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童年乱伦的成年幸存者的治疗中建立无力量关怀

作者  莎伦·吉尔

翻译  王利佳

乱伦残忍地消除了父母对他/她的孩子本能的关怀，将这种关系转变成一种力量和破坏的关系。这种沟通模式在治疗中会被重新扮演。因此，在乱伦成年幸存者的治疗中，体现的一个主要矛盾是，力量和关怀的矛盾。当治疗双方无意识地，被迫重新扮演不可原谅的过去的元素，与此同时，治疗关系如何维持母性的关怀？通过展现临床材料，我阐明了在我与一位女性患者工作时，这种冲突性的矛盾，是如何蒙蔽了我，导致我们陷入僵局，同时忽视并重新扮演了一种乱伦关系。在重新扮演的过程中，保持真正的人文关怀被摧毁了，因为我们都成为了她之前写的故事中的人物。当治疗过程，从解决关怀和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的负担中，解放出来时，无力量关怀成为可能，从而逐渐促进辩证空间的发展，实现更全面的体验和沟通模式。另外，虐待性重新扮演的力量，并不否定患者和治疗师同样对力量做出关怀反应的自由选择。

理论背景

乱伦的力量

乱伦残忍地消除了父母对其子女本能的关怀，将这种关系转化为一种力量。【1】这种力量包括权力、强加、效能、全能、力量、强度、影响、赋权、义务、胁迫、约束和压力。乱伦的力量以各种方式显露出来：

1.虐待本身是由情感控制和/或身体力量造成的。受虐待的儿童被迫参与性活动，这超出了其身体和情感能力范围(Davies & Frawley, 1994)。施虐者以体力和威胁的手段，胁迫和控制孩子，比如：“如果你告诉别人，我就杀了他”；或者，“如果你妈妈知道了，她就再也不会爱你了”。他也可能使用在情感上禁锢孩子的方法，主要是表达孩子所理解的爱和独特感：“你是我最喜欢的孩子”，或者，“这是我们的特殊秘密”。

2.孩子被过度刺激并感到困惑，缺乏以有意义，或可管理的方式融入经验的技能。他的经历变得如此混乱，以至于它经常被完全消除，成为一种“未表述的经历”，在这种经历中，孩子失去了控制，也失去了与它的情感联系 (Stern, 1983; Winnicott, 1974)。

3.为了让父亲满意并避免失去他，孩子变得受控制、默许、被动，并脱离自己的需求和情感，以及他躯体的“真实自我”。温尼科特(1965)在讨论“真我和假我的自我扭曲”时，将这种情绪状态称为“极端情况”，即身体真我没有完全形成，并隐藏在假我下，无法与外界联系。结果是通过与内在真我的分离，完全取悦他人。温尼科特认为这种情绪状态是一种极端的病态，表现在缺乏活力、娱乐和主观意义的生活中。

4.内心世界和客观世界之间的辩证对话受到了限制，因为两者都被虐待情形严重损坏了。全能的幻觉--首先是俄狄浦斯式的幻觉，意在保持私密和无意识--变成了无能的客观现实。主体性被拒绝。“潜在空间”(Winnicott, 1971)离散地保留了内心世界和客观世界——一个有意义和重要的存在所必需的一种精神组织——瓦解或缺失(Ogden, 1990)。内心世界变得透明而危险（因为幻觉应该仍然是幻觉），而外部客观世界变得具有侵入性，以及无法控制的危险。进出、过去和现在、我和非我之间的必要空间，被彻底摧毁了。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不真实的能力可能会被损害，甚至到精神错乱的程度。过去继续活在现在，仿佛是现在本身。内心世界被不加选择地包含在现在，成为现在，从而迫使受害者一遍又一遍地，再次经历他们受创伤的世界。

5.犯罪者坚持要求完全的忠诚、默许和反应，迫使孩子内化扭曲的关系模式，这种模式逐渐占据了他的内心。不幸的是，这些模式成为自我经验以及与他人关联的结构。孩子可能认为这些内化是正常的，有时会持续到成年晚期。他可能觉得有义务维持和重新扮演它们，作为一种对内心虐待的父母，保持忠诚的方式。

这些关系模式发展形成了受害者的经验模式，以及与他人的沟通模式，悲剧性地导致了虐待关系模式的验证和重复。虐待的内在和外在模式的重复，是一种关联的形式，在受害者最初的脑海中，看起来是正常和合法的。这些关系模式用相应的父母形象，来定义他们的主体间性。

6.母亲变得沉默，对虐待，以及她的孩子的痛苦和不幸的迹象视而不见。这种行为，可能是对犯罪者非语言的，以及未说出口的要求的反应。在自我的背景下，母亲的视而不见，可以用防御机制来理解，如否定、压抑、解离、分裂和分离，这些机制使她能够忍受这种情况。否则，承认虐待可能会对她的父母身份、她与父亲的关系、她的自我稳定和心态构成威胁——也就是说，我是什么样的父母？我该如何保护或帮助我的孩子？我怎么会信任这个人？我能再次相信我对他人和我自己的判断吗？不然的话，她怎么能允许，甚至促成呢？(Davies & Frawley, 1994)。

7.在更深的层面上，初步个人的和典型的乱伦幻想，可能会在母亲身上唤起“难以想象的焦虑”(Winnicott, 1965)。不知不觉中，她可能会被自己的性冲动和对父亲的嫉妒吓坏，父亲实现了她永远不会允许自己做的东西。母亲既是在性方面渴望父亲的受虐儿童，又是渴望孩子的母亲。她的内心世界，一方面被性、嫉妒和破坏性淹没，另一方面，又被母亲需要保护孩子免受父亲伤害所淹没。她可能对崩溃感到恐惧 (Winnicott, 1974)，可能是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崩溃，她可能通过“自闭防御” (Ogden, 1992)来保护自己，经历一种“潜在辩证空间”的破裂(Ogden, 1990)。她可能会表现出对虐待视而不见的反应，但矛盾的是，她知道自己不能看到什么——一个“未经思考的已知内容”(Bollas, 1987)。

8.乱伦的片段是粗糙的、难以忍受的、原始的，因此被作为β元素所经历，不能被任何相关的家庭成员所包含。也就是说，没有人的α函数可以将这些片段转化为情感知识，因此片段变得没有意义和陌生(Bion，1967)。这样的家庭动态阻碍了家庭成员在情感上的相互了解。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被缠住的陌生人，抛弃却又相互联系，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被虐待的孩子。

乱伦成年幸存者的治疗工作中的力量

乱伦在治疗过程中可能有双重存在。诱人的、安全的和退行的治疗氛围，以及治疗师的理想化，可能会招致和引起压倒性的潜在愿望。他们激励患者和治疗师相信会产生改变。然而，当再经历虐待时，对立的力量，倾向于在治疗过程中，以各种抵制改变的方式占主导地位。此外，如果过于积极地追求变化，变化的动力往往会陷入僵局。其中一些挑战描述如下：

1.患者渴望呕吐，从难以忍受的，无意义的虐待片段中，释放自己，这些片段，不断攻击和摧毁他的内在关系和主体间现实。但是，这种情绪上的呕吐并不是针对沟通。它为患者创造了一种暂时缓解的幻觉，然而治疗师可能会感到，被无价值的情感材料所利用，以及负担过重，而这些情感材料通常是他不熟悉的。他可能会欢迎这些预测，理解患者需要休息，但他也可能觉得有义务承担这些。最终，他可能会觉得被它们噎住了，他可能会把它们扔回给患者，再次扮演虐待的情况(Symington & Symington, 1996)。

2.患者寻找一个能接受、抱持他人的人，这个人能帮助他收集他孤立的投射片段，包容并处理它们。然后，他可以将它们作为α元素重新整合，发展对自己情感现实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并能够体验自己的“自我”成为主体 (Bion, 1962, 1967; Symington & Symington, 1996)。患者渴望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对自己和他人充满同情。他需要去感觉正常，有爱的和可爱的，被认可为一个主体 (Benjamin, 1995)。与此同时，他害怕这样的变化，希望保持内心熟悉的稳定性，即使那是混乱的稳定。他被对自己内心客体的忠诚所束缚，例如，对施虐者和视而不见的母亲；否则，他可能会失去父母的形象，仍然是一个孤儿，一个空洞(Davies, 2004)。

3.患者渴望说出他遭受的迫害、折磨和未表述的崩溃，并最终了解，他的过去和他自己。他渴望与一个能够聆听，并包容他的故事的参与者证人，讲述和聆听他的故事，即使是通过最初的沟通模式（例如见诸行动、投射性认同）。然而，受害者的最初的沟通模式，可能会引发相反关系模式的重复，即强制、控制和盲目。他可能害怕去表述和了解崩溃，因为尽管未知很困难，但将它转化为情感知识，需要面临新的、更可怕的挑战：面对他是乱伦幸存者，这一难以忍受的事实，丧失亲人以及应对这一知识。患者经常带着明显的愤怒，告诉我，他们更愿意坚持他们的疑惑。

4.治疗师，就他而言，无意识地被要求，实现患者需要他扮演的角色 (Sandler, 1976)。虽然治疗师可能会感到被困住，但矛盾的是，这是使双方能够倾听，并在以后的扮演工作的唯一方法，因为扮演是分析第三体进化的一部分 (Ogden, 1994)。然而，在一段时间内，治疗师可能会认为，这种压力缩小了他与患者的空间。此外，治疗师可能会直面自己的虐待史，也许是第一次——一次可怕但令人兴奋，主要是令人困惑的经历。治疗师可能讨厌患者强迫他面对这些方面，他可能同时希望，通过患者来发现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疗师可能会，利用患者来满足自己的自恋需求，就像施虐的父亲和视而不见的母亲一样。

临床案例

诺姆，一个30岁的心理学学生，在她母亲死于复发性乳腺癌后，前来接受治疗，诺姆十几岁时，母亲就患了乳腺癌。虽然诺姆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但她和父亲是母亲的主要照顾者。她的两个哥哥，以及她的祖父母，只参与她特意分配给他们的特定任务。“这是我们（她父亲和她）的义务。”诺姆反复说，好像在拼命说服我和她自己。“我们都很清楚，我和父亲必须照顾她。没人怀疑这一点。”她补充道，有时语气坚定，有时带着孩子气的恳求。诺姆不能也不想，在治疗中对此表示怀疑。当我评论说“义务”这个词对我来说太苛刻时，她斩钉截铁地说：“好吧，我希望如果我得了癌症，你也同样有义务照顾我。”我把她的话解释为，对我们关系的期望，因此问她，她是否想让我感受一下，她对她母亲的感受。她平静地说：“你不明白。”她是对的，我不明白。然而，我确实认为她在无意识地邀请我，在一个未知的重演中扮演一个角色——桑德勒（Sandler）(1976)称之为“角色响应性”。我还不明白她需要我扮演什么角色。

令我惊讶的是，我起初是主观臆断的。我觉得奇怪的是，只有诺姆和她的父亲觉得，有责任或有必要参与照顾母亲，尤其是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她死时，我是她身边唯一的灵魂。”她自豪地告诉我。在我看来，似乎没有其他人参与的空间，也没有空间允许我质疑为什么。我对她用这种方式束缚我，感到生气，也生气自己是如此的不耐烦和无能。尽管如此，我希望她继续接受治疗，或者我只是需要她回来。我觉得有必要去理解，无视我的压力对她造成的相反的影响，以及脱离了这个问题：我如此急切想知道的是什么？事实上，我对继续向她施压，有个人合理化的解释：她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母亲，在我童年早期，她从未说起过我父亲的去世。我认为，我熟悉忽视死亡所涉及的情感成本，因此认为，在这方面，我有义务帮助她。这显然是一种傲慢的观点。

我们的相互理解，是几个月后出现的，关于她对待母亲是出于力量，而不是出于选择。她谈到了她的哥哥们，试图向我解释他们为什么不能照顾她的母亲。“他们理解不了她的痛苦”，她说。“他们是男人”。我被她的说法惹恼了，想着自己是男性，以及她的愿望，如果她得了癌症，我会照顾她。然而，她的语调听起来很熟悉。他们呼应了经常想起她时，我的那种同样傲慢的感觉。我问她，作为一个男人，我是否不能感受到她的痛苦。首先，她沉默了，似乎在纠结这个问题，然后说：“男人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你呢？”我温柔地问她。“我不得不照顾我的母亲，不是出于真正的关怀，而是出于力量。”她悲伤地咕哝道。在接下来的两年治疗中，她所说的力量，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个谜。

在那两年里，诺姆很少谈论她的母亲，或者她的家人。我们的大部分会议，都集中在她无法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上。“我这么快就失去兴趣了，人们太无趣了。”她每次都会带着明显的失望说，但她从未停止尝试与人沟通。这就好像她在等待一个，在现实中找不到的，想象中的人或事。她无法忍受这种差距，也无法弥合这种差距。

诺姆在我们的谈话中也提到了，她在亲密关系中的困难。一方面，她对我保持距离和客观化——称我为“医生”，或“吉尔医生”或“我的治疗师”，从不像其他患者那样，直呼我的名字。当我思考她与我保持稳定关系的能力时，她曾说，她在情感上是脱离的，尤其是当我试图用言语表达我们的关系时：“你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这些不是真正的关系……你知道我的意思，你是我的治疗师。”有一次，当我思考她是否，有能力与我保持稳定的关系时，她说。这让我想起她对她的哥哥们的态度，作为男人，他们没有能力理解她母亲的痛苦。她在我心目中是一堵空白的墙。在那些会议中，我们之间，没有形成有意义的情感理解。我逐渐失去了兴趣，在我们的会议中感到厌倦，甚至没有为此感到内疚。我觉得，她似乎把自己对短期关系的情绪状态，投射到了我身上。

有时我认为她是在扮演死亡——她母亲的，她的，她父亲的——但这种想法也没有根据。然而，另一方面，她希望我能在她生病时照顾她，这一愿望继续在我脑海中回响——我觉得这是一个孩子般的，对关怀和支持的愿望，这代表了，她在现实中与我联系的方式，和她无意识地渴望联系的方式之间的差距。有一次，当我问她，我们的会议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时，她立即回答说：“你是我唯一拥有的人。”这让我大吃一惊。

然而，在休会期间，我很生气，因为她看不到我有多困惑；在会议期间，我感到多么孤独；我多么不耐烦地等待下一个患者。我对自己自恋的想法感到愤怒，无法真正看到她。仿佛我能感受到她的唯一方式是，没有她在旁边真正出现。我觉得她在蒙蔽我，在阴影中徘徊，我不喜欢自己那样。我突然想到，也许她是在通过投射性认同的方式，向我传达她绝望和无能的感觉。我本打算在我们的下一次会议上，与她分享这种理解，但一旦她在房间里，我突然感到自私，不想给她这份“礼物”，关于我的理解。我也失去了热情。

相反，在我们的下一次会议上，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想到我的另一个患者，她的母亲患了流感，我心不在焉地问她，她母亲感觉如何，仿佛我不记得诺姆的母亲早就去世了。她尖锐地瞥了我一眼，深感侮辱，无法回应。然后她低下头，保持沉默和冻结。我又茫然又羞愧。在漫长的几分钟后，我告诉她我有多抱歉，并问她，是否想谈谈刚才发生的事情。她默默地哭了。我没有干涉。我强迫自己继续看着她——可能是第一次，希望这能帮助她感觉不那么孤独，也许是想抵消我的错误，或者至少减轻我的内疚。

她很漂亮，有着长长的顺滑的黑发，又瘦又小，但气场很强。在那个不合适的时刻，她突然看起来对我很有吸引力。我以前怎么从来没有注意到呢？我感到内疚和性兴奋交织在一起。我觉得自己还活着，但同时又感到不安和困惑。我知道，我们之间正在发生一些重要的事情。渐渐地，我明白她需要我忘记她母亲的死。我们已经准备好超越这一点，它以一种奇怪的、性的方式让我兴奋，让我吃惊，同时让我感到内疚。

沉默了几分钟后，她抬起头，平静地问我：“你为什么用那种方式看着我？”“用什么方式？”我问。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就像我父亲经常看着我一样，我觉得恶心。”“你父亲怎么看你的？”我问。“像情人一样。”她沉闷地低声说道。“那个眼神是我们的信号——一个让我和他一起去我卧室的信号，也就是说，去‘我们的卧室’——我们曾经做爱的地方。”

慢慢地，我意识到，我看着她不是出于内疚，而是出于想见她的真诚愿望。一个深邃的空间在我心中打开，很快被焦虑和悲伤的强烈情绪所取代。我知道为什么我忘记了她母亲的死亡，现在这似乎是一个被隐藏的故事：我短暂的失忆是唯一的方法，对于我腾出空间，聆听她在两年的治疗中，拼命想告诉我的事情，主要是通过一次又一次地扮演它。通过忘记她的母亲，我扮演了她和她父亲的关系；我回应了她指向我的角色(Sandler, 1976)；我成了她的父亲。这是唯一的方式，能够让我像她父亲那样看待她——作为一个性对象。这就是为什么，她突然对我表现出性欲——我曾透过她父亲的眼睛看着她。只有到那时，我才能最终成为，她和她父亲乱伦关系的一部分。

“你不是来和我谈论你母亲的死的。”我温柔地说。她擦干眼泪，专注地听着，眼睛盯着我。“你需要沟通的是你和你父亲的关系，”我解释道。她又开始哭了，这次是大声的，继续看着我，示意我继续。她看起来很脆弱，我想拥抱她。“你小时候他性侵过你。”我轻声但平静地说。“他现在还是这样。”她说着，停止了哭泣。出去的时候，她真诚地拥抱了我，说了句“谢谢你，你对我真好”。当她离开房间时，我开始哭了，漫长而深刻。我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空间，这是我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在我们的会面过程中，我向她传达的，我内心的无意识的力量，这力量蒙蔽了我，使我忘记了她母亲的死，导致我对她感到刻板，以及不能感同身受，逐渐转化为了真正的母爱。

理论概念化：建立无力量关怀

乱伦成年幸存者的治疗中，体现的一个主要矛盾是力量和关怀的矛盾。当治疗双方无意识地，被迫重新扮演不可原谅的过去的元素，为了自由选择，而瓦解主体间空间的同时，治疗关系如何维持母性的关怀？我在与诺姆合作时，这种冲突性的矛盾，蒙蔽了我，让我相信我们是在与她一起应对死亡，而忽略了她与她父亲的乱伦关系，这样做，我们被迫重新扮演她死去母亲的视而不见。我们又被迫重新扮演去完全消除她的母亲，这样我就可以，通过她父亲的眼睛看到诺姆，作为一个性对象。尽管关怀需要不受力量约束的主体间性，在这两次重新扮演中，保持真正的人文关怀被摧毁了，因为我们都成了她以前写的故事中的人物。

形成关怀

关怀被认为是在社会和亲密关系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种基本的人类情感。它包含善良、温柔、敏感、体贴和关心的感觉，没有无意识的利己主义(Pizer, 2014; Winnicott, 1963)：父母慷慨地给他/她的孩子一个新玩具，只是因为他爱他，享受他们共同的兴奋；如果天气变冷，丈夫会把夹克给妻子，仅仅是因为他在乎。健康形式的关怀，包括两个主体之间的主体间对话，其中一个主体能够向另一个主体，提供一些东西，开玩笑地、快乐地、自由地，而不期望任何回报。给予本身就足够了，因为它涉及相互认可、情感参与、无条件接受、善良和温柔(Benjamin, 1995; Hollway, 2006; Pizer, 2014)。这种关系模式，被认为起源于我们在最早、最深层次上，与他人的原始合一性(Mitchell, 2000)。

在治疗关系的背景下，治疗师自由选择，参与并致力于，另一个人的深刻情感体验，从而激发了一种关怀的倾向。治疗师可能因此成为参与者证人，建立正式或不对称的主体间相互性(Ogden, 1994; Mitchell, 2000)，并促使患者逐渐发展对治疗师和其他人的关怀。然而，治疗关怀不应来自同情、渴望、罪疚、自恋需求、全能或分裂(Davies, 2004; Pizer, 2014; Poland, 2000)。

温尼科特（Winnicott ）（1963, 1965）提出了两种形式的关怀，每种都与不同的发展成就，以及不同的情绪状态相关联——对罪疚感的关怀和对快乐的关怀(Tolmacz, 2013)。

第一种类型的关怀，即对罪疚感的关怀，由于对母亲的“无情”，婴儿所经历的，对罪疚感和焦虑情绪的反应。根据温尼科特（Winnicott）的说法，这种关怀是一个发展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婴儿整合了母亲的两种心理表征：客体母亲和环境母亲。在这一点上，婴儿也有能力认识到，他的母亲与自我是分离的，并为伤害她而感到罪疚。换句话说，这种类型的关怀是为了应对罪疚感。

第二种关怀，快乐的关怀，与后来的发展成就有关。在这里，温尼科特（Winnicott）(1965)提供了一个关怀的基础，源于孩子的快乐认知，他或她和照顾者可以共存，而不损害他们作为独立主体的存在。关于这种关怀，温尼科特（Winnicott）强调了破坏、爱和生存的同时性，但这一次不需要婴儿的赔偿。这里的核心情感是快乐，而不是罪疚感。婴儿感到感激，因为他或她可以摧毁和爱这个客体，使客体生存下来。意识到一个人可以在与母亲的关系中，运用自己全部的经验技能，能够给婴儿一种完整的感觉，这是快乐体验，以及对母亲的关怀感发展的基础。

乱伦幸存者治疗中的无力量关怀

乱伦残忍地消除了，父母对他/她的孩子本能的关怀，将这种关系，转变成一种力量和破坏的关系。这种沟通模式，往往会在幸存者的成年生活和治疗中重新扮演。在这样一种令人痛苦的治疗氛围中，患者或治疗师，都没有自由的空间去关怀彼此，每个人都被自己的误解窒息。死亡和抑郁，可能成为治疗情境中的主要内容和体验，误导治疗师和患者，好像它们是真实的一样(Ogden, 1994)。

然而，矛盾的是，这种治疗氛围能够在一种深层的、还没有意识到的相互关系中建立联结，因为对两个参与者来说，这可能会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感受到彼此之间的无情，但不是邪恶。这种联结可能会变成一种治疗僵局，除非治疗过程，从解决关怀和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从而逐渐促进无力量关怀的发展。这种关怀，可以成为一种独特的关系模式，这种模式来源于温尼科特（Winnicott）(1963，1965)确立的两种类型的关怀之间，辩证空间的建立——对罪疚感的关怀和对快乐的关怀。一方面，强制性的关怀源于罪疚感，而不是冲突，旨在赔偿，另一方面，源于主体性的快乐，这两种类型的关怀之间的辩证空间，实现了一种更全面的体验和沟通模式，包括一种创造性的主体间空间，即一种无力量关怀。那么，虐待性重新扮演的压力并不否定双方——患者和治疗师——感受来自罪疚感和快乐的关怀的自由选择，并带着关怀对力量做出反应，因为他们可以自由选择。

无力量关怀，建立了另一种形式的联系，导致更大的主体间性。两种类型的关怀的同时活跃，以及在个体的内在和外在现实中，它们之间的辩证对话，可能会产生一个主体间的空间，以产生一种健康的关怀，由于对胁迫的意识和接受，这种关怀不受关系力量的影响。在这个空间里，治疗师可以对迫使他/她忍受不愉快的贬值，或者相反，接受浮夸的钦佩的患者，表现出提供温柔和关怀的渴望。

必须持有和保持的矛盾和紧张表明，无力量关怀，只能在认可彼此主体性的两个主体之间演变。这是力量不否定同伴的自由选择、他们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唯一方式，能够仅仅因为同伴的希望和选择，引发对力量的关怀反应(Benjamin, 1995)。对力量的关怀，于是成为一种额外的体验和沟通模式，为分析第三体的出现创造了一个治疗空间(Ogden, 1994)。

在治疗儿童期乱伦的成年幸存者的背景下，主体间的分析第三体(Ogden, 1994)表明，大多数治疗反应，无论是患者还是治疗师，甚至那些通常被概念化为负面的反应，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谨慎使用，而不是作为一个有约束力的真理，分析第三体可能会提供根据，成为治疗的背景，释放对概念、记忆和欲望的需求(Bion, 1962, 1967; Symington & Symington, 1996)。

分析第三体象征着，在患者和治疗师之间的空间中产生和重新扮演的乱伦。每个主体都自愿贡献他/她的创伤性和非创伤性“积木”，它们一起产生了乱伦和治疗关系的共同体验——分析第三体。这个元素既不是患者的，也不是治疗师的，既不代表过去，也不代表现在。它是一个象征性的第三个参与者，体现了乱伦和治疗关系的经历，以创新和动态的方式被创造。每个同伴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自由去体验这种元素，并使用任何来自分析第三体经验的积木，为他/她的动态重生服务。患者和治疗师，也可以通过内化和整合不断变化的分析第三体元素，来重建自己。随后，患者可以扩展他的自我经验，并能够面对治疗之外的自己和世界，不仅作为一系列虐待元素的强制重复，而且作为一个，自我以及与他人的关系的主体间重塑的机会。他过上一个有意义和综合性生活的自由水平，可能会显著提高(Ogden, 1988, 1990, 1992)。

回到诺姆和我

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诺姆和我处理了她母亲的死亡，以及作为唯一一个，有特权照顾母亲的人，她的空洞的义务。我甚至和她分享了我自己父亲去世的经历，以及我无法谈论这件事的经历，希望这能帮助我们拉近彼此的距离，为亲密关系打开一些空间。然而，相反的反应发生了——它让我们感到更加孤独和怨恨。

然而，只要需要忍受这种僵局，就能让我们在更深的无意识层面上，建立联系。它为主体间分析第三体的最终进化，埋下了种子(Ogden, 1994)，促进了一种相互的机会，去感受彼此的孤独，无情但不是邪恶，不知不觉地扮演了她的乱伦经历的元素(Davies & Frawley, 1994)，这可能逐渐发展成为无力量关怀。

只有当治疗过程，从解决乱伦力量和关怀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的负担中，释放出来时，治疗僵局才得以克服——毕竟，我是她的治疗师，为我无法关怀她，以及自恋地专注于自己，而感到内疚。然而，通过消除她母亲的存在，我们能够将β元素转化为α元素，并用言语表达乱伦。这时，一种主体间的分析第三体使我们能够拥抱乱伦的力量，并建立起对彼此真正的关怀。

注释

【1】在“理论概念化”部分，为了语言简洁，我把父亲称为施虐者，把受虐待的儿童称为男性。然而，这篇论文整体上提到了所有类型的乱伦和治疗同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