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精神分析人物专访——沃伦·波兰（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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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波兰（Warren Poland）
沃伦·波兰医学博士从事临床精神分析已有半个多世纪，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的贡献集中于精神分析过程和精神分析思想在广泛的文化议题上的应用。他的观察和思考，包括他的早期著作《融化黑暗：二元组（dyad）和临床技术原则》，荣获2009年西格尼奖。他对临床分析交流的动态深度进行了新的研究。特别是，他强调了分析师的非解释性功能，即见证患者独特的相异性。他在个人论文、对文学作品的思考，以及临床精神分析研究中，探讨了主体间性与个体性矛盾的共时性。他也是JAPA书评的前任编辑。
他的其他出版物研究了更广泛的文化问题，包括以普鲁斯特的杰作为例，研究临床分析的体验和投入于阅读的相似性。在他的论文和《美国意象》的定期专栏“临床医生的困境”中，他谈到了各种不同的主题，诸如局外人、勇气、报复、幽默和奇想等各种主题。他的作品将精神分析置于广阔的文学文化中，深刻地借鉴了塞缪尔·约翰逊和古斯塔夫·弗劳伯特等作家以及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等哲学家的作品。
他的作品被描述为既富有诗意又鼓舞人心，同时扎根于对“相异性”（otherness）重要性的严谨研究和强调，以及分析师可能帮助患者发展真正的真实性的方式。他建立了关切的人性化氛围，并解放了分析者，使他们能够让患者参与到人类的时刻中来，实现互惠互利，同时保持分析过程的纪律完整性。
出版书籍：
Intimacy and Separateness in Psychoanalysis 2017
精神分析中的亲密与分离 2017
The Use of the Self: Countertransference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alytic Situation 2019
自我的使用：分析情境中的反移情与沟通 2019
Melting the Darkness: The Dyad and Principles of Clinical Practice 1996
融化黑暗：二元组（dyad）和临床实践原则 1996
沃伦·S·波兰描述了他的见证概念的起源，把它的出现置于关系精神分析兴起后，从一个人的心理学转向两个人的心理学的背景下。他讨论了在不退缩到概念障碍背后的情况下，贴近患者体验的挑战，并将见证与中立、抱持和容纳的概念联系起来。他解释了见证的体验如何促进患者认识自己的能力的发展。
沃伦·波兰：那篇见证的论文与我的一种感觉有关，即在分析经验中，有件事情比任何事物、理论或我被教授的东西都更重要、更有活力，那就是感动。我在论文中提到一件事，这件事与一个有着一段悲惨经历的女人有关，她花了一个小时与我在一起，我什么也没有做，除了坐着、看着、听着，当我想到她将——抱歉，我确实为她正在经历的一切感到悲痛，但我没有说任何话。
她觉得我的懂她对她非常重要，而且这并不是诠释性的。它不是分析性的，也不仅仅是一个朋友所做的事情，我想，朋友会做其中的一些事情。我很好奇那是什么，于是我在论文中引入了见证的概念。
当时，我不喜欢“见证”这个词，因为它在道德上与大屠杀有关。自那之后的15年里，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哪个词可能更好。令我惊讶的是，见证已经在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它并不容易改变。但我觉得“关注”（regard）这个词更好。因为就像法语(法语口语：regarder)一样，只是看（watching）和看见（seeing），但也涉及、隐含着一种对他人的关心、注意和照顾。
在我看来，被懂得，被理解，而不是出于一个有倾向性的原因试图改变他人，对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我可以说一些为什么我认为这恰好是我的背景主题的原因。在我的一生中，由于一些我不理解的原因，成为另一个人是什么感觉这个问题一直是个难以逾越的谜。
我们在一起，此刻我们正参与其中这一事实是真的，但是你将独自离开，而我也将离开，你对此的体验确实与我完全不同。我不确定为什么这会让我感到惊奇，但它确实令我感到惊奇。
我是一个候选者，我会想到我的病人，我会想到我的被分析者，而且我会知道应该做什么。但我必须时刻记住，我只是当时对另一个人来说很重要的人。我是他的另一个人，我想要理解另一个人，并帮助他与自己接触。
我有时会说，我认为临床分析的目标是，一个人应该能够走到一条黑暗的胡同里，没有恐惧地遇见自己。开始认识自己。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那么即使分析师是必要的、必需的，分析师也必须让开，不要挡住来访者的路。他不能离开这个人。它必须在那里。它必须被理解。
我想这在临床分析中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我认为它出现在分析历史中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时刻。我碰巧是那个从大街上捡起这个想法的人，而由于一人心理学到两人心理学的转变，以及两人心理学的滥用，这个想法只是刚刚展开。
1.从一人心理学到两人心理学的转变与这篇论文在这个时候有什么关系呢?
我认为这个问题有一个基本方面涵盖了所有的人类行为。它与我们的政治、社会学、个人生活有关，这就是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冲突。我们过去常常用西方文明和共产主义团体组织来简单地看待它。我喜欢日本，甚至也喜欢日本的群体动力和对个人主义的一种否认。没有什么特别的处理方法能令之满意。
我们的研究领域是从一个孤独的天才在孤立中进行自我分析开始的，但他不太知道如何将他自己对内在所做的事情转移到病人身上。因而我们从一个深度心理学开始，它很精彩，太引人入胜以至于其他一切都被忽略了。
最终，移情，反移情的问题，首先都好像它们是阻碍，然后意识到它们其实是有价值的，逐渐地，我们从一个人的心理学转移到了变得精致时髦的两个人的心理学。我称之为激进的关系主义。
斯坦利·菲什（Stanley Fish），当时是一位美国文学评论家，在解构主义风靡一时，他为自己的英国文学批评课程写了一本书，书名是《这门课上有文本吗》。因为我们学了那么多过量的投射性认同，这是一个我从未普遍使用的短语，有时我们似乎在分析中也到了一个可以提出这个问题的地方，这间屋子里有病人吗？
在我写的一篇关于洞察和分析二元组（dyad）的论文中，我发现我当时注意到，这是在见证之前，重要的不仅仅是分析师与患者相一致的感觉，分析师与病人是如何不同也非常重要。否则就只是融合。
我想，当我和团体的其他人都在为如何整合一人心理学和两人心理学而努力的时候，见证这篇论文就出现了。怎么说，是的，正如汤姆·奥格登（Tom Ogden）所说，我们实现了病人的梦想。然而，不，我们是分开的人。有一个人是以陌生人的身份来的，我们的目标不是在分析融合后继续，而是关心和在乎彼此作为独立的个体有着自己的自主权。
我认为这和见证有关。我当前的关注是进一步遵循这一思路而产生的，对我来说，本文产生了两个结果，其中之一与对精神分析怎样使生活病态化感到震惊有关。
弗洛伊德写了一本精彩的书《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这是一个可怕的标题。这本书如果题为《日常生活的心理动力学》其实更恰当。他描述了婴儿性行为的多形变态（polymorphous perversity），他本应该谈的是婴儿性行为的多形常态（polymorphous normality）。
因此，退一步来看分析（会谈），我关心的是分析从临床获取原始数据所付出的代价问题。第二部分（的结果）是花一生的时间尝试理解理论，作为理解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这对我来说是对理论的一种可怕的误用，它是一种防御性的应用，以避免参与到正在发生的真实的人类体验中。用概念替代体验。
2.
你如何理解这种用概念替代体验的倾向?我对精神分析的工作定义是，它是一种严谨的研究，研究那些人们不想了解自己的任何东西。这适用于所有人，包括分析师，包括年长的分析师。要接近真实的体验是很困难的，言语很重要，言语也很安慰人。
精神分析面对的不是不确定性，而是狄更斯所说的，一个完美的不确定性沼泽。就解释性工作而言，探索，我认为它就像在森林中开辟一片空地。如果你正取得任何进展，你总是在黑暗的边缘。当你离开黑暗的边缘，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一些安慰就在眼前，但它不是探索。
当理论变成一种贴花时，它令我困扰。缝在布上的东西，但不是整个布的一部分。体验的回报是通过见证而循环的。见证的体验在体验中后退一步，与体验融为一体，但不添加任何贴花，不妨碍一个人自主的自我定义。
这让病人非常失望。分析总是让人幻想破灭，现实也是如此。人们带着他们的悲痛，他们的幻灭和他们在分析中的失望而离开，但如果他们在反思自己和自我探究时多学习了一点如何尊重自己，那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3.
你的见证的概念与传统的中立的概念有什么关系？
哦，我认为这很重要。中立，我想这是我们的全部。中立与分析师的职业纪律有关。在我看来，它是核心的、基本的界线，分析师是为他人服务的。不管这个共同建构呈现了什么，它不是团体治疗。分析师是病人雇佣来帮助病人进行自我分析的。
这意味着，分析师的偏见、价值观和压力必须被驯服。它们必须是公认的。关于这一点，欧文·雷尼克在写《不可减少（irreducible）的主观性》时与我有些分歧，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理论上的概念，但不可能，一个人从来都不是绝对中立的。没有人愿意像机器人那样中立、没有人情味。因此，我们应该摒弃这个概念。
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不可减少的主观性，中立作为一项纪律是必须的，这样人们才能记住，一切都是为许多人服务的。
4.
你的见证的概念与抱持和容纳的概念有何不同？
我认为这是明显不同的，我不能确切地说出这两个词的含义，而且我也不拥有见证这个词。这意味着无论它如何被使用，因为它已经被扔进了这个领域，如果必须的话，每个人都可以改变它。我对抱持的理解与早期的经验有关，以温尼科特的方式，母子一体联结的人类环境为成长和不确定性提供了安全的基础。
随着容纳进一步发展，婴儿与外界的触碰，这个触碰让婴儿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甚至把它描述为更是身体层面的存在，虽然对其他人，对母亲、分析师、妻子、孩子来说，它是精神的。孩子们为我们所做的比我们所称赞或欣赏的还要多。他们在自己内部抱持焦虑、恐惧，任何被唤起和引发的痛苦的感觉。我不愿意说它是投射的，而更愿意说是由他人唤起或引起的，这产生了一种对它的忍耐的感觉。
5.分析师的见证对患者的进一步发展有什么影响?
这是生命之吻。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也是我们所给予的。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独自开启生活，来到一个其他人先于我们所在的世界，了解事情的意义和世界是如何运作的。我们每个人都在独自挣扎。独行者。这是我写的另一篇在见证之后的论文，名为《作为人性的一部分的局外人》的原因。这不仅不是单独一个人的感觉，而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感觉。
分析师鲍勃·加德纳（Bob Gardner）写过一本书，《自我探究》，他把精神分析定义为互惠的自我探究的配对。这是对个体的一种极致的关注，与关注一对（a pair）、夫妻相反。两个概念都是有效的。在我看来，一对（a pair）现在已经变得非常时尚了。它不应被贬低，但应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ed）。再语境化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人，这不可能不为人所知。
我很少用病人的名字来称呼他们，因为我觉得它是非常私人的，近乎神圣。在分析很后期，我有时会使用病人的名字。虽然我是一个不拘礼节的人，但对病人我很难直呼其名。我总是用某某先生、女士称呼他们。有时候，同事们会对此感到震惊，但这是出于对他们的差异的尊重。
然而，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他的书中提出了一个我认为非常有价值的问题。我们生来就是原件，怎么就变成了复制品呢？我们的目标是让人们在尊重他人的环境中生活，而不是成为复制品。所以我有时会用名字，而且，为了你的缘故，我会用你的名字，我会对一个人说，你不愿成为丽兹·艾莉森（Liz Allison），而宁愿成为任何其他人，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但我并非在解释他们应该如何，而是珍视他们是谁。我认为我们对病理学的专注，在某种程度过于否认对积极方面的承认和尊重。在这一点上，我与克莱因的方法有分歧。
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我确实想纳入进来，不过因为我们可能讲得太久了，我会压缩一下。那就是我所认为的所有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这是这样一个想法，即人们做他们所做的事情。不管它是好是坏，施虐狂的还是受虐狂的，支持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信仰宗教还是无神论，充满爱的还是严酷的。他们做他们所做的，因为这是在他们看来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生活方式。
只有两个精神分析问题。本质上说是两个。一是怎么会这样？怎样，而不是原因，这让我们不至于进入到哲学、宗教、理论的领域，远离了体验。怎么会这样？那是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是现在？由什么引发？
一旦人们认识到这两个问题的价值，他们就可以自由行动，当他们发现过去的恐惧开始威胁到他们时，他们可以问自己，为什么是现在，并做这项工作，我们已经给了他们我们所能提供的一切。在我看来，这是最有价值的。
参考文献见原文
Poland WS (2000). The analyst's witnessing and otherness. J. Amer. Psychoanal. Assn. 48: 17-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