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回忆录：因个人事件而赋能和失去能力的分析师（下）| Judy L. Kantrowitz

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会对我们与病人工作产生巨大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个人生活中遭受了巨大损失，这极大地影响了我和我的病人，并且在我的分析工作内外都产生了影响；它既使我失去了能力，又赋予了我能力。

21年前，我和丈夫在法国南部度假，回酒店的路上，我们还想象着更美好的未来。当我们进入房间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听到26岁的儿子说：“妈妈，我有个坏消息。我得了脑瘤。”我们第二天就飞回家了。我们的大儿子已经在他身边了。我们的女儿在非洲旅行，好几天都联系不上。我的儿子两天后做了星形细胞肿瘤手术。肿瘤被切除了，但不能完全切除；因为它与他的运动功能重叠。那天晚上在法国，当他联系到我们时，我的医生丈夫，他非常聪明，他说：“他会死的。”我知道这一定是真的，但我不能，也不愿在情感上接受这样的现实。他还年轻。我们都还年轻。我必须抱有希望，希望我们的儿子、希望我，继续生活下去，在他拥有的任何时间里寻找快乐。我深信：“总有一天会有人找到治愈这种脑瘤的方法。也许会是现在。我们怎么知道不会呢？”这是知道和不接受你所知道的东西的双重性。当理性告诉你没有未来，你如何保持希望和对未来的乐观？

那是八月初，我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见病人的安排。因此，我可以去拜访他的医生，在儿子开始接受放射治疗时陪在他身边，所有这些都不用取消病人的预约，也不用考虑我该告诉他们什么或不告诉他们什么。当然，我试着对自己说:“如果没有希望，医生们是不会计划这一切的，尽管我知道，医生总是尽他所能，医生的做法就好像我坚信的是真的：他是有可能被治愈的。”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开始考虑我的病人和我日程安排中的扰乱。我将告诉我的病人什么呢（如果非要告诉的话）？我知道，而且仍然相信，如果我是那个生病的人，我会告诉他们我的病情。我目睹了太多同事没有将严重的，往往危及生命的疾病告知他们的病人。这些分析师中的一些人——许多人年纪较大，但并非都如此——在没有任何机会说再见的情况下就去世了，让他们的病人感到震惊和丧失。即使死亡并非结果，病人也会为他们感知到的分析师的变化而挣扎，担心自己能否或是否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为自己对分析师的关心和焦虑所累，还担心自己可能会侵入、加重分析师的担忧，尤其是当分析师上了年纪时。我想，如果我是那个身患重病的分析师，我会希望处理好自己的疾病和可能的死亡对我的病人的影响。但是，对于他们和我来说，面对我儿子的危及生命的疾病，情况会一样吗？我的病人会怎么感知我？这将如何改变我们共同的工作？

我想到了我的每一个病人：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脆弱、他们的关系和对我的移情。当时我很幸运，我的大多数病人都和我一起工作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我这里进行着密集的分析工作。我很了解他们。当我想到每一个人的时候，我决定了将来有时间来处理我儿子的疾病对他们的意义——这也是我“知道”他的疾病的结果，同时又拒绝接受的反映。但是有一个病人让我很犹豫。她常常觉得我是疏远的、拒绝的，就像她在母亲那里体验到的一样。让她从别人那里得知（我儿子的疾病）会不会比从我这里得知更糟糕？但当我考虑到她的反应时，我认识到，我想告诉她的想法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她的愤怒，而她很可能会试图隐藏自己的愤怒。但我非常了解她，并认为自己能够帮助她把她的愤怒带到表面。然而，我越想就越觉得我应该尽力保护我所有病人的治疗。我知道，我需要保持警惕，如果他们怀疑出了什么问题，或者他们真的知道了，要去关注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冒险去看或说的东西。对我来说，我意识到，努力保护我的病人不受我所面对的现实的影响，让他们更容易接受，所有这些就像拯救一个孩子一样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不可避免地会留意到我的变化和不安的状态。

然后，我开始意识到，我想要，也感觉需要为自己保留工作空间。我希望它成为我从焦虑和悲伤中解脱出来的机会，而我一直在用一种希望的幻觉来抵御这种焦虑和悲伤。我可以陪在儿子身边，支持他，爱他，但我不能真正有效地帮助他，改变他可能会死去这一令人心碎的现实。我认识到我的工作是我不会感觉无助的地方，在那里我可以有效地帮助别人。我不知道我是否能不让我的病人知道我儿子生病的事实。我不打算对我的朋友和同事保密。人际关系给我带来安慰。我的许多同事和朋友的生活与我的病人的生活有交集；我不想强加给他们一些要对我们的生活保密的感觉——但他们会保护我的隐私吗？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呢？我以后再处理吧。基于这些考虑，我决定不告诉我的病人。在我作为精神分析师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一直求助于一位同事朋友，让他成为我的倾听者，和我一起处理我与病人谈话中发生的事情，倾听我可能遗漏的东西。现在我感到迫切需要被告知，我是否对自己隐瞒了我的病人可能在我身上觉察到的痛苦，或者是在表达自己的痛苦。有一个外部的倾听者让我感觉我可以相信自己不会那么自欺欺人。我为儿子感到悲痛，但我对将如何处理自己的工作感到更加安心。在我回来工作的第一天的第一个小时里，一个病人告诉我，她是八月初得知我儿子的病情的。精心的计划就这样结束了。告诉她这件事的人根本不知道她是在和我的一个病人说话。这只是病人社区成员生活中悲惨现实的一个分享。我的病人对我说：“我很抱歉打扰了你的生活。”我说，“恰恰相反，我的生活打扰了你的分析。”但是当然，这不是相反的。我意识到这两者都是真实的，实际上是分不开的。我并不介意她知道我的生活信息，但我知道这很可能是一种负担，需要我在工作中提高警惕。我的这种幻想很快就消失了，我以为自己可以通过工作来逃避对儿子疾病的担忧。我知道我的这个病人与另一个病人的关系很好，我预料另一个病人很快也会获悉我的情况。所以，我冲动地告诉了另一个病人，我想——但并没有真正想明白——她从我这里得到信息会更好。结果，第一个病人从来没有告诉第二个病人，所以我更需要额外的审视，现在有两个病人，而不只是一个病人知道我儿子得了脑瘤，而且她们有一个处于焦虑和悲伤状态的分析师，即使她可以尽力在分析工作中把它放在一边。努力工作，把痛苦放在一边，是我管理悲伤的方式。

我有成年的分析工作中的孩子，他们身体健康，我希望我能帮助他们成长，发展成最好的自己。我想，我也需要，把最好、最有效的自己带到我们的分析工作中，不去一直想着，感受着即将失去儿子的恐惧。我知道我必须警惕一些迹象，即我的病人会试图避免他们对我和我儿子的担忧，但没有出现担忧时，我也必须避免把他们所说的或没有说的解读为他们对我或我儿子的想法。我使他们的移情和治疗变得更加复杂。当第二个病人结束分析时，我为自己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负担而向她道歉。

经过一段时间的缓解，我儿子的肿瘤复发了。我继续努力保持工作作为一种暂时的休息。我和两个同事朋友谈论我和我的病人的情况。我在试着自我审视，但我不相信自己不会自欺欺人。我不仅想要继续相信我的儿子能活下来，尽管有种种困难，我还想要，也需要，相信自己还能有效地工作。我分析被恐惧和悲伤侵入的梦，这些恐惧和悲伤破坏了我对掌控的需求。我的丈夫尊重我的防御，没有继续把他的现实主义强加给我；事实上，有时候，我想他会因为和我一起想象并希望下一次治疗会有效而得到安慰。我的好友们——有些是同事，有些不是——在很多方面给了我滋养，他们同调我的心情、我想说的和我不想的。但是，当然，有些人并没有保持这种敏感性，所以一些友谊在我儿子生病的压力下没能维持下去。这些是其他的损失。但最重要的是，我的友谊给了我支持，帮助我为我的儿子和我与病人的工作提供支持。

我的儿子在被确诊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去世了，离他31岁生日刚过了一个星期。当一个人患有脑瘤时，不像其他癌症，他并不会感到疼痛。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是在我们附近的一家疗养院里度过的，我们每天都要去那里几次。我的儿子是一名记者，所以当他去世时，我的病人们不仅从精神分析届人士那里得知了消息，还从当地最著名的报纸《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上的一篇长篇讣告中得知了他那短暂而充满冒险的一生。他的葬礼是对那样一种生活的庆祝，人们讲述着他的滑稽故事，比如在一个周末乘坐飞机往返纽约十次，以获得一次免费的欧洲之旅。他是一个有趣的人，我们对他的回忆仍然让我们大笑，给我们带来欢乐。除了两个知道他生病的病人外，其他的病人都不知道。我的同事们保护了我的隐私——病人、我和我们的工作——然而……我不知道他们也许不自觉地知道什么。

几周后，当我回到工作岗位时，我所有的病人都知道我缺席的原因，他们是从一位同事那里得知的。他们对我表达了他们的悲伤。但孩子的死亡违背了人们的预期，与年纪较大的父母的死亡的反应不同，后者是一个情感上更能预期的顺序。对每一个病人，我都感到有必要继续对他（她）可能逃避的东西保持警惕。同时，我试着不去关注我儿子的疾病和我的痛苦。我相信对我的一些病人来说，我儿子的死亡让他们更难终止分析。也许他们觉得有必要和我在一起，可能是作为我替代的孩子。我也努力保持警惕，监测自己留住他们的愿望。

当我痛苦、不快乐、困惑——任何情绪困扰的状态——我都会写作。写作帮助我弄清楚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梦让我注意到自己无意识的一面。写作帮助我把它们整理出来。但我当时没有写我儿子的事，直到现在才写。我告诉自己，我不想那样使用他：当然我可以只为自己而写。但我没有这样做。相反，我继续投入到我的工作中，我的丈夫也是如此。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我们的儿子，讲他那些令我们捧腹大笑的故事。我们非常想念他，这是我们把他留在身边的一种方式。我也和其他人谈论他，所以并不是说我远离了对他的感情或思念。但我并没有转向写作。

哀悼，悲伤，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我开始了一个项目，探索分析师如何思考和选择写他们的病人。我采访了140名分析师，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然后一个同事朋友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这并不是你平时所想或所写的东西。”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只是在做。瞬间，我就知道了答案。我儿子是个记者，主要是一个调查记者。我无意识地在延续他的生活，在我的研究中扮演着他的角色。我找到了另一种方式让他活着。意识到这一点后，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在我儿子死后大约八年，我以前的一个病人回来了。她在二十多岁到三十出头时——也就是我儿子生病和死亡的年龄——一直在我这里接受分析。过去的这些年里，她偶尔会来报到一下，但现在她回来了，因为她被自己不知道如何控制的敌意吓坏了。她对自己毫无节制的愤怒感到惊讶，也无法理解。

我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把她分裂出去的她自己、她的关系，以及她情感的碎片整合起来，她将自己分裂出去的这些碎片描述为“分离的条纹”。我们的工作紧张激烈，要求很高，这是我们双方都很满意的。当我们已经在开始谈论结束时，她突然被诊断出患有胰腺癌。统计学上，她可以再活两年。我悲痛欲绝。我的分析里的孩子，我认识她三十多年了，她怎么会死呢？她那么努力，那么有活力，那么有生命力，比我年轻得多! 怎么会这样？虽然我知道她的预期存活时间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但现在我很难再次全身心投入到医学治愈的希望中去。而我们还有工作要做——我想我需要把她留在身边，尽我所能地帮助她。我们已经探讨了她的攻击性和对破坏性的恐惧的变化，现在她很害怕是她自己把这种病带到自己身上。我一直在努力消除她对自己的力量和无力量的幻想，尽可能地帮助她生活得充实。虽然我儿子生病时我的病人尚未接受治疗，但她知道他已经死了，现在他的死在她的治疗中还活着。她害怕她会把我赶走，害怕她会让我想到我的儿子和他的死，想到我自己的死。她害怕我不想和她在一起，不想和她一起工作。她担心她带给我的只是痛苦的回忆，尽管她希望我能保护她免于死亡，但她实际上并不相信。

如果我有这样的力量，我早就救了我的儿子。那还有什么意义呢？然而她知道她想和我在一起，去表达她的恐惧、愤怒和遗憾。她有美好的婚姻，她的孩子们也来陪她，表达他们对她的关心和爱。她哭了，有一种新的亲近感。她觉得自己不被母亲所看见，她也强烈地批评自己对孩子照顾不够。只有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她才觉得可以自由地说出这一切。

她对死亡的恐惧和想法的确唤起了那些年我陪伴儿子治疗过程中的希望和绝望。我努力把注意力放在她的身上，然而也不可避免地放在了我失去的孩子的身上。我的悲伤又被重新唤起，而且加剧了。丧失加剧了丧失。当然，现在我也更老了。虽然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但我也想到了自己的死亡。

在每三个月的扫描前，我的病人都焦虑不安；她不由得预感肿瘤要复发。她被诊断为癌症早期，化疗和放疗的方法希望能缩小她的肿瘤，但从统计上看，她存活下来的可能性很渺茫。我觉得自己好像在重温儿子的治疗过程；我知道，如果我要帮助她控制她的焦虑，我就必须控制住自己的焦虑。她做得很好，恢复了兼职教学，并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研究课题。扫描频率降低到每半年一次。我们在她的分析中一起努力工作。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尽可能充实地完成这项工作。不过，对我来说，喜悦的同时也有悲伤。因为我不能让自己完全相信，与她在一起会有不同的结局，她不会在我活着的时候死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扫描结果很清晰，她在治疗结束三年后恢复了活力，似乎她已经痊愈。我们都觉得这是个奇迹。我们想知道她是否准备好考虑结束她的分析。起初她说不，但后来又重新考虑，也许是时候了。我们以前也结束过，但这次不一样。我们现在都老了许多。如果她想回来，她不能确定我还会在那里。我比她大十多岁。她现在真的知道，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她不在我身边，她怎么能确定我没事呢？当然，有一天我也会有事，她怎么会知道？她怎么能离开我？我又怎么能忍受不知道她现在的健康和生活？她是我的分析里的孩子，但她不是我要留下来的孩子。在我们面前长大的病人，我们该如何结束？对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孩子，如果幸运的话，我们知道并可以共享他们的成年生活，但对我们的病人我们不得不放手，也许永远不知道他们的未来。她曾问过我一个问题，如果她不在这里和我在一起，她怎么能确定我没事呢？我告诉她，我有一份留给同事的病人名单和他们的联系方式，她也在名单里。如果（当）我发生什么不测，我的同事会告诉她。“但如果你生病了呢？”她问。“我会想知道，你会给我打电话吗？”我的眼泪现已经在眼眶里，我说：“如果我能的话。”她哭了。现实性让我们两人都感到辛酸。

当我们，我们的病人，结束一个有意义的治疗时，我们会为失去持续的联系而悲伤，但我们不会失去我们在自己和对方身上发现的东西：这段关系如何改变了我们每个人。当我们生命中挚爱的人去世时，丧失所产生的影响更加深远。对我和我丈夫来说，我们的工作，我们帮助他人的能力，我们关注他人而非关注自己的能力，似乎是应对丧失的方法。然而我意识到，在做分析师的过程中，我也一直让我的儿子陪着我，起初，我通过沉浸在他人的挣扎中来对抗自己的悲伤，我努力监控自己的悲伤如何限制了我的参与。我也努力识别我的病人在什么时候试图保护我而限制了自己；后来，由于病人危及生命的疾病，我更充分地重新体验了我的焦虑、悲伤和对即将来临的死亡的恐惧。

当我在威廉·阿兰森·怀特协会（William Alanson White Society）的研讨会上发表论文时，鲁思·伊伯（Ruth Imber）在她的讨论中，想知道我2014年的《终止的神话：关于结束，病人可以教给分析师什么》一书是否也是我哀悼过程的一部分。同样，当我的同事的问题使我意识到我的《关于病人的写作》（2006年）一书与我哀伤儿子的死亡的联系时，我立刻意识到她当然是对的。采访以前的病人，就结束分析和长期影响进行访谈，使我能够间接进入他们的悲伤体验，以及了解他们对这段重要关系的意义的吸收，当分析师不再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什么东西在他们身上持续起作用——他们所保留的，和他们不得不放弃和哀悼的。失去所爱之人的经历同时也是一种独特而普遍的经历。在消除存在的孤独中，我们可以找到慰藉。我与病人的工作和我的写作都为我提供了这种慰藉。我很幸运，也很感激找到了一个让自己如此满足的职业。

在分析工作中，个人和职业的自体（self）不可能总是以五十年前我被教导的方式来明确划分。但我确实相信，保持我们对病人的需求、痛苦和冲突的关注，并在我们自己的冲突、态度和价值观受到挑战时，努力保持中立，以便在不强加于人的情况下理解他人，这是一项分析责任。经由与病人的分析工作，我们个人获得了情感上的成长，这是一个额外的获益，但我们也需要小心，不要让这种自利主导我们的工作。

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传达我对分析师在分析工作过程中的角色的理解：有意识地决定暴露什么和不暴露什么，意识到不可避免的前意识和无意识的侵入，并致力于将焦点放在病人的需求和冲突上。然而，当侵入发生时，即使我们努力寻找方法来调节和利用我们的侵入，我们也知道我们个人的东西不可避免会侵占分析。有一个外部的观察者，比如同行的督导，会拓宽我们的视野。这是最好的，但这并不能消除我们潜在的盲目性。因此，我们工作中的乐趣和痛苦不可避免地会继续下去，我们的责任也在继续，无论是在分析中，还是在分析外。

参考文献见原文

Hoffman, I.Z. (1983). The patient as interpreter of the analyst’s experience.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19:389–422.
Jacobs, T.J. (1991). The Use of the Self: Countertransference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alytic Situa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KanTrowITZ, J.L. (2006). Writing about Patients: Responsibilities, Risks, and Ramifications. New York: Other Press.KanTrowITZ, J.L. (2009). Privacy and disclosure in psychoanalysi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57:787–806.KanTrowITZ, J.L. (2014). Myths of Termination: What Patients Can Teach Psychoanalysts about Endings. New York: Routledge.KanTrowITZ, J.L., KaTZ, a.L., Greenman, D.a., morrIs, H., PaoLITTo, f., sasHIn, J., & soLomon, L. (1989). The patient-analyst match and the outcome of psychoanalysis: A pilot stud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37:893–920.mcLauGHLIn, J.T. (1981). Transference, psychic reality, and countertransfer- ence.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50:639–664.racKer, H. (1957). The meanings and uses of countertransference.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26:303–357.sanDLer, J. (1976). Countertransference and role-responsivenes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oanalysis 3:43–47.woLsTeIn, b. (1989). Ferenczi, Freud,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interper- sonal relations.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25:672–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