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枫虐哭上亿人​：弟弟出生后，我再也不是你的女儿​

#我的姐姐#
清明小长假，各大院线却没闲着。我跑去看了那部网上之前热议的电影《我的姐姐》，首映当天就破亿了。
就像片名，故事讲的是一对姐弟。张子枫演的姐姐安然，因为父母的重男轻女，被迫早早独立。父母老来得子，她成了其乐融融的“三口之家”所排除在外的人。安然很努力，渴望离开原生家庭，“闯出去”和男友一起去北京念研究生。
但这些规划，却随着父母的意外车祸离世被打乱，因为她成了年仅6岁的弟弟安子恒的监护人。是追求个人的独立梦想，还是过“长姐如母”的生活，成了摆在安然面前的一道命运难题。
说实话，影视剧中此类题材真的不算新鲜了。前有《欢乐颂》里为哥哥填窟窿的樊胜美，后有《安家》里被要求为弟弟买房的房似锦，现在还有一个因为父母要生二胎，从小被要求装残疾的安然。

而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
清明扫墓时，母亲在她爸爸的墓前回忆，小时候她偷偷去挖了爷爷种的芋头，正要被劈头盖脸骂一顿，她撒了个小谎，“是弟弟想吃”。于是，爷爷的雷霆暴怒骤然雨过天晴。以此来控诉曾被重男轻女对待的不公。
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姐姐”了。这些打上“姐姐”角色活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的她们，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底色？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心灵的切面分析。
一是严重的“被抛弃”创伤

我们知道，母婴的关系质量决定一个人的人格结构。

对于“重男轻女”家庭的女孩来说，她们得到的爱和关注较少，内心容易恐惧，自卑，没有安全感。同时，内心有一个巨大的空洞，容易有严重的“被抛弃”创伤。而这种创伤，可能会在未来的亲密关系中重现。

朋友小简分手两个月后，找我出来喝咖啡。“你说我是被下蛊了吗，为什么感情这么不顺，又崩了……”

“你自己怎么看？” 我也好奇。

“我跟他发信息，他常常不回我。可是，每一次他不回我，我就特别难受。那种感觉就好像本来脚上有一个陈年旧伤，他每一次的“不回应”，就在这个伤口上踩一脚，皮啊肉啊连着撕裂，疼得我受不了……”

她的眉头皱得很紧，似乎那种痛苦深刻到呈现躯体化。“他会不会是在忙？”

“理智层面，我知道他可能在忙碌，我也知道他是工作起来很专注的人。但是，在情感层面，我就是忍不住的痛苦和愤怒，每一次的无回应，都感觉他离我越来越远。我想要牢牢地抓住他，可是越想抓，却越是抓不住，然后我就崩了，提了分手……”

这种理智和情感层面的分裂，其实与小简的内心状态有关。从小，她就是跟着外婆长大，而父母则带着弟弟在城里生活。直到她上了小学，才被接了回去。父母其实对她很好，可是在小简的心里，总是感觉和他们隔着一层陌生。

“我常常做梦，梦到自己一个人在冰冷的湖水里，真的好冷好冷……”

梦里的寒冷，其实就是小简内化的客体关系。它带着“被抛弃”的创伤，并且在和男友的关系中一再地被激活。当男友没有及时或者没有回复她信息时，那种“被抛弃”“无回应”感马上被激活，甚至“无价值感”“不配被爱”等感觉也一并浮现。

亲密中的分离与创伤，一再地强迫性重复。这就像希腊神话中推着巨石前往山顶的弗弗西斯，受着命运的诅咒，巨石永远会从山顶滚落下来。

二是成为“施虐者”的同谋

我们常常见到“重男轻女”家庭中的女性，一边深受其害又一边向“施虐者”认同。

电影中的姑妈，年轻时也曾是高材生，她考上了学俄语的大学，弟弟考上的是中专。因为她是姐姐，所以她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工作后，她本来要前往外地做生意，但是接到家人的电话，因为弟弟要二胎需要她照顾侄女，她又放弃了追求。

这样的人生，是被迫装进家族的“套娃”，一次又一次地奉献。后来，她们成为父母意愿忠诚的捍卫者，也许比其他子女更孝顺，更照顾同胞兄弟，更为家族付出。她们可能通过这种过度的牺牲，来寻求父母的关注，来感受自己的存在价值。

比如，当安然为了自己的人生想给弟弟找寄养家庭时，姑妈却一次又一次地劝说，甚至是愤怒地威胁，“你要敢卖你弟弟，我就去法院告你……” 熟悉的“道德绑架”，只是这一次，姑妈自己成了那个同谋。

以上，是外显的现实层面的“绑架”。还有一些“施虐”，是以更为隐匿的方式在潜意识的层面运行。比如，一个长辈曾跟我说过一个故事：

小的时候，每一次她伸出筷子想吃桌上的鱼时，她妈总会偷偷踢她一脚，再白上一眼。她就只好把筷子缩回来，扒拉碗里的白米饭，然后看着妈妈把鱼肉里的刺挑了，放在弟弟的碗里……

“这事儿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很多年了，我对于在吃饭时主动伸出筷子夹自己想吃的菜，都带着某种挥之不去的羞耻感。可是，说来也奇怪，长大以后我自己有能力吃鱼了，每次吃却总是会卡到鱼刺。”

其实，我们都知道，可能是这位长辈自己在给自己设限。她让自己不能好好享受一顿鱼肉，是因为在她的内心世界，也许觉得比起弟弟，她不配好好吃一顿鱼。

而这份主动索取的羞耻感、自我价值的贬低，其实是这位长辈在长期和母亲互动的过程中所习得。

也许，当上一代女性的自我价值被摧毁，她们也没有办法去看到、肯定下一代女性的自我价值。甚至，还会成为她们健康自尊、自信、自我的“施虐者”。

无奈的是，这也是她们无意识的行为。

三是制造家族的“代际传递”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的心头常常会有一种心痛的感觉。而这份心痛里，不仅仅是对“姐姐”的悲伤，还有对整个家族的一份担忧在。

我们知道，生活在“重男轻女”家庭中长期被父母不公平对待的女性，她们的内心深处其实积攒着很多的痛苦、愤怒、被抛弃感、无价值感、羞耻感……有些时候，她们能够感知它们并表达出来。但也有很多女性，她们无法意识到自己是有愤怒和痛苦的。

因为那些情绪被打包压抑到潜意识，无法辨析。但是压抑并不代表消失，它们可能成了飘荡的“游魂”，在代际间不受控制地传递，制造着更多的痛苦。

比如电影里，姑妈的女儿多次怼母亲，“你活该命苦！你不苦谁苦！”女儿的这份愤怒，其实仔细感知，很多是在替母亲（姑妈）在愤怒。

这是代际传递的方式之一，即母亲把自己压抑的情绪和创伤投射给自己的女儿，而女儿出于对母亲的忠诚，承接了本不该属于自己的情绪，甚至是命运。

还有一种传递方式，通过人格的共生来完成。当家族中所有的个体，没有清晰的自我边界，全部被装入一个锅里煮时，从人格的层面来说，她们其实是处于一种玛格丽特·马勒所说的共生状态。

婴儿在出生后的2-6个月，和母亲需要共生。那个时候，母亲的存在就是婴儿的存在，母亲的疼痛就是婴儿的疼痛。但是6个月之后，他们就要慢慢地走向分离个体化，让自己从原生家庭里慢慢分离出来，长出一个结实的自体，一个独立的人。

但是，重男轻女家庭中的女性，因为没有内化足够有滋养的客体的爱，所以她们的人格可能还处于一个比较早期的不成熟的共生阶段。用一个来访者的梦境比喻来表达：

“我梦到家族中的女性一个一个地排队去抽脊髓。我的外婆，已经被抽走了。我的母亲，也乖乖地躺在手术室里被抽掉脊髓。接下来，要轮到我了，外婆和妈妈都来抓我了……可是好痛啊，我拼命地在挣扎，却怎么都甩不开……”

阉割掉自我需求，被迫抽走让自我站立的“脊髓”，彼此共生，成了家族系统中女性的宿命。它们制造着一代又一代的悲剧轮回，简直惨烈。

如果我们仔细触摸人类的心灵，会发现那个精神的世界，不比现实来得轻易。它们同样是一场硝烟弥漫的战争，需要我们竭尽全力。

在这场心灵的战争中，我的内心深处常常会想起一幅画面，那就是高尔基的海燕。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云，它叫喊着……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

面对命运的暴风雨，我们都拥有自由的意志。就算上天给我们发了一张“姐姐”牌，但是要不要被迫成为“扶弟魔”，却是我们的选择。

如果轮回已至我们这一辈，那么何不从自身开始？去做一只暴风雨里的海燕，修复曾经的创伤，斩断一代代的轮回，不要再制造新的“施虐”，去挣脱重男轻女的禁锢，获得真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