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妇为何绝望：被忽视的劳动和价值
绝望主妇的绝地反击
上个周末，明星王力宏的前妻李靓蕾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一封长达九页的公开信，痛陈自己在婚姻及离婚过程中的不公平遭遇，并在接下来几回合交锋中，提供了更多信息，揭示出“优质偶像”龌龊的一面，以及从前极力维护的“美满婚姻”背后的不堪，一时成为热点事件，李靓蕾也因此被网友称为“蕾神之锤”、“绝望主妇的绝地反击”。
在这九页纸当中，第二页整整一页都在说一件事：全职主妇从事的是无酬的劳动，长期被忽视和打压，因此极容易失权。她写道：
“无论是过去或是现代的女性，选择为家庭全心付出当家庭主妇，虽然实质上是属于‘无酬’的工作，但这只是家庭成员角色的分配，也是家中重要的支撑，甚至是一个全年无休，24小时多重角色（例如：保姆/老师/打扫阿姨/司机/总管/伴侣/特助等工作）。
这份工作的薪酬应该加总计算加上以你的能力不外出工作的机会成本。这应是所有家庭主妇透过自己努力应得的薪酬，而不是被赠与或施舍的。”
考虑到这封公开信在微博和Ins上的阅读量，以及之后的传播力度，可以说是这个公共议题最“出圈”的一次了。
尽管很多“吃瓜群众”更在意那些劲爆的出轨、招妓、财产分割话题，但看到这封信的人当中，一定也有人由此开始思考家庭主妇的困境及背后的不公平。
在网络留言中，不少女性网友都能很共情“五年生三个孩子然后被离婚”、“夫家联合霸凌打压”等遭遇背后的苦痛，因为这不是哪个明星的家事，而是女性普遍的困境。
我在咨询中也常常遇到这种“主妇的困境”。
我极少看到家庭主妇、全职妈妈能理直气壮的，她们往往带来的是抑郁焦虑情绪。咨询师常常听到的是内疚、羞耻、委屈的感受，是她们的愤怒而又不敢表达愤怒。
主妇们感到困惑的是：明明自己那么辛苦，甚至感到筋疲力尽，但在别人看来却是“不用上班靠老公养活”、“做家务带孩子有什么难的”，连自己也觉得“钱不是我挣的，除了家用，我都不好意思给自己买东西”、“窝在家里毫无价值感”……
家务、育儿真的没有价值吗？
正如李靓蕾信中所说，它们不是没有价值，只是长期以来被社会默认为不付报酬，并被刻意贬低了价值。
关于家务和育儿是否算工作，学术界经历了漫长的争议。一般认为，这个问题最初是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第二波女权主义如火如荼的时候，由欧美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提出来的。当时对家务劳动有一个大辩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运动的主旨就是为家庭主妇争取工资。而反对的观点则认为家务劳动没有与市场直接发生交换，不是生产性劳动，不产生价值。
但近十几年来，主流观点肯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因为它是维持“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所谓再生产，是指劳动力的日常维持、代际更替，也包括社会制度的传承。前者的范畴，包括日常的衣食住行，人的照护工作等，也包括人口的再生产；后者则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等等。可以说，这些再生产范畴内的工作，支撑起了这个社会，有它们作为前提条件，生产性劳动才得以运转。
这时，人们会发现一个诡异之处：当女性承担起大部分家庭中的再生产劳动，包括体力上的付出也包括承受生育之苦、付出情感劳动，却被认为理所应当，不付报酬也不被社会主流观念认可价值。但一旦外包出去，成为制度化的一部分，比如教育、医疗等，则变得十分昂贵。再比如，家庭中的情感劳动被认为是女性天然的义务（比如承担更多育儿的责任），但像心理咨询这种付费的情感劳动，收费可是不低的。
所以，“没有价值”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他们只是一种被父权社会用顺手了的话术，背后是长期的、系统性的压迫与剥削。
英国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先驱女性安•奥克利有一本经典著作《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就是把家务作为工作研究，来透视家庭内部结构和分工。
作者在新版序言中写道：“女性在家庭中的实际工作被隐藏在她们作为人妻和人母的性别假定面纱之后……就仿佛女性在家庭中的无薪劳动根本不算工作一样。是了，这根本不算工作：不仅在我撰写这本书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不算数，在如今的2018年仍不算。”
“80％的已婚女性比丈夫做更多的家务（算上清洁和洗衣服，这一比例则高达90%）。已婚者从事家务劳动，这降低了他们的工资，特别是女性已婚者的工资。”
这其实指出了另一重困境：有工作的已婚女性，虽然和全职主妇的困境不尽相同，但只要家务和育儿劳动还被认为是女性的天职，也同样会被影响。每次讨论主妇的困境，都有人说：教训就是不要做全职主妇，女性一定要有自己的工作。对有条件选择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警示。
但问题是，职业女性虽然在家里可能拥有更多话语权，但她们面临的往往是“两肩挑”的难题：既要跟男人一样上班赚钱，又要承担起更多的家务和育儿工作。要么是家务的消耗导致职场上无法进一步晋升，要么是投入更多精力工作导致对家人和孩子内疚。
反过来，女性在职场上被认为“需要为生育和家庭付出更多”，不能得到平等的工作机会，求职状况恶化，又会把不少人赶回家里做主妇，形成恶性循环。
这是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从根本上解决需要深刻的社会变革，仅仅对个人提要求是不公平的。
甚至可以说，虽然像王力宏被指控的那样，约炮未成年、出轨、招妓、精神打压、转移财产等，显而易见地“渣”，凸显了主妇失权后可能导致的最糟糕结果，但即使在“正常”甚至“幸福”的家里，家庭成员之间可能温情脉脉，但这种结构上的不公平也是无声无息地出现在背景中的。
警惕被内化了的“主流声音”
为什么要谈论这些呢？看到这些现象背后是社会结构中的不公有什么意义呢？
我的思考是，虽然精神分析背景下的心理咨询关注于来访者的内在现实而不是外在现实，咨询师的工作也不在变革社会而在倾听个人，但对困境中的个人来说，意识到自己的痛苦很大程度上来自内化了那些“主流声音”，而这些声音里充满了谎言和胁迫，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试着看几个例子：
1.“我觉得自己毫无价值，这些年都在带孩子、做家务，成了失去自我的黄脸婆。”
当心里这样的声音响起时，其实也是来自那些父权的打压、恐吓跟评判在说话。比如“毫无价值”——也许建立内心的价值感是非常复杂而漫长的，但至少你目前做的事情就并不是毫无价值的，无数这样的工作撑起了这个社会运转的基础。
再比如“黄脸婆”，那正是无视女性在家中的付出，反过来羞辱女性的话术，试想一下，如果一个男人为工作操碎了心，外表变得憔悴，是不是反而可能成为“劳模”叙事的一部分？对女性就又要性魅力，又要任劳任怨，不觉得矛盾吗？
即使想要挣脱眼下的生活，在工作中找到兴趣和价值感所在，也不是靠自责实现的，或许心里需要先有一个能与那些打压自己的声音谈判对话的部分，理直气壮说出：这样说我是不公平的。
也许只有有了支持自己、给自己赋权的声音，才能有力量走向下一步。
2.“我感到自己很差劲，学习了那么多育儿知识，还是没能做一个足够好的妈妈，也很难平衡工作和生活。”
这种声音太常见了。可是，如果真的把那些“足够好”“能平衡”的条件罗列出来，只能说这提出的是不可能的任务，大概只有极少数“超人”能做到。
对大多数人提出超人的要求，这本身就是一种压迫了。
其实，育儿压力如此之大，往往是男性没有承担起应有的家庭和育儿责任，社会系统的支持也不足导致的。
女性在育儿中触发的内在冲突或许可以通过心理咨询来探索，但首先需要体谅自己。
3.“老公说我的脾气越来越差了，他工作那么辛苦，回来还要看脸色，我也很自责，怎么我会变成这样呢？”
如果理解前文所说的压迫，想想主妇面临的处境：繁琐辛苦的劳作，全年无休，价值不被承认，还可能损失了一部分社交……如果再没有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任谁也难承受。
发脾气只是说明你依然是有情感的人类，而不是机器。
如果只是因为没有理解到做主妇的辛苦，或许还可以通过沟通来改善，更糟的一种情况则是：通过说“你有问题”、“你疯了”来打压你，进一步控制关系。
李靓蕾这次交锋中晒出心理师的分析文件，也指出了这样的现象：通过长期精神虐待，让被虐待的主妇情绪失控，转而指责她是疯子，让人觉得她的话都不可信。
此时能坚定地站在自己一边相信“我没错”很不容易。让更多人知道这种手法，或许本身也是一种支持了。
希望这篇文章也可以成为支持你的那一方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