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色情对男性青少年心理组织的影响（上篇）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精神分析在当代 Author 曾奇峰主笔团
翻译 桂小珍
网络色情不应被自动视为对青少年的发展有害，就像没有一种环境因素是致病的一样。尽管如此，它也不应该被视为是无害的，就像《花花公子》对处于青春期的婴儿潮一代（the Boomer generation）那样。通过互联网接触色情内容牵涉到多种因素，而接触网络色情可能会促进青少年的全能感，削弱其象征化的能力，并导致一些青少年将他人只是作为部分客体而产生联系。如果家庭结构助长了夸大，并在性方面过度刺激，这些可能性就更大了。在这种情况下，潜伏期被扰乱了，因此即将到来的青少年在到达这个发展阶段时，却没有成功应对挑战的必要能力。本文提供了一个这样的青春期男孩的案例，从中可以看出网络色情是如何使他无法内化过渡到成年早期所需的各种调节功能的。
关键词：青少年发育中的心理组织；变态行为；过渡现象；潜伏期
在之前的一篇论文中（Sugarman,2017），我告诫大家不要认为技术一定会对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这种关于相互作用的发展系统的观点拒绝将决定性的重要性赋予任何一个系统（Gilmore和Meersand，2014）。无论先天还是后天，都不能单独决定任何一种心理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单一的环境体验都不可能对每个孩子有相同的意义或影响”（136）。
鉴于这一现实，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自动得出结论，认为网络色情将对青少年的思想造成有害的后果（Galatzer Levy，2012）。毕竟，大多数时代的青春期男孩都会寻求色情的暴露，部分原因是荷尔蒙对他们的身心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影响。此外，对性爱女人的恐惧、转移重新上演的或未充分解决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迫切需求、同性恋焦虑以及融入青少年男性同伴群体，这些因素也推动了人们对色情方面的兴趣。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男性分析师都记得在青春期偷偷摸摸地分享《花花公子》杂志，讨论我们对插页模特和女同学的幻想。这种色情内容对我们虽有影响，但并未明显损害我们的心理组织或发展。我们也倾向于避免它可能导致的对女性的严重物化。这通常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经历的事情，当外在世界出现了性的机会时就会放弃。
网络色情与前几代人的色情有什么不同吗？
我们似乎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只要接触网络色情的青少年不受预先存在的适应不良的妥协形成、发展中的不和谐或有问题的家庭结构所影响，那么网络色情是否对青春期男孩无害？事实上，这是很有可能的。今天，许多十几岁的男孩在穿越那个激烈的发展时期时，只是偶尔浏览了这些色情内容。他们既没有全神贯注于此，也没有因之受到严重影响。然而，许多其他的男女青少年，甚至是前青春期的儿童，都可能着迷于此并偏离轨道，这种情况在前面提到的《花花公子》杂志等早期形式的色情制品中并未发生过。换句话说，网络色情与前几代人可获得的色情内容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异。
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它的可获得性。过去，获得色情制品要困难得多。《花花公子》及其竞争对手的包装方式使人们无法在报摊上随意翻阅。只有年满18岁的人才能购买它们。因此，年龄更小的青少年通常不得不从年长的朋友、兄弟姐妹等人那里获得副本。色情制品如此难以获得，以至于非常被珍视，只与自己的亲密伙伴分享。由于这种稀缺性，青少年看到的机会有限，直到青春期后期，大学迎来了更多的机会，才有机会在大学生联谊会会所等地方观看到一些色情电影。不管怎样，到了青春期晚期，心智已经充分发展和组织起来，这样的色情内容不太可能会是有害的。
这与互联网上容易获得的色情内容形成鲜明对比。潜伏期的儿童和年龄较小的青少年只要收到他们的第一部智能手机或iPad，就可以获得它。其结果是网络色情成瘾的爆发。20年前，一项研究报告称，美国有900万成年人沉迷于网络形式的性行为（Cooper等，1999）。该报告的主要作者在一年后发表了另一项研究，发现10%的男性互联网用户沉迷于网络性爱（Cooper, Delmonico和Burg，2000）。而且，这些结果与很容易获得网络色情有关，这并非巧合。有人提出，色情产业是互联网得以生存的原因（Barry-Dee和Morris，2010；Knafo和Lo Bosco，2017）。
然而，造成网络色情潜在危害的不仅仅在于它的易获得性。另一个相关但不同的问题是互联网上色情作品的数量。《福布斯》的一篇文章(Ruvolo，2011)报道称，互联网上最受欢迎的百万个网站中，有42,337家与性有关。虽然这只占互联网的4%，但数据表明，这些色情网站被访问的时间远远超过4%。互联网上的统计数据显示，25-34%的互联网下载是针对色情网站。这些统计数字（大部分来自在线杂志，而非学术期刊）也显示，现在的儿童第一次接触到此类材料时的平均年龄为11岁。这类色情内容的数量和可获得性可能是导致临床所发现的潜伏期消失的原因之一（Guignard，2010）。
网络色情的种类也比前几代人看到的要多得多。它提供了一个虚拟的性行为和/或同伴的大杂烩，因此任何性欲都可以被激发并得到满足。从各种各样的支配/屈从或绑缚，一直到暗网中的残害和凶杀影片，施受虐狂比比皆是。人类已知的各种形式的变态行为也是如此（Knafo和Lo Bosco，2017）。网络上的儿童色情内容之多令人震惊。近二十年前的数据表明，有超过10万个网站提供儿童色情图片（《红鲱鱼》杂志，2002）。另据报道，每周有20,000张儿童色情图片被发布（国家防治虐待儿童协会，2003）。儿童和青少年可以接触到的色情内容数量之多、种类之多，使其比早期的色情内容更加令人难以抗拒。难怪网络色情成瘾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突出症状(Knafo和Lo Bosco，2017；Rosenfeld，2016；Sforza，2016)。
最后，将网络色情与过去几代青少年可获得的色情内容进行权衡时，必须考虑其激起情感的强度。《花花公子》里的裸体照片是静止的,客观的说，其内容看起来也平淡无奇，因而需要对其进行幻想的加工。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经常被用作青少年自慰时的道具。但是使用这些道具的青少年通常必须通过幻想提供他们自己的内心脚本，以获得满意的体验。使用互联网作为道具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它通常不需要内心的幻想或活动。当然，有些人更喜欢在网上看裸体男人或女人的照片，但这只是少数，因为可以接触到很多更详细、更令人兴奋的场景。因此，大多数青少年对网络色情内容的使用远远超过了对刺激幻想的道具的使用。网络色情也提供了剧本，并通过其视觉和听觉的生动程度来控制情感强度。它可以鼓动如此多的精神上的被动，以至于我们可以这样说，内容所塑造观看者的幻想与幻想所决定的内容同样多，甚至是更多。这与前几代青少年探索色情的经历有很大的不同。
独立于其内容的互联网对青少年发展的作用
在考虑网络色情对青少年的发展和功能的影响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它的影响不仅仅是由于性的内容。同样重要的是，它的表达媒介是互联网这一事实。与更多的传统媒体不同，互联网可以被视为是全面可获得的（Person，1986）。基于互联网的色情内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是，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求助于它。一旦儿童收到他们的第一部智能手机或iPad，露骨性爱的广阔世界就向他们敞开了大门，除非他们有警觉的父母，他们的父母有技术能力对可访问的网站进行程序限制。这种全面可获得性（omni-availability）会让人觉得，“......计算机是他们思想或人格的延伸”（Marzi，2016, xxxiii）或“反映他们的品味、态度和兴趣的‘空间’......是个人内在心理世界的延伸”（Suler，1996-2005,10）。“无论如何，正如许多分析领域的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毫无疑问，新技术对这一主题产生了影响。这与成年人有关，但更与儿童/青少年有关，因为越来越清楚的是，数字世界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不仅影响着形成心理表征的能力，也影响着符号化的能力”（Marzi，2016，xxxiii）。
也就是说，与以前时代的色情不同，由于涉及到对网络空间的沉浸，网络色情本身就存在潜在的风险。互联网本身有其独特的属性，因此无论其内容如何，都会对发病机制产生影响。而色情网站的加入可能会带来更多问题，因为它会影响心理结构的现实形成。这部分是由于在谈论网络空间时，“虚拟”一词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对于弗洛伊德（1900）、温尼科特（1951，1971）和其他分析师来说，虚拟指的是心灵的浮现属性（Antinucci，2016；Marzi，2016；Morpurgo，2016）。虚拟性涉及想象和直觉等内在过程，并意味着“与他人的关系是基于主体对客体的虚拟存在的预先认知而配置和理解，并在主体关系的世界中被发现”（Antinucci，2016, 77）。符号化作为一种心理功能隐含在这个词的传统意义中。虚拟性丰富了内在和外在世界，包含二者之间的交流。因此，外在世界的各个方面被内化，同时内在世界的各个方面被外化。这赋予了虚拟性独特的意义和情感色彩。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的边界以这种方式划定，因为这两个世界越来越清晰和整合。（Sugarman和Jaffe，1990）。
然而，在网络空间中发现的虚拟世界却截然不同（Longo，2016）。相反，它是一个具象的、孤立的领域，其中的客体是被发现的，而不是由主体间的互动创造的。图像是标志性的，而不是象征性的。内在心理过程，如精细加工、转换、象征和创造，在感官过度刺激的冲击下很容易崩溃（Marzi，2016；Morpurgo，2016）。这些人体在性互动中的标志性图像，就像博斯（Bosch）的《人间乐园》（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在一个人孤独舒适的家里进行现场表演。客体给人的感觉既是超现实的，同时又矛盾地遥远和超然。就好像“遥远的他者的存在仍然是虚构的，因为它们是在主体想象中的自体性欲的感官空间里产生的......无论如何，它本质上是唯我的、模糊不清的，以及无休止的、重复蛊惑的（Antinucci，2016, 79）。客体，包括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仍然是具象的，并且只存在于观察者基于驱力的冲动的背景中。
通过互联网访问色情内容的另一个独特方面与它对全能的刺激有关。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有想访问任何色情内容，就可以访问这些内容，这会助长一种无所不能的错觉，就像Novick和Novick（2016）所发现的封闭的、施受虐的自我调节和精神组织系统的特征。它导致了一种无所不能的幻觉，即任何以及所有欲望的完全满足是真实可获得的。网络色情创造了一种隐含的或明确的幻觉，即这种冲动或愿望的绝对满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获得这种满足的过程中，主体可以避免一切不舒服的感受，如感知到自己或他人的不足，以及在分离、丧失或失望时的沮丧或悲伤。此外，网络内容（包括色情内容）的情绪、视觉和听觉的强度，造成了一种不需要其他心理加工的具象的现实。欲望、愿望或任何其他的主观动机不需要被意识到，也不需要被提升到言语的抽象心智化水平。这种感觉上的过度刺激并没有任何独特或促进身份认同的地方，因为它没有建立在对主体的任何历史或个人意义的基础上。身份形成受到影响，他人也变成了部分客体，只是被当作网络设备屏幕上的图像而已（Antinucci，2016；Marzi，2016）。最终，所有应该成为自主和自我调节的重要心理功能都会被打乱，因为互联网（尤其如果与色情内容相结合）会冲击青少年发展中的心智，扰乱渐进的发展。
约瑟夫（Joseph）
现在我将提供一个我对约瑟夫的治疗的概述，以此说明互联网和色情的结合是如何破坏青少年的发展的。当约瑟夫的父母第一次向我咨询约瑟夫的对立、违逆和总是说脏话的问题时，他正处于潜伏期的早期。约瑟夫的父母是中产阶级上层，他们一共生养了六个孩子，约瑟夫是最小的那个，父母在学术和职业上都很成功。约瑟夫的母亲来自东海岸的一个显赫家庭，这个家庭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五月花号（Mayflower）。相比之下，约瑟夫的父亲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第一代美国人，他的父母是非法移民，但最终获得了公民身份和经济上的成功。约瑟夫的父亲是在一个工人阶级社区里长大，在那里他因智力和运动能力脱颖而出。约瑟夫的父母都曾就读于这个国家最负盛名的大学和法学院。父亲利用自己所受的教育成为一名成功的学者，而母亲则利用她所受的教育成为一名同样成功的执业者。
为了了解详细的发展史，我与父母的初次会面凸显了他们对约瑟夫的理想化。约瑟夫被描述为他们六个孩子中智力和运动方面最有天赋的一个，尽管六个孩子在学业和竞技体育中都表现得相当好。父亲比母亲更加理想化一些，但两人显然都对约瑟夫有极高的评价。最有趣的是，约瑟夫几乎没有给他们提供什么证据来支持这一看法。尽管他的标准化考试的分数很高，词汇量也很好，但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出色，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愿意付出太多努力。同样地，他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天生的运动员，很容易就能轻松地掌握任何运动，同时显示出巨大的潜力。但他总是拒绝继续他所尝试过的许多运动。
无论是约瑟夫的发展史还是他与我的访谈，都没有表明典型的竞争和攻击性冲突是导致他不能坚持下去的首要决定因素。相反，他认为这种看似回避竞技成功的行为是缺乏动力所致。在他看来，在竞技领域付出努力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在运动中或在出色的表现中几乎找不到乐趣。他对自己的音乐天赋也有同样的感觉，这也是一个类似的模式。他在学业上没有能发挥自己的潜力，也是类似的解释。他只是认为优秀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最好的成绩没有实际的价值，它们就被认为毫无意义。
在对约瑟夫进行了几次评估后，我感觉到这个小男孩缺乏他这个年龄段孩子通常有的兴奋和激情。他没有爱好，也不关注当地或全国的运动队，没有亲密的朋友，并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和不屑的态度，这种态度主要是针对成年人。他似乎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升华。尽管他有明显的智力和操作思维能力，但他的超我与通常的潜伏期超我不同。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行为有对权威人物的挑衅或抗拒，这通常指向早期潜伏期超我的挣扎（Gilmore和Meersand，2014）。他对权威人物的不公平的抱怨和对成人伪善的敏感，可能呈现出这个年龄特有的内在心声的外化。因此，他的行为确实与一些潜伏期儿童在超我问题上的挣扎有些相似，“......可能在某一时刻他看起来是一个没有内在道德标准且初出茅庐的不良少年；在下一时刻，他可能又过于正派，像一个警察，监督和报告其他人的越轨行为......”（Tyson和Tyson，1990，221）。
尽管存在这种明显的相似性，但我与约瑟夫的讨论表明，他的行为并不是因为与僵化或不够人性化的超我的斗争所驱动。我找不到内疚的证据，甚至也找不到羞耻感的证据，这些都被外化了。相反，约瑟夫似乎真的觉得，他应该被允许拥有任何他想要的东西，或被允许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并且不要对他抱有任何期望。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孩子，既需要也必须接受与父母或其他成年人的一种等级关系。相反，他认为自己和他们是平等的，永远不必顺应成年人的期望，同时也觉得有权获得自己所表达的任何物质上的愿望。他的父母无意中支持了他的这种无所不能。尽管他们对他感到失望，也为之相互指责，但他们还是纵容了他的所有要求。
约瑟夫的父母也没有意识到不当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挑衅或权利而受到惩罚。相反，父母可能把他当一个成年人那样，试图跟他讲道理，但是当他拒绝接受他们的观点时，他们就只能无奈地举手投降。这种放纵与Tyson（2005）对有自我调节问题的破坏性儿童的发现是一致的。“他们也没有经历过注重一致的规则、期望和道德标准的互动......结果，作为超我发展的一部分，内化、对内化规则的认同和自我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相反，这些孩子觉得自己有权获得自恋的满足”（第168页）。尽管我们必须注意不要单一地归因于环境因素，但约瑟夫的父母对他的理想化以及没有对他的问题行为设定适当的限制是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直到治疗开始才变得明显。为了治疗约瑟夫，我被要求适应关于治疗计划和频率的极其具体的限制，以满足他们的工作安排。我的费用也需要减少。很明显，约瑟夫期待被特殊对待，某种程度上是源于对家庭结构的内化。但是要想帮助约瑟夫，似乎必须满足父母的这些期望。
令所有人惊讶的是，约瑟夫很喜欢来见我。他从来没有反对过，也没有迹象表明他认为来见我是对他自尊的侮辱，就像许多自恋脆弱的儿童那样。随着他开始分享他的世界，约瑟夫开始向我展示他在性方面的过度刺激。起初，我很吃惊于他诸如“操我”“给我口交”或“同性恋”之类的评论。尽管我很好奇他是如何接触到这种语言的，但似乎很重要的是要避免任何让约瑟夫体验到我像家长或表现得像个“老顽固”的反应。每当我以一种更传统的分析性好奇的方式做出回应时，他会轻蔑地不予理会。相反，通过使用相似的语言和幽默，我获得了更多的理解。例如，用“不，谢谢”或“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来回答“操我”，会令他大笑，然后一些联想使我更充分地理解了他那充满性色彩的亵渎行为。事实上，在我们终止阶段的一次治疗里，他分享说，他一直很钦佩的是，无论他有多么“粗鲁”或令人厌恶，我总是能更胜一筹。现在回想起来，我直觉地感受到并执行了Aichorn（1964，1968）的发现，即被少年犯理想化可能会产生一些治疗效果。我想我采取这种立场是因为我感觉到在他的虚张声势之下有巨大的伤害。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在用行为表达“去你妈的”和对父母的防御性违抗。他的夸大似乎类似于（Novick和Novick，1991）所说的全能的妄想，这种妄想有助于避免因为他不被父母看见而产生的无助感和深深的悲伤。简单地说，我感受到他感觉不被爱，但无法承受去面对它。随着治疗的进展，约瑟夫与我分享了他对网络色情的兴趣。他常常在自己的电脑上浏览色情网站，而他的父母对此并不知情。他的兴趣不像是上瘾，而更像是能侥幸做一些父母所不知道的事情而感到高兴。他还报告说，他曾打开家里的主电视，发现打开的是一个按次付费的色情频道。约瑟夫设想的是他的父亲（而不是他的哥哥姐姐）一直在看；他愤怒地分享了他的幻想，即他的父亲在媒体室里看了一部色情电影并在那自慰。虽然我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幻想只是一种幻想，但他的父母似乎对让他观看R级电影并不在意，而这些电影可能相当具有刺激性。他经常向我描述场景的细节，“你可以看到她的灌木丛和阴部。”他会兴奋地跟我吹嘘。在那一刻，最让我震惊的是，父母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电影可能会引发一个8岁男孩的冲突和焦虑。
这个临床概述并不是要讨论技术问题。因此，我将通过总结一个恰当的治疗过程来结束这一部分，在这个治疗过程中，约瑟夫的对抗性和挑衅性得到了足够的缓解，他在父母和老师面前表现得体，并发挥了自己的学习潜力。然而，他几乎没有发展出洞察力，而且他未能发展出我认为在儿童分析中很重要的自我能动性意识（Sugarman，2018）。由于分析频率不高，持续时间短（两年），治疗效果是有限的。像许多这样的治疗一样，它的结束是因为父母对约瑟夫最令人讨厌的症状有所缓解而感到满意。他们并没有被我对潜在问题的担忧所打动。约瑟夫并不反对父母让他终止治疗的愿望。因此，我同意了他们的愿望，因为不同意似乎也没有用。这样做还有可能破坏他或父母对我和治疗的好的感觉，并有可能阻碍他们在将来出现问题时及时寻求帮助。
几年后，他的父母确实再次给我打来电话。当时约瑟夫16岁，即将进入高中11年级。他的成绩很好，他们对此很满意。他们打电话过来是因为他最近被诊断出患有糖尿病。约瑟夫的父母既担心这种疾病状况的严重性，也担心它对他的心理健康的潜在影响。他们要求进行咨询。在我要求约瑟夫直接与我联系后，约瑟夫给我打来电话安排咨询。他看起来与我七年前最后一次见到的那个微胖的十岁孩子完全不一样了。现在他和我一样高，用南加州的话说就是相当“健壮”。约瑟夫急切地向我介绍了过去七年来的最新情况，着重强调了他在学业上的成就，健身房的实力壮举，以及他“搞”了多少个“性感”女孩。他承认，最近的诊断对他来说是个打击，他发现身体失控让他有点不安。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似乎不是一个他无法应对的问题；但他认为与我交谈可能会有帮助。
在他父母的同意下，我们再次确定了每周两次的咨询安排。在这第二轮的治疗中，除了偶尔简短地讨论他对父母的失望外，我们的全部时间几乎都被性的内容占据。而大部分的治疗时间都被用于描述他周末的性征服、计划下一次的性征服，并给我展示他经常约会的对象给他发的她们的裸照。他最热情赞美的是当他发现其中一个人的身材“像色情明星！”。除了她们的吸引力和在性方面没有抑制之外，他对她们几乎没有兴趣。虽然他从未明确表示过，但经常隐含着一个支配-服从的主题，他喜欢的姿势是从臀部开始，并自称对肛交感兴趣。他会描述肛门前戏，并很享受地认为自己在为女孩最终的肛交做准备。
约瑟夫常常偷偷带女孩到他的卧室过夜，一起观看色情作品而后进行表演。就像Galatzer-Levy（2012）的病人约翰一样，他的性体验需要同形匹配他在互联网上所看到的。就好像幻想和现实之间没有区别。他会描述大声的、充满激情的性体验。然而，并没有明显的施受虐，他也从未有过身体或情感的虐待。他选择的女孩似乎没有感到被他剥削，也没有注意到除了外表和性之外，他对她们缺乏兴趣。确切地说，听起来她们就像他一样，全神贯注地生活在圣地亚哥版的电视连续剧《比佛利山庄90210号》中。
这种对性的专注有时会被他与父母的争吵所打断，通常是关于钱的争吵。例如，当他们拒绝给他买一辆豪华车时，他感到很失望。在他看来，他们负担得起。而在他那所著名的私立高中，大多数同学确实开着非常昂贵的汽车。或者，当他们敦促他去加州上大学，而不是他认为在东海岸更有声望的大学时，他也感到很失望。他愤怒地说，他们只是想省钱，因为那是他们最看重的东西。
这些感觉促使他在准备申请大学时开始思考如何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约瑟夫没有选择在当地生物技术实验室做无薪实习，而是寻求一条更宏伟的道路，在金融投资领域去取得成功。他用从一个远房的母系亲属那里继承的钱，投资了一家即将上市的当地公司。他的父母坚决反对这种看起来很有风险的冒险行为。但约瑟夫坚持认为这是他的钱，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项投资得到了回报。公开募股成功了，他把几千美元变成了六位数。在这次成功之后，他的无所不能似乎没有界限了。他觉得自己比他父亲和其他大多数成年人更聪明、更精明、更有能力。
然而大学申请过程令人失望，因为它未能证实他的这种优越性。尽管约瑟夫有着完美的学分和接近完美的考试分数，但他没有被自己喜欢的大学录取。如此一来，他不得不接受他的次选学校。他“失败”的原因显然是自己造成的，因为他拒绝参加这些学校的申请者被期望参加的任何课外活动。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因为他的学分和考试分数都很好。此外，课外活动会干扰他寻找性兴奋体验，像他经常在互联网色情网站上看到的那样。我也怀疑，除了上课，他自视甚高，也拒绝参与学校的活动，这些是否限制了老师在推荐信中可能说的话。
尽管如此，他还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结果，并声称渴望进入东北部接受他的“二级”大学就读。这样一来，他就患上了严重的高年级倦怠症，以至于他在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只是顾着性征服和寻找方法来证明自己的经济实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毕业后的夏天，他开始研究、开发和投资“勾搭”网站。约瑟夫仍然对理解自己的行为不感兴趣，而是把我和治疗当作一个吹嘘和寻求赞美的机会。不出意料，他既不想通过视频会议继续接受我的治疗，也不想被推荐给他将要上大学的城市的分析师那里。因此，在去上大学的几周前，他没有很张扬地终止了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