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意识与理论建构对于学术和学者来说是老生常谈。没有问题的学术不是学术，没有问题意识的学者不是学者，正如没有理论建构的学术不是学术，没有理论视野的学者不是学者一样。第一、问题意识与理论建构的界定问题是“某个给定的智能活动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的差距”（林定夷 2006：73），也就是说，问题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对事物本质的认知瓶颈，反映在学术研究上，指涉科学知识库存的阙如或不足，要求学者发现事物矛盾，探究事实真相，阐释科学规律，推动认识的发展和知识的进步。问题不等于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属于人脑机能，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矛盾的认识，是主体对客体存在能动阐释的科学思维品质。而理论是人类对客观事物本质及发展规律系统化的科学认识，是一套概念、命题、范畴、逻辑自洽的知识体系。理论不等于理论建构，理论建构指涉既有的知识框架和理论体系不能正确反映新事物、新现象和新问题，而需要通过假设、实验或逻辑而构建自洽、有效知识体系的认识过程，旨在阐释事物发展的本质成因与深层机制。问题是学术的起点，理论是学科的增长点，基于问题的理论创新是新时代学术研究的必然要求，就像习近平（2013：19）所说：“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由此看出，问题意识与理论建构是一对孪生兄弟，对于任何学术研究，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问题意识是理论建构对于问题的能动阐释；理论建构是问题意识对于理论的创新要求；问题意识中的问题应该是具有理论价值的问题；理论问题是指既有理论无法诠释的问题。因而，不是所有实践问题都具有理论意义，问题意识从本质上讲就是理论问题意识，其核心在于追求理论建构。第二、外语研究中问题意识的问题化新文科背景下的外语研究是对中国语言文化以外的一切事物的认知和思考，是在世界不同知识共同体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对话，是一种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其综合和复杂的学术生产模式在不同程度上使外语界陷入迷惘与困惑之中。一方面，外语学者的经验性认识不再具有知识积累意义上的指导性预设，另一方面，西方知识范式的话语指涉不能契合中国的语言、文学经验和理念，从而丧失了对中国整体文化发展和建设的阐释能力。那么，反映在外语研究上的问题意识缺席有哪些表现呢？概括地讲，一是外语研究中“有问题，无理论”，也就是说，研究对象大都是对事实的发现和澄清，着眼于描写而不是阐释，主要以经验和对策为研究旨归；二是外语研究中“有理论装饰，无理论建构”，诸如很多“基于XX理论的XX研究”的论文，开门见山地宣称自己用什么理论、什么方法来研究，然后煞有介事地纵横捭阖以充卷帙，貌似高屋建瓴，其实大而无当，等到进入正题，却草草收兵。这种装点面门的理论引证，既不是出于对知识劳动的尊重，也无助于问题认识的深化，反而容易牺牲理论本身的品格，遮掩学术应有的光辉。“理论是有关苹果的公式而不是苹果，更远离生长苹果的水土环境和生长条件，于是很容易沦为概念繁殖概念，逻辑衍生逻辑，一些公式缠绕公式的封闭性游戏”（韩少功 2014：11），穿越迷障，抵达真理才是理论的生命力。但是并非所有的实践问题都是理论问题，理论问题意识允许对一个老问题采用不同理论或不同方法进行阐释，但拒绝借助别人的理论进行超越性思考和判断。所以，从根本意义上看，问题意识主要是在对问题的反思和现实的批判中，追求知识的建设和进步。 “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马克思 1995：203）。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要求外语研究必须重新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由弱变强的政治存在，是超过一般意义的地方性叙事，中国的经验和理念无疑也是世界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是中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无法在西方文化话语中表述也是事实，所以需要构建新的学术话语体系和新的知识理论。其根本目的是让中国理念成为世界思想，这是我们这一代外语学人应有的最重要的问题意识，当然也是最光荣的使命。
参考文献
韩少功. 2014. 序言[A].六个字母的解法（刘禾 著）[M]. 北京：中信出 版社 7-12
林定夷. 2006. 问题与科学研究——问题学之探究[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19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习近平. 2013.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J]. 求是（22）：19-27.