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技校，老师比学生还会“混日子”
劝学生读技校，一个人头值1000元
中考把孩子们的青春劈成了两半。分数线用精准的刀法把初中生分成了两类人，考上高中的和考不上高中的。后者像是一个诅咒，一个深渊，一个不能被想象更不允许发生的结局。
但如果这个结局真的降临到这些刚从初中毕业的孩子们身上时，职校、中专、技校，一个个陌生的概念被抛向他们。他们会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很多人无暇思考便做出了选择。
庞威廉在技校里当了五年的老师。他怀着教育理想进入职业教育，却成为了学校里最格格不入的怪人。
这五年里，他热诚过、麻木过、愤怒过也伤感过，最后却只有一个草率的结局：他辞职了，或许再也不会回去了。
以下根据庞威廉的讲述整理，关于他的见闻、探索和困惑。
一
孩子们
我还是从技校辞职了。
先谈谈技校吧。有很多人，甚至是已经进入到技校学习的同学都分不清职校、中专和技校的区别。简单来说，职校和中专由教育局管理，而技校则归人社部管理，三者在毕业证和技能证的颁发上会有区别。我建议孩子们对三者的选择次序是：优先职校，其次中专，万不得已不要来技校。
很多人一说起技校，就想到“男不死，女不生”，这种情况确实有，但是大部分学生其实都“不坏”。那些穷凶极恶的学生根本留不在技校里，早早就从初中辍学出来混社会了。
技校里的学生当然是“坏学生”。即使是学生自己也对“自己是坏学生”这回事深信不疑。如果自己不是坏学生，怎么会沦落到上技校呢？
老师们总是喜欢用成绩来评判一个孩子的好坏。来上技校的孩子都是中考的失败者，不出意料的话，这些孩子从小都徘徊在成绩排名的中下游。如果只用成绩来评判技校的孩子，他们都是“坏孩子”。他们甩不掉从小就被贴上的“坏孩子”的标签，一大部分人就已经自暴自弃了，只能通过做和别人不一样行为来彰显自己的独特，抽烟、纹身和谈恋爱。
其实大部分学生并不像传闻中的那样品行恶劣，他们只是“混”，能过一天是一天，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他们被圈在技校的围墙里，一天一天地等待着成年。
因为成绩是统一的标准，技校里的学生往往从小就被贴上了“坏孩子”标签
我一开始也觉得，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我相信在技校里讲课也可以寓教于乐，也相信我能和学生们成为朋友。
但是有很多学生防备心很重，一开始根本不愿意与老师有过多的交流。只有在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后，他们才会慢慢地袒露一些心声，谈自己过往的经历。
有一个女孩让我印象深刻。女孩九岁那年母亲跟着另一个男人跑了，没有离婚，也没有留言。不久之后，她的父亲当着她的面跳入水井。最后是爷爷奶奶收留了她，一直把她抚养到成年。
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这是最不公平的事情，也是最现实的事情。在我五年来接触的技校学生群体里，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都成长于单亲家庭，有小一半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由爷爷奶奶带大；也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家境经济条件糟糕，至今依然住在棚户区或者80年代的老破小居民楼里。
教育这条路，也许并不是家庭对这些孩子们的期待
很多只看到了技校学生“坏”的一面，却没有人关心他们的无奈。有的学生从小就被家暴，性格孤僻，不愿意与人交流，更不愿意服从管教；有的学生在父母离婚之后，十四五岁的年纪就要出来兼职打工；有的人小小年纪就已经被继父继母赶出家门，只能睡桥洞，靠小偷小摸度日；而更多的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父母长期外出打工无暇管教孩子，或者本身就是工人，根本无法给孩子传达好的价值理念。
我见学生的家长，大部分家长只会摆出一副无所谓或者一脸茫然的样子，甚至有的时候根本找不到学生的家长。教育是一个长期的、滞后的过程。很多孩子已经在无人看管、自我放弃的歧路上一意孤行了多年，当我在他们十六七岁的年纪再去介入的时候已经晚了。这就是当技校老师的无奈之处。那种群体性的遭遇和迷失，我很难去改变什么。
学习改变命运、高考改变命运的神话或许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不属于他们
二
一个人所能改变的
一名技校学生值多少钱？
学生毕业前要在校方合作的企业里“实习”一年，一个学生每个月的工资是1600块钱。老师介绍学生入学后能获得提成，一个学生值500到1000块钱。
我还记得校长曾经亲口嘱咐过我，监考时不要抓作弊，否则家长发现孩子来技校学了一年，最后考了个不及格的成绩，第二年就不交学费让孩子来上学了。
有亲戚听说我在技校当老师，想托我的“关系”进技校，想让自己的孩子学酒店管理。我费了一番口舌才把这个亲戚劝退了。在这五年的职业生涯里，我没有挣过一次介绍学生的提成。据我所知，不少技校老师会和初中老师串通好，让中学老师劝退一些本有机会上普高的同学，推荐他们来技校。最后技校老师和初中老师分账，每个开学季都能挣一笔数目不小的钱。
总有老师劝我看开点。“你不挣，别人不是照样挣吗？你一个人不挣能改变什么？”
我总是显得很不合群。早上七点四十分和同学们一起做早操；晚上放学后我也不急着回家，喜欢约一些同学打打乒乓球，有时也会和一些学生聊天聊到很晚。
庞威廉在学生比赛中担任裁判
学校里的其他老师几乎都不愿意和学生沟通，也没有老师愿意去琢磨怎样尽可能地教会学生更多东西。几乎所有的老师都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毫不重要的技校老师，没必要像普高老师一样为学生操心。他们只想“混”到退休，有的中年老师平时打卡上下班，有空就在学校旁钓钓鱼。
老师和学生都在“混日子”。也说不清楚是因为学生过于顽劣而让老师放弃的管教的责任，还是因为老师不加管教才让学生的品行变得顽劣。我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我希望从我自己开始，先去做一些改变。
我尝试过去改变自己讲课的方式、改进PPT，但是课上听课的学生还是变得越来越少，睡觉和玩手机的人徒然增多。刚开学的时候，愿意听课的学生还能占半数左右。一年过后，课堂上几乎就没有听课的学生了。
十五六岁本身就是缺乏自制力的年纪。在这种“混日子”的大环境下，那些初入技校时能够认真听课的学生被“浸染”一个学期后能坚持下来的不过百分之一。
那些为数不多能够坚持下来的学生，他们自己一个人的努力也不会为他们带来直接的回报。一个残忍的事实是：学生在这所技校结业之后只能拿到技能证，同时他们无法以应届生的身份参加普通高考，也没有直接的升学大专的渠道。学生们在技校的三年里可以学到的手艺甚至比不上在外面当半年学徒学到的更多。
学校里所谓的手机维修课还在在教学生如何修小灵通，而关于时下人手一台的智能手机的维修教学内容则完全没有。这在学校里不是孤例，无论是所谓的酒店管理、新能源，还是我自己教的烘焙课上使用的教材早就落后了。
我曾为此敲开了副校长办公室的大门，但是他没有回应我，只是把话题扯到别处。我只能识趣地闭嘴了。这些建议还轮不到我来提。
这些孩子不应该就这么被学校、被老师甚至被自己的父母放弃。他们只是学习不好而已。有很多学生在其他方面都做得不错。有的学生爱做手工；有的学生很自律，天天健身；或者有人有绘画或者演奏乐器的天赋，但是在父母和老师眼中这个不叫天赋。有一个男孩让我印象深刻。他暑假的时候去打工兼职，自己挣钱买吉他。他买了那种戴着耳机也可以练的电吉他，每天熄灯过后都坚持练、坚持弹。
年轻人的音乐梦，对技校的孩子来说有些坎坷
我也尝试换一种方式对待我自己的学生。私底下和学生交谈，我和他们谈平时的个人爱好。我认为那些有愿意倾注心血的爱好的学生都是勇敢的人，拥有爱好能够让他们活得更有意义感，而不是在自我否定中沉沦。日后，也许是许多年之后，这些爱好是会帮助到他们的。
没有老师认同我，其他老师只觉得我在多管闲事。当时唯一可以说得上话的人是教文化课的英语老师A。他是一个完全没有坏心眼的人，戴眼镜，喜欢穿衬衫，严肃地上着他的每一节课。
有一次我和A去吃炒面，聊教育，聊理想，讨论我们在这所学校里做的一切是不是正确的。作为教师，我们的天职是教书育人。说教书，我们不能给学生们传授足够有用的谋生技能；说育人，我们又难以挽回那些误入歧途的孩子。
这份工作让我们无法自洽，更多的时候还会拷问自己：我们是学校的帮凶吗？
三
相同的命运
真正让我离开的不是大家口中“顽劣”的学生，而是办公室里的老师们。
和很多国企一样，技校中也有拉帮结派、勾心斗角的现象。有时候你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因为不会站队就受到了其他人的排挤。有时候你也没有做好什么，单纯只是因为擅长溜须拍马就升职加薪。
我的老领导离开了。新来的领导是校长的亲戚，行事风格和我不对付。再者我本来就和那个老领导走得很近，这种亲近被解读成了对老领导表露“忠心”。于是我莫名其妙地站错了队，成了需要被排挤的“前朝遗老”。新领导的心腹都对我避之唯恐不及，生怕落得和我一样的下场。
本来我就对这份工作感到良心不安，受到排挤后更感无助和孤独。每天早上从床上起来，洗漱，最后才不得不像上坟一样迈着沉重的步伐踏进校门。学生的沉沦和老师们的孤立构成了对我的双重折磨，最后我还是决定辞掉这份苦闷的工作。
我在一个周六提了辞职，那时候学期刚刚过半。
副校长的意思是，我和学校签了合同，不能不打招呼说走就走。我说我又没有签卖身契。他说，你啥意思？你今天走，明天就有其他老师来顶你的课，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最后我们不欢而散。回去收拾东西的时候撞见了A。我之前就跟他说过辞职的事情。他用意味悠长的眼神看着我。他说，真的要走了？我点了点头。明天之后就不来了。
没有戏剧性的回忆。学校离家就那么短短的一段路，我花了很久才回到家门口。虽然摆脱了这份让我不安的工作，我却并没有预想中如释重负的轻松感。我既喜欢这份工作，也止不住想要离开的想法。辞职毕竟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必须离开这个我熟悉的环境了。当时只想着尽快离开学校，至于未来的路怎么走，我还没有做出打算。
五年前，为了得到这份工作，我来面试了两次。第一次面试时我被要求试讲一节课，很紧张，搞砸了。但我还是很想得到这份工作，于是又回家准备了两个礼拜，最后打电话向学校的副校长求情。对方被我感动了，他说你那么想干的话就再来一次吧。结果第二次成了。
技校老师虽然没有教师编制，包吃包住，缴完五险一金后，每个月工资也有5000块钱。在做老师之前，我开过蛋糕店、开过奶茶店、开过凉皮店，也摆过摊，卖书、卖花、卖袜子......以我自己的能力，我可能很难在当地找到比技校老师更好的工作了。
在成为技校老师之前，庞威廉曾经摆过地摊。（受访者供图）
学校在三环外，位置偏僻。我当时在这里买房，就是决心长久定居于此，想把做老师当成一份事业，在这里一直干到退休。但现在因为房子太偏僻，我在附近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搬走了。
有时候我也会回想辞职的决定是否正确。我其实比我的学生还要迷茫。我不知道自己每天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确的，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每天上班混点工资，下班打打游戏，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一旦思考过这个问题，就像有一颗种子埋在了心底，无论做什么事情，这个念头就会莫名其妙的冒出来。
有人问我，我五年来的努力和教学方式难道就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我说不清楚。教学内容上的改变微乎其微，我没能教会同学们能够改善自身职业生涯的技能。在我辞职之后不久，A觅得一份在初中教英语的职位，也从技校辞职了。或许这所技校里认真教学的老师都已经离开了。
更多的改变可能更多的是思想上的启迪。有时候我和同学聊天会谈一些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观点。过了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有的同学会在交谈中同样展现出了这种观点。思想的传达完成了。
更多的孩子现在还不能理解我说的话或者我鼓励他们发展爱好的苦心。或许在许多年后，待这些孩子们长大成人、为人父母，他们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理解到许多年前听到的某一句话。多年前我射出的“子弹”击中了他，教育的闭环才算完成了。
毕业之后，那个关灯后坚持练吉他的同学还是不出意料地走上和其他同学一样的道路，进入工厂成为了一名流水线工人，做着一份和所学“专业”毫不相关的工作。只是听说他后来从工厂辞职，骑车去了西藏。
我希望我的子弹还能再飞一会儿。
作者 卢建国 | 内容编辑 百忧解 | 微信编辑 赵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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