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婴儿痛苦视而不见的母亲

作者  特夫菲卡·伊基斯（TEVFIKA IKIZ）

翻译  聂雨婷

作者

TEVFIKA IKIZ（特夫菲卡·伊基斯）心理学博士，自1992年以来一直担任伊斯坦布尔大学心理系的教授。她是一名精神分析学家，巴黎精神分析学会（Société Psychanalytique de Paris，简称SPP）和伊斯坦布尔精神分析协会（Istanbu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成员，也是精神分析国际交流协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Interactions de la Psychanalyse）伊斯坦布尔小组的代表。她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心身医学和投射技术。她还是《理论，对话，主题和临床与投射心理学》（Rorschachiana, Dialogue, Topique, and Revue Psychologie Clinique et Projective）杂志的国际编委会成员。她最新的著作有《东西方精神分析：关于精神分析的主题》（La psychanalyse au carrefour de l’orient et l’occident:Regard sur le sujet psychanalytique）和《特尓基的精神分析》（La psychanalyse en Turquie）。

摘要

本文描述了一位因家庭问题而寻求治疗的女士的案例。这一临床实践的片段揭示了一部分母亲在成为温尼科特所描述的“一般奉献的母亲”时所面临的困难。这些母亲“心盲”，无法在心理上看见或感受婴儿或儿童的痛苦。本文主要采用温尼科特和比昂关于母性功能剥夺的基本概念来讨论案例内容。

关键词

抱持，防护屏障，心盲，分离个体化

首先，我很荣幸能够参与本次精神分析国际交流协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Interactions de la Psychanalyse）的会议。去年八月在巴黎与苏菲·德·米霍亚（Sophie de Mijolla）谈到这个会议时，我就很感兴趣并想着可以借此分享一些在临床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我是一名成人心身精神分析学家（psychosomatic psychoanalyst），今天我将向大家讲述一个案例——一位无法在心理上体会自己孩子痛苦的母亲。

温尼科特（Winnicott）所说的“一般奉献的母亲”（ordinary devoted mother）使得母婴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同步且和谐的。母亲在婴儿身上的投入让婴儿对外界的需求得以满足，并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温尼科特强调，母亲仅仅满足婴儿的需求是不够的，她还必须能够注意到更多细微之处。这一过程被温尼科特称为抱持（holding），他希望诗人能够找到一个更贴切的词汇来描述这个过程。温尼科特将抱持定义为母亲直觉性地共情和容纳婴儿的情绪和需求，否则会给婴儿的存在带来负面影响。借助母亲所提供的可靠且安稳的环境，婴儿的持续存在感（going-on being）、自体完整性（ego-integration）和自我意识（a sense of self）得以发展。当婴儿认同并内化所体验到的母亲的照顾时，他就拥有了心理健康发展的基础。换句话说，如果母亲对婴儿的行为是出于自身的需要，而非婴儿所需的共情反应，这将会对婴儿的自体造成威胁。

考虑到母亲和婴儿在生命开始的过程中发生的联系，我希望本文描述的案例将说明 “母爱剥夺”（maternal deprivation）给婴儿和青春期儿童造成的痛苦。

案例研究

十年前，Z女士打电话预约了一次紧急治疗。她来的时候十分焦虑和沮丧，谈起了自己与14岁女儿之间的问题。她是一位成功的律师，将自己的生活问题归咎于女儿，说，虽然看了很多不同的医生，她仍然无法理解女儿的问题。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她以一种单调而乏味的方式重复着那些医生的名字和看病经历。她女儿的激素检查没有异常，身体也没有问题。而心理上的地，她说，所有青少年都这样，所以她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寻求帮助。Z女士处于一个十分自恋的阴茎位置（phallic position），她宣称如果不是因为女儿的问题，她根本不可能来做心理治疗。

Z女士在讲述自己不知道如何应对女儿青春期的问题时，说自己从来没给父母添过麻烦。她希望我帮助她理解女儿。在后面的治疗中，我了解到，在女儿出生的第一年，她把她交给了自己的母亲照顾。她提到，在把女儿接回来的时候没有发现任何不良影响，并补充说，自己也是祖母抚养长大的，女儿和她的外祖母相处得很好，因此她并不认为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由于Z女士十分看重自己的学术成就，所以在周围人的支持下，她毫不犹豫的出国留学了一年，在这段时间里，只见过女儿两次。

Z女士关注着我对她女儿行为的评论，并想要我尽快地帮她解决这些问题。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让Z女士明白，我们有必要对她自身进行一些工作。每次治疗，她都会提出一个关于女儿的紧急问题：要么是女儿逃课，没有回家在外面过夜，要么是几次她在家的时候，她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或争吵。对Z女士的治疗的第一部分，是不断地指出她的“心盲”（blindness）——无法理解思维方式与她不同的人。当她惊讶地提到校长和女儿朋友母亲的警告时，我能看见她在理解女儿感受上的困难。因此，第一部分治疗中主要关注的情绪是Z女士为有这样一个孩子而体验到的羞耻感。

长久以来，我已经习惯了见证病人运作功能（operational functioning）的过程。然而，当Z女士不带任何情绪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反反复复问我“我现在该怎么办？”“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之类的问题时，我对她产生了各种反移情（大部分是愤怒）。另一方面，我觉得分析师的这种“情感镜映”（affective mirroring）会激活病人的心理机制。我认为她对情绪的抑制（suppression）、压抑（repression）和（或）隔离（dissociation），导致了她心理功能的缺损，以及对他人的攻击性态度和愤怒。

在治疗的初始阶段，Z女士很难去加工心理内容。比昂（Bion）所说的话时常闯入我的脑海：“如果病人无法将情绪体验转化为α元素，他甚至都不能做梦。”比昂的理论认为，婴儿将未经消化和处理的β元素投射给母亲（或其他照顾者）；成人通过自己的“思维装置”（thought-thinking apparatus）帮助儿童重构、净化β元素并将其转化为α元素，再重新被婴儿同化、整合进自己的心理功能。这一转化得益于母亲的“α功能”，或者“母性遐想（maternal reverie）能力”，因而弥补了婴儿或病人产生或感受的β元素的不完善功能（desaturating function）。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接收了病人所有的焦虑和困难，并帮她将这些转化为可理解和承受的情绪。

这时候，可能有人会问在整个过程中父亲的作用是什么。Z女士反复说她丈夫的律师工作有多忙，说他们之间的竞争。她和丈夫在同一个办公室，像同胞一样竞争客户数量、参会次数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为什么父亲很难被纳入母女关系中。后来，在周围人的劝说之下，父亲确实进入了这段关系，但他没有在心理层面上处理女儿的问题，而是对女儿施加更严格的管控，导致情况恶化。在我这，Z女士同样进行着与丈夫的竞争，她告诉我，她的丈夫根本不相信心理学家。

父亲试图帮助他的妻子，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用温尼科特的（1965）术语来说，母亲没能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环境”（perfect environment），这对维持环境本身也带来了影响。当父亲似乎也很难理解女儿和设置限制时，女儿只好独自处理自己和父母的诸多问题。由于无法忍受这些痛苦，女儿自己找了一位治疗师（而不是父母为她选择的）。这使得情况有所改善。没有一个足够好的环境（good-enough environment），且经历了长期的挫折，这个孩子显然从婴儿期开始就体验着混乱的心理状态，承担母亲的照顾者角色，自己去看治疗师。因此，温尼科特告诫所有成年人不要忽视对青少年的照顾。

我的病人说，她女儿在她缺席的那一年以及整个童年期都从未给人添过任何麻烦，说她青春期以前是一个很乖的孩子。这意味着，由于母爱剥夺，Z女士的女儿在很小的时候就不得不学会自我照顾，不得不过早地成熟起来。Z女士提到，在女儿成长过程中，她去各地参加会议的时候从来没有失眠过，因为女儿睡得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毫无顾虑地留给家人照顾。在讲述这一切时，病人表示，尽管作为一个母亲她需要“抱持”，但实际上她没有付出过任何做母亲的情感或生理代价。

我与Z女士的工作开始于十年前，那时她想再生一个孩子。或许她会生下一个更容易养育的孩子，让她忘记自己做过的一切，忘记在与大女儿的关系之中所经历的事情。丈夫说，她的年纪太大不适合再生，而且他不想再经历一遍这些事情。如果执意要生，她得自己抚养那个孩子。Z女士在45岁的时候生下第二胎，并中断了治疗。如她自己所说：经过长期的治疗，与大女儿的争吵和冲突结束了，但她们的关系仍然很疏远，治疗并不那么成功。大女儿现在正在附近一所还不错的大学上学，但Z女士认为那所学校一般。她还提到，在治疗过程中，我作为她的“母亲”，完成了母性功能（maternal function），帮助她决定生下和照顾第二个孩子。

然而，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在小女儿5岁时，Z女士再次打电话给我，说她想重新接受治疗，在青春期开始之前对她女儿进行早期干预。这一次她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抑郁情绪，她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去处理生活中的外部问题，这严重刺激了她的精神。

Z女士的父亲生病了，重症监护结束之后，需要家人照顾。她疲于应付自己的工作、家庭和父亲的家庭。事实上，正像大女儿之前独自处理自己和父母的诸多问题一样，她现在也承担着照顾父母的义务，因为她成为了家庭的主心骨。她的兄弟姐妹并没有帮她。她非常不满他们让自己一人面对这些问题，正如她女儿之前所经历的一样。她必须为自己和父母提供一个“抱持”性的环境。她深受父亲抑郁情绪的影响，几乎每天都为他策划一项活动，督促他动起来。她想同时让小女儿和父亲有事做。

Z女士抑郁情绪也很严重。她每周至少带父亲出去两天，为小女儿腾出时间，不断为他们计划活动，没给自己留下任何喘息的空间。像大多数人为摆脱抑郁情绪所用的方法一样，Z女士让自己很忙，也让身边的人很忙。每时每刻都要做计划、对事情进行评估而引起的焦虑使她疲惫不堪。正如我们所知，防护屏障（protective shield）在母性功能中起中介作用。这个“屏障”系统是婴儿能够应对长期刺激的必要条件，但目前在我的病人身上却出现了危机，她必须同时应对父亲的疾病和她小女儿的问题。直到有一天她的小女儿大声抗议，她才明白了这种情况，从而重新前来治疗。

小女儿从婴儿期开始就一直有身体健康问题。在谈到这个女儿骄横任性的行为时，Z女士表示，她是唯一能安抚她的人，她和女儿的生活以一种十分激烈的方式“纠缠”在一起。比如，Z女士对女儿刚出生时的害羞感到不安，或是每次上车女儿都会呕吐，导致Z女士无法进行她为女儿安排的活动。

在此，作为一名治疗师，我发现了马勒（Mahler）、潘恩（Pine）和伯格曼（Bergman）（1973年）所描述的分离个体化问题（separation individuation）——当儿童与母亲过于亲近时，他与母亲分离时的状况。儿童意识到他可以通过与母亲保持眼神接触，自由地移动身体去探索外部世界。这同时也是在心理上与母亲分离。这个自然的过程在Z女士和她女儿之间并未正常进行，每次她试图与女儿分开时，女儿就开始不停地哭泣，并紧紧抓住她的裙子。用隐喻的说法——这样的动作行为刺激到了她。

正如我们所知，如果母亲很少或不恰当地使用防护屏障，可能会导致孩子的防御能力下降、躯体组织紊乱。在重新接受治疗的第一次会面中，Z女士开始意识到，流感、呕吐和小女儿的其他躯体问题可能受到了她的影响。小女儿多次因急性中耳炎而住院。当我告诉Z女士这些问题在心理上的含义时，她回答说，“我也经常生病，因而躺在床上。”

她还提到，她向儿童精神科医生咨询女儿的问题时，他说，每个孩子身上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医生开了很多抗生素，但很难给她服用，医生也越来越焦虑。作为一个心身精神分析师，尽管我相信压抑可以减轻，婴儿身上的躯体反应也可以自行改善，但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动荡不安的精神世界（由于母婴二人的患病和Z女士与父亲的问题）表明，这对母女关系是有问题的。至于身体疾病，婴儿长大的过程中不可能不生病。然而，如果普通的感染或类似情况反复发生，就需要引起注意。在这整个讲述过程中，我试图理解自己对病人的反移情，理解自己的愤怒情绪。

女儿两到五岁时，在与母亲分离期间反复患上流感。幼儿园工作人员的帮助缓解了一些分离带来的影响。他们都理解，因为这种情况在每学年开始时都会出现。Z女士最初坚持让女儿退学，为她安排家庭护理，但在治疗当中她意识到，这主要是由于自己无能和失败感（例如“我做得不好，所以她才呕吐”这样的想法），改变客观环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如洛芙（Roiphe）和盖伦森（Galenson）（1987）所言，孩子16-19个月大时会意识到性别差异。如果婴儿期在父亲和母亲身上的投入充足，女孩可以通过个体化、象征和游戏、与日俱增的抑制情感直接表达的能力、与母亲分离以及将兴趣转向父亲来认识这些差异。洛芙和盖伦森认为，那些早期客体质量较差的女孩，对母亲的矛盾性依赖明显更强，有可能出现退化行为。我从母亲那里获悉，她女儿想穿男孩的衣服，总是穿同样的裤子去上学，她到处宣称自己是一个男孩。这种情况在上学前就很严重，她根本无法忍受。女儿频繁让学校给她打电话，不想去学校组织的旅行，担心自己会迷路，无法回到学校或家。

当我使用比昂（1994）的理论来理解母亲没有能力处理自己的焦虑和女儿的问题时，我发现是她无法容纳和转化女儿投射给她的死亡焦虑。母亲并未内摄女儿的焦虑，因此转化也无从谈起。在治疗的过程中，她希望我能识别、接收并转化这些焦虑。只有这样，她才能理解它们，容纳、感受并帮助女儿化解心中莫名的恐惧。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Z女士在和她母亲的关系中，是一个无法容纳和转化这些焦虑的人，一个曾被剥夺母爱的人。在一次关于小女儿的问题日益严重的治疗中，Z女士说她需要一个容器，她总是想到自己的阿姨，希望她可以帮助自己应对小女儿的问题，就像她帮助自己和她的大女儿一样。她边哭边说。这是情感体验重新和语言建立连接的关键治疗进展。

在与大女儿有关的治疗中，温尼科特所说的父亲的框架功能（framing function of fatherhood）以一种十分严苛的方式起着作用，但在关于小女儿的部分，父亲在母女关系中扮演了一个更恰当且有效的组织者角色。

Z女士有段时间一直说，与小女儿不同，大女儿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类似的躯体疾病。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小女儿的躯体化与自己的焦虑和担忧有关。在大女儿的童年期，她自己曾因严重的耳鼻喉问题而住院两次。这些由于不能满足外界（刺激）需求而产生的无能感和疲劳，标志着她的焦虑和抑郁状态。

在女儿上小学时，她曾在临床医生的推荐下接受了一些治疗师的治疗，但都没有取得效果。Z女士说，她最后想让我给她女儿取一个治疗师的名字。她说，治疗使她意识到女儿的问题会导致她不快乐，并接纳了自己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无能为力。

“我觉得自己无法理解大女儿的问题，因为我在青春期的时候，从未给自己的父母添过麻烦。我实际上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青春期。这也是为什么当我在20多岁生下她的时候，我的青春期也开始了。我玩得很开心，做了很多的事，根本不关心她。但是这个女儿的问题很严重，我需要带她去接受治疗，学习如何防止这些问题让她（和我）在未来不开心。”

与此同时，大女儿对妹妹的问题并不是漠不关心的态度，她告诫父母不要重蹈覆辙，并以自己为例，说明他们如何无法依靠，导致她只能独自处理自己的悲伤和愤怒，以及所有随之而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