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夏平|神人之间：晋唐“桃源”形塑与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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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杂传”性质，是后世“桃源”意象生成的基础。初唐对其认识主要是幽美之境和避隐之地。王维《桃源行》首次以“桃源”命篇，其后刘禹锡、韩愈等人均有以此为题之作。这些诗歌叙事略有不同，但整体上以仙事为中心。大历年间，武陵桃花观道童白日升仙，其后诗中仙事与道童故事合流，形成桃源神仙说一脉。《武陵记》和《武陵图经》作为地志，记述桃源较客观理性，但亦有尚异特点。桃源图则是对桃源的图像表达，是诗歌文本的图像再现，故以仙事为主。从刘禹锡和韩愈等事例，可知文学地理与历史地理中的桃源虽存在差异，但又往往统一在诗人意识中。据此可深掘“桃源”在空间和场域方面的地理批评意义，亦可深入理解文学与历史之间复杂的联动关系。
[关键词]桃源；武陵；文学地理；历史地理；地理批评
“桃花源”是陶渊明创造的一个理想世界，这已成为常识。这种常识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过程，涉及几个重要问题:第一，《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的本义。第二，陶集自刘宋以降的传播以及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第三，后人对“桃源”认识的变化。第四，桃源与武陵的关系。以往研究比较关注陶诗的接受和传播，主要从诗学史和诗歌史层面展开考察。但另一个重要事实是，《桃花源记》源出《搜神后记》，具有“杂传”性质。杂传内容繁杂，以记载鬼怪神异之事为其主要特点。那么，杂传的这种性质对后世认识桃源产生了哪些影响？后世基于陶氏原作，又是如何通过联想和想象，进而使“桃源”意象发生哪些新变化？《武陵记》《武陵图经》与桃源图对桃源的描摹有何不同，其根源何在？唐代桃源意象流变现象，具有哪些地理批评方面的价值和意义？这些都是本文所思考并尝试解决的问题。
一
魏晋杂传与《桃花源记》的杂传性质
陶渊明《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体，前者出于《搜神后记》，后者则载其本集。但后人在整理陶氏文集时，将二者合而为一，往往称之为“《桃花源记》并诗”，[1]《记》似乎成了《诗》的序。这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隋书•经籍志》载“《搜神后记》十卷，陶潜著”，[2]将其著录于《搜神记》之后，两书均归史部杂传类。《隋志》所载“杂传类序”，详述杂传的起源、内容及性质，其中有几个关键点尤须注意:其一，《史记》《汉书》载事有阙略，特别是“操行高洁，不涉于世者”多略而未书，可见正史无法包罗全部历史，需要杂传等其他形式来补充。其二，杂传源于阮仓和刘向，经由后汉和魏初而始兴。其三，杂传内容庞杂，举凡如风俗、耆旧、先贤、鬼物奇怪之事等均可纳入其中。魏晋以来史部书籍数量剧增，其中“杂传”一类，《隋志》载有217部、1286卷，若加上梁有而唐亡之书，则有219部、1503卷。[3]这与当时著史以留名以及史官制度变化有关。《隋志》又说:“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土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4]由此可知，在后汉光武帝下诏修撰各地耆旧和先贤传时，杂传是记一时一地真人真事的。魏文帝曹丕编撰《列异传》，经众人模仿，创造了专叙鬼怪的新类型。《隋志》将《搜神后记》置于《列异传》之后，可见此书具有杂传的怪异性质。陶渊明好作杂传，当与魏晋以来此种风气有关。北齐阳休之将《五孝传》和《四八目》（《集圣贤群辅录》）收入十卷本《陶渊明集》，也反映了当时杂传的流行。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称陶渊明“心好异书”，[5]指出他阅读和写作好异的特点。正史所载及萧统所撰陶渊明传，均称其曾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据此可知陶渊明有撰制杂传的爱好。这是《桃花源记》杂传性质的社会和个人渊源。《桃花源记》的杂传性质，经唐长孺与陈寅恪等人论辩而愈加清晰。唐先生认为：“桃花源的故事本是南方的一种传说，这种传说晋、宋之时流行于荆湘，陶渊明根据所闻加以理想化，写成了‘桃花源记’……武陵是否真有如记中所述的桃花源，可以不必指实，因为这毕竟是一篇寓意文[6]陈先生也指出《桃花源记》既有纪实的部分，又有寄托寓意的部分。这提示我们进一步思考陶渊明将桃花源与武陵联系起来的原因。笔者试图对此问题略加推测。《桃花源记》的作年，逢钦立系于义熙十四年戊午（418）。[7]袁行需系于永初三年壬戌（422），并指出王瑶系于永初二年辛酉（421），与遂钦立所系“相差无几”。[8]是则《桃花源记》的作年，当在晋末宋初。依据遂氏系年，义熙十四年（418）陶渊明五十四岁。是年十二月，宋王刘裕杀晋安帝司马德宗，立司马德文为帝，改元元熙。显然，《记》和《诗》的写作均与此有关。考武陵郡的设置时间，郦道元《水经注》卷三七“沅水”条，记为汉高祖二年（前205）。而《后汉书•郡国志》“武陵郡”下原注:“秦昭王置，原名黔中郡。高帝五年又更名。”[9]两书记载表明，汉初设置武陵郡是历史事实。但为什么称之为武陵呢？《晋书》载晋太守赵廉曾问主簿武陵汉寿人潘京：“贵郡何以名武陵?”潘京解释说:“《传》日止戈为武。《诗》称高平为陵。于是名焉。”[10]可见武陵之名取自《左传•宣公十二年》中的“止戈为武”，很大一部分原因正如潘京所言，此地“与夷相接，为所攻破”。也就是说，因汉“夷”交界而战争频发，以“武陵”为其名，含有希望止息战争之意。考诸史籍，此地历来确实战事不断，而官兵往往为“夷”人所败。此问题至唐时依然未能很好地解决。例如，元和八年（813），窦常任朗州刺史时，就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战争。联系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的时间及相关政治事件，特别是刘裕弑晋安帝司马德宗一事来看，《桃花源记》中的“武陵”，至少包涵两层意思:一是希望“止戈”，平息“夷”汉之间的战争。二是有感于项羽曾弑义帝于郴，武陵又称义陵，[11]因此还含有哀伤与义帝同样命运的晋安帝之意。从这个角度看，《桃花源记》的确既有纪实的部分，又有寓托的部分。所谓纪实是说其指向当时的政治事件，寓托则是说其怀有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随着《桃花源诗》和《桃花源记》的传播，晋唐时期桃源与武陵的关系逐渐稳定。不过也有例外，例如《太平广记》引《述异记》：“武陵源在吴中，山中无他木，尽生桃李。俗呼为桃李原。原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传秦乱，吴人于此避难者，食桃李实者，皆得仙去。”[12]据此记载，似乎吴中亦曾被称为桃源。但很显然，吴中“桃源”是由陶渊明诗文引起的新的联想。因为“武陵”作为一个真实地名，不可能在吴中，此中所言“武陵源”实际等同于“桃花源”。以“武陵源”替代“桃花源”的现象，其实质还是桃源与武陵关系稳定性的反映。将杂传所记故事改写为韵文，是六朝咏史诗的新发展。陶渊明之前已出现这种倾向，如袁宏《咏史诗二首》是直接依据杂史《续晋阳秋》所写。陶渊明编撰杂传《集圣贤群辅录》，将其中一些故事改写为诗歌，如《咏二疏》《咏三良》《咏贫士诗七首》等，都可以在《群辅录》中找到相关记载。从这个历史语境来看，陶渊明将具有杂传性质的《桃花源记》改写为《桃花源诗》，具有咏史诗转向的诗学史意义。[13]《桃花源诗》既为《桃花源记》的改写，因此二者具有共通性，亦即借助怪异之事而寓托现实关怀和人生理想。后世对桃源的各种想象和联想，正是在此基础上生成的。
二
唐诗“桃源”意象衍展的总体进路
唐前涉及“桃源”和“武陵”的诗歌，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载，主要有周舍诗：“未凿武陵岩，先开仲长室。”[14]沈君攸诗:“开筵临桂水，携手望桃源。”[15]魏收诗：“桃发武陵岸，柳拂武昌楼。”[16]宗慎诗:“所言春不至，未有桃花源[17]庾信诗四首，其一：“由来千种意，并是桃花源。”[18]其二：“行人忽枉道，直进桃花源。"[19]其三:“逍遥游桂苑，寂绝到桃源。"[20]其四：“一面还千里，相思那得论。更寻终不见，无异桃花源。”[21]徐陵诗：“桃源惊往客，鹤蟒断来宾。”[22]孔德绍诗：“今日桃源客，相顾失归途。”[23]李巨仁诗:“避世桃源土，忘情漆园吏。”[24]这些诗歌多为写景之作，桃源和武陵成为幽美景象的代称。尤可注意的是庾信诗，其“直进桃花源”“寂绝到桃源”都有避隐的意思。而“更寻终不见”，则是由《桃花源记》生出的“迷”的涵义。唐前将桃源与仙道相联系的诗作，仅《陈诗》卷二所载张正见《神仙篇》：“武陵桃花未曾落，已见玉女笑投壶。”[25]由此来看，唐前由《桃花源记》和《诗》生发的诗歌意象，主要有美境与避隐两种类型，“迷”及“仙”等意象虽亦出现，但用例甚少。 初唐涉及桃源或武陵者，有王绩、陈子良、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崔混、李蟒、宋之问、郑惜、上官昭容、乔侃、薛曜、张文成等人的诗作。其中卢照邻3首、宋之问2首，其他诗人都仅1首。在这些作品中，“桃源”一词的使用主要还是沿承齐梁以来的思路，大致可分为写景、归隐、仙道等类型。例如，薛曜《九城寻山水》：“菊浦桃源瞰九城，鸾歌凤啸忽将迎。千岩杂树云霞色，百道流泉风雨声。”[26]诗题“寻山水”，诗中即以桃源状九城之景。卢照邻《三月曲水宴得尊字》、上官昭容《游长宁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其二十五）、乔侃《人日登高》、宋之问《宿清远峡山寺》等，从诗题与诗意来看，亦均为藉桃源或武陵以状目前之景。而骆宾王的“闻君招隐地，仿佛武陵春”[27]及“时有桃源客，来访竹林人”，[28]其中隐逸之义非常明显，“桃源客”作为隐士代名词亦由此始。崔凝诗“竹径桃源本出尘”，[29]将归隐之意说得更加直接。将桃源与仙道相联系者，有王绩《游仙四首》（其三）“道士言无宅，仙人更有村。斜溪横桂渚，小径入桃源”，[30]及郑惜《奉和幸上官昭容院献诗四首》（其一）“何如游帝宅，即此对仙家”[31]等作品。这些现象说明，初唐时期“桃源”与仙道的联系开始密切。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自盛唐以降，“桃源”意象发生很大变化:一是关涉“桃源”和“武陵”的诗歌数量增多。二是参与写作的人数也不断增加，特别是一些重要诗人，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刘长卿、钱起、戴叔伦、司空图、皎然、齐己等，经常在诗中使用“桃源”一词。三是意象发生新变，值得特别注意者有以下几点：其一，赠行、送别诗中的异域想象。这类诗歌，由于送行者未至武陵，往往通过听闻或其他途径获得相关知识，以此为基础展开对桃源的想象。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洛阳遥想桃源隔，野水闲流春自碧”[32];“花萼连枝近，桃源去路深”[33];“武陵花木应长在，愿与渔人更一寻”[34];“柳市名犹在，桃源梦已稀，”[35];“峡路猿声断，桃源犬吠深”[36];“闻近桃源住，无村不是花”[37]等。这些异地想象之辞，往往是“遥想”，体现“隔”的特点。异域风物想象并非送行诗主题，作者所借助的这些想象之景，无非用以表达对远行之人的企羡、鼓励或安慰。这也反映了《桃花源记》和《诗》在唐代传存的一个侧面。其二，实写武陵桃源。天宝中贬谪龙标的王昌龄，诗人包融、曹唐等人都到过武陵，写了不少以武陵为题的诗歌。其中有对武陵桃源的描写，如“桃花遗古岸，金涧流春水”[38];“先贤盛说桃花源，尘忝何堪武陵郡。闻道秦时避地人，至今不与人通问”[39]。这些诗歌往往借桃源以表他意。特别是王昌龄的诗，明写武陵风物，暗中则抒发遭贬的愤懑之情。这类诗歌的另一特点是，诗中言及桃源风物，但均以“武陵”为题。这说明，诗中的“武陵”是作为历史地理名词使用的。“桃源”本为想象和虚构，但在实写武陵的诗作中，桃源往往等同于武陵。其三，由桃源或武陵引起联想。这类情况多见于写武陵以外的其他地方的诗歌。例如，李白称夥县为小桃源:“夥县小桃源，烟霞百里间。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40]五代时期徐铉也说“尝闻夥县似桃源”。[41]由李诗中的“小桃源”、徐诗中的“似桃源”，可知他们将夥县比作桃源，是创作时产生的联想。皮日休曾作《太湖诗》二十首，其中之一为《桃花坞》：“坞名虽然在，不见桃花发。恐是武陵溪，自闭仙日月。”[42]陆龟蒙有和作：“空经桃花坞，不见秦时人……桃源不我弃，庶可全天真。”[43]皮诗中的“恐是”、陆诗中的“庶可”，有类似、差不多的意思。这些不确定的说法，反映了太湖桃花坞与武陵桃源的相似性。陆希声《阳羡杂咏十九首》之一为《桃花谷》：“君阳山下足春风，满谷仙桃照水红。何必武陵源上去，涧边好过落花中。"[44]韦处厚《盛山十二诗》分咏开州盛山十二景，其《桃坞》云：“喷日舒红景，通蹊茂绿阴。终期王母摘，不羡武陵深。”[45]陆诗称“何必”，韦诗说“不羡”，表达的都是类比的意思。据此可知，这类诗歌多将异地风物与武陵桃源相比较，由此求得二者的相似性，是类比思维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据上所述，可知自齐梁迄于唐末，桃源作为诗歌意象，以《桃花源记》及《诗》为基点，衍生出归隐、状景、仙道、迷、避等不同用法。其中隐、景、迷、避之类，与原作联系较为密切。而仙道一途，陶渊明原作似无此意。那么，桃花源、武陵与仙道之间到底是如何产生关联的？此种关联又对桃源的形塑和流变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专门研究。
三
从《桃源行》到瞿童成仙:仙道中的桃源
桃源和武陵是如何与仙道产生联系的？陶渊明《桃花源记》和《诗》当然是其源头。陶氏原作虽具怪异性质，但并未言及神仙。《记》中所载捕鱼者所见桃源人，说其先世避秦至此，因而他们实际上是避秦者的后代，并非长生不老的神仙。而且，《记》中所载桃源人，“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46]与桃源之外的人并无不同，只不过他们“俎豆犹古法”，[47]还保存了古礼而已。因此，桃花源与神仙发生关联，主要还是后人对《记》和《诗》的理解和接受问题。从前述张正见《神仙篇》及王绩《游仙诗四首》（其三）来看，盛唐之前桃源与仙道产生关联者主要是游仙诗。此当与《桃花源记》所出之书《搜神后记》的怪异性质，以及《桃花源诗》所言“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48]有一定关系。不过，“一朝敞神界”中的“神”是神异、奇异的意思，而非神仙。可见后人的理解具有创造性。从诗歌史来看，张正见和王绩将桃源作为游仙诗的题材，在后世虽不乏承续者，但不多见，仅曹唐《小游仙诗九十八首》之一“教向桃源嫁阮郎”，[49]及题为欧阳炯的《大游仙诗》“赤城霞起武陵春”[50]等几首。但是，张正见和王绩的游仙诗却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亦即将桃源作为仙家，桃源人作为仙客的诗歌知识。因此，接下来，我们会在唐诗中看到与此有关的各种表述。例如，“何如游帝宅，即此对仙家……无云秦汉隔，别访武陵花”[51]；“春来武陵道，几树落仙家”[52]；“桃源应渐好，仙客许相寻”[53];“桃花流出武陵洞，梦想仙家云树春”[54]等等。如果仅有桃源与仙家、仙客相联系的诗歌，那么，桃源、武陵与仙道的关联并不够密切。但“桃源”还有另一种入诗方式，亦即作为唐代新乐府的诗题。总体来说，唐人新乐府既有如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创造，也有通过对古乐府进行“赋题”或“赋义”的改造，因而产生“尚辞”与“尚义”等不同派别的诗歌实践。将《桃花源记》及《诗》作为改造对象，发生于盛唐。例如，李白《古风》（其三十一）：“郑客西人关，行行未能已。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璧遗镐池君，明年祖龙死。秦人相谓日，吾属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55]结合了《搜神记》所载郑容遇华山使与《搜神后记》所载桃花源故事，极具想象力。但李诗并非新题乐府，而且诗中所言仅避秦之事，并未详述桃源人物，也未涉及仙道。因此，真正具有开创意义的，是王维的《桃源行》：“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去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山口潜行始隈山开旷望旋平陆。遥看一处攒云树，近人千家散花竹。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月明松下房桃静，日出云中鸡犬喧。惊闻俗客争来集，竞引还家问都邑。平明闾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出洞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长游衍。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峰壑今来变。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曲到云林。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56] 王维此作是一首典型的新题乐府，所赋以《桃花源记》和《诗》为主要内容，但又对原作进行了改写。其中最重要的改动，是将原作中捕鱼者所见桃源人“自云先世避秦时乱”，改为“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也就是说，王诗中的桃源人不是当初避秦者的后代，而是避秦者本身，他们都已成仙。另一处改写是“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而原作为“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这个改动，显然是为“成仙”之说作铺垫。桃源洞中所居之人，以秦汉时的姓名来称呼彼此，还穿着秦汉时的衣服，可见他们都已成仙。王诗中的“成仙”之说，当受此前与桃源相关游仙诗的影响。其创造之处在于用“桃源”命篇，以新乐府形式改写，因此产生深远影响。宋以来学者已注意到这个现象。例如，宋陈岩肖说:“武陵桃源……王摩诘、韩退之、刘禹锡、本朝王介甫皆有歌诗，争出新意，各相雄长。"[57]清王士稹也说:“唐宋以来作《桃源行》最传者，王摩诘、韩退之、王介甫三篇[58]不过，这些说法还存在不少不确之处。如以“桃源”命篇的唐代诗人，除王维、韩愈、刘禹锡外，尚有武元衡《桃源行》及权德舆《桃源篇》。韩愈之诗题并非《桃源行》，而是《桃源图》，属于题画诗。王维之后以“桃源”为题的诗作贯穿着“成仙”之说，但其说法又不尽相同。例如《全唐诗》所载署名武元衡的诗，题为《桃源行送友》，“送友”或为原注而误入诗题。此诗以“桃花”为主线，以“时有仙鸟来衔花”来契合仙源，以“多君此去从仙隐，令人晚节悔营营”[59]束题。武元衡又作《同苗郎中送严侍御赴黔中因访仙源之事》：“武陵源在朗江东，流水飞花仙洞中。莫问阮郎千古事，绿杨深处翠霞空。”[60]可见他对武陵仙源之事很感兴趣。刘禹锡《桃源行》作于贞元年间，[61]为其早期作品。刘诗设计了一个新的情节，说渔者跟随上钩之鱼信流而至桃花源。称桃源中人为“仙子”，这些成仙之人在桃源种玉，招待捕鱼者的晚餐为“石髓”。又说渔者害怕失去原先所居之处，不愿成仙，故匆匆逃离，以致诗人憾其“尘心如垢洗不去”。诗末云：“仙家一出寻无踪，至今流水山重重[62]据此，刘诗想象了一个令人向往但又不可触及的神仙世界。此诗显然受王维《桃源行》影响，但又与王诗略有不同。王诗重在写仙境，刘诗则重渔者与桃源人的对话交流；王诗末说渔者出洞后拟作长游，所以返回寻找桃源，比较忠实原作，而刘诗则说渔者尘心未褪，“一息不肯桃源住”；王诗中的桃源人“还从物外起田园”，过着田园生活，而刘诗中的仙人“种玉”、服食“石髓”，已远离尘世。通过这些比较，可以看到桃源神仙之说的演变。权德舆及韩愈的桃源诗都是题画诗。权德舆《桃源篇》开头说:“小年尝读桃源记，忽睹良工施绘事。”接下来即对所观之图进行描述。此诗也写仙道之事：“石髓云英甘且香，仙翁留饭出青囊。”[63]仙翁所留之饭，亦为“石髓”“云英”。但与刘禹锡诗相比，权诗又有不同。权诗云“相逢自是松乔侣，良会应殊刘阮郎”，赤松子和王子乔都是传说中的神仙，图中的渔者与桃源人相会，就好像松、乔相会一样，属于神仙之会。而不像刘晨和阮肇，本是凡人，因入山而遇仙。此外，权诗将渔者也写成神仙，与刘禹锡《桃源行》中的渔者为凡人不同。韩愈《桃源图》开篇即云“神仙有无何眇茫，桃源之说诚荒唐”，[64]目的是证明桃源“成仙”之说虚而不实。何以韩愈会以一种反对“神仙”之说的态度出现呢？他所针对的又是什么？这就牵涉到中唐时期武陵地区道教中发生的一件大事，亦即“瞿童成仙”故事。关于瞿童升仙故事，有两篇重要文献:一是符载《黄仙师瞿童记》，一是温造《瞿童述九据二文所载，大历四年（769），辰州辰溪人瞿柏庭，年十四，因家乡战乱，逃至武陵桃花观，拜观主黄洞元为师。大历八年（772）夏五月，瞿柏庭从庭中大栗树旁灭化而去。黄洞元于建中元年（780）四月迁居江州庐山。贞元五年（789）十一月，复迁居润州茅山，为茅山道教第十五代宗师。桃花观瞿童升仙之事，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符载于大历至贞元间隐居庐山，其所述瞿童之事，当闻之于黄洞元。温造于长庆元年至三年（821-823）任朗州刺史，他对瞿童升仙之事作了详细考察，并亲自询问瞿柏庭同学陈景昕。景昕时为桃花观道士，改名通微。韦乾度元和十二年（817）曾任朗州刺史，应陈通微之请，曾作《桃源观石坛记》，可知陈通微确有其人。温造曾任右史，其以史家之笔详叙此事，足征他认为瞿童成仙为信史。据董健《阎贞范先生碑》，武陵县令阎家闻知瞿童之事，尝拜黄洞元为师，得授“洞神正一券”。[65]又据狄中立《桃源观山界记》，会昌元年（841）十二月重勘桃源观所辖界址，其中提到八迹坛，“在祠堂北一百八步，瞿童上升处，足印八迹”。[66]这是后人为纪念瞿童升仙所立之坛。是则此事影响极大，信之者不少。 刘禹锡元和间谪居朗州，曾作《游桃源一百韵》。那么，他对此事态度如何？其诗云：“列仙徒有名，世人非目击。如何庭庞际，白日振飞翩。洞天岂幽远，得道如咫尺。一气无死生，三光自迁易。”[67]可知刘氏对此事甚为怀疑。不过，在他看来，因物所累，长生难得，若能静心修养，或亦可求。清潘德舆评此诗为“不过求退居、学长生而已”，[68]深得其旨。元和七年至十年（812-815），窦常任朗州刺史，对瞿童成仙之事也很感兴趣。他令人绘制了桃源图，并寄至京城长安。韩愈《桃源图》说:“武陵太守好事者，题封远寄南宫下。南宫先生忻得之，波涛人笔驱文辞。文工画妙各臻极，异境恍惚移于斯。”钱仲联先生将此诗系于元和八年（813），并考证诗中的“武陵太守”即为窦常，“南宫先生”为卢汀。[69]是则韩愈所观者，当是窦常令人所绘之桃源图，图上有卢汀题辞，故合称“文工画妙”。据韩诗首联“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及诗末“世俗宁知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可知韩愈对瞿童成仙传说也是极为反对的。 如何来理解上述现象？桃源本为想象和虚拟。陶渊明原作虽具杂传怪异性质，但并未直接与仙道联系。齐梁以降，桃源或武陵诗开始与仙道产生关联，起初是《神仙篇》之类的游仙诗，后来逐渐发展为以“桃源”命篇的新题乐府，遂使桃源从幽美之境和归隐之地转成神仙居所。此本属于诗歌意象的拓展和变异问题。但东汉以降，武陵地区道教兴盛。唐代崇道，此地道教更为勃兴。“瞿童升仙”一事，本质上是道教与诗歌的合流现象。桃源神仙之说形成过程中的诗歌与道教两条线索，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刘禹锡身上。刘贬朗州之前所作《桃花源》，对神仙之事一再叙说，属于诗歌内部现象。因其试图超越前人特别是王维的《桃源行》，故在神仙故事上更进一步，增加了“石髓”、种玉等各种想象。但刘禹锡贬谪朗州后，置身于现实的桃源之中，又经亲自考察，故对瞿童成仙之说深为怀疑，与此前《桃源行》中的态度判然有别。这种转变，正表明在他心里，存在想象与现实两种不同的桃源。这两种桃源也体现在韩愈身上，他在《桃源图》中旗帜鲜明地反对成仙之说，但他所反对的并非王维、刘禹锡等人所作《桃源行》中的神仙之说，而是现实中的武陵桃花观瞿童升仙之事。前者是他对诗歌的态度，后者则是他对道童白日升仙的看法。但是刘禹锡和韩愈对瞿童故事的态度，并未影响神仙之说的继续流行。事实是，神仙之说不仅渐成桃源诗歌的重要题材，而且不少诗人将之比附于天台刘、阮成仙故事，如“应向桃源里，教他唤阮郎”[70];“武陵桃源，刘阮天台”[71];“玉皇赐妾紫衣裳，教向桃源嫁阮郎”[72];“曾随刘阮醉桃源，未省人间欠酒钱”[73]等。由此比附而生发出“武陵期”的诗歌意象，使之成为爱情象征。例如，李中诗:“武陵期已负，巫峡梦终迷。独立销魂久，双双好鸟啼。"[74]薛涛《牡丹》：“常恐便同巫峡散，因何重有武陵期。传情每向馨香得，不语还应彼此知。”[75]此外，在一些情诗中，“桃源路”“桃源洞武陵溪”“桃源女伴”等语词的使用，也都由“桃源期”变化而来，如“惆怅桃源路，惟教梦寐知”[76];“桃源洞口来否，绛节霓旌久留”[77];“晨肇重来路已迷，碧桃花谢武陵溪”[78];“长恨桃源诸女伴，等闲花里送郎归”[79]等。这种意象的衍展，因多重联想而生成。“桃源期”当由桃源神仙传说的变异所致。
四
地记与图像中的桃源
在诗歌之外，地记和图像中也有对桃源的相关记述。齐梁时期黄闵、伍安贫等人所著《武陵记》，其部分内容还保存在类书及史地著作中。例如，《初学记》卷八“州郡部”引《武陵记》3条，《太平广记》卷一八引《武陵记》1条、卷四O七引《武陵郡记》1条，《太平御览》卷四九引《武陵记》10条，唐李贤注《后汉书》弓K武陵记》3条。从今存部分引文来看，齐梁时期的武陵地记，显然受到《桃花源记》的影响。如《太平御览》卷五四“穴”条引《武陵记》：“鹿山有穴，昔宋元嘉初，武陵溪蛮入射鹿，逐人一石穴，穴才可容人。蛮人人穴，见有石梯在其旁，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霭然，行人翱翔，不似戎境。此蛮乃批树记之，其后寻之，莫知其所处”。[80]又《太平御览》引《武陵记》所载《武陵人歌》：“有绿萝山，侧岩垂水。悬萝百里许，得明月池，碧潭镜澈，百尺见底，素颜若雪，松如插翠，流风叩阿，有丝桐之韵。土人为之歌日。”据逮钦立考证，此书作者“黄开”当作“黄闵”。[81]这种描写具有鲜明的六朝地记特征。隋唐时期，图经编撰开始勃兴。《唐六典》载兵部职方郎中、员外郎：“掌天下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候之数，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迩及四夷之归化者。凡地图委州府三年一造，与板籍偕上省。其外夷每有番官到京，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副上于省[82]因此，武陵图经在唐时也多有编撰。狄中立《桃源观山界记》所言“桃源山洞开显，庞宇兴创，神仙异境，具《武陵经》”，[83]即为明证。刘禹锡贬谪朗州后，对武陵之得名曾作过一番考察，并“以方志所载而质诸其人民”，[84]则其对武陵图经的利用是一个重要事实。晚唐僧人齐己诗:“武陵嘉致迹多幽，每见图经恨白头”[85];“春醉醒来有余兴，因人乞与武陵图[86]此图亦当为武陵图经所载之图。刘禹锡藉图经考察武陵，其举动在当时亦属寻常，因为唐代地方官赴任时，多阅读图经以熟悉当地情况。如张籍《送郑尚书赴广州》：“海北蛮夷来舞蹈，岭南封管送图经。”[87]韩愈《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曲江山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愿借图经将人界，每逢佳处便开看。”[88]作为地志的武陵图经，主要用于行政区划与地方治理，因而比较理性客观地记载了武陵的地理和风物。不过，据今存《朗州图经》的部分内容，图经也记载了不少神奇怪异之事。《太平广记》卷一〇一及卷三八九各引《朗州图经》1条。前条载释惠原少时曾至武陵山，射杀一孕鹿。鹿死之前说:我前世曾杀你一人，今你杀我母子二人。惠原悟前缘，落发于鹿死之处，并于此置寺。后一条说武陵县北十五里处有一古冢，相传此墓曾开，中有铜人数十，张目视，击鼓大叫，后墓门又合。据此可见，唐时图经亦有以异相尚的特点。与武陵图经密切相关的是桃源图。前述权德舆及韩愈之诗，都是观图之作。权诗重在描述桃源仙境，多神仙之气;而韩诗则偏于叙事，对图中之景描写不多。最重要的是两人的立场不同。权氏以宣扬神仙之说为主旨，而韩氏则反对成仙之说。另一个重要区别是，权德舆所观之画，没有交代其来源。而韩愈所观，明确提到是“武陵太守”令人所绘。据此推测，两人所观当为两幅不同的桃源图。事实上，唐代还有古桃源图。舒元舆《寻桃源画记》：“四明山道士叶沈，囊出古画，画有桃源图。图上有溪，溪名武陵之源。”此《记》可注意者有三:一是桃源图的收藏者是道士。二是此为古图。三是据文中所记，此图多描摹仙境，在山水和动物外，重点是仙人:“岸而南有五人，服貌肖虹玉。左右有书童玉女，角发而侍立者十二。视其意况，皆逍遥飞动。若云十许片，油焉而生，忽焉而往。”[89]据权德舆、韩愈的题画诗及舒元舆观画记，可知唐代桃源图所绘，多以神仙故事为题材，画中人物多作“飞天”之状。此与图经所记不同。图经基于现实功用，多为实写。而桃源图则与神仙故事相联，多为想象虚构之作。显然，唐代桃源图受诗歌“神仙”之说影响，是诗歌的图像再现。据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卷中所载李昇《桃源洞图》《武陵溪图》，郭若虚《图画闻见志》卷二载荆浩《桃源图》、关同《桃源早行图》，发现宋人桃源图重山水描摹，以静为主，以隐为意，与唐代桃源图的神仙之气有明显差异。
五
“桃源”的空间与场域
上述晋至唐“桃源”意象的塑造与变异并非特殊现象，而具普遍性。中国古代文学地理意象，是文学地理与历史地理复杂关联性在文学中的表现。但无论文学地理还是历史地理，都涉及地理空间问题。唐人在谈论桃源，或在诗歌中使用桃源一词时，他们谈论的到底是什么？桃源进入诗歌作品，具有怎样的内在心理机制？我们该以何种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呢？近年来西方兴起的“地理批评”理论或许能够提供一种研究视角。法国利摩日大学教授波特兰•维斯法尔（也译作“波特兰•韦斯特法尔”）基于福柯《他者空间》《权力的地理学》，以及德勒兹《千高原》等著作中的理论，提出“地理批评”概念。在其《走向一种文本的地理学批评》《地理批评:真实与虚构空间》中，提出空间的时间性问题。他认为空间概念的产生和使用，不是静态的，而是流动的。不同人在不同场合的使用，开放的空间（espace）转换成封闭的场域（lieu）。也就是说，不同的人在认识和使用某一空间概念时，这一空间概念原具的多样性涵义转换成某一特定的涵义。而这特定的涵义是与认识和使用时的特殊场景有关的。由于认识和使用的历时性，空间概念也是流动的。此为空间的时间性。另一方面，空间还存在想象与虚构的现象。想象与虚构的空间，不是外在的空间，而是内心的空间。[90]此种理论，有助于上述现象的理解：其一，桃花源本是陶渊明的想象和虚构，寓托了作者个人的观念和理想。但武陵确为现实中所具的历史地理空间。陶氏原作将桃花源与武陵联系起来，隐藏了文学地理与历史地理联结的密码。这也为后人的理解和认知提供了不同路径:一是想象的桃源，一是现实的武陵。但后人对此现象的认识，并非完全按照这样的预设进行，而有新的创造。在想象和虚构的桃源方面，以《桃花源记》的“杂传”性质为基础，衍生出神仙故事。不惟如此，在现实的武陵方面，由于该地道教的逐渐兴盛，其与桃源神仙传说相结合，进而衍生出瞿童白日升仙的故事。这样一来，桃源不仅是避隐、美景的代名词，而且也成为可以成仙长生的场所。作为文学地理的桃源形象在后世不断变异，与历史地理的武陵相互结合，以诗歌的文本形式和绘画的图像形式呈现出来。其二，无论是诗歌文本还是绘画图像，当桃源进入作者视域时，已从空间转换成场域，由此在不同作者心中和笔下生成不同的桃源。而且，即便是同一个人，由于场景的不同，对桃源的认识也存在差异。最典型的是刘禹锡。刘氏在未谪朗州之前所作《桃源行》，虚构和想象了一个神仙世界的桃源。但当他走进真实的武陵后，在所作《游桃源一百韵》中，对瞿童成仙故事则产生怀疑。不过，在现实的迁谪过程中，刘禹锡的内心肯定还有一个他向往的桃源世界。其三，《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将桃源与武陵联系在一起，后人在使用时，往往将两者当成同一个事物而互相替换。因此，武陵也存在历史地理与文学地理的区别。武陵本是一个历史地名，但作为文学地理使用时，武陵等同于桃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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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郑惜：《奉和幸上官昭容院献诗四首》其一，《全唐诗》（卷106），第1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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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郑惜:《奉和幸上官昭容院献诗四首》其一，《全唐诗》（卷106），第1105页。
[52]包融：《赋得岸花临水发》，《全唐诗》（卷114），第1154页。
[53]钱起:《岁暇题茅茨》，《全唐诗》（卷237），第2645页。
[54]刘商：《题水洞二首》其一，《全唐诗》（卷304），第3463页。
[55]李白：《古风》其三十一，《李大白全集》（卷2），第127页。
[56]王维：《桃源行》，《全唐诗》（卷125），第1257-1258页。
[57]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7页。
[58]王士稹《带经堂诗话》（卷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50页。
[59]武元衡《桃源行送友》，《全唐诗》（卷316），第3547页。
[60]武元衡《同苗郎中送严侍御赴黔中因访仙源之事》，《全唐诗》（卷317），第3575页。
[61]按：陶敏据《刘宾客文集•外集》（卷8）（八月十五日夜桃源玩月》诗后附刘蔬题记，系此诗于贞元间，甚确。参氏著《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1），第37页。
[62]刘禹锡：《桃源行》，《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1），第36页。
[63]权德舆：《桃源篇》，《全唐诗》（卷329），第3679页。
[64]韩愈:《桃源图》，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911页。
[65]董悠：《阎贞范先生碑》，《全唐文》（卷684），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003页。
[66]狄中立：《桃源观山界记》，《全唐文》（卷761），第7908页。
[67]刘禹锡：《游桃源一百韵》，《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第168页。
[68]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1），朱德慈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7页。
[69]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8)，第914页。
[70]刘长卿：《过白鹤观寻岑秀才不遇》，《全唐诗》（卷147），第1481页。
[71]李瀚:《蒙求》，《全唐诗》（卷881），第9962页。
[72]曹唐:《小游仙诗九十八首》，《全唐诗》（卷641），第7347页。
[73]吕岩：《七言》，《全唐诗》（卷857），第9689页。
[74]李中：《悼亡》，《全唐诗》（卷748），第8516页。
[75]薛涛：《牡丹》，《全唐诗》（卷803），第9037页。
[76]韩偃：《欲去》，《全唐诗》（卷683），第7832页。
[77]韩偃：《六言三首》其三，《全唐诗》（卷683），第7839页。
[78]王涣:《惆怅诗十二首》其十，《全唐诗》（卷690），第7920页。
[79]按：此诗题为“步非烟”《寄怀》，见《全唐诗》（卷800），第9002页。
[80]李昉等：《太平御览》（卷54），北京：中华书局，I960年，第264页。
[81]逮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18），第1022页。
[82]李林甫等：《唐六典》（卷5），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62页。
[83]狄中立：《桃源观山界记》，《全唐文》（卷761），第7908页。
[84]刘禹锡：《武陵书怀五十韵并引》，《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2），第70页。
[85]齐已：《怀武陵因寄幕中韩先辈何从事》，《全唐诗》（卷846），第9570页。
[86]齐已：《寄顾蟾处士》，《全唐诗》（卷844），第9544页。
[87]张籍：《送郑尚书赴广州》，《全唐诗》（卷385），第4340页。
[88]韩愈：《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12），第1179页。
[89]舒元舆：《寻桃源画记》，《全唐文》（卷727），第7494页。
[90]参看波特兰・韦斯特法尔《地理批评宣言：走向文本的地理批评》，陈静弦、乔溪、颜红菲校译，《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骆燕灵整理翻译《关于“地理批评”——朱立元与波特兰•维斯法尔的对话》，《江淮论坛》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