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对人类的共情能力和利他天性的影响

作者 Graham Music

编译 杨光

作者Graham Music是一名私人执业的成人心理治疗师，同时也是塔维斯托克诊所的儿童和青少年心理治疗师顾问，他在那里为扶养、收养和亲属照顾团队工作。直到最近，他还在塔维斯托克的儿童和家庭部门担任临床副主任，管理一系列有关儿童虐待和忽视后果的项目。他为CAMHS的治疗师组织培训，领导儿童发展教学，并为塔维斯托克儿童心理治疗培训以及在英国和国外的各种其他课程进行督导。原文Selfless Genes， Altruism and Trauma：Research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发表于(2012).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28(2)：154-171

1.利他的天性与文化影响
这篇论文研究了人类的利他主义和互相帮助的倾向，并讨论了如何在精神分析的语境中理论化这一点。文中描述了利他主义倾向的重要性和“自然性”，并研究了诸如虐待和忽视等不良经历对这些能力发展的影响。
这篇论文将精神分析思维与神经科学、依恋和发展研究结合起来，并回顾了一些研究文献。这些研究表明利他主义和乐于助人的倾向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正常”地存在于人类的儿童时期。有人认为，有一系列“共同出现”的能力，比如共情能力和对他人想法的理解能力。这些能力会导致利他主义，而在受到虐待和忽视的情况下，这些能力往往不会得到发展。文章通过临床案例，描述了遭受逆境、缺乏同理心和利他倾向的患者，以及他们在分析中的一些变化。
本文认为，精神分析思维可能低估了利他主义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自然特征的作用。利他主义并不是一个令我满意的，能够精确表达我想描述的特质的术语。它可能有太多慈善的内涵，但同样多的其他替代词，诸如乐于助人，体贴，慷慨，合作，热心，养育，等都不能完全抓住这个特质，即非防御性的善良，关心他人和“亲近社会”的特质。在这篇论文中，我将使用发展、依恋和神经科学研究以及临床案例来说明人类是如何从婴儿期开始就倾向于亲近社会和利他主义的，同时也将描述一些临床工作，以期这些临床工作能阐明其中一些观点。
我所描述的是一种自发的利他倾向，这与许多进化心理学家描述的互惠利他主义不同(Trivers， 1971)。毫无疑问，这种互惠性的利他主义也存在，它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如果你愿意帮我，我也会帮你”的哲学。这是更像Thomas Hobbes（1651)认为的，人类是自然就孤独、贫穷、肮脏、野蛮和不足的生物，人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聚集在一个社会契约下。这自然与Freud表达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相距千里之外(Freud，1955[1921])，当然Freud也有相似的，人们因为目标和爱而结合为团体的说法，但这与Hobbes的恐惧凝聚论有所差异。
Hobbes的哲学经常被用来证明市场导向的信念，即“没有社会这种东西”。我所要描述的是一种较少利益算计的、更自发的、慷慨的利他主义形式，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种利他主义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在人类婴儿身上。
一种更加利己主义的，部分源自进化心理学和“自私基因”的观点(Dawkins， 2006)，在我看来，只是对人性的局部描写。然而这种论点太容易适用于面对着各种病人的精神分析模型，认为人类天生是自私的，完全由欲望驱动的，充满破坏性的和侵略性的生物，以致于许多被认为是“好”或“体面的”行为只是“反向形成”。或者以更加负面的看法来说，这些积极的形象都只是掩盖原本卑鄙动机的伪装。Freud对人性的理解与此相当相似，他的观点是，通过内化正确和“文明”的意识，本能冲动被抑制，社会利益被保护，人们都处于一种不稳定的休战状态。
许多这样的精神分析师将帮助他人的愿望视为一种成熟的防御机制。而有一个比较出名的例外来自Searles (1979)的论文，“病人是他们分析师的治疗师”，他强调了分析师承认患者是真心的想要帮助他们的重要性，Winnicott的许多作品也在精神分析的这些领域举出了例子。
研究表明(Batson et al.， 2003)利他主义和帮助他人的愿望等能力是伴随着共情能力和从他人角度看待问题的能力而发展起来的。在恐惧和巨大的焦虑中，我们的共情能力和利他主义的能力会受到影响(Eisenberg et al.， 2010)。自发的、共情的帮助他人的愿望和一个人应该遵守道德或一套原则的信念之间是有区别的(Batson & Ahmad， 2009)。
精神分析更关注的是后者，即我们接受来自文化的道德信念并根据这些规则行事的方式，比如通过父母的训诫内化而形成的超我。虽然两种形式的“行善”，自发地共情与基于道德准则做出的行为和姿态是不同的，令人吃惊的是多数遭受过虐待、忽视或者两者皆有的孩子和成年人都会缺乏共情与对他人的思考(Decety & Moriguchi， 2007)，并且最终也不会遵循主导社会的道德规范。例如，受虐待儿童群体中，一个极不合比例的数量最终会被学校拒之门外或后来进入监狱(Cocker & Scott， 2006)。
虽然人类已经进化为对他人，特别是对他们自己的社会群体，常态的帮助他人和利他主义的倾向，但这种利他能力的形成取决于一些人所认为的，我们大多数人所期望的生活环境（Cicchetti & Valentino，2006），在这种环境中，对孩子的思想和感情有着"足够好"的关注。
与一些进化心理学家的观点相反，竞争和自私不仅是我们的自然状态，而且会因压力、焦虑和恐惧等因素而增强。

2.婴儿想要帮忙
最近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即使是14个月大的孩子，只要有机会，他们天生就能帮助成年人。研究(Warneken & Tomasello， 2009)发现，在一些实验情境中，当一个成年人假装有问题，比如掉下一个物体，或者双手忙着打开碗柜，婴儿几乎总是很快地去帮忙。婴儿读懂了成年人的意图和目标，并相应地调整他们的行为，他们有自发的帮助他人的愿望。 
这些孩子不是为了获得任何奖励而帮忙。当实验者用令人兴奋的玩具和微笑来奖励两组孩子中的一组时，那些没有得到奖励(甚至连一个微笑都没有)并且不知道其他孩子也得到了奖励的孩子，更容易在下一次自发而慷慨地帮忙(Warneken & Tomasello， 2008)!
当提到这项研究时，人们会问那些没有得到奖励的孩子是否会为了得到潜在的奖励而“自私地”尝试。Tomasello(私下)说：“在5次以上的实验和9次实验中，没有奖励的孩子一直以相同的速度帮助别人，而其他得到过奖励的孩子在停止奖励后就不再帮助别人了。”在没有奖励的实验中，14次实验都没有得到任何奖励——为什么在5次没有得到奖励的实验之后，他们还要努力去争取奖励呢?那些得到过奖励的孩子中，只有适应力最强的孩子才会在停止奖励后还不断尝试好几次。帮助他人是一种内在的奖励，它确实会激活大脑中的奖励回路(Moll et al，2005)。
婴儿和儿童自发地受到移情关注的驱使，这一观点与Hobbes、Freud和其他人的观点相矛盾，他们认为婴儿只是自私的，需要经过训练才能亲近社会。在实验中(Vaish et al.， 2009)， 18个月大的孩子看到一个不知名的成年人画了一幅画，然后另一个成年人抢走并撕毁了这幅画，所有的孩子都表现出明显的关注。然而，当一张空白的纸被抢去撕毁时，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关心。
Hauser认为，人类有一种他称之为“道德器官”的东西，这是一种内在的能力，可以识别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即使评判对错的标准可能会因社会而异。6到10个月大的婴儿观看3D动画中明亮或“肮脏”的彩色图形时，当看到其中一个图形在尝试“帮助”或者“阻碍”另一个图形登山的步伐时，随后他们会忽略颜色的差别，而倾向于去触摸和拥抱那个像是“帮助者”的玩具，这同时也显示出他们完全理解了色块的不同“意图”(Hamlin et al.， 2007)。
这本身并不涉及道德行为，但确实表明了婴儿有一种区分有益和无益行为的能力，也许还表明了区分“好人和坏人”的能力。9个月大的婴儿就能理解意图(例如，帮助或恶意)，所以当一个无辜的角色接近看似阻碍者的角色物体时，他们会表现出惊讶，而当他们接近“好人”时则不会(Kuhlmeier et al，2003)。这些实验还表明，婴儿更喜欢帮助者而不是中性角色，更喜欢中性角色而不是“阻碍者”(Bloom， 2010)，而且他们清楚地区分了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
事实上，稍微大一点的婴儿(18个月大)在观看同样的实验时，明确地表示“帮助者”是“好”的，“阻碍者”是“坏”的。在21个月大的时候，许多婴儿会积极地奖励那些“帮手”，从坏的玩偶那里拿走食物(像是惩罚)，Bloom认为这是一种“分配正义”的形式。更令人惊讶的是，婴儿不仅喜欢奖励那些帮助了好人的木偶，他们还会惩罚那些帮助了坏人的木偶。看来，婴儿们是在对一种道德感做出反应，而不仅仅是对角色做了好事还是坏事做出反应!

3.糟糕的经历会损害共情能力，利他主义和对他人的关心
上述实验表明，如果在儿童时期就接受了某种普通的协调和心智关注，那么共情、帮助他人的愿望和一些基本的道德感都会自然而然的发展出来。而长期被虐待和忽视的儿童则会有一些不同的情况，他们通常不会表现出太多的共情或对他人的关心，也不会交朋友或融入社会群体。大约一岁左右的时候，孩子们就已经基于他们过去的经历建立起了相当可观的人际关系的预期。不好的经历会导致共情能力的缺乏，以及利他主义和对他人关心的缺失。
正如Dweck所指出的(C.F. Tomasello， 2009)，依恋和其他能力，在一岁之前就已经很好地到位了，并且是通过早期反复的经验建立起来的。Dweck描述了这样一项研究：孩子们看到一个场景，母亲和年幼的婴儿在爬台阶，婴儿跟不上，开始难过地哭起来。
在一个小组中，母亲返回到了婴儿的身边，而在另一个小组中，婴儿则被单独留下。安全型依恋的孩子在母亲离开时表现出明显的惊讶，而不安全型依赖的孩子则相反，当母亲回到她的孩子身边时表现出惊讶(Johnson et al.， 2007)。显然，对助人行为的期望是建立在以前的经验之上的，而这些经验是触发我们利他主义倾向所必需的。
我们也知道，持续的虐待会抑制共情能力的发展。例如，Main和George(1985)发现，一般的幼儿在幼儿园会对其他幼儿的痛苦做出反应，但他们样本中的受虐儿童对其他儿童的痛苦没有表现出同情或关心，实际上甚至可能会对这些儿童表现出相当的攻击性。
安全型依恋的孩子会有更敏感的理解力，通常表现出更多的共情能力(Mikulincer et al.， 2005)。例如，他们倾向于与学龄前的其他孩子玩得很好，而与不安全依恋的孩子有更多的争斗和冲突(Sroufe， 2005)。正如Meins (Meins et al.， 2002)发现的那样，父母对孩子的情感和心理状态表现出关注，会使孩子产生更安全的依恋，也能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想法。我们也从神经科学的角度进行理解，要激活移情相关的大脑回路，需要婴儿曾经体验过来自他人的接触和共情经验(Shirtcliff et al .， 2009)，而压力和恐惧，则会而减弱共情能力和利他主义。
依恋理论的研究帮助我们理解了，安全型依恋更有可能产生道德、利他和亲社会行为(Fonagy，1997)。不同的依恋类型会引起不同的反应，包括当人们有机会提供帮助或关心时的反应。
实验表明，安全型依恋的成年人可能会提供帮助和富有同情心的看护，那些逃避型依恋的人的亲社会倾向则相对较少，而焦虑型依恋的人更倾向于全神贯注的关注他们自己，他们无法在困境中与他人共情，或者直接向他人提供支持和帮助(Mikulincer et al .， 2005)。
同样的研究表明，当实验对象被“引导”去思考他们的依恋形象时，他们的共情能力就会提升，会更有可能去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这些结果在跨文化比较中得到了证实。
虽然焦虑型和回避型依恋比安全型依恋更不容易产生移情和利他主义，但所有这些依恋模式都是适应性的，在人类进化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非常严重的长期虐待和创伤可能在“进化历程上”不是那么“能预见到”的(Cicchetti & Valentino， 2006)，也不太可能发展出亲社会行为和共情能力。
在受到严重虐待的人群中，重要的发展轨迹很可能会受到阻碍，因为他们缺乏一些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的必要成长因素，比如心智化、涵容、理智化、协调等。当被诸如“战斗-逃跑”和“冻结”之类的潜意识主导的原始防御所支配时，当愤怒、恐惧或极度焦虑占据主导地位时，我们的共情能力和利他主义的能力就会关闭，或者有时几乎没有发展(Panksepp， 2004)。
毫不奇怪，像Gerhardt(2010)这样的，同时涉猎神经科学、儿童发展和社会理论的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师，会强烈地主张更协调、共情的育儿方式的重要性，并以此作为自私的、个人主义的社会价值观的解毒剂。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描述那些经历过可怕创伤的病人，他们或许有足够好的补偿性经历，使他们能够重新找到自己善良的感觉(Klein， 1998)，并开始善待自己和他人。

4.案例研究：茉莉
我简要地描述一下我和茉莉一起工作的经历，她22岁，背景艰苦，在一个志愿部门的治疗服务中接受了18个月的治疗。茉莉是许多有着创伤背景的人的典型代表，她对他人形成了一种“自私的”、不加思考的社交方式，但随着治疗工作的进行，这种方式会略有改变。
她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们都有不同的父亲。她描述的家庭气氛在大多数人眼中都应该是冷漠的，甚至是残忍的，当然茉莉本人一开始并没有觉得这样的家庭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她的兄弟姐妹们似乎都对她的软弱和脆弱报以嘲弄和报复，她的父母也没有同情她，他们在她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激烈地争吵，最终还是分开了。
在早期的治疗中，我发现自己被她对自己人际关系的描述吓坏了。她(经常)把性作为一种武器，用来行使权力和伤害他人。茉莉那时正在和一个年轻男子交往，她经常殴打他，她经常在一群人面前对他不忠，当她感到脆弱的时候更容易有背叛的冲动。她的描述让人不寒而栗，但她的脆弱也显而易见，这略微缓和了我的感受。
她描述了自己被袭击和追逐的可怕梦境，还说自己小时候会有夜惊和独自一人时的恐惧。尽管我的年龄几乎是她的三倍，但我也能感受到她的诱惑力，而且她会，例如，明确地陈述她认为年长男人有吸引力的特点，并请我评论她的穿着。
当我谈到她的挑衅时，她似乎既失望又放松。关于她挣扎着不相信治疗关系会有所帮助，以及她如何相信如果她能引诱我，那就证明我们所做的工作没有真正意义。很明显，凡是能使她感到平常舒服、受人照顾或舒适自在的东西，她都会去带着敌意去应对。当她觉得自己很脆弱或者有男朋友照顾的时候，她更有可能攻击她的男朋友或者出轨，当她允许自己被我们的工作感动的时候，她就变得更有诱惑力，也更轻视我。
她还描述了明显是欺凌男友的行为，以及对男友的极端控制欲，似乎对她不喜欢的任何习惯都会无情地批判。茉莉对弱者带着憎恨和鄙视，弱者的感觉大多被她投射到别人身上，尤其是她的男朋友，还有她的父亲，我，还有女性朋友和其他性伴侣身上。她展示了Rosenfeld(1987)所说的，类似黑手党的帮派内部的一个经典例子，以恶意来防御所有弱点和软肋。我常常对她的行为感到震惊，极力想要判断清楚，并继续试图弄明白她为什么会这样做。
她讨厌所有典型的柔软，有趣的是她不能睡在一张有枕头和床垫的普通床上，她更喜欢硬邦邦的躺在地板上。她会理想化坚强和无懈可击的性格，特别是那些看起来似乎很坚强，似乎没有感情的运动员。对她来说，弱点包括不乐于助人和不够友善，而她的强势点是奚落和蔑视任何有困难或需要帮助的人。
在茉莉身上，同情心的缺乏和利己主义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自己脆弱的绝望防御，但也是由她处于高度焦虑、恐惧笼罩的精神状态所驱动的，这种状态下不容易产生对他人的同情心。
慢慢地，我开始看到她对治疗感兴趣的迹象，包括对我的，以及对她自己的。这些迹象最初显现，是她对一个女人的着迷。这个女人从一个访谈中结束，然后在她每周的访谈之前流着眼泪进入候诊室。她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她也对房间里的纸巾以及谁会使用它们越来越感兴趣。
我的分析立场是不回答太多的问题，比她以前更沉默，这让她有点生气，但她也把这看作是我力量的象征，这是她相当受支配的东西。我看到这些缓慢出现的迹象表明她正在获得一些成长和滋养，“也许很难相信，但我逐渐能够理解你是如何感觉的”或“也许我和别人会同情你所遭遇过的经历”，虽然最初茉莉总是对情感表现出轻蔑和怀疑，但看起来她也逐渐的表现出短暂的情感和感动了。
她现在已经和另一个年轻人交往了，并且允许自己变得更加依赖他，第一次能够承认自己想念他了。这些都同时发生在我们接近假期的时候，她开始能够描述她想报复的愿望了，例如，更多外遇或者离开治疗。到现在为止，她观察和意识自己心理活动的能力已经在她身上生根发芽了。她可以让自己表现出脆弱的状态，谈论她的担忧，更可贵的是，她可以开始描述她对这段关系和未来的希望。她也可以放弃我在一个高人一等、牢不可破的地方欣赏她的弱点的想法了。
她开始对自己有了一些同情，有趣的是，与这篇论文的主题有关，这也扩展了她对别人的共情能力。她不再鄙视那个在她前面的 “哭泣的病人”，而似乎真的对这个女性产生了兴趣。她第一次报告说，她不仅对男朋友做出了慷慨的小举动(买礼物，用各种方式帮助他)，而且自发地想要帮助照顾哥哥的孩子，并为他们的茁壮成长感到高兴。
在治疗中，她突然开始注意到我的心理状态，比如，当我感冒时，她会表达关心，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表达轻蔑。而我以平常的感激之情接受这样的关心，似乎也对她很重要。我不想说这项工作把她从一个强硬、自私的人变成了一个善良、有共情能力、无私的人，但是在这个方向上确实有一些小的进步。这些进步也与其他变化同时发生。那位很少评论病人的接待员说，她看起来更温柔、更友善、更女性化了，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她的内心似乎打开了一个更柔软、更宽广的空间，并准备好了进一步的成长。
茉莉到达了一个她仍然敞开着心灵，能够接受帮助的状态。我们现在知道，青春期晚期和成年早期是大脑改变和重新形成的时期(Dahl， 2004)，这一时期为心理改变提供了真正的机会。茉莉有着一个艰难的开局，并形成了一系列强大的防御机制，但我只能假设她有足够的良好经验，使她更脆弱的一面仍然可以被触及。

例如，我工作过的许多儿童和年轻人，他们在保育系统中受到了成倍的创伤，被安置过很多次，从来没有过稳定的家庭生活，比茉莉更难被触动。这些孩子通常会在刑事司法系统中度过余生，他们被学校排除在外，挣扎着建立同伴关系或性关系，他们可能会很残忍无情，当然也不太容易被人喜欢。
有些人甚至有发展成心理变态的倾向，很少有人会在成年后自愿接受治疗。作为孩子，他们很少得到敏感的，协调的关注，或者说他们的生活中很少有人始终能够记住他们。通常，他们不仅对难以忍受的经历形成了大量的防御，而且似乎没有发展出自我反思或共情的情感能力，因此他们可能看起来冷酷无情，对外界和他人漠不关心。茉莉的家庭背景不像某些人那样有虐待倾向，而且她显然有一些很好的经验可以使用，但令我震惊的是，随着她心智能力的发展(Fonagy， 2002)，她变得更有共情能力，更有爱心，更慷慨了。

5.对发展的全面理解
研究表明，共情能力和利他主义的能力是一系列发展能力的一部分，这些能力的发展是相互关联的，并且倾向于“共同出现”，当然前提是“足够好”(Winnicott， 1958)的早期照料。理解他人意图的核心能力，是做出道德决定或判断所必需的能力。我们大多数人对故意撞到别人或只是意外撞倒他们会有不同的评价。在Tomasello的实验中，蹒跚学步的孩子们能够辨别一个陌生人是无意中还是故意地掉下了一个物体，于是他们能够对此做出相应的反应。
共情能力和利他主义以及其他“共同出现”的能力，对于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来说似乎是必要的。人类是一个群体物种，从出生开始，我们就准备学习适应任何现有的文化群体，说它的语言，并吸收它的社会规则。这种几乎可以无限延展的能力，保质期非常短暂，例如，我们识别和学习了日语中的不同声音语调。第一年之后，学习英语或其他语言的能力就会大大降低(Kuhl et al.， 2006)。年幼的婴儿很快就会更喜欢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期望。
人类想要快速融入社会，并被社会所接受。这一切都需要理解他人的想法和他人的期望和意图的能力。这种能力早在婴儿4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发展，婴儿可以知道自己是别人关注的对象，比如表现出害羞(Reddy， 2000)。6个月大的时候，他们就能充分理解别人的想法，能够“取笑和胡闹”(Reddy， 2008)。大多数读者都很熟悉，在大约8、9个月后，对“他人思想”的更复杂理解是如何产生的，那时我们倾向于看到“注意力中心”和“社会关注点”，以及Trevarthen最初所说的次级主体间性(Trevarthen & Hubley， 1978)。而这发展出了，可以让双方相互凝视，了解并欣赏对方的想法的能力。这种能力会继续发展，直到大约4岁时被称为心智理论的东西完全发展。这种能力与Fonagy及其同事所描述的心智化(Fonagy & Target， 1998)有很大的联系。
大多数儿童，只要不是自闭症患者(Hobson， 2002)，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早期协调注意力，以及Meins (Meins et al.， 2002)所说的“心智”，就会发展出这些能力。那些遭受了忽视和虐待的人通常不太能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想法，或者能感受到他人的强烈感受，但对这些情绪表现出的是反应性和攻击性，而不是共情能力(Decety，2009)。
利他主义倾向和理解他人思想的能力与一系列其他能力共同出现，比如“自传式记忆”，即将自己概念化为故事的一部分的能力，这种能力会将自己和他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包括进来。自传体记忆在儿童开始认出镜子中的自己之后开始迅速发展，通常发生在18到24个月大之间。经典的“镜子识别”测试是在婴儿的脸上画一团“胭脂”，如果孩子能认出镜子里的胭脂是他们的脸，他们就“通过”了这个测试。
有趣的是，荷兰的一项研究表明，实验中对他人的悲伤进行回应和帮助的孩子都是通过了“胭脂”自我识别测试的(Bischof-Kohler， 1994)，而那些没有提供支持或共情的孩子，在自我识别测试中都失败了，这从侧面支持了“能力同时出现”的假说。通过镜子自我识别测试也与开始使用更多人称代词有所关联(Lewis & Ramsay， 2004)，这通常被视为形成独立“自我”的标志。同样，以想象和假装的方式玩耍的能力也是一种与获得对他人思想的理解力相关的能力 (Harris， 2007)。

在成人依恋访谈中结果是安全自主的父母(Main & Goldwyn， 1995)，被证明更有可能养育出安全型依恋的孩子，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和历史有复杂而连贯的叙述，这并非巧合。我认为，这些正是大多数治疗师希望在他们的病人身上发展起来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包括了解自己和其他思想，象征化，自传记忆，同情和帮助他人的欲望，相互联系和共同发展的能力， 遗憾的是，在许多的我们合作的受过创伤的儿童和成年人身上，这些能力没有得到发展。
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延迟满足和自我调节的能力，这是许多受创伤的人所挣扎的，就像茉莉的例子，她要求立即满足她的需求。我们知道，无法自我调节会影响孩子处理同龄人和其他关系的能力。事实上，延迟满足的能力可以预测成年后的许多结果，比如保住一份工作的可能性，维持一段稳定的恋爱关系的可能性，巩固友谊的可能性，等等(Metcalfe & Mischel， 1999)。这种延迟满足的能力似乎取决于能够理解和调节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的能力(Moore & Macgillivray， 2004)。Moore令人信服地认为，延迟满足和利他主义是有联系的，因为它们都需要思考自己或他人的思想和情感，而且使用的大脑区域确实相同。
许多治疗工作旨在发展我们有时描述为“涵容”(Bion， 1962)、情感控制(Winnicott， 1996)、“心智化”(Fonagy， 2002)、思维视觉(Siegel， 2007)、正念(Davidson，2003)、思考 (Meins，2001)的能力。这些都描述了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的想法和感受的略有不同的版本，没有这些，自发的慷慨和利他主义都是不可能的。许多受创伤的儿童和成年人从未发展出这种能力。其他人可能已经达到了这些自我发展的里程碑，但处于高度觉醒、焦虑或恐惧的持续状态意味着这些能力仍然处于离线状态。我认为，在治疗工作中，我们经常努力帮助病人保持在一个“舒适区”，即Pat Ogden(2006)所称的“舒适圈”，因为当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被过度唤起和失调时，几乎都不可能产生共情心理或利他主义。当我们极度紧张或正在遭受痛苦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会非常慷慨，也很难去关心别人。

6.泰瑞的案例
18岁的“泰瑞”每周来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中心接受两次治疗。他有着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他的父亲目前不在家，以前曾对母亲施暴，还在监狱里蹲过一段时间。他在四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他的母亲有酗酒问题，但不知怎么的，母亲设法维持了家庭的和谐，使得孩子们的童年基本上避免了社会服务的介入。
泰瑞在学校里是个捣蛋鬼，经常打架，觉得学习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我上面描述的“同时出现的能力”中，他确实有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延迟满足，并且尽量在用自己有限的共情能力去与同龄人相处或理解他们。他是家里唯一一个被宠爱的男孩，这让他受益匪浅。但毫无疑问，他的成长经历非常艰辛，孩子们很多时候都得自己照顾自己，周围没有人疼爱他们。
9岁被学校开除后，泰瑞在当地儿童指导诊所接受了为期18个月的每周3次的治疗，他的母亲也每两周去接受一次指导。从那时起的记录显示，他一开始非常不安，四处乱跑，但后来安定了下来，能够玩一些象征性的游戏，而且似乎已经解决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也许这种治疗的经历推动了他的发展，有趣的是，尽管有很明显的侥幸成分在里面，但他在中学期间成功地留在了常规的学校里。
他在重新转诊之前，经历了辍学，酗酒斗殴，并最终在一些轻微的犯罪活动后与青少年犯罪服务机构有过接触。他深受权势和暴力的束缚，想要摆脱自己身上所有的脆弱面，但面对自己的未来，他还是有些动摇。
比较典型的是，在一次早期的访谈中，他谈起了在足球场上发生的事情。他得意的讲起自己挑衅的将一位球员驱逐出球场，而后那位球员的朋友拿着刀威胁他，让他请那位球员回到球场。他说他曾将那位球员的腿打伤。我说他对我讲这些，是为了让我理解他的行为，或者找到他的动机，而不是请求宽恕。这让他放松了一些。
讽刺的是，他说这是“治疗”，让他感觉好多了。我说，比起治疗，这更像是承受他的内心感受。他回避了这一话题，而是告诉我如果他进行了报复，那么他会感觉好一些。我想知道在一场艰难的访谈后不再来治疗是否也是一种报复。他说，这是不同的，并谈到了需要如何报复别人，他说：“我别无选择。”我对此表示怀疑，他说这是别人的错。我问他：“如果你感觉不好，那就一定是别人的错?”，他说：“是的，不是吗?”我意识到他生活在Klein所说的的偏执狂-分裂位态中，对复仇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
他决心把坏、软弱、愚蠢和无能的形象投射到别的地方，包括对其他种族，也包括对女性的，夸耀他曾经的性征服经历。几个月后，他遇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人，但脆弱感的威胁令他无法忍受的。例如，当他的女朋友被邀请参加一个聚会时，他会故意约她最好的朋友出去玩，当他的女朋友难过的时候，他得意洋洋地说，：“她现在情绪糟糕，而我则玩得很开心，所以你看，现在是一比零。”
然而，他能够承认自己有需求和嫉妒的感觉，并觉察自己实施的投射过程。当他注意到女友家人的感情时，他开始对温柔、爱意、表达困惑以及嫉妒感兴趣。他说：“我不明白的是她爸爸什么时候吻了她。我的意思是，他们可能每天都亲吻对方，就因为她从昨天开始就没见过他，在我看来，这太疯狂了。我是说我爸爸，哪怕他离开我们一年，也不会吻我的任何姐妹。”
他很沮丧，然后很快就生气了。我讲述了他是如何决心抛弃一切看似美好和充满希望的东西，他回答说，如果这就是关系的样子，那么他就不想要关系了。我说，他贬低别人，只是为了让自己感觉好一点。信任别人，不管是信任他的女朋友还是我，对他来说似乎都是难以置信的困难和冒险。他说：“但我为什么要冒险呢?这是愚蠢的。要么100%的确定，要么什么都没有。”
我体会到他是多么嫉妒A（他的女朋友），似乎也非常嫉妒她慈爱的父亲和温暖的家庭。他突然看起来很伤心，然后说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在他的房子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温暖。在他女朋友的家里，到处都是孩子们的照片，但在他的房子里根本没有照片。我说，他愤世嫉俗地试图相信一个没有保护和关怀支持的世界，但他也渴望它，也许他希望我能从那个可能造成伤害别人，特别是对自己造成伤害的泰瑞手中保护他。他显然被触动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减少对别人的愤怒和攻击，转而更多地自我憎恨和自我批评。例如，他说：“我只是一个没用的混蛋。我做什么都会失败。我永远找不到工作。”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泰瑞自我厌恶甚至想要自杀的状态，但他正在让自己变得更加抑郁。当我指出他的自我厌恶的思维过程，他如何有了一个想法然后把它贬为垃圾时，他说他只是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不能批评他。
他在最近的一次休假时特别的挣扎，当时他特别想要自毁，也特别讨厌女朋友。我提起他是否怀疑他的脆弱可以被接受和承受。他看起来很伤心，开始说他感觉自己有多软弱，然后假装自己很坚强。我说，他有脆弱和依赖别人的一面，这让人他难以忍受。他几乎接受了这一点，看起来被触动了，然后从这种感觉中脱离出来，回到了自我厌恶的状态。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我说他已经下定决心我们不会离开这间咨询室，除非我能感受到他的绝望，他问：“你会吗?”语气中带着几分嘲讽，但我想其中至少还有一丝微弱的期望。

他慢慢地收回了对软弱无能的预期，但这是一段痛苦的时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自我憎恨和绝望慢慢变成了更压抑的情绪，也变成了对自己更有同情心和自我接受的看法。例如，他说：“事实上，一切都很好，甚至比好还好。”他开始更加相信女朋友对他的感情，当他描述她因为他关心她而哭时，他开了个玩笑，但实际上他非常感动。他尤其不能相信，在他告诉她自己的恐惧和他在治疗中谈到的事情之后，她还会像以前那样关心他。我的评论是，他不相信他能展示真正的自己，也不相信有人还会在那里陪着他，不论是A或是我。
就像茉莉的情况一样，泰瑞自我反省的越多，共情能力就越强，不仅是对自己的，也是对他人的。我注意到，他对我的高度关注不像以前那么焦虑了，他开始注意到我，对我感兴趣，不再像以前那样狂躁，也不再控制我了。他还开始教孩子们踢足球，还有其他一些迹象表明他开始站在弱者一边，比如让一位上了年纪的邻居搭顺风车去购物，帮助一位周六在超市和他一起工作的苦苦挣扎的年轻人。他总是贬低这种行为，拿这种行为开玩笑，例如，他说：“老饭桶朝我走来的时候，我想把他碾死”，但是这种说法已经失去了威力，不再令人信服了。他正在真正地成为一个更有爱心的人，当然，他仍然有完整的侵略性和破坏性的一面。

7.讨论：利他主义和共情能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
我所使用的社会和情感发展的模型，假定人类天生就倾向于与他人形成关系，即Trevarthen所谓的“关系就是意义”(Trevarthen， 2001)和Braten描述为婴儿出生时的可替换的中心 (Braten， 1998)而不是Piaget 等其他早期精神分析理论中的“自我中心”。这表明自私并不是唯一的自然状态，当然在压力和紧张的时候，它会被放大。
除了自私之外，人类天生就对他人仁慈、正派且慷慨，而不仅仅是对那些与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人。当我们为自己获得奖励时所激活的大脑中的奖励回路与在我们进行慈善捐赠时被激活脑回路是相同的(Moll，2006)。慷慨和关心他人本身就是一种回报。当我们捐款或赠送礼物时，与依恋和亲密人际关系有关的回路也会被激活，这再次表明亲社会行为和依恋之间存在联系。这些类似的大脑回路涉及到共情能力和理解他人的动机和意图(Tankersley et al.， 2007)。
催产素是当我们感受到爱和关心、哺乳、高潮和照顾他人时释放的荷尔蒙，催产素水平较高的人也更慷慨(Zak et al.， 2007)。与对照组的儿童相比，贫困的罗马尼亚孤儿的催产素水平更低(Fries et al.， 2005)。催产素还能增强理解他人感受和思想的能力(Domes et al.， 2007)，增强依恋安全感(Buchheim et al.， 2009)，甚至提高自闭症患者对情感的理解(Guastella et al.， 2008)。看来童年逆境和虐待所导致的催产素水平较低，会持续到成年(Heim et al .， 2008)，而较低的催产素水平会伴随着较高的攻击性和暴力(Siever，2008)，以及低水平的相互信任能力(Zak et al .， 2008)，而且已经证实人为地给人们提升催产素水平，会增加他们的慷慨和信任水平和原谅他人的能力。
早期的合作能力似乎是后来遵守规范和文化期望的能力的苗床。这种“外中心”与“我们”的自我中心意识相反，依赖于一种共享意向性，在这种意向性中，他人的目标可以被理解，共同的目标也可以被构建。许多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这种群体合作是生存所必需的，而竞争性的个人主义则不是(De Waal， 2008)。有证据表明，竞争环境会导致更多的自私和更少的共情倾向，而更多的合作社会环境会导致更关心他人和利他的行为方式(Lanzetta & Englis， 1989)。
当社会和经济力量导致更残酷的环境，导致人们产生反移情倾向的时候，人类天性就是竞争和自私自利的想法似乎更令人信服。合作和平等的社会组织形式会导致更少的压力，焦虑和更多的利他主义倾向(Wilkinson，2005)。
当然，“普通”的孩子，就像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施虐和龌龊的方面，无论我们相信，这样的破坏性是天生的(Klein，1998)，或者更大程度上是对环境冲击的反应(Rayner，1991)。尽管如此，乐于助人、对他人感兴趣、遵守社会规则以及想要成为道德秩序的一部分的愿望还是会比人们有时认为的更“自然”地发展起来，而且是通过普通的社会参与，而不是通过“教导”或道德灌输来实现的。
虽然我相信， “对侵略者认同”的(A .Freud1972) 投射过程或机制解释了侵略的形成，而且我也同意，受虐待的儿童会内射非常有害、冰冷和残酷的客体，但我们可能还是低估了没有被认同过程过度影响的利他能力的发展潜力。我们生来就具备了利他主义的内在能力，也具备了适应规则约束的道德和社会的能力。这与Freud最初提出的观点是不同的，Hobbesian认为人性主要是自私的，是由基于身份的本能驱动的，这些本能需要父母、社会和文化的教化和社会化。
然而，虐待、焦虑和压力不可避免地降低了我们的共情能力和利他主义的能力，而压力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激烈和个人主义的文化将导致利他主义的减少。这可能会助长一种信念，即人类天生自私，而不是在一个更加平等和相互关心的社会体系中，发挥合作的最佳作用的生物(Wilkinson & Pickett， 2009)。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治疗工作在促进这种同情能力的发展中发挥了作用，特别是提升了心智能力的发展。
正如Gordon(1999，2008)特别强调的那样，心理治疗是一项“道德”的努力，不可避免地与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期望相关。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疗当然没有这样崇高的或具体的目标，但我相信大部分读者认为我们的治疗工作会带来更多有着共情能力、体贴、反思和增加对自我调节的能力，能让我们更好地和别人相处，让我们相信自己是真正的“人类”。


参考文献见原文

Selfless Genes， Altruism and Trauma：Research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2012).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28(2)：154-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