜍，为此还专门打电话给上海打工的儿子让转钱，不让买就哭，跟着了魔一样。“主播放个屁也是香的，自己孩子怎么都信不过”，二嫂忍无可忍断了亲妈的生活费。三直播间里的好大儿短视频平台的土味短剧，很大一部分受众就是我们的县城爸妈。我家里的老人们，每天都沉迷于一种替人解决纠纷的“正能量”直播。主播每天在直播间亲自替求助者讨回公道，主持正义，然后让对方赔偿。接下来的剧情永远是赔偿不了，直接上人把对方的东西搬空，然后挂到直播间卖，卖了的义款还给求助人当补偿。东西不用说，肯定是便宜的，“让家人们捡漏”的，“过了这村没这店”的。有钱花钱给人间添点正气，没钱出力给主播点点爱心。反正来了就不能白看。定位老年群体的主播账号，不少都会在简介里自称“好儿子”还有一类很吃香的剧情，是情感电台的连麦直播，里面小三、公婆、上司各种鸡毛蒜皮八卦，配合上主播“大儿子”神乎其神的演技讲述，爸妈们在评论区沉浸在话题里众说纷纭，完全没注意到顶上标注的“虚拟剧情”提示。剧本无处不在。很多老人文化程度不够，对这些情节、说辞深信不疑，但有些时候，稍微有一点文化的老人也经不住诱惑付款，那是因为他们关注的主播开始走“学术派”路线。我有一位老家的好友，她爷爷就是最早一代国营苗圃的厂长，六十年代的中专生，每个月领着七八千的退休金。如今老爷子快八十了，沉迷于直播间的养生博主不可自拔。老爷子留言说胃不好，主播就能从人类起源、基因遗传、中医五行、阴阳调和讲得神魂颠倒，然后顺势带货猴头菇饼干、羊奶粉、富硒大米、灵芝孢子粉……家人说不得，一说就被老人强势反驳，你们懂什么。主播的套路也很野。我妈有几次问我要不要流量卡，说是直播间买的。我拿过她的手机一看，发现是几个放老电影的直播号，播一会儿就不给播了，必须买电话卡，她想看完只能下单。我又气又心疼，让她以后想看什么直接找我，少给人送这冤枉钱。老人们爱看这样家长里短的情节，无论多假都信以为真只要打开手机，老人们好像被吸进了时间黑洞，重重套路之下，必须得舍下点买路财才能退出来。记得有天半夜十二点多，回到家姑妈还开着直播看人家卖衣服。我问她怎么不睡觉，她说必须刷够时长才能得金币，用金币购物能省一两块钱。然而真相往往是，没等金币攒够她看着直播就下单了，想省钱的初心落了空，还又被诈了一笔。四手机海洛因和县城的朋友们聚餐，听到最多的也是关于父母们网购的抱怨。爸妈的手机瘾和我们小时候的网吧瘾一样，不给玩儿就不行。回溯起来，以iPhone4为代表的智能手机横空出世不过10年左右，爸妈们久的用了五六年，短的用了三四年，沉迷起来却个个都是老玩家姿态。从我妈来看，一开始只是简单的新鲜劲儿——有微信能不要钱打电话、能和好朋友建群聊天，后来发展成娱乐功能——能用K歌工具唱歌、看短视频、玩消除游戏。手机支付刚流行起来时，我妈还非常恐慌，担心被骗迟迟不敢绑卡。我手把手教她怎么捆绑微信一键支付，现在她已经运用得行云流水。对于儿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来说，手机更是成为了一种情感寄托。我们村的地被占了以后，我妈连作为一个农民最基本的工作也没了。于是出去找了家包子店打工，早上4点就得起，一包六个小时，很受累。中午回来睡一觉，醒来也哪都不想去，只瘫在家里玩儿手机。做家务、做饭、吃饭的时候，手机都在旁边大声公放着，生怕缺了一秒。疫情这两年，逼着爸妈们养成了手机不离身的习惯，也因为隔三差五不能出门加剧了手机瘾。现在家里的电视索性也不开了，晚上我妈和我爸一人端着一台手机，各自躺在沙发一边歪着头看，队形能保持好几个小时。她买了东西不会查看订单，只会截图，东西到了一个就删除一个截图，相册账号云端共享，我经常能在自己设备上看到她买的破衣烂衫。长辈从直播间网购的口红，很难说清是什么成分损失钱是小事，影响身体就严重了。我公公不网购，但是每天吃过饭往沙发里一坐，一开手机就是一整个下午，人动都不带动的。老公看不下去了，捉回来只狗让他多遛遛当做锻炼身体，他换成坐在外面玩手机，狗跑了都不知道。以前公公他也是个刚强之人，当过兵，还隔三差五去爬山，现在整个人眼神呆滞，精气神全被手机吸走。有一次他开车从单位回家被大货车给撞了，车屁股被碾得稀巴烂，万幸人没事儿。他嘴上辩解着没看见，但老公断定，老头子这是看手机多了，脑子犯木没反应过来。姑妈也因为玩手机早早套上了老花镜。每次拿起手机她都正襟危坐，玩着玩着眼镜滑到了鼻尖尖上，活像是漫画人物一样。每次玩到最后，脖子一定酸疼得抬不起来，一摘眼镜，整个世界都是糊的，人也晕头转向。即便如此她也舍不得放下手机。她女儿拌嘴说她顾着玩儿手机顾不上回微信，姑妈就回她，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不也每天看。是啊，现代社会谁又能真正离得开手机？年轻人每天工作忙了回家刷微博、看小红书是放松，爸妈们看短视频、看直播也是放松。手机已经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必需品，为我们和父母提供情绪价值。五无处安放的老年有时候我也想劝妈妈放下手机出去走走，不要老盯着手机看。可她又能去哪里呢？想给她报老年大学，可县城里都找不到一家，村里唯一的老年活动中心也是实打实的棋牌室。老人们没有退休金，文化程度也不高，没钱去做美容保养，更不能来场走就走的旅行。父母同龄人里有小辈的都忙着带孙子，孩子没成家的还在想办法打零工挣钱。有一次我发现我妈看小说，看的还是那种霸道总裁之类的网文，我问她怎么有的这个习惯，她说不看，就为了每天划拉足够时长赚取金币，攒下来说是可以提取返现。有好多老人像她一样，把这种平台的小把戏当做收入来源之一。我二妈就是如此，每天没日没夜看，就这样一个月也才零星能领十几块。但这笔钱对她来说也是重要的，因为能顶好几天菜钱。村子里的大集，过去是老人们最向往的，如今手机购物通到村里后，很多东西不需要赶集才能买到了

提前30年退休，依然治不好打工人的精神焦虑2022年7月，31岁海归硕士林小立果断从年薪20万的国企辞职，拥抱“FIRE生活。FIRE，即“财务自由，提早退休”（Financial

28岁，我从外企裸辞，去云南翻咖啡豆“孔乙己”被塑造的100年后，他的长衫穿在了如今的年轻人身上。比起鲁迅辛辣的讽刺，在如今的互联网语境下，这更像是一种自嘲：二十年来良好的教育、父母的期待、最终到手的学历证明，包裹成年轻人心里放不下的矜持。“孔乙己的长衫”到底该不该脱？28岁的阿楚有自己的答案。在上海几家大公司疯狂卷了5年后，阿楚裸辞了。从年薪40万的外企白领，变成了四处漂泊的义工，从晒咖啡到端盘子、洗碗，轻体力活让她的大脑暂时从高压中解放，也感受到了身体的力量感和活在当下的即时快乐。（点击上方视频，即可观看）但对阿楚来说，做体力活就像是阿司匹林，不是治疗她精神内耗的永久良药，结束三个月的义工生活后，从云南回到上海的她再次感觉到焦虑席卷而来。不过这趟轻体力活之行，让她的眼界变得无比开阔，甚至开启了人生的2.0版本，找到了生活更多的可能性。脱下长衫并不丢人，更重要的是，能活成所有人羡慕的样子。一外企也卷到可怕看客：什么原因让你狠下心辞掉了年薪

中国公测15年的游戏，让日本人回到精神故乡中国的互联网上，一个日本人踏上了他的“幻想大陆”。去年6月，日本昔日最热门的网络游戏《幻想大陆》宣布停服。听到这一消息后，日本玩家友人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茶饭不思，失去了生活的意义。毕竟从21到36岁，《幻想大陆》见证了他的每一场人生转折，停服对于他来说，不亚于自己最好的朋友从世界上消失。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友人桑听说了《幻想大陆》尚在中国运营的消息，他想尽了各种方式，在众多陌生人的帮助下，那幅记忆中的画面，终于出现在了他的电脑屏幕。登录界面依然是一片蓝色的天空，但文字却变成了不太能看懂的中文，一种既亲切又恐惧的感觉在友人桑心中激荡。他想起自己曾经遭遇的霸凌，还有深埋心中对中国的“阴影”，因此一度不敢与中国玩家交流。那时的友人桑万万会不会想到，很快，他对中国的恐惧很快将一扫而光，而他自己也会成为一个为中国摇旗呐喊的“中国迷”。跨越距离与偏见的中日友谊，正在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游戏里，自然生长。一2022年6月，游戏《幻想大陆》宣布将关闭日本境内服务器，这款日本最热门的网游在运营16年后，即将与玩家告别。听到这一消息时，身在日本的友人桑刚在拉面馆点了一份酱油拉面。那天，他的泪水打湿了海苔，卷入拉面汤中，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他默默地吃完了面条，从此以后，他也没再去过那家面馆吃过面。游戏公司在社交网站上发布的公告友人桑第一次玩幻想大陆，还是2007年，他最迷茫的21岁。那年，经济学在读的友人桑退学了。这不是一个寻常的决定，但是学校的人际关系和难懂的课程让他无所适从，友人桑安慰着自己：“这年头，能力才是王道吧。”在日本，如果没能从很好的大学毕业，那做什么其实都无所谓，蓝领的收入甚至比一般的白领还会高一些。友人桑选择去了一家游泳器材公司做文员，在无休止的工作中，邻居给他介绍了当年日本最热门的游戏——《幻想大陆》，友人桑15年的游戏生涯，就此开始。友人桑的生活照在日本，网游属于游戏中的异类，《如龙》《宝可梦》这种不用联网的单人主机游戏才是主流。哪怕是被评为日本最热门网游的时候，《幻想大陆》的玩家也不过5万人，但令友人桑着迷的，正是这款游戏在虚拟世界里的社交属性。《幻想大陆》有5块大陆（同时代表着5大阵营），玩家可以从5种职业中选择一种，为自己的阵营战斗，是一款纯技术类的游戏。50人对战50人的“国战”是这个游戏的核心玩法，玩家可以选择上场战斗，也可以负责后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作用。在游戏论坛里，友人桑的战队被其他阵营的玩家称作“阴影”，这种被关注的感觉，是普通日本人很难获得的。游戏里的友人桑比现实中成就更大，也开朗许多，他喜欢鼓励别人，把凄い，優しい（你很好，你很优秀，温柔）挂在嘴边。一起玩游戏的网友和友人桑说自己想减肥，友人桑会安慰她：“你已经很好看了啊，而且别人不是因为长相才接触你，你让别人喜欢的原因是开朗和友善的性格。”友人桑在游戏首都在《幻想大陆》里，友人桑最爱的也是这些朋友。明明刚才还在激烈拼杀，一场对局结束，大家又不分敌我，一起聚集在“首都”街头闲聊。在日服，聊天最火热的时段是吃饭时间，大家聊的话题也是：“你晚上吃了什么啊。”像朋友间的聚会，友人桑经常会和大家聊到很晚。期间他换了几份工作，做过酒店，事务管理，保险职员，也成立了自己的家庭，但上线游戏和伙伴们聊天是他生活里永恒不变的主题。直到去年11月游戏停服，生活的唯一乐趣也没有了，友人桑感到无尽的劳累和迷茫。二《幻想大陆》停服后，友人桑换了很多游戏，但他很难再找回当初玩游戏时那份熟悉的安全感，而之前一起作战的老朋友们，也都失散在了忙碌的生活里。去年年底，事情突然有了转机。有一天，友人桑偶然在视频网站上看到一段视频，内容是中国玩家在《幻想大陆》的一段战斗录像，评论区还有中国服务器的下载链接和安装包。友人桑的眼睛一下亮了，难道有生之年还能玩到这款游戏吗？他甚至没有看视频内容，就直接点开了下载安装包。由于看不懂中文，友人桑折腾了几个小时也没有打开文件打。他把下载链接复制到网址栏，成功翻进去后，却发现中国的游戏官网已经年久失修，除了例行公告外，最近的新闻停在了停在了2011年6月，游戏的下载方式也是一片空白，看到这个场景，友人桑仰面朝天倒在了床上。年久失修的游戏官网友人桑不知道，《幻想大陆》在中国玩家群体中一度被称为“忘记关服的游戏”。08-10年，这款游戏刚刚登陆中国，代理方也曾举办过多场赛事，拿出当年价值三千元的游戏主机和游戏地图的命名权作为最高大奖，但这些活动并没有让这款游戏在中国火起来。一直到今天，《幻想大陆》的中国的玩家数同时在线数就没有超过500人，而且一公测就是16年，恐怕连代理方都忘了游戏还没有正式运营。明知道《幻想大陆》就在那里，但却见不到，友人桑在床上抱着手机翻来覆去了很久，终于还是鼓起勇气求一位中国网友帮忙。在恳切地表达了自己的请求后，那位中国人侠义地花了4个小时把下载的文件传输给了友人桑，没有索要任何回报。时代回忆：游戏登陆器游戏下载好了，还不能立刻体验。对于身处海外的日本玩家来说，注册中国账号成又是大难关。友人桑费尽心思，先找到了自己的朋友，又托朋友从另一个朋友手中弄来了一个中国身份证号，完成了身份验证。从去年的11月底，整整折腾了两个多星期，友人桑终于完成了登录游戏的所有步骤。当熟悉的画面和音乐再一次从屏幕中涌出，友人桑的眼泪夺眶而出。虽然字幕变成了看不懂的中文，但友人桑知道，他失而复得的最爱回来了。幻想大陆的开始页面三游戏大厅里，中国玩家麦麦和她的伙伴很快发现了这名“新玩家”。麦麦率先打起了招呼：“nice，友人桑！”但是友人桑并没有回复。他不是没看到这个友好的问候，只是在异国地盘上看到陌生的文字和问题，友人桑心里还是感到迷惑和害怕。在我们的采访里，友人桑透露说，至少在那天之前，他对中国的感情还是充满恐惧的。友人桑的家乡多年前一个平静的上班途中，骑自行车的友人桑突然被带着中国口音的陌生人迎面踢倒，他的手上、腿上都受了伤，对中国人的偏见也从那时起刻在了他的心里。如今，为了自己心爱的游戏，友人桑挣扎了很久，还是踏上了这片陌生的领地。在《幻想大陆》的游戏街头，还有几名和友人桑一样，背井离乡来到中国服务器的日本玩家。对于中国，他们也一度非常警惕。“日本人要是没有接触中国，是不可能对中国有好印象的。”玩家小林坦言。他是一个标准的“理工宅男”，职校毕业以后，他成为了一名软件工程师，很能代表大多数没有接触过中国人的日本大众。“我经常走在大街上，就能看到说中国不好的广告牌，更别提现在的新闻，和网上的消息，基本上看不到关于中国的正面信息。所以我刚来中国服务器玩游戏时是特别警觉的。”小林的家乡街景吉田也是《幻想大陆》16年的老玩家，比友人桑早几天找到了中国的服务器。第一次从网上听说中国还能玩的时候，他和小林一样，在心动的同时，心中的第一顾虑是“会不会对孩子有影响”。看到注册账号要用到身份证注册，他们也担心借给他身份证的朋友会不会坐牢，朋友的家庭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受到影响……正是出于对陌生环境的恐惧，友人桑后来给其他日本玩家推荐中国服务器的时候，也被很多次拒绝了。他们不相信，闯入异国他乡玩游戏，还能得到陌生人亲切友善的对待。四女孩麦麦是最先改变他们看法的人。她也是这个游戏十五年的老玩家了。2008年，在高中生都玩《劲舞团》的年代，17岁的麦麦偶然看到了《幻想大陆》的游戏画面，立刻喜欢上了游戏角色日系可爱的画风，没想到一直玩到了现在。她还记得自己那时加上了一名《幻想大陆》的运营，一次请教买电脑的问题时，对方跟她说：“小女孩买电脑多容易被骗啊！”然后手把手的教她配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可惜过了没多久，《幻想大陆》的中国代理方就放弃了这款游戏，那位运营也离职了，但是这台电脑麦麦一直用到2018年。这十几年，麦麦都在寻找他的联系方式，希望有天能再和他聊聊天。游戏里，和麦麦一样的中国玩家还没有放弃对《幻想大陆》的热爱。她们组建了自己的小群，把感情从线上发展到线下。2017年，她还邀请大伙参加过自己的婚礼。也是这些年玩家们自费组织各种活动，把游戏下载方式尽可能的宣传出去，让这款在中国早已“默默无名”的游戏，成为几个服务器中存活到最后的火种。友人桑的日本故乡，对他来说，中国曾一度是陌生的异乡麦麦的小群与友人桑的相遇是一场偶然。在一场深夜竞技过后，群友遇见了友人桑和另外两个“新人”，随手组了个队，才发现对方原来是日本人。友人桑虽然不认识麦麦发来的文字写的是什么，但靠着翻译软件，他知道这是来自中国玩家友好的邀请，明白是大家并不排斥他，心里的隔阂就这样打破了。后来，麦麦经常带着友人桑和大家玩游戏，还把友人桑拉进了自己的游戏小群。和大家熟络起来后，友人桑又找回了在日服玩游戏的感觉，每天在首都的广场上用翻译软件和玩家们聊天。“凄い，優しい”仍然是友人桑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像他说的那样，他想用自己的夸赞让他人变得更加光明，希望给中国玩家留下友好、热情的的印象。吉田和小林比友人桑进群早了几天，和大家已经颇为熟悉，他们最惊叹的就是麦麦群里保持十几年的友谊。吉田家乡的街景日服关服没多久，他们就和游戏中的伙伴彻底失去了联系，吉田觉得虚拟世界就是现实的缩影：“日本人在交际方面比较淡漠，中国人很热情，所以游戏里的友谊也可以持续那么久。”在群里和大家聊天的时候，

本科双非，硕士211，博士985，签约复旦！彪悍的小姐姐太“飒”了！211名校招聘博士，月薪仅4000元！别嫌少！已有多位博士报名！985博士嫁给程序员老公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虽然我没有考上编制，但我考上了博士提到东南亚，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度假。泰国曾是出国游目的地的最优选，但汹涌的游客把价格推向望而却步的高度。附近的海岛也不错，准备好墨镜和泳衣，享受阳光、沙滩，和海浪的轻轻拍打。而现在，一批高学历年轻人涌向东南亚，不是旅游，他们的目的是：读博。来东南亚读博的中国留学生变多了，许多变化也在发生。一位就职于马来亚大学的博士生导师，2022年收到的文书数量超过了400份，往年这个数字很少过百。一位2019年入学的博士生发现，同年入学的博士生里还有来自三本的同学。而如今，新入学的博士生中，本硕背景不乏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甚至北京大学。考公务员和编制代表了当下应届生们对于理想工作的期待，稳定和可持续。读博则是这一理想形态的变体。当一位硕士生在就业市场无法找到理想工作时，继续求学则成了一个被动选项。但和公务员、编制所代表的“铁饭碗”不同，读博只是延迟选择。它是真正进入社会前给自己加技能的准备，虽然它只代表着高胜率，但在博士申请人看来，人生只要还在向上，任何不确定都值得一试。一鄙视链底端也变卷了400份，这是马来亚大学的一位老师在2022年收到的博士申请文书数量，往年最高纪录只有100多份，两位数才是常态。他为此感到困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多了这么多中国学生。”海外博士申请存在一条隐形鄙视链：欧美澳加>港澳地区和日韩>东南亚国家。在马来西亚读博的杨峰表示，“现在东南亚博士的就业竞争力，还不如国内双非二本。”而如今，申请东南亚博士的道路也变得拥挤。申请门槛变高了。2019年，郭婷入学时，这所在马来西亚排名第一的学校，还接收来自国内三本院校的学生。两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近两年申请东南亚博士的学生，本硕背景不乏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顶尖院校。“人多了，学校自然也挑起来。”数据也能提供一种佐证。马来西亚全球教育服务中心（EMGS）的统计显示，2021年较2020年博士申请增长83%，2022年和前一年的申请数保持一致，人数都在11000以上。而“马来西亚留学主力军就是中国人。”和杨峰同批入学的24个学生里，除了一位马来西亚华人和一位印度人，剩下全是中国人。杨峰拍下的马来西亚的街道人们往往是这样选择了东南亚。国内高校是博士申请人最先考虑的，但招生人数少，申请难度自然就上去了。一位申请人陈述国内申博现状，假设一位导师招收3个博士，但申请者可能有20人。而与申请人科研方向一致的导师又有限，于是排队开始，除去最优秀的3个，剩下的17个只能明年、后年、大后年再来，可结果还是不知道。香港和澳门也是热门申请地，但选拔标准也在上调。一位毕业于爱丁堡大学（2023年QS排名15）的申请人在澳门大学（2023年QS排名304）的博士选拔中落选，是一个信号。于是目光落向更远的地方。申请人们点开QS世界大学排名向下浏览，世界顶级名校大多在欧美国家，不考虑，直接原因是就读成本高，博士学制3-5年，在没有奖学金的前提下花费百万人民币，普通学生难以负担。跳过欧美，日韩两国需要除了英语以外的日语和韩语成绩达标，也不在考虑范围。最终，选择落在了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拥有5所QS世界排名前200的高校，全英语授课，一年学费2-7万人民币，生活成本和国内二线城市持平，于是“高性价比”的马来西亚成了最理想的申请地。郭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马来西亚读博经历后，每天都有大量留言咨询读博的事项，人们最想知道的是“好申请吗？”“好毕业吗？”。她将咨询者分为两类，一类是非QS前200大学不读，一类是只要求三年能毕业。他们分别代表了选择马来西亚读博的不同心态，前者认为东南亚地区教育水平相对一般，但有好学校好导师仍能出成果，后者则认为东南亚好申请就等于好毕业拿文凭。可现在不论是哪类申请者都不得不将眼光往名单后部移。有留学中介明确告诉申请人，马来西亚TOP5的学校不要投了，QS前1000的学校可以试试，也不要只看公立学校，私立里也有排名好的。“你想想你申不上国内的985，马来西亚的985就更容易吗？”二“别无选择”的博士当人们谈到读博的原因，选择往往是被动发生的。找不到理想工作和面临职业天花板，成为挡在博士申请人面前难以翻越的高山。在社交媒体上搜索“找工作”几个字，可以看到各种陈述找不到工作的经历。一位硕士留学生在朝阳区招聘会上只拿到一个私企的面试机会，而在她身前排队递简历的北航硕士生正在应聘一个行政助理的岗位。找不到理想工作的应届生不是个例。2022年秋招结束，一位工科研究生对郭婷说，她拿到最好的录用待遇是华为20万的年薪总包，应届生职级集体降了一个级别。同期，一位在后台咨询的申请人告诉郭婷，他最优秀的同学选择了回家乡考公务员。郭婷说，他们都在顶尖的985，连最好的硕士生都只能这样。几年前她的同学选择跟现在完全相反，他们会进大厂或者留在一线城市。当经济形势变化，“去肥增瘦”成为公司经营的策略，人是最先被优化的部分，缩小招聘规模直接影响了应届生的就业方向。马来西亚一所大学的运动场地考公务员和编制代表了当下应届生们对于理想工作的形态，稳定和可持续，这相对于变动中的互联网公司和延迟退休的政策，但数字庞大的报录比拦住了大部分人，读博则是这一理想形态的变体。郭婷的博士同学曾落选了三场考试，公务员、教师编和事业编，拿到博士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安慰自己，“虽然我没有考上编制，但我考上了博士。”这在现实层面也是种慰藉，如果顺利拿到博士学位，他有机会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拿到编制或进入高校。有人说，读博是为了逃避就业压力，但另一方面，他认为提升学历是最容易在招聘中获得优势的方式。“学历都没有去提升，能力那些看不见摸不到就能被HR认可吗？学历确实只是敲门砖，但很多人没有。”郭婷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目标明确的博士生，她只是出于惯性，没有工作过，拿不到满意的录用，提升学历是她看到唯一向上的路径，“我想再给自己一个缓冲期”。郭婷整理邮箱时看到2018年硕士毕业找工作的邮件，她特别留意哪些单位给了回复，列表里的不是私企就是互联网公司的教培岗。她本硕在欧美留学，虽说是文科专业，但履历也算不错，可私企给的待遇连将教育成本收回的机会都没有。她甚至庆幸在薪酬不错的教培岗和读博之间犹豫不决时选了后者，因为两年后，互联网公司的在线教育产品几乎全线被裁。受到就业形势影响不只是应届生，感受到“天花板”的职场人也将读博当成出路。吴琼硕士毕业后在上海一家私企做体育栏目的编辑，996是时代情绪，连小公司也不能幸免，只是公司效益差，他加班却拿不到匹配的薪水。职业天花板是他的主编，后来因为年龄的原因被辞退。最好的模版也就那样，而他也快30岁，“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不如拿到博士文凭。”职场中的女性由于生育受到的影响更深。一位在互联网公司做设计师的女员工看到女性上级因为生育而错失两次考核机会，比同龄的男性花更多时间和精力晋升，让她开始反思自己的未来，“我现在还能过上不错的白领生活，可互联网环境变差，我就算努力6年能成为她吗？”就在她决心存钱读博转换人生方向时，业务线整体被裁，申请成了当下最理想的选择，而裁员补偿金帮她加快了攒钱速度。在申请者们制定的人生规划中，读博不是其中最好的一项，但它成了申请人们“别无选择”的路径，也是最优解。同时，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22年国内博士研究生扩招至13万人次，达历史新高，这似乎也是一种鼓励。三“水”博难“水”2022年，杨峰经历了三件大事：感染新冠肺炎、亲历乌克兰战争和博士退学。硕士毕业后，他在乌克兰工作，先是感染了新冠，严重到失去意识被救护车拉走，康复时“小腿上的肉已经没有了，像两根棍一样。”随后战争爆发，即便是远离战区的城市也难逃武装的威胁，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战争的可怕，城市里的枪声，巡逻的无人机，港口开火的防空炮。可他回忆起过去这一年，最令他痛苦的，“肯定是读博”。留学中介描述的幻梦被戳破了。“中文沟通”“在职读”“三年毕业”是东南亚博士最初吸引杨峰的标签，人们将东南亚与“水博士”关联或许也与之有关。但这更像是一种话术，“中文沟通”，有人确实见过同学带翻译见导师，但他知道这并不合规，被上报给校方的后果可能是被退学，“在职读”意味着高校教师利用寒暑假凑满入境时间，“三年毕业”是最短时限，但少有人实现。在真实的读博体验里，“水”只代表了申请难度相对低，而“博士就没有能水的”，是学生们的共识。杨峰在马来西亚租的房间进入马来西亚排名第一的大学后，只读了第一个学期，杨峰便决定退学。博士阶段的课程很少，一周只有一节，但每上一次课他都怀疑自己一次。马来西亚的英语有浓重的本土口音，像“日式英语和印度英语的结合体”，杨峰硕士学英语专业，自信英语水平不差，甚至在乌克兰工作过8个月。“但我非常努力地听课，最多也只能听懂50%”，这还只是语言上的障碍。读博期间，杨峰完成了一次小组作业，一篇小论文的写作，他发现自己其实达不到读博所要求的科研能力。留学中介口中的“在职读”成为奢望，他得耗费巨大的时间、精力进行科研。他自认为本科、硕士阶段的学业还算顺利，可开始读博之后，他发现国内外的研究方式很不同。他没有头绪，想求助于导师，可发出去的邮件和消息都没有回复。他询问同学，有人和他一样被导师忽略，不过他也知道一个导师带20个学生分不出精力。退学的流程很快走完，期间他给导师发了一条退学的简讯，这次导师回复了他，建议两人聊聊，但杨峰没有理会。回想起来，他觉得自己早该意识到，申请阶段的研究计划，他是找中介代写的，而它决定了整个博士阶段的研究方向，“这是最不起眼的一件事，如果读博需要找中介来帮忙，就已经证明你不适合读博。”2022年，郭婷在学校官网上看到的毕业博士生一共有214名，而学校博士招生的专业有300多个，算起来平均一个专业有0.6个博士毕业。她想起自己在入学时，满以为3年就能毕业，在图书馆遇到同系的学姐，问起才知道对方已经第十个学期，“天呐，你怎么读了这么久还没读完。”而讲述这次相遇的当下，她也已经在第9个学期里。杨峰拍下的马来西亚的街道但现实中，总有人相信花钱是可以快速“水”一个博士文凭的。杨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退学经历后，一位高校教师私信他，自己听同事的推荐入学了马来西亚的私立学校，原以为差点的学校好读，实际上，网课听不懂、课业压力大，中介也不如预想的能帮上忙，但她已经将三年十几万元的费用一口气交给了中介。2022年，新闻曝光邵阳学院花费千万引进23名菲律宾博士，平均每位博士两年零四个月毕业，这也揭露出东南亚的“水博”产业。区别于人们通常以为的东南亚申请难度低的“水”，“水博”产业是暗箱操作以满足快速拿到学历的需求。但随着中国留学生服务中心（下简称“中留服”）加强审核，以及网课时代的结束，过往的“成功“案例也失去了效用。中留服不再给纯网课的学生认证学历，几所高校因为学历“水分”过高取消了博士学历的认证资格，其中包括马来西亚QS前300的大学，这对学生的直接影响就是“白读了”。有学生拿到中留服给“点名”学校的邮件，其中写道，有人举报学校只招中国学生，同时招收了语言成绩不合格、本硕学历作假的学生。四卷到头的博士，回到职场做新人去年毕业的学姐对郭婷说，她曾经设想过很多种措辞，到了毕业典礼那天精心编辑一条朋友圈向所有人宣布自己拿到了博士学位，但漫长的5年过去，她的感受被消磨，年纪也已经很大了。真正到了那天，她什么都没有发，默默地坐在电脑前让这一天过去。读博不仅是求知的科研训练，也是驯服身心的历练。有人问郭婷，读博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她说，信心。这让没有经历过博士学业的提问者感到惊讶，有更多显而易见的说法，能力、勤奋、吃苦。但她的回复是：“你有无数个痛苦的时刻，是要靠你高看自己一眼才能熬过去的。”今年，郭婷完成了毕业论文的写作，终于轮到她即将毕业，她一路顺着读，拿到了最高学历，但并不打算继续做科研，升学路走到尽头，就业问题还是摆在了眼前。几乎所有博士生在申请时都意在高校或者体制内。但受到“水博“污名的影响，东南亚博士的认可度下降，即便是QS前200的高校。国内重点高校招聘时，看重的是应聘者在博士阶段的发刊论文，那些在中留服加强审核前侥幸拿到学位的“速成博士”就更难被认可。郭婷听了一圈前辈在高校的求职经历，能进双一流大学的候选人不是“著作等身”不用考虑，非一线城市的一本可能有机会，二本学校目前尚可入职，过几年不能保证。地方院校是保底选项，他们非常需要有博士学历的教师来提升学校等级，但待遇可能是低微的月薪和难以申请的科研经费。已经“卷”到头的博士们也在被高校“卷”。早就找好“坑位”的应届生则不太担心。有人在申请博士前就向院校私下了解过东南亚博士的认可度，收到肯定的答复才安心走申请流程，某种意义上，“速成博士”正是为他们准备的。不过，随着读博人数的增长，三年后的状况并不明朗。吴琼读博时阅读的资料看到周围的博士同学没有按预期进入一流高校，吴琼也不再执着于非高校不可的就业规划。他博士阶段的研究方向有关新马华人的历史文化，他觉得自己可以尝试相关的知识型博主，或者历史编辑，马来西亚留学热度高，做个人留学工作室他也有经验。他说，如果一根筋必须进高校，遇到挫折就总有怀才不遇的感觉，而读博就是眼界不断打开的过程，不用非卷入教职的竞争，将学历和高校绑在一起，他在别的岗位上也可以发挥自己多年的积累，就算重新做回编辑，自己的能力也完全不同了。这是一个降低预期的过程，也是一个必须接受的事实。那些仍在博士阶段挣扎的学生凭过往的经验安慰自己，10个博士，5个退学，延毕3个，毕业2个，只要自己是那两个，优势就依然存在。作者

欢迎来到江门，这里是现实版《狂飙》今年年初，电视剧《狂飙》走红，冲进十年来国产剧收视率前列。狂热溢出剧外。一些蛰伏已久的演员被送上了突然的春天，一些标志台词成为了流行的网络语言，就连剧中人物吃的猪脚面也被商机瞩目。与此同时，一座三线城市正在以一种更加复杂的方式接受这种狂热。作为《狂飙》的主要取景地，江门很快遍布了打卡点，人们涌进这座本毫无准备的城市旅游，拍照、吃喝、假装自己是强哥，企图在相似的足迹里穿越时空和影视剧相汇。《狂飙》爆火的1个月后，我来到它的主要取景地之一，江门市三十三墟。它由老街和骑楼组成，是旧时市商业中心区的街道，一眼望去建筑群呈灰白色调，一些墙体破败不堪，灰色的霉点在墙上爬行。骑楼如今还有人租住，一楼则是商铺。在《狂飙》里，这是主角高启强发家的地方——旧厂街。这样一个老旧的街区，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为本地人青睐，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曾多次开过街区入口，却没兴趣进入。在《狂飙》还没火之前，通往三十三墟的车道几乎毫无阻碍，两旁的路阶本不允许停放车辆，但现在也被默许，车辆的牌照来自全国各地。如今，对这座城市而言，“狂飙”像是个隐喻，不仅是带来人流的电视剧，它更像是种意象。高启强说“风浪越大，鱼越贵”。《狂飙》剧组离开2年后，属于这座城市狂飙的机会到了。一一天写100个“狂飙”“那不是京海市政府！那是江海区教育局。”今年1月，《狂飙》播出。27岁的江门人老彦也看了这部剧，第一个镜头扫向京海市，指导组的车从关口进入时，老彦一眼认出来剧里的京海市，就是自己的家乡，广东江门。这让老彦感到惊喜。他产生了一个念头：去三十三墟摆摊。他有一辆自己组装的复古咖啡车，随开随卖，他觉得咖啡车和三十三墟的街景很搭。春节后，他来到了三十三墟，用咖啡车摆摊。老彦是三十三墟最早到达的一批商贩，他年轻、随性，睡到下午一点才醒，看见了机会，也目视着整个三十三墟是怎么重现繁荣的。一家名为“万宏音像”的店铺，实际上卖咖啡和欧包突然涌现的“狂飙”同款店铺是最显而易见的变化。每天都有人在三十三墟抢占、收购新的店铺。在《狂飙》里，“徐记面馆”是高启强和安欣吃猪脚面的地方，在三十三墟，一家名叫“徐记面馆”的店铺很快被复刻出来。老彦还记得它是怎么快速出炉的，那间店铺本是“没人要的”空仓，后来老板来到这里，迅速装修完，就连装修风格也参照了电视剧同款的红色马赛克背景墙。万宏音像店，高启强和音像店老板“博弈”的地方，本是江门一家本土面包咖啡店的仓库，实体店址在江门一家开发商楼盘下，《狂飙》大火以后，咖啡店把东西搬回三十三墟，原本陈旧、租金低廉的仓库摇身一变成为了最大的客源地。“再比如这个购销部”，老彦用眼神瞥了瞥对面。购销部以前是卖米面粮油的，和老式的购销部完全一样，连门牌都没清洗过，但《狂飙》火了以后，一个卖臭豆腐的申请租了购销部门前的摊位，尽管被人投诉臭气熏天，但因租下摊位依然雷打不动。老彦一个朋友的祖屋在三十三墟上，但由于这里破旧不堪，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朋友都用400元的月租将3层堪称“危楼”的空间租出。《狂飙》火了以后，他发现原来的租户已经成了二房东，转手把房子用2000元左右的价格租出。朋友即刻叫停了这一切。在扇子上写“狂飙”的老师傅没有人想错过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强盛小灵通”的原址，我见到了卖扇子的秦小姐，大太阳下，她戴着墨镜，挂着二维码，拿着扇子到处推销，“15元一把！”机会和运气都被她把握住了。她是河北邯郸人，来江门已经20余年，做文创生意，给公司、政府部门和个体户做文创产品，比如酒吧的扇子，旅游宣传的扇子等等。她的公司就在三十三墟。她妹妹也在三十三墟上做生意，在街的转角开了一家文具店。两年前，妹妹接到电话通知，街道要求整条街的商户暂时移开借给剧组拍戏，妹妹答应了。在秦小姐看来，这并不是什么新奇事，在过去很多年，几乎隔一段时间三十三墟就会借给电影或电视剧组拍戏，《误杀2》和《除暴》都曾在这里取景，虽然它们最终没有带来和《狂飙》一样的热度。两年后，秦小姐和妹妹在手机里看到文具店出现在《狂飙》里，门牌被换成了“强盛小灵通”。秦小姐反应很迅速。她放下了对外的扇子订单，做起三十三墟内的生意，她跟三个会写书法的老师傅合作，在文具店附近摆着桌子写扇子，写的字就包括“狂飙”、“老默，我想吃鱼了”等字句。扇子生意很好，购买的游客络绎不绝，都要拿着扇子在街中央拍一张照。一位写书法的老师傅告诉我，他一天要写100多次“狂飙”，最多的一次，一天写了200次出头，而“飙”字笔画多，又难写，因此手很累。但对他来说，挣到了钱，一切就值得。秦小姐是三十三墟上最早卖扇子的人，她包下了三个点卖扇子，又把多余的扇子分销给周围的商户，扇子越来越多，在万宏音像店前开咖啡车的老彦说，后来整条街都挂上了扇子。一个小摊在买高启强鱼干聪明的生意人将三十三墟的热潮推向顶峰。在这里，卖陈皮的当铺贴着演员倪大红在《狂飙》里的台词截图：这陈皮不错。老板穿上了蓝色马甲，背后印着“强盛”。卖鱼蛋的摊贩则把“老默，我想吃鱼了”海报里的“鱼”字后面加了个“蛋”。最受人追捧的当然是猪脚面店，在三十三墟，最受欢迎的两家猪脚面馆是“徐记面馆”和“强盛猪脚面”，甚至火爆到需要购票再入内吃面。更多摊贩闻风而动。三十三墟外的广场挤满了卖柠檬茶的小摊和露营椅，老彦打听了，一个摊位租一天要100元左右，他感觉竞争大，没法挣钱，索性躲着城管在三十三墟里跑。在这条街上，老彦还见到了一个江门本土网红。几个月前，她因穿着性感摆摊而被其他摊贩举报，之后她在人群里消失了几个月，如今，她也出现在三十三墟，打着柠檬茶。互联网公司也来了。在高启强和高启盛对话的一条街上，快手极速版的地推人员穿着“强盛小灵通”在这里大喊，“下载快手极速版！免费送‘强盛小灵通’蓝色马甲！”二“狂飙”疲劳毫无疑问，热潮是一种财富。老彦的印象里，《狂飙》完播大约两周后，三十三墟迎来了客流量的巅峰，老彦在这里接待了来自上海和新疆的游客，很多人即便是前往广州，也要中转到江门下车，看看高启强发家致富的地方。那时候，老彦一天能挣1000多元。但这条古街也相应嘈杂起来。在三十三墟，我遇到了江门本地高校的几个大学生。去年10月，她们第一次来三十三墟时，这条老街还没有挤进这么多游客，三线城市空旷的古街只有本地的老人在这慢悠悠地散步。但《狂飙》大火后，她们回到这里，拥挤的人潮让她们惊恐，“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她们确实发现了一些变化。游客多了以后，三十三墟紧急增加了多个垃圾桶进行响应。而城管巡逻的次数更多了，时不时就会进入三十三墟里驱赶摊贩，有时候双方还会争吵起来。老街已然成为另一种面貌。跟扇子们合照的游客我在这里经历了一次难为情的购买体验。一对60岁摊贩叔姨将我拦下，他们推着贴着台词的手推车，把陈皮茶装进水桶里，人来了就按水龙头出茶，用奶茶杯装着。看到我，他们急忙夸赞陈皮的好处。但还没等我答应买下，便开始装茶递给我，“要冰吗？”我心想要不把这8元给了，当和他们套近乎的费用，和他们聊聊在这摆摊的故事。“额......能和我聊聊吗？你到这多久了？阿姨？冰的。”她笑笑，阿叔塞了一块冰，我付了8元，最后被告知了一大堆陈皮茶的好处，除了夸我长得帅，没有一句我想要的信息。我吸了一口，热陈皮茶还没被沾了黑点的冰块完全凉下来，一股姜片夹杂红糖的甜味涌入我的口腔，我确信我无法喝完半杯。我走后，一个24岁的年轻人也上前观望，说年轻人就应该来杯陈皮茶，于是也被急匆匆递上了一杯被加了一大块冰的陈皮茶。年轻人吸了一口，有些不情愿地扫了付款码。“长得这么帅”，阿姨说。街道上贴着《狂飙》的海报我跟着那个被推销陈皮茶的男生走了一段时间，发现他没喝几口就把这杯8元的新奇饮品扔进了垃圾桶。“很甜，很难喝”。他从东莞出发，因为工作闲暇想来江门这座城市放松一下，而《狂飙》是他看过的为数不多能够夸口称赞的国产剧，“演员演技好，也很久没有这种展现复杂人性的电视剧了”，于是他按着小红书的指导来到墟顶老街，但逛了没多久已经对这条街感到疲惫——劣质的塑料海报，千篇一律的台词纸，拥挤的人群，还有满街的叫卖。“我现在最讨厌的话是‘老默，我想吃鱼了’。这里让我竟然有点开始厌烦《狂飙》了。”他说想念他的狗了，打算当天就返回东莞。三终将逝去的热度热潮似乎也在这嘈杂中慢慢褪去。在三十三墟的一个角落，我看见了低头刷手机的卢姨（化名），她的陈皮摊位和所有摊位一样，贴满了《狂飙》的剧照截图、台词。档口是临时组建的，店面是广东常见的茶台，店面外就摆卖新会陈皮。卢姨是台山人，在《狂飙》爆火前，卢姨还在做月嫂，《狂飙》火了以后，她精明的亲戚快速把三十三墟的店铺转型成了陈皮档口，请来卢姨做兼职，在江门这座小城市，卢姨多了一个就业机会。但生意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尽管每天人潮汹涌，卢姨却眼见着人群从陈皮档口经过，据她说，陈皮的购买主力军还是中年人，一包新陈皮150元上下，老陈皮则更贵，火热并没有波及到她的摊位。我去的那天，老彦在咖啡车旁站了一个下午，只卖了8杯，按照拿铁20元的价格来算，不过挣了160元。但老彦算是尝到甜头的人，他的豆子选得好，不怕砸成本，整条街上卖咖啡的也没有几家。再后来，他离开了三十三墟，把咖啡车开向了学校。3月初，一个朋友去江门旅游，到《狂飙》的取景地“三十三墟”转了转，结果被人群挤得呼不上气。她丢了几张街道的照片给我看，照片里，老街贴满了“狂飙”的海报。“没啥意思”，她说。另一位游客也说，他不喜欢三十三墟如此迎合《狂飙》的热度。“文化产品太单一”。无人问津的陈皮摊位涌向三十三墟并感到失望的游客不在少数。但三十三墟的走红本身就像是矛盾体。走在江门的街头，我能够理解它为何会成为《狂飙》的取景地。作为一座珠三角边缘的三线城市，江门有骑楼、老洋房，有旧时繁华的痕迹，也有如今空旷的舞台。白天离开三十三墟，这座城市到处都是“高启强”（高启强的标志性形象之一是骑摩托、戴头盔），摩托车是道路的主力军。老城区节奏悠然舒适，街边既能看到精品咖啡店，也能看到老牌的烧腊店。作为京海，它似乎再适合不过。现在，因为一部电视剧，旧的墙体上出现了新鲜的广告牌，宛如万宏音像店里出现的咖啡豆和欧包，人们希望抓住这座城市的底色，但突如其来的热度和流量也容易让人产生错位的期待。于是在三十三墟，人们游览的最大可能是既看不到京海，也看不透江门。街道上到处是骑摩托车的人好在生活在江门的人和这座城市的气质是统一的。闲适，散漫，懂得抓住机会，或许也能接受热度终有一日的消逝。春节之前，老彦开着咖啡车去了趟海南，和拥挤的人潮撞了个正着，在海口，他靠20元一杯的冰美式一天能挣2000元，他还记得一些趣事：在海口摆摊，连城管都要跟他买一杯美式。不久前，三十三墟的城管巡逻次数变得频繁，他索性开着咖啡车“逃”去厦门玩了一圈，再慢悠悠回来继续赚钱。他那祖屋在三十三墟的朋友对回到三十三墟做生意没兴趣，尽管现在老房子有了更高的价钱，但他专心在城区做一家理发店（老彦说的是“baber

看客inSight再次开启招聘。这次我们准备的招聘岗位有：视频策划实习生、实习记者、内容运营实习生、剪辑实习生以及线上作者。如果你有心仪的岗位，可以直接下拉直达具体岗位，查看招聘需求。看客inSight视频策划实习生1名这份工作是做什么的：你将深度参与看客inSight——仅供参考视频栏目的内容制作流程中，主要负责看客仅供参考视频栏目的选题策划、人物采访及脚本撰写。我们希望你：1、有视频叙事的逻辑，逻辑清晰、观点有趣；2、对于当前热点选题敏感，能够高效的找到和选题对应的受访者；3、喜欢视频有良好的审美趣味，有过短视频平台运营经验、会剪辑者加分；4、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不社恐，能够独立完成有价值的新闻采访；5、受过严谨的学术训练，有强大的社科知识结构；6、实习期至少4个月，长期实习者有额外奖励。请将简历与你的作品投递至：insight163@163.com，邮件标题格式为“姓名+学校+应聘视频策划实习生”（请注意区分邮箱，不同岗位投递邮箱并不相同）看客inSight实习记者

最近，帕梅拉瘦腿操又火了，原因是因为它的训练反馈好到爆炸！这种针对局部等进行的专项练习，堪称健身界的“乾坤大挪移”，对付小粗腿毫不留情，并且它不需要器械，只需要一块瑜伽垫和准备好音乐就能进行训练。帕梅拉的瘦腿操更是连续霸屏某书的健身榜前列，网友们都心甘情愿地被虐，因为是真的NICE!不是我吹，小破站网友们对它的评价也是一边倒，你品你品你细细品▼虽然，帕梅拉的动作有用，但是也并非可以盲目练习。网络上流传的帕梅拉的视频很多，但是“杂乱”而不具有“针对性”，帕梅拉推出的动作都是层层关联的，需要正确识别什么才是新手动作，并且合理的安排才行，不然纯属：我做了大约1个月的小白鼠，终于在网上找到了一组不错的动作编排——“帕梅拉的一周新手腿部训练”。每套动作都在10分钟左右，虽然时长不算长，但是针对性强，包含了“热身拉伸+主要腿部训练”，一共6天第7天休息，而且为了防止受伤，在这6天的训练中还包含了新手前期还是先用有氧组练心肺功能，以及练核心力量。而且，帕梅拉腿部训练很大程度上遵循了高强度间歇训练，有很强的“后燃效应”，练完半个小时后，小腿脂肪仍在燃烧，练完后的24小时，依旧在燃烧脂肪，即使你在睡觉，运动的效果仍在延续。这次跟之前的形式一样，我跟我的小姐妹在小白鼠打卡群，每周坚持，并坚持打卡晒成功，谁先放弃就要请大家搓一顿好的（1000元起的伙食标准，所以，谁都不敢怠慢）。直至一个月后，看看我们我们是否还能成功“活了下来”，并改变了自己。（PS:纯属个人经历，你们看看就好，不保证我的训练计划有用，因为每个人的改变情况是不一样的！）让我觉得贴心的是，是帕梅拉的视频都会配上一些较为动感的运动音乐和倒计时，很有代入感也很方便我们运动，也更加方便。如果你对这组这组“帕梅拉的一周新手腿部训练”完整版中文视频链接+饮食文章感兴趣，可以添加我的公众号Lady美人日记哦~就像下面这样：《帕梅拉的一周新手腿部训练》中文视频链接+饮食文章

年轻人住进寺庙，求提高佛祖保佑率又一批年轻人涌向寺庙。22岁这年，肖醒经历了大学毕业、考编失败、申请失败和被迫gap——被同龄人抛下的恐惧时刻存在，有时她夜里睡不着觉，翻来覆去，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完了”。于是她决定住进寺庙。她的目标是，在佛祖的保佑下，把雅思刷到6.5分。寺庙的生活轻松自由，同辈压力在更多沉重苦痛的衬托下显得渺小。师父们用佛法宽慰她的考学焦虑，她也说服自己，要平和，要沉静，要用包容的姿态面对人生。可回归生活，她才发现寺庙里的一切，就像一剂止疼药，短暂的平静过后，她将再次踏上拥挤的人生轨道。以下是她的讲述：一GAP那一年，我去寺庙学雅思2022年夏天，我本科毕业，打算申请香港的研究生。结果语言成绩没达标，就准备gap一年。gap的时候，我住进了庙里，备考雅思。其实我不太相信玄学，甚至有点抗拒。但刚开始备考，我一边在古着店兼职，一边学雅思，状态并不好。正好我妈妈有个朋友，信佛，也认识寺庙住持，就劝我去庙里住几天。来之前，我刚考完最后一场雅思，处于等成绩的空档之中。我就想，试一下也无所谓，去看看。去年12月，我住进了庙里。寺庙建在福建霞浦，周边山很多，很潮湿，那种阴冷是风吹过去也散不开的。我从小在深圳、广州长大，都是很温暖的地方，庙里温度太低了，有点受不了。在寺庙附近种菜前期有个适应的阶段。但整体来说，庙里的生活很规律、自由。起床时间是5点，5:15上早课，学习基本的佛法，还有一个很优雅的老师教我们跳禅舞。早晨、下午各有公共劳动时间，加起来大约2个小时。义工们有各自的分管区域。我负责佛堂附近的区域，要把它打扫干净。平时很清闲，过年会忙一点。很多人来拜佛、祈祷和还愿，来吃饭的人也多。我就要做一些其他工作，擦擦桌子、归置东西。寺庙里有讲究，更接近佛的工作不能给义工做，比如摆供品，就需要更高阶的师父去做。去寺庙以后，我才知道庙里有森严的等级，普通弟子看到穿着僧侣袍的师父，都要点头问好。穿红袈裟的师父等级更高，大家也更尊敬他们，见面不仅要点头微笑，有时还要鞠躬。这种等级制会让我不太适应，好像回到了小学的时候，住持就像是校长，要尊敬老师，要向老师问好。起初我没想到，做义工需要干那么多活。我在家里完全不干活。来之前还做了一副美甲，长长的、亮闪闪的。结果一打扫卫生，就劈了两个。反正已经不整齐了，我干脆把剩下的指甲都剪了，干起活也更利索一些。在寺庙里学习的桌面学习还是最重要的事，开年回去得把雅思考出来。除了打扫卫生、上早晚课和睡觉，剩下的时间我基本都会拿来学雅思。比较完整的学习时间是，上午7点到12点，下午2点半到6点，足够我做一套“九分达人”的真题，再好好消化。学雅思不需要太复杂的设备，一本书，一个笔记本，手机、耳机和iPad就够了，拿来拿去很方便，寺庙里到处都是插头，充电也不用担心。我习惯在自己房间学，学腻了就去找其他有桌子的地方，比如长房、会议室，还有专门放佛教的屋子。我的目标是雅思考到6.5分以上，说实话有点难。好在寺庙生活简单、清净。住在闽北的山里，空气和绿化都不错。衣食住行也方便，寺庙去火车站很近，火车站附近有超市、菜市。我平时会跟着师父一起出去采购，帮忙拿拿东西。我是全职备考，但寺庙的生活成本很低，吃住外加一点香火钱，没什么经济压力，心态会比较轻松。有件很有意思的事，过年的时候，寺庙会敲钟许愿祈福。轮到我的时候，我想说，“希望今年能收到港校的offer”。但卡了一下，我心想佛祖要是没搞懂英文怎么办？于是话在嘴里拐了个弯，最后我许愿：“希望今年能考上研究生。”二

潮辣的生活态度，年轻人拿捏住了中午十二点，你和好友们围坐在牛油火锅前，一边涮毛肚，一边紧盯手机上的信息，准备抢购最新发售的球鞋。打开淘宝购物车，五包装变态辣火鸡面下一栏，就是一件印有街头涂鸦的国潮卫衣。提到“热辣”、“潮流”等关键词，好像总是和年轻人脱不了干系。一个事实是，吃辣食、穿潮牌已经成为了当代年轻人的一门“显学”。为什么年轻人爱吃辣？又是为什么，爱吃辣的年轻人通常都很潮？一

宠物去世，是送给主人最好的礼物人死了，必须安排一场体面的葬礼作为告别，这是所有文明的共通之处。但宠物死了，主人该怎么做？陷入死亡的寂静里，他们错愕、悲伤，也往往束手无策。宠物殡葬师就是这个时候最需要出现的人，他会带着主人与爱宠好好告别，给宠物体面地送终，让无处落脚的情感，化作最后的一份礼物。有人说它是个奢侈的行业，一只猫一只狗的葬礼都要花掉上千元；也有人看到了暴利的一面，挤破头想进入这个行业赚钱；还有人说这个职业不吉利、低人一等，这种偏见甚至来自至亲的家人。（点击上方视频，即可观看）设计师出身的王英豪，在偶然看到一条关于宠物殡葬师的新闻后毅然辞去工作，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三年来，他每天为宠物遗体清洁身体、布置告别式、为宠物安乐死、安慰泣不成声的家长们。每天只有零零星星几个顾客，但也收获了零零星星的几个故事。在这里，每个宠物主人都被当成失去孩子的家长对待，每个家长都会从离别中收获温情与慰藉。一其实都是家人看客：你做宠物殡葬这一行，观察到的人与宠物之间的关系一般是怎样的？王英豪：一般常见的可能就是家人关系，但我觉得可能对于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来说，宠物的关系其实也有点像是那种同甘共苦的伙伴，特别是北漂一类。我们有一个家长是程序员，他的猫每天晚上都是陪着他一块敲代码。看他留下的照片，猫小的时候还会在他敲代码时挠光标，很淘气。然后他就说，“我的北漂还没有结束，但是你的一生却已经结束了”，猫就像一个陪着他漂泊的伙伴。还有前段时间接到一个很特殊的电话，是一个爷爷辈的人给我打过来的，老大爷说猫咪生病去世后埋葬了，想请我给它取出来，并且希望我不要拒绝它。他说他的老伴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因为新冠去世了，他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了很多日记，里面80%的内容都是关于猫，5%的内容是关于他，15%的内容是他爱人对于生活的一些感受。他当时边看日记边哭，因为他自己很忙，不知道这只猫原来陪伴了自己的爱人这么多时间。他爱人常年生病，所以只有猫（陪着），所以他非常的痛心，觉得为什么猫去世的时候，没有好好给它找一个处理的方式。所以这次就找我们希望把骨头取出来，重新火化，再和他爱人合葬。他之前完全忽视了这只猫在他们家的意义。他一直以为猫就是一个简单的宠物，但是看到他爱人的日记，他才想起了以前养猫的那些岁月，想起这只猫陪他们从河北到了北京，又在北京迁了很多地方。他们没有孩子，只有这只猫串起了他们两位的生活。那天我和他爬上山去，取出他们家猫的时候，他就一直在给我讲这些，特别打动人。一家人和金毛的最后一次握手王英豪：我在干这行之前的一个预判是，老人家他们见过一些生离死别，所以比我们年轻人要有经验。但其实只是部分会比较冷静，大多数还是会很难受，不知所措。以前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帮他的母亲联系我，说老太太的猫去世了，让我去接一下。我一进到那个小区，就感受到了这个小区那种苍老的气息，里面没有年轻人，全都是节奏很慢的老人在那边走着聊着。过道里的声控灯也不灵了，我走过那个漫长的黑色过道到了那家，进去之后也是一个很狭窄的房间，猫在老人床边的地板上躺着。老太太进去后非常吃力地弯腰把那只猫给抱了起来，抱起来的时候猫失禁了，漏了她一腿都是，但她就一直抱着猫。她本来状态还挺好的，一抱起来之后就立马开始哭，一直在说：“杰瑞你去了，一定要想我，一定不要忘记我。”然后很舍不地把猫交给了我。我当时带着一个遗体箱，她把猫放进去之后，我不敢盖盖子，因为我觉得盖上盖子对于老人来说，就是再也见不着了。当时我和老人都跪在地上，我也忘了当时两个人一块跪了多久，最后她终于说让我带走吧，我才盖上盖子，盖子每挪动一厘米她就要看两眼。走了以后我非常难受，感觉是我硬生生地把她和杰瑞分开了一样。我每次去任何一个老小区去接任何一位老人的宠物都是这种感受，有一种把他们生活中唯一的依靠强行拆散的那种感觉。这些老人非常真挚纯真，他们没有因为年龄的变大，没有因为这些年经历的事情变成一个非常世俗的人，他们对于动物还是保持着那种非常纯粹的情感。看客：那有没有遇到过让你印象最深的家长？他们做了什么？王英豪：之前印象特别深的是一对老人。有一天早上接到了一个电话，问能不能给小狗做善后，他们预计几点就到北京，我当时还以为是外地来的，但见到之后发现是很正宗的北京大爷大妈。一了解才知道，大爷已经退休了，退休后热衷于自驾，就带着自己的爱人还有那只小鹿狗环游全中国。但是他们家狗本身年纪也大了，在云贵高原那块犯了心脏病，他们赶紧到当地的医院去开了点药，本来想坚持着回北京来治疗的，但是在途中那只狗就去世了，他就和他爱人两个人开车，开了几天几夜回来的。而且他爱人平时都不敢开车，但是他们当时有一个信念，就是一定要把小狗的遗体安安全全地带回北京的家，所以他们两位加起来可能得有一百五六的老人家开着车，从南边开到了北京。看客：你遇到过家里的小主人也一起来送别宠物的吗，和成年人相比，孩子们会给宠物留下什么？王英豪：印象中有一个小女孩，我知道她大概7、8岁，是因为她当时留了一个小卡片，上面写“xièxiè你péibàn了我7年，qiúqiu”。那个卡片特别的可爱，因为她还不会写那些字，都是用拼音写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男生，他在我们的本子上贴了一张照片，那个照片是和他在那练钢琴，猫在钢琴凳的一边看着它，他留的言是“我们是一家人！我会好好练琴！”还挺有意思的这帮孩子。看客：在你眼中宠物的死亡和人的死亡有什么不同？王英豪：我感觉人的死亡会更难接受，但是又更好接受一些。因为人的殡葬文化已经很久了，一个人去世了之后，其实够家属忙上一阵子，家人会有一段非常忙碌的时期，这些仪式在某种程度上也能缓解他们的悲伤，之后一段时间才能够静下来，才会去好好回忆已经离开的这个人，之前是一直在被一些东西推着走的。但是宠物去世的话，因为没有人知道要干嘛，所以我们这边本来很多家长来的时候，他是很惊慌的，手足无措，一直在抽烟或者一直在哭。可能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家长都是处于一种自我反省、自我怀疑的状态。对于真正在乎它们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挚爱的离去，其实都是家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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